四 “政治哲学”的本义回归与当代绿化：一个分析框架
尽管“政治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精神中宁静清晰的理性主义[66]，尽管“政治哲学”目前已成为哲学体系中最突出、最活跃的部分，以至于被赋予了“所有社会科学中当之无愧的女王”[67]和“第一哲学”的美称。[68]然而时至今日，“由于政治哲学领域的话题和立论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69]，“政治哲学”依然是一个意义较为含混的术语。这也难怪，“政治”和“哲学”本身就是含义丰富乃至歧义丛生的两个字眼，学界对于由这两个词所组成的“政治哲学”的理解自然也就见仁见智。就字面意思理解，“政治哲学”就是政治学与哲学的融合，然而“政治哲学”绝不是简单的“政治＋哲学”，因为哲学与政治常常相去甚远。柏拉图与黑格尔都崇尚理念，但前者发明了具有浓重伦理色彩的“理想国”，而后者则把国家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点上；霍布斯与洛克都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但前者主张集权与专制，而后者却将分权与民主视为现代国家的基石。本书接下来试图在梳理总结中外学者对“政治哲学”这一术语理解诠释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分析理路，分别从“政治”的维度和“哲学”的维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结构入手，对“政治哲学”重新理解，并以此为进一步分析的理论框架，初步勾勒出作为政治哲学的生态学的理论图景。
1.对“政治哲学”的惯常理解
当今学界有着诸多的政治哲学流派和众多的政治哲学家。然而综观中外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本质特点、学科性质等基本问题，依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相对一致和公认的观点。大体而言，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视域出发，研究政治世界中最深层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科学。[70]它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71]，因而它无法归于任何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之下，而只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根求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产的问题”[72]。在西方，无论是秉承历史主义，还是坚持理性主义传统，政治哲学家们殊途同归，都不约而同地将政治哲学看作哲学的当然组成部分。前者如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在他看来，政治哲学不仅应包括对于事物态势所做的事实方面的阐释，更应包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实”的论述，“包括大体上可以称为因果关系性质的论述，即意为一种事情比另一种事情更可能出现，或容易产生；它还包括对某事应当发生或者发生某事才是合情合理的论述”[73]；后者如施特劳斯，他对“政治哲学”术语有着堪称经典的阐释：“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74]。
第二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从政治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出发，认为政治哲学是广义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75]。有学者认为，有关“政治”的知识可以合理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经验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其中，经验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事实科学，政治理论则进一步把握政治世界的本质，至于政治世界的“本质的本质”则只能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76]的确，政治哲学发轫于政治思想，但政治哲学在理论位阶上高于政治思想，它处于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持该类论点的学者将政治哲学定位于政治学科的体系范畴之内，认为政治哲学就是政治认识论和政治方法论。
第三种也是比较折中的一种观点，从比较研究和交叉研究的视角出发，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相互区别与联系中，把握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和学科属性。该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权力、权利等政治现象，就此而言它属于政治学；其研究方法与哲学相同而与政治科学大相径庭。国内学者刘晓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提出了关于“政治哲学”术语之“价值与事实、形上与经验”并列存在、同轴互补的较为新颖的观念。[77]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也认为，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前者重点关注经验事实，后者则更为关注价值原则；如果说实证研究是前者的主要方法，抽象思辨则是后者之擅长。[78]
以上国内外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主题范围、学科属性等方面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政治哲学不仅应该了解政治生活的“实然”状态，而且应该研究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政治事实和政治价值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双重论域。并且，它应致力于揭示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说明政治制度的目的与意义，从而型构关于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智慧、知识体系和制度安排。但以上观点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说明的问题。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纯正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释政治哲学概念[79]，较为注重政治哲学的哲学性，强调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相容与一致性。问题在于，此类观点往往将哲学的逻辑与方法在政治领域强行推演，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政治生活和哲学思辨之间的区别，政治领域自身的特性与要求——如妥协和共识——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如此一来，政治往往被置于不断地被批判、改造甚至颠覆的境地。由此而生的政治哲学，其理论的实践品格、改造世界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往往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乌托邦哲学构想。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政治哲学归于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科。他们突出强调了政治哲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指向性。这种观点的研究视界往往过于狭窄，仅局限于政治学科，而没有对政治的形而上的哲学依据以及道德价值判断问题等给予足够多的理论重视。由此，事实与价值经常混淆，理论与实践往往等同，美国政治学家冈内尔（John G.Gunnell）对此的评论一针见血：“政治哲学之死”。[80]如果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国家、政府等具体经验事实的话，那么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则在于这些具体存在之上的一般理念及其先验的价值范畴，如权利、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倾向。如施特劳斯所说：“一般地说，不从政治哲学上做出评价，要对思想、行为或工作有所理解，是不可能的。”[81]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政治哲学视作哲学与政治学的共享领域，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方法与目的相结合的思想框架内，对“政治哲学”概念做出了相对全面与温和的界定。但是，全面的代价也许是不够深刻，温和的代价或许是不够鲜明。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与价值能够完全相统一吗？换言之，“政治”和“哲学”能够彻底相融吗？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与哲学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紧张关系，“苏格拉底之死”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就是明证。在此意义上，所谓“政治＋哲学”乃是一种不可能的理论组合。即便在今天，“政治哲学”也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确切学科名称。德国哲学家们还愿意按照德国学术传统使用“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的名称。[82]在西方学术界，“政治哲学”虽已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概念，但不少人依然宁愿将政治哲学归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之下。[83]在一些著作和大学课程里面，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也会被放在一起讨论。这些现象在给我们带来相当程度困惑的同时，或许也为我们确切理解“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切入点。
这个理论切入点就是，或许我们可以首先追问到底“什么是政治的？”[84]，反思所谓“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政治”和“哲学”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张力结构关系，通过对政治、哲学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追根溯源来对“政治哲学”这一术语正本清源。
2.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
由于不同的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人们对政治进行解释时所强调的内容就不同。于是就形成了对于“什么是政治的？”的各种各样的回答。[85]英国学者邓恩（John Dunn）曾指出，“政治”一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源自欧洲的字眼与范畴。[86]与其他文化传统相比，希腊城邦是政治思想产生的温床，“政治学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象征”[87]。在词源学意义上，无论是英语的political、法语的politique，还是德语的politisch 及意大利语的politico，等等，“政治”一词均源于希腊语“城邦”；并且，希腊语中的“公民”“政体”“宪法”“统治团体”“政治家”“政治学”等概念，也均由“城邦”一词衍生而来。特别是“公民”一词的本义即为“属于城邦的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书名即为Politika，意即“与城邦有关的事务”。政治的原初意义由此得以彰显：“属于城邦的人”积极参与“与城邦有关的事务”。
作为第一个把“政治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主张，欲了解政治必先了解城邦，欲了解城邦必先了解公民。
我们必须先行确定城邦的本质，然后才能理解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体系。……我们如果要阐明城邦是什么，还得先行研究城邦的本质，因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88]
按照亚氏的理解，城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社团”。“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以追求“善业”和“优良生活”为目的和本意的“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的“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8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为公民的条件和城邦的含义在于：“（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90]在每个合格的公民心目中，城邦的价值位阶要远远高于个人和家庭；作为一名城邦的公民，其本性驱使他积极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因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此乃公民之‘公’，公民之‘好’和公民的最高幸福”[91]。于是，城邦的治理也就不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公民和城邦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生活模式。关于这一点，伯里克利（Pericles）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堪称古典中的“金典”。
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迄今为止，自始至终世代生息居住着同一个民族，而且，靠他们的勇气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一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当然无愧于我们的颂扬。……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面对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以及使我们变得伟大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宪政被称作民主制，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当解决私人间的争执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一个人担任的公职比另一个人高时，并非考虑他是一个特权阶级的成员，而是他拥有的实际能力。任何人，只要有能力为国家效力，都不会因其贫穷而在政治上处于卑微的地位。而且，正如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开放的，我们的人与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方面，我们是自由的和宽容的；但在公共事务上，我们遵循法律。因为我们对法律尊重有加。
只消朗读一下，可以看出其作为一个雅典公民的自豪与骄傲，城邦与公民之间的血脉相连这一说法也不难理解。因此，所谓“政治的”首先意指公共的“城邦生活”，就是在公民看来最具价值、意义和成就感的城邦公共事务。
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最初的逻辑结构中，亚里士多德先以《尼各马可伦理学》来阐述个体的道德原则，即“个体的善”；然后再通过《政治学》来探讨如何将它拓展为整个城邦的价值基准和行为规范，即“公共的善”。在亚氏看来，“公共的善”当然要高于“个体的善”，政治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科学”（master science）。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由此看来，政治首先是一种社会公共活动，而远非个体的呓语与独白。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如漂流在荒岛上的鲁滨孙——是不可能有所谓政治行为的，只有“星期五”之类的人到来之后，才具备了政治行为发生的意境。此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们所力主的古典政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公共”。由此延伸，古典政治概念的其他要素还包括：政治统治是公民施行于彼此之间的自由平等之治，而非家务管理和主奴之治；政治活动的顺畅进行主要应依靠公民理性的言说，而非武力和暴力的征服；追求“公共善”的政治生活是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砥砺德性的幸福生活；政治行为主要发生在城邦内部，城邦之间的活动不属于政治的范畴。
在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霍布斯那里[92]，“政治”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哲学基础，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建立主权、形成国家”的方式有两种，以“力”取得和依“约”而建。前者包括世袭的权力（家长支配）及征服的武力（专制支配）；后者则是为求自保的人们相互达成契约，自愿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统治以换取其保护，以此免受外敌侵犯并制止相互侵害。用霍布斯的话讲：
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惟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93]
这种依“约”而建的国家就是霍布斯眼中“政治的国家”，同时也是其心中“政治”范畴之所指，即人人以平等身份，自愿缔约建立国家的过程。在此，霍布斯虽没有明确探讨政治的定义，但通过“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主权国家”等关键词，霍布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概念——包括崇尚善的目的论、政治（动物）的自然属性、轮流执政的民主政体以及城邦内部范围等——做了全方位突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霍布斯第一次从“个人权利”出发提出了建立国家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将霍布斯誉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如果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现代政治哲学之父是霍布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因为正是他，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澈和明确，使得‘自然权利’，即个人的正当诉求，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不去自相矛盾地到自然法或神法那里寻求借鉴。”[94]乔治·萨拜因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是霍布斯学说中彻头彻尾的近代因素以及他最明确抓住了正在到来时代的特色的方面。”[95]但同时，“绝对主权”论说又使霍布斯背上了“专制主义”之名。“政治理论家中最突出的绝对专制主义提倡者有法国的博丹和波舒哀，英国的霍布斯和菲尔默。”[96]可以说，在政治概念从古典到近代的衍变历程中，霍布斯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政治范畴的大门，另一只脚却还滞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
到了韦伯（Max Weber）那里，政治概念从古典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嬗变基本完成。韦伯直接从“国家”概念入手来界定政治概念。在韦伯看来，正如城邦是一个古代概念一样，国家是一个现代概念。如此一来，政治概念的古典表达就此转型为现代表述，即从亚里士多德的“与城邦有关的事务”（what concerns the polis）转述为韦伯的“与国家有关的事务”（what concerns the state）。进言之，“与国家有关的事务”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表达；更为现实和深刻的是，韦伯再三强调，以城邦或国家的目的和活动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霍布斯的“和平和秩序”等——来界定政治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这种政治组织“特具的手段”是理解政治概念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韦伯那里，国家“特具的手段”就是“武力的垄断和使用”。
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从根本上说，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只能根据它——就像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所特有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谁也没有这样说；然而暴力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97]
这就难怪韦伯在进一步界定政治概念时，直接勾联了政治概念和权力范畴。韦伯的这个定义不仅说明了政治行为只有在国家这种公共领域内才能发生，而且指出了政治的首要与核心含义就是“权力分配”，是“人类有关政治权力的实际安排”，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此乃一个“好社会”即“政治社会”或曰“公民社会”的生活方式。[98]
沿着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的思想足迹，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却显露出了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直白和赤裸。他干脆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1936）。在该书中，拉斯韦尔开宗明义：
政治学就是研究权力的获得和运用的科学，“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99]
照拉斯韦尔的理解，精英即所谓权势人物，其目的就是驾驭社会环境，其手段则是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实际措施”等。如此目的和手段的紧密勾结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罗斯福新政等。在拉斯韦尔看来，这就是政治。对政治概念的如此解读无疑具有浓重的行为主义色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Robert Alan Dahl）在分析现代政治时也曾指出，“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凡“涉及权力、影响力、统治或权威”的整套关系都是拉斯韦尔眼中的政治，这又大大拓展了传统政治概念及其研究视域。“显然，凡是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是，拉斯韦尔视为政治的某些事物（例如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的活动也有‘政治的’方面），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却未必如此。”[100]达尔此处所言之“权力、影响力、统治或权威”，均可归结在一般的权力范畴及其作用域之中。达尔由此指认：“每个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事实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一位公民，在某个国家、城镇、学校、教会、商号、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大量其他组织的治理结构中，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所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之中，而且政治还会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101]
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再到韦伯，最后到行为主义政治学，政治观念已不再与任何道德和伦理目标实质相关，而纯粹是一种活动或行动的范畴；这种政治概念所指涉的活动是权力的运行活动，而非理性言说的活动；权力活动已然预设了斗争关系的必然性，政治已非尚善的城邦公民彼此之间砥砺德性的行为；政治权力争斗不仅发生于一国之内，还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至此，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政治概念的五大基本要素[102]仅剩其一：公共性。
在现代英语中，“公共”和“公众”是同一个词“public”，但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103]。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理路，“欲了解政治必先了解城邦，欲了解城邦必先了解公民”，意即描述某一特定社会政治领域型构的关键在于，把握组成这一领域的特定人群的基本特征和大致范畴。照此理解，型构现代公共领域的主体既非城邦时代的公民，亦非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具有“独立财富意识”和“自由政治意识”的“公众”。与城邦“公民”相比，“公众”身上笼罩的政治德性已经褪色许多。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公众”角色，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角色，而变得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身份，同时更具批判精神。[104]有学者评论道：“公众的形成标志着公共性在政治社会层面上的确立，而这个过程通常表现为政治民主化，因此‘公众是民主的关键’。”[105]正如城邦时代的“公民”与现代社会的“公众”不同一样，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政治的公共性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已不可同日而语。
进言之，“独立财富意识”的兴起，在赋予了作为单纯政治角色的公民以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的同时，也为社会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奠定了个体经济基础；“自由政治意识”的构建，则进一步为个体生存空间的扩张，以及“社会—国家”的两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动力。“独立财富意识”和“自由政治意识”的结合，使得现代“公众”取代了城邦“公民”，成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秉承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卢卡奇（Georg Lukács）对此评论道：“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106]。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此总结道，公共领域不仅是一个公共生活的世界，也是一个承认个体性的公开世界。“公共”表明了“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107]。哈贝马斯由“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共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进一步指出，“公共性所发挥的主要是批判功能”[108]。批判和反思正是哲学的基本功能，具有批判性精神的公众的矛头恰恰指向国家政权（公共权力领域）。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政治的历史就是公共领域扩张和收缩的历史”[109]。简单地说，政治就是公共领域之中权力的运作，而权力的运作必须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进行。这些政治的原则、规则又都必须以某些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正义等）为依据。因而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分析和检视这些价值观念并且论证它们的正当性，并以此作为评价政治原则与制度的标准，进而不断反思、提出和论证新的原则与制度。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而走向了超验的领域。这已经不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任何一门经验科学所能回答的，而需要从哲学的深度和高度进行理解和思考。于是，对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我们还不得不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前提出发做出解答。
按照古希腊人的理解，哲学就是爱智慧、探索智慧的过程。“哲学作为对智慧的追求，即是对普遍的知识，对整全的知识的追求”，因此，“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拥有真理，而只是对真理的追求”[110]。套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自己全然无知”，从而竭尽全力去攫取知识。苏格拉底假定，这种“整全的知识”，即关于全体的知识，首先是关于全体之各部分的形式、特征或“本质”特征的东西，以别于关于全体从何者或通过何者而产生的知识。如果说全体是由本质上不同的部分构成，那么至少可以说明，人间事务或曰政治事务本质上不同于自然之类的非政治事务——政治事务自成一类并因此能够为自身所研究。前文述及的政治领域内权力运作的规则、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等，就是人们关于美好生活或健全社会的目的性追求。我们暂且可以把以上这种目的性的追求称之为政治哲学，其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哲学——“探索智慧，寻求普遍性的整体知识”——的一部分。照达尔的理解，不同于注重“经验分析”的政治哲学，其“规范分析”的特殊贡献在于，它特别关注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而“如果对政治哲学家特意提到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失去关切，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经验分析就有沦落为浅薄之谈的危险”，即便是“行为主义在现代政治分析中的崛起并没有消弱人们对好的规范分析的需要或兴趣”。[111]
然而，这种关注并非从来就有的，至少在苏格拉底之前是这样的。哲学的最早主题是“自然”，最早的哲学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述自然的人”，以区别于“论述神的人”。古希腊语中表示自然的词（physis）最初意指“生成”（grouth），而非被人或神所“做成”，因为它们是“原初物”。那些“论述自然的人”，如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看作是万物的本源，同时认为原子在最终的意义上是凭自然的”；但照苏格拉底的看法，无论怎样理解自然，关于自然的知识必须由人来探索。“自然不能被自然所认识。自然必须被发现。”[112]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自然”，这就是苏格拉底与以往哲学家们关于“自然”的不同之处，这就是苏格拉底寻找关于“自然”的整全知识及其社会政治意义的开端，这就是苏格拉底成为政治哲学不祧之祖的肇因。
在苏格拉底看来，“自然”首先是某种“形式”或“理念”。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诸如“正义”的自然或理念、人的灵魂的自然等，是比诸如“太阳”的自然更为重要的。苏格拉底因表现出了与以往哲学家们的不同之处，由此实现了从一代哲人到政治哲人的伟大转变。施特劳斯深刻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113]这个“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苏格拉底，是从哲学“云端”下降到政治“城邦”的苏格拉底。他“首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寓于城邦之中，甚至引入家庭，迫使哲学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西塞罗语）[114]。始于苏格拉底，以往纯粹的自然哲学开始真正面对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当然，这样的转型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有时甚至会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之死”，既是政治哲学诞生的标志，也是政治哲学的原罪。
政治哲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罪，就在于政治活动和哲学思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紧张关系。按照古希腊哲人的理解，作为“理论生活方式”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生活方式”的政治迥然不同，甚至多有冲突。在哲人心中，“理论生活方式”当然优于“实践生活方式”，因为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哲学承担着把意见和见解提升为知识和真理的职责。哲学活动由此天生具有某种“癫狂性”和“颠覆性”：“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政治社会不相容的：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要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115]照此理解，哲学是“私人的”，“哲学之私”关切的是“真理”，而无须考虑公众的“意见”，至少对公众的“意见”不必太在意。此之谓：哲学（家）的“神圣癫狂”。
而如前文分析，从古典到现代，政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几经变迁，“公共”一直是其核心要义。“政治的”就是“公共的”，政治领域应当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意见”的公共领域。“意见”本就是多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以一己所察来理解这个世界，并由此表达不同的“意见”。阿伦特对此感同身受：“如果人类不是以多元的样貌存在，政治根本无法想象”，“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116]在公共领域中，应该不可以有任何一种“意见”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永久地凌驾于其他“意见”之上。即便对于哲学家而言，当他把他认为的“真理”提交给政治领域的时候，“这个真理马上就变成众多意见之中的一种意见。它不再具有什么特殊性，因为没有任何可见的标志足以分辨真理与意见”[117]。在充斥“意见”的公共领域中，不好动辄以“真理”为名阻碍“意见”的正常表达。因为每一“意见”虽非绝对真理，但也包含了若干真理的性质。只有通过“意见”的交流沟通，我们才能获取对身处其中的政治场域比较“整全”的知识。也正是“意见”的形成、表述、沟通、交流和辩论，方使得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领域维持不坠。此即阿伦特所理解的“公共领域”的精髓所在：“以意见取代真理，在意见中掌握真理。”[118]
因此，政治的首要问题，或者说政治领域首要关注的，不是甄别“真理”和谬误，而是通过调解和谈判取得“妥协和共识”[119]，使那些本来是“意见”的东西变得像“知识”，变得像“真理”，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责任、善等概念表达。寓居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各色公众，对各种政治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展开自由辩论（有时甚至会通过强制手段），来协调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因为政治是终要诉诸基于某种“一致意见”的社会行动。在此意义上，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将政治描绘成：“选择调停而非暴力和强制的秩序问题解决之道。”[120]相对于哲学（家）的“神圣癫狂”，政治（家）的特色在于“中道温良”。
应该说，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而该社会意见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其中包括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其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在施特劳斯看来，此类意见恰是“政治社会或城邦的要素”[121]，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取代，就有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土崩瓦解。因为在形而上的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很有可能在政治上却是行不通的。“中道温良”的现实政治，其最终目的不是形成绝对“真理”，而是多元“意见”的妥协共识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阿伦特据此指出：“虽然哲学家必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琐务保持距离，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获致真正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把人类的多元性当成他们惊叹、沉思的对象。因为人类的多元性造就了全部的人间事务，包括最壮盛伟大的事迹和最悲伤感人的故事。”[122]
显然，属“私”的哲学与属“公”的政治、哲人与普通民众之间，在对待生活方式的态度上遵循的是两类原则：前者要求合理，后者要求合群；前者是苏格拉底引进（城邦）政治生活的哲学原则，后者则是普通民众信守和践行的政治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原则在理论上固然高于政治原则，但“较高的原则总是显得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原则尚未与人民的实质合而为一”[123]。施特劳斯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赤裸裸的、纯粹的真理，哲学的真理，可能会动摇现存政治的秩序。”[124]这就意味着，当按照哲学的本性以“癫狂颠覆”的方式处理社会政治生活时，上述两类原则必将发生冲突，而哲人往往意识不到他“最心爱的东西必须经受最严苛的检查”[125]。于是，“苏格拉底之死”之类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苏格拉底所创立的哲学原则却以某种新的形式复活了，“在史家首先看到苏格拉底之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学的生”[126]。
3.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哲学”分析理路
“政治哲学的生”尚不能完全消除哲人与普通民众、哲学原则与政治原则、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此类状况恰恰反映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某种张力结构关系。在苏格拉底时代，这种张力结构关系是城邦公共生活的一种常态，正是它构筑了“政治哲学”之所以生成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作为对这种张力结构日益分离的一种回应，“政治哲学”的本质就是对这一张力结构关系的理论表达。
自古希腊直至当下，哲学与政治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交织的复杂张力结构关系，贯穿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全过程。[127]纵观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既有柏拉图理论和超验的“哲学王”政治统治，又有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既有中古时代经院哲学治下的神学政治观，又有文艺复兴时期马基亚维利“非道德的统治术”；既有近代行为主义的“价值祛魅”，又有当代规范政治理论的复兴。[128]施特劳斯深谙此中之道，他认为西方哲学与政治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日益互相纠缠乃至双重扭曲的过程，即“哲学”不断批判本属“意见”领域的不符合真理的“政治”，这一方面导致了“政治的哲学化”，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哲学的政治化”。“政治的哲学化”意指，现代政治似乎必须从“哲学”学说和主义出发才能确定自己的正当性，而不像以往的政治以道德、宗教和习俗为基础；“哲学的政治化”则指，哲学从主要作为一种纯粹知性追求活动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愈来愈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施特劳斯戏称之为“政治”与“哲学”的双重“走火入魔”（gone mad）。[129]
这种哲学与政治的“双重扭曲”或“双重走火入魔”，恰恰说明了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之外，还具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这正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张力结构关系的一体两面。“神圣癫狂”的哲人在思想上可以永远“神圣癫狂”下去，但在言论及行动上却需要小心谨慎。在美数十年，施特劳斯带领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等一大帮弟子，返回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仔细研读古希腊哲学著作，重新发现了“一种被现代人遗忘的写作方式”[130]。在施特劳斯看来，其实早在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就擅长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在同一文本中使用两套不同的表述语言。一套是给写给普罗大众的、人人都能读懂的“俗白教导”（the exoteric teaching）；另一套是写给少数人的、在哲学上训练有素的，但在政治上有忌讳而不宜直言的“隐讳教导”（the esoteric teaching）。施特劳斯既深知政治和哲学的冲突，又试图为二者之间的调和找到一条现实出路。[131]
一方面，“中道温良”的政治在为哲学反思批判能力的实现提供现象场域的同时，也需要“神圣癫狂”的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的理念导引，来解答其场域内的一些超验性疑惑，为其提供理性指导与德性良心。在逻辑上，经验本质上就是一种表象、具体和材料，而超验则是一种抽象、凝缩和思维的升华。作为一种经验领域的知识体系，政治提出的超验性疑惑需要哲学来解答。哲学的特质就是一种超验的抽象，它舍弃了所有的具象，从诸多表象中分离出核心与本质，然后把它们抽取出来，凝缩为相对简单的结构。主要属于经验领域的政治与超验领域的哲学，因其各自的特质不同，二者之间构成具体与抽象、材料与分析、文本与解读的关系。反过来，哲学还往往需要以政治为先导成就其反思性，需要政治为自己提供支持和辩护。“因而哲学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关心健康政治秩序的创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秩序中哲学才能生存。……因此，哲学必须首先考虑既合意又可能的事情，其努力的方向也应是改良现有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毁灭它。”[132]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的哲学（家）的目的是“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之要义和真谛所在。
另一方面，政治也需要哲学探究其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形而上诸问题，提供有关完善的政治秩序、美好的生活、公正的治理指南以及关于“正当性”的答案；而哲学则通过审视、反思和批判，从而实现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理性指引与价值落实。简言之，政治需要理性和德性为之立法。正像人不能缺少头脑与心脏一样，哲学对于政治来说，在理性和德性两个根本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理性的政治是无头脑的政治，缺少德性的政治则是无良心的政治，是比缺少理性的政治还要糟糕的政治。俄罗斯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在此可做一个很好的说明和注解：“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鉴于哲学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相互关联，哲学与政治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建设性张力。这既为哲学的发展所必需，亦为政治的发展所必需。缺乏抑或消解这种必要的张力，必然导致政治对哲学的僭越，泯灭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同时也使政治丧失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的能力。这也意味着，在政治与哲学这种复杂的张力结构关系背景下，哲学又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视域，政治哲学则完全可能从政治和哲学的固有视域中分离出来，并在这种分离中获得独立表达的能力与形式。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也正是在这一分离与表达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就此而言，探究这一过程也就是理解“政治哲学”概念内涵的基本逻辑线索。
最后，应当承认，真正的政治哲学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对政治现实活的理性思考。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只有特定时空的规定，没有普遍绝对的真理；只有激烈的争论探讨，没有完整一致的定义结论。可以说，对政治哲学的讨论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因此，试图对“政治哲学”进行确切定义，本身也许就是不太明智的做法。然而，为了分析的便利，对“政治哲学”进行些许规范性的描述，并以此作为论述框架和方法，从而为生态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奠定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
在“生态危机的幽灵”愈来愈肆虐的当代，在生态（学）时代已然来临的当下，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主流政治哲学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或办法不多时，生态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舞台上强势兴起。诸多学者直接指认了生态学或者生态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133]按照西方学界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意识形态在理论层次上类似于政治哲学。[134]按前文对“政治哲学”正本清源和本义回归式的叙述，既然对“政治哲学”的理解要从“什么是政治的？”开始，既然“政治”概念的“硬核”在于“公共性”，在于“公共的意见性领域”，本书将首先描绘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那一抹亮丽的绿色：已成为全球希望的绿色政治。问题是，政治的“绿化”因何出现？又是如何进行的？其最终——或者说阶段性的——效果如何？本书将借用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的“转向”概念，细细爬梳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定位这一“转向”的逻辑起点，阐释其“转向”过程，归纳其“转向”的“终结”。
长期以来，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常用手段是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目前看来，其局限性和实际效果显而易见。从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物品”概念属性分析入手，本书将生态环境定性为具有“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一种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不能只靠市场经济运行逻辑，因其无法解决生态环境的“过度使用”和“免费蹭车”问题。由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革新与创造，因而经济学和技术化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生态危机，“技术的魔杖”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症候，却无法从根本上拔除病灶。这说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其解决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诉诸公共选择。因而，我们处理此类“公共物品”需要“公共领域”的政策措施、制度安排与政治智慧。原本只具有“科学经验主义特征”的生态学需要走进政治学，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也由此出现，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思维方式由此生成。这样的分析构成了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之逻辑起点。
而从发生学的角度讲，社会运动的勃兴与政治理论的型塑有着某种天然的“姻缘”关系。发轫于19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特别是作为新社会运动旗帜的生态社会运动，为“公共领域的绿化”提供了原始动力，实为“绿色政治学”萌生的渊薮。本书在此将从目前学界尚不多见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梳理分析社会运动理论，阐释“作为斗争政治”的社会运动呈现出来的政治学理论意蕴：各种意见与行动的斗争、冲突和妥协在“公共领域”中交流融汇。伴随着社会运动向新社会运动的转型，生态社会运动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旗帜和代表，并在信念、性质、目标、手段、参与者和组织行为方式等方面彰显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也正是在生态社会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中，一举奠定了至今仍须遵循的若干哲学基础和政治原则：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新中产阶级的参与主体、基层民主的组织架构和非暴力的行动方式。本章的论述可视为“绿色政治学”兴起的背景和发生学意义上的梳理介绍，也是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之生发过程。
现代政治多为政党政治。许多政党组织都孕育和产生于社会运动之中。就像从当年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世界各国绿党组织也在生态社会运动中成型和成熟。经过生态社会运动洗礼和“绿化”的“公共领域”已然“触目皆绿”，现实政治生活中最为制度化、对公共政策影响最大的一抹绿色当属绿党政治。本书接下来将重点阐释绿党政治现象。与其他传统政党组织相比，自生态社会运动中孕育和产生的绿党，起初充满了非左非右的绿色“异质性”：生态系统式的思维方式及基于此的社会正义观，决策重心的转移及由此带来的“新公民权”概念，“扁平化、网络型”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及崇尚和平的政治理念。但绿党也是诸多政党组织的一种，只要它还想实际有效地制度化参与政治生活，它就必须遵循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特别是选举制度和规则。于是，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绿党逐渐“匀质化”：其恪守的某些原则不断地与现实妥协，其绿色底线也在不断地退让。绿党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不断地调适自己。这也印证了“作为公共意见领域”的政治的“中道温良”，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之“终结”。
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韦伯再到拉斯韦尔，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主题在不断地变换，疆界在不断地变化和拓展。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曾经一度被冷落的“自然”已经进入现代政治论域的核心层面，成为政治领域的中心问题，并通过生态社会运动和绿党政治，型塑了绿色政治诸原则。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乎未来发展的关系模式应当是什么？人类对“自然”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又该负有那些责任？这样的追问已经超出了经验科学范围，进入了超验思辨领域。这当然需要哲学层面的回应。
谈及绿色政治的哲学基础时，如何看待“自然”，如何理解“自然”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这些具有思考“元点”性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对“自然”概念的理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制度安排。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念，就有什么形态的人类文明。大体而言，人类眼中的自然观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嬗变：充满灵性和“巫魅”色彩的自然、被科学技术利器“祛魅”的自然、辩证回归“复魅”的自然。说得形象一点，自然于人而言，经历了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135]的过程。与此对应，人类文明也已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前工业文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以及我们期盼的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样态的历史衍变中，本书考察了自然观的嬗变及其社会政治意蕴：自然图腾、万物有灵、有机自然；科学为自然祛魅、技术为社会袪魅并由此导致的“自然之死”；自然的“复魅”与“盖娅之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进步状态的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最高样态的人类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一条核心线索，也是当今各生态主义流派关注的核心议题。从根本上讲，当今生态环境问题频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本书第五章将在政治和哲学复杂张力结构关系中分析阐述“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对勘。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曾经是主流的政治思维操作模式，在遭遇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尖锐诘问和严重质疑后，其自身也在不断调适；而“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努力自洽的同时却显示了某种程度上哲学理论的“神圣癫狂”。这就需要二者之间从“对抗”走向某种“调和”，此之谓：哲学地思考，政治地行动！
归根结底，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人，依靠人类思维方式的再次启蒙：生态启蒙。本书第六章将对启蒙以来人类理性的发展做一次生态思维的反思，反思文艺复兴，特别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然主体地位的确证及自然生态后果。凭借18世纪前“演绎”的理想，特别是凭借18世纪确证的“分析”精神，曾经在历史上解放人性的启蒙理性变得有些“自负”，一步步演化为工具理性及其现实中的典范形态：经济理性，并由此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和一个价值迷失的人文环境。政治的启蒙将公共领域异化为一个官僚制的机械铁笼；哲学的启蒙把人异化为只擅长功利谋划和理性算计的人肉机器。克服启蒙理性“致命的自负”，期待一个绿色澄明的公共领域，人类就需要另一场启蒙：生态的启蒙。
正如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人类理性得以复苏，并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学说粉墨登场一样，生态启蒙也使得关注生态学的政治哲学意蕴得以彰显，生态学逐渐获得了“主义”的话语身份资格，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本书第七章将在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比较中阐明，生态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注入了某些全新的要素。
直至半个世纪以前，“自然”概念一直处于人类政治生活领域的边缘地位，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幽灵”的降临和肆虐，随着生态政治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勃兴以及绿党政治的兴起，整个公共生活领域的“绿化”已成普遍之势；关于绿色政治诸原则基础的哲学思考也在走向“荒野”。最后，在结语部分，本书将阐述“自然”这个古老的“新成员”对公共领域范围的拓展和内容实质绿化的关键作用。
[1]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3页。
[2] 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吉林人民出版，1997，第12页。
[3] 据统计，每年地球上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国土面积之和；全球每小时就有2个物种灭绝；全世界每分钟有10公顷土地变为沙漠，有300万吨土壤流失；占世界陆地面积60%的43个国家淡水紧缺；人类每天向大气排放1500万吨二氧化碳，每天产生2700万吨垃圾，每天有1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空中杀手”酸雨频降，已遍布欧、美、亚乃至非洲局部农村，诸多生物失却了往日的生机（以上统计数据可参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该书列举了大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关于环境危机的颇为惊心也颇具说服力的史实和数据；亦可参见张跃铭《文明的代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第2、4、6、30页）。
[4] 其中如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事件”（1950年代初），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日本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1956年）、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1955～1972年）、四日市的“哮喘事件”（1961年）、爱知县的“米糠油事件”（1968年）等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参见刘仁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6页。
[5] See James Gustave Speth，“Can the World be Saved？” in Anthony B.Wolbarst，Environment in Peril，Washington：Smithsonia Institution Press，1991，pp.64-65.
[6] 参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26页。
[7] Ross Gelbspan，U.S.Press Coverage of the Climate Crisis：A Damning Betrayal of Public Trust，May 5，2010.
[8] See Lonnie G.Thompson，“Climate Change：The Evidence and Our Options，” Behavior Analyst，33/2（Fall 2010），pp.153-170.
[9] Trends in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National Oceanic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10] Orrin H.Pilkey and Rob Young，The Rising Sea，Shearwater，2009.
[11] Elizabeth Kolber，NOAA’s New Chief on Restoring Science to U.S.Climate Policy，Environment 360，July 9，2009.
[12] 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指在水中以浮游生活为主的微小植物，即各种浮游藻类，包括蓝藻门 、绿藻门、硅藻门、金藻门、黄藻门、甲藻门、隐藻门和裸藻门八个门类。作为测量水质的指示生物，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和丰度变化，直接影响水体水质、系统内能量流和物质流、生物资源变动。浮游植物素有“海洋牧草”之称，是鱼类和其他经济动物的直接或间接的饵料，世界著名渔场都处于藻类丰富的海域。此外，浮游植物也决定了水体呈现的颜色，所谓“赤潮”就是这种颜色的藻类过度繁殖的表现。
[13] 2009年，一部名为《海洋的变化：想象一个没有鱼的世界》的电影真实呈现了这一可怕场景（A Sea Change：Imagine a World without Fish，Niijii Films，2009）。与蕾切尔·卡逊同样身为海洋生物学家的斯蒂夫·科纳，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由于全球变暖而逐渐死亡的海洋（See Steve Connor，“The Dead Sea：Global Warming Blamed for 40 Per cent Decline in the Ocean’s Phytoplankton，” Independent，July 29，2010）。
[14] Donald Hughes，Pan’s Travail：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Balto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182.
[15]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3，第175～176页。
[16] 一般认为，人类目前面临五大世界性问题：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在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看来，生态环境问题既和其他几大问题密切相关，又居于这几大问题之首，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敌人。“绝大多数人都把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列为他们未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比健康、人权、人口增长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更重要。”参见欧文·拉兹洛《巨变》，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第165页。
[17] 转引自宁大同、王华东《全球环境导论》，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585页。另可参见庄国泰《生存与环境——当代社会的绿色浪潮》，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1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页。
[19]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3页。
[20]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58页。
[21] 一般而言，自然与人类以及人类为了自身生存所创造的人为条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被称为“生态问题”，而由此所造成的局面则被冠以“生态危机”的称呼（参见A.H.帕夫连科《“生态危机”：不是问题的问题》，张晶摘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2] 确切地说，“生态”与“环境”是意义有别的两个概念。“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因而环境是相对主体存在的客体；“生态” 是指各生命群落在环境中互栖共生的平衡关系，因而“生态”不是纯粹客体，而是包含生物、环境和关系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性概念（参见黎祖交《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李志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意义与社会应用》、王如松《生态环境内涵的回顾与思考》等，以上论文均载于《科技术语研究》2005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一般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生态环境”这一术语的，认为“生态环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和影响生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
[23] 据维基百科（Wikipedia）：“地球之友”的愿景为根植于与自然和谐共存会的一个和平与永续的世界。其宗旨包含下列六点：①携手确保环境与社会正义、人类尊严，并尊重人权与人类拥有安全永续社会之权利。②停止与逆转环境之弱化与自然资源之损耗，培育地球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确保永续的生计。③保障原住民、地方社区、女性、团体与个人的赋权，并确保决策的公共参与。④以有创意的途径与方式，朝向社会永续与平等方向进行转变。⑤投入活跃的行动，唤起意识，鼓励民众并与不同的运动组成联盟，联结草根、国家与全球的抗争。⑥激励彼此，利用、强化并补充彼此的能力，共度变迁，期望团结合作。
[24] “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它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既有联系又是独立的。委员会的使命有三：重新审查关键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实的建议；提出在这些问题上的可以影响政策和事态向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国际合作的新形式；提高个人、志愿组织、实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的认识水平和采取行动承担义务的程度。”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5～6页。
[25] 《布伦特兰报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著名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内含两个重要的概念维度：一为“需要”，包括大多数人有关食物、住房、衣服、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也包括人民提高生活质量、要求较好生活的“正当的愿望”；二是“限制”，即“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以保护动植物物种和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通过限制“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52～56页。
[26]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6页。
[27]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0页。
[28]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3页。
[29]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131页。
[30]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英文版序），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7页。
[31] 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1967（155）.
[32] 该词源于威廉·福斯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洛伊在该文中指出，像在欧洲其他山地国家一样，当时英国乡村的牧人有时会在公共牧场放牧羊群。公共牧场每增加一只绵羊，牧人们当然会额外增加一份收入；而如果每个牧人都做出这样理性的经济决策，公共牧场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甚至面临灭顶之灾。这将是对全体牧人的损害（See William Forster Lloyd，Two Lectures on Population，1833）。后来，该词也被用于公共牧场之外的其他公共资源，如公共渔业资源悲剧（tragedy of the fishers）等。
[33] 谈及我们熟知的“狼嗥”时，利奥波德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写道：“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这个含义只有这座山自己才知道。只有这座山长久地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去听取一只狼的嗥叫。”当人们不断地扣动扳机消灭狼群时，草原的生态环境也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当一只被狼拖去的公鹿在两年或三年就可以得到补替时，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惫了的草原，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得不到复原。”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像山那样来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去”。参见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1～124页。
[34] 关于“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s），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详加阐释。
[35] Murray Bookchin，“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ookchin’s newsletter Comment in 1964 and re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monthly Anarchy in 1965.
[36] Arne Naess，“The Shallow and the Deep，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Inquiry，1973（16）：95-100.
[37] 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October 6，1995，p.39.
[38] 从2000年至2009年，波瑞特任职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该委员会由时任首相布莱尔倡议成立，波瑞特由此成为布莱尔政府的高级顾问，但他对工党政府的环保现状以及核政策一直持保留态度。
[39] 就实际参与政治的效果及影响力而言，本书认为，组建于1980年的德国绿党是世界各国组织中最为成功的绿色政党组织。关于绿党政治和德国绿党的分析详见本书“绿党”章节。
[40] 该书对生态政治观念和绿色运动目标及其战略进行了清晰而富有启发的思考，对生态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而阐明了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的“生态主义”的形成过程，并构建了一种稍激进的生态政治理论体系。
[41] 该书驳斥了生物中心主义过分简化的经济增长极限观、人口观等，同时也批判和揭示了后现代政治和深生态学的绿色方法中一些固有的缺陷和矛盾，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作者心中生态政治的另一种理论体系：生态社会主义。
[42] 科尔曼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有力地驳斥了“人口膨胀说、技术失控说和消费者行为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政治的失范。科尔曼在该书中指出了当代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路径：以建设生态社会为目标，以健全的社会价值观为指引，以弘扬合作与社群精神为旨归，以壮大基层民主力量为主要手段。
[43] 作为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者。早期的高兹依据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1970年代后，高兹的学术旨趣开始转向生态政治学领域，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支持生态社会运动，成为当代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高兹本人也从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生态政治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和阐释主要反映在以下理论文本中：《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Division of Labour：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1978）、《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Ecology as Politics，1980）、《经济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198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1994）。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上述文本在内的任何一部著作尚未被完整地译为中文（参见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163～165页）。
[44] 此外，“自然”一直是莫斯科维奇理论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早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莫斯科维奇就出版了其学术生涯中的自然三部曲：《论自然的人类历史》（Essai sur I’histoire humaine de la nature，Flammarion，1968/1977）；《驯化人与野性人》（Hommes domestiques et hommes sauvages，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1974）；《反自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nature，UGE-Seuil，1972，Society against Nature：The Emergence of Human Societies，Hassocks，Harvester Press-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6）。
[45] Robyn Eckersley，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Cambridge：MIT Press，2004.
[46] 近年来艾克斯利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Robyn Eckersley and John Barry，The State and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Cambridge，MA：MIT Press，2005，Peter Christoff and Robyn Eckersley，Globalis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3.
[47] 叶平：《生态权利概念的历史考察》，《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鱼小辉：《环境保护与民主政治》，《社会》1989年第6期。
[48] 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了自然价值观念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可被看作国内“环境哲学研究的理论开拓”。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该书以对乌托邦社会理想的重新厘定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西方环境政治与生态哲学，全面评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生态主义理论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哲学与政治阐释，对生态主义的价值理论进行了研究。
[49] 之所以把生态社会运动及绿党政治联系起来，是因为社会运动的勃兴与政党政治理论的型塑有着某种天然的“姻缘”关系。这一点笔者将在本书“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章节详述。
[50] 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于1997年至2000年分三批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批11本书目于1997年12月出版，计有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与技术》、丹尼斯·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芭芭拉·沃德与勒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曲格平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第二批2种书目于1999年4月出版，计有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第三批3种书目于2000年出版，计有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万以诚等选编的《新文明的路标》、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如今，编者的希望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尽管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如丛书“总序”所言：“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吴国盛主编《绿色经典文库》（总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页。
[51] 参见吴国盛主编《绿色经典文库》（总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2页。
[52] 以此为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刘京希后来又发表了《生态政治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现代民主政治的生态学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公民社会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等文章；其著作《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也于2007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53] 继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后，党的十八大又专辟章节单篇论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浓墨重彩地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倡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指出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较为具体的措施。
[54] 《环境政治学译丛》（总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008，第1页。
[55] 《环境政治学译丛》目前共编译出版三辑12本。2005年第一辑翻译出版的著述有：安德鲁·多布森 （Andrew Dobson）的《绿色政治思想》、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卢茨（Rootes）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 Rommel）和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的《欧洲执政绿党》；2008年，该译丛推出了第二辑的4本译著：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oulos）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约翰·德赖泽克（John S.Dryzek）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2012年最近翻译出版的一辑4本著作包括：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的《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马克·史密斯（Mark J.Smith）和皮亚·庞萨帕（Piya Pangsapa）的《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马丁·耶内克（Martin Jarucke）和克劳斯·雅各布（Klaus Jaco）的《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罗尼·利普舒茨（Ronnie D.Lipschutz）的《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
[56]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57]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8] 孙正甲：《生态政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85页。
[59] 20世纪70年代，在其成名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阿格尔首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理论工作使这一概念范畴体系化和系统化（参见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133～134页）。另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界对“Ecological Marxism”术语的译法主要有三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本书倾向于使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译法。
[60] 以奥康纳、科威尔（Joel Kovel）为首组成的“奥康纳学术共同体”与福斯特、伯克特（Paul Burkett）等组成的“福斯特学术共同体”自2001年以来进行着激烈的学术交锋，其学术论争的焦点问题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与“生态”的关系；集中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范畴是“新陈代谢”还是“生产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需要怎样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参见郭剑仁《奥康纳学术共同体和福斯特学术共同体论战的几个焦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客观上讲，这场著名的学术争鸣共同推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与实践进程。
[61] Giovanna Ricoveri，“Culture of the Left and Green Culture，” 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September 1993.
[62] 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58页。
[63]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573页。
[64] 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曾表明，“虽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维度，然而最重要的维度是其对于人类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整体的和谐关系的驱动导向作用”。因而在此意义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称为‘生态后现代主义’”（参见李惠斌、薛晓源、王治河主编《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7页）。值得一提的是，柯布和格里芬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基础，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充满了热切期盼。格里芬指出：中国已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而美国至今仍未做到。中国已经成为太阳能的世界领先者。中共中央赞同包含市民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就是生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指向一种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中国只要遵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处方”，就能够在总体上有力地挽救自然世界，挽救人类文明（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65] 参见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6] 古希腊人不像古印度人或犹太人那样沉浸于宗教的世界，也不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来看待宇宙。他们牢牢地立足于思想的王国，在理性的光芒下认识世界。在伊迪丝·汉密尔顿看来，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恰恰是古希腊文明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的显著标志（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67] 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1.
[68] 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页。
[69]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第二版序），刘莘译，三联书店，2004，第4页。
[70] 王岩：《西方政治哲学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2～3页。
[71] 朱士群：《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试论作为公共哲学的政治哲学》，《学术界》2000年第3期。
[72]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73]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16页。
[74]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载于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61页。
[75] 张桂林：《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页。
[76] 罗予超：《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及其现实政治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77] 刘晓：《政治哲学初探》，《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78] 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4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的解释也循此思路：“中国政治学界一般是在政治学分支学科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的。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又是研究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是政治学与哲学这两大学科体系的中介环节。从哲学角度理解，它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它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作为方法论，政治哲学有别于行为主义倡导的政治科学。它一方面从大量的事实现象中概括出一般的原则、原理，寻找政治的一般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从一定的原理、原则出发，演绎推理，描绘政治的发展趋势，力图为政治社会建立规范。”《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512页。
[7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政治哲学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者又大多具有哲学学科背景，因而这种观点也是目前国内学界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
[80] 约翰·G.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王小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4页。
[81]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
[82] See Otfried Höffe，Political Justice，Cambridge：Polity，1995，p.4.
[83] 譬如被誉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旗手的罗尔斯，就将自己的《正义论》主要看作一本“道德哲学”的著作。在《正义论》“序言”中，罗尔斯坦承：“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而罗尔斯所要做的，就是寻找和构筑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论的正义观，以替代功利主义。在罗尔斯看来：“正是这种契约论的观点最接近于我们所考虑的正义判断，并构成一个民主社会的最恰当的道德基础。”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保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1、2页。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加。此外，该书中译本封面醒目地印着“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
[84] 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57页。
[85]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3～4页。
[86] See John Dunn，The Cunning of Unreason：Making Sense of Politics，New York：Basic Books，2000，p.11.
[87]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7页。
[8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12～113页。
[8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页、121～122页。
[9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16～117页。
[91] 参见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34～135页。
[92] 学界大多将马基雅维利视为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奠基人，理由主要是其将政治和道德做了彻底的分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是相对分离了政治概念与道德范畴）。但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既没有直接阐释政治概念，也没有使用诸如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家主权等近现代政治理论的常用术语；这些常用的政治术语是在霍布斯那里首次得到推广及应用的，并且霍布斯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个人权利为理论建构起点，这一方法业已大大突破了古典政治概念的论证方式。在此意义上，霍布斯被誉为“现代人之父”，因而本书更倾向于将霍布斯视为近代政治学说的奠基人。
[93]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1～132页。
[94] 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88页。
[95]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534～535页。
[96] 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本），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
[97]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第55页（黑体字部分为原文所有——笔者注）。
[98] 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干脆就把政治视为“制度”并和现代的政体形式联系起来。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137～139页。
[99] 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笔者注）。
[100] 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0、31页。
[101] 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页。
[102] 如前文所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们眼中的古典政治概念的五大要素为：“公共性”，公民积极参与城邦公共事务；自由平等，公民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沟通方式；理性言说，意见的形成及政治决策行为方式；德性生活，追求“公共善”的公民参与政治的价值依归；城邦内部，政治行为的主要发生场域。
[10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2页。
[104] 需要说明的是，“公共领域”的权威论述者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活动主体（公众）和大致相似的活动范围，但公众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却大相径庭。市民社会中的公众是劳动者和生产者；公共领域中的公众是批判者，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最初的“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中心问题定位于“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29、31页。
[105] 参见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106]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2页。
[107]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40页。
[10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4页。
[109] 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10]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载于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60页。
[111] 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72、183页。
[112]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
[113] 参见Strauss，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4，p.314。转引自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1页。
[114] 转引自泰勒《从开端到柏拉图》，韩东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68页。
[11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61页。
[116]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117] 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7：1 （Spring，1990），p.78.
[118]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页。需要说明的是，阿伦特并没有给“公共领域”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她关于“公共领域”的阐释和论述，直接影响了后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范畴的成型。哈贝马斯坦承：“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总体发展趋势应当归功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叛离者对极权主义毁灭政治公共领域所做出的批判。其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极权主义这一交往理论概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0页。
[119] 在当今学界非常流行的一本政治学教科书中，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将此总结为“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以区别于作为“武力和赤裸裸的权力”的政治。在此意义上，政治可以被看作一种“文明和教化的力量”。参见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1～13页。
[120] Bernard Crick，In Defence of Politics，Harmondsworth：Pengiun，1962，p.30.
[121]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63页。
[122] 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7：1 （Spring，1990），p.103.
[12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08页。
[124]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67页。
[125]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12页。
[126]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08页。
[127] 如果将“哲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张力结构关系”进一步放大，就会发现这一关系是两千多年来西方主流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棘手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地讲就是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调解的问题。如果再将这一问题落实到人的存在，那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或可表述为“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128]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政治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为契机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解决“能够确保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最合适的制度系统是什么——找到一个共享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适宜我们最确定之确信的政治正义观念”（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8页）。在这一点上，诺齐克的具体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态度与罗尔斯是一致的：“道德哲学为政治提供基础和界限。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约束，也限制着人们通过一种国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或者为建立这样一种机器可以做的事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3页。
[129] 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第60～61页。
[130]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坚持“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是：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并以此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重新开启和强调“古今之争”（参见拙文《重新理解“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的某种回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施特劳斯坚持，“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即必须从西方古典的视野出发，来全面审视和批判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术语在施特劳斯那里往往作同义语用），施特劳斯称之为“现代民主的官方高级祭司”。这样的思考问题方式和治学理念，显得与现代西方学界主流有些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界基本上都把施特劳斯及其创立的施特劳斯学派看成学界怪胎。然而，就是这样的“学界怪胎”，对美国现实政治运行的影响却异常深刻和深远。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作为一种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批判最彻底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突然间成为华盛顿官方的政治哲学，特别是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执政理念。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当政时期，施特劳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全面渗入美国政府高层的政治理念，乃至普通美国人的心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特劳斯的著名弟子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为之作序，该书长期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引起全美范围内关于文化、教育及民主等问题的大讨论。
[131] See Leo Strauss，“On a Forgotten Kind of Wrighting，” in What is Political Phy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21-222.
[132]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67页。
[133] 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指出：“我已经断言，生态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新千年中值得我们给予像其他更熟知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的关注。”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220页。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指出：“生态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67页。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说：“在意识形态的天空，生态主义是一颗新星。”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第1页。
[134] 参见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1页。
[135] 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