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
“你来看。”他说。
床底下拖出两只土瓮。打开，伸手，探入。掏出两条线状物，在我面前晃悠。
已经毫无生命迹象了。这是两条蛇。
一条蝮蛇，一条竹叶青。头部三角形，显示着它们的毒性。腹部雪白，还保持着盘桓的姿势。湿漉漉的鳞片上闪烁着液体。酒味。这是老人用来泡药酒的蛇。
“也只有它们了。”老人说。一边把它们塞回瓮中，拇指抚摩蛇头，恋恋不舍。“你看看它们的牙齿。”他递了过来，略撩起蛇嘴示意。
这一天，只有这一刹那，他的脸上才有了点笑意。
01
老人的房子在松江的老街上。
老街还是老街的样子，但里面的芯子已都掏空。新修的粉墙黛瓦下，主街一溜已经变成小店。江南风格的木版窗棂内，是卖奶茶肉夹馍的，卖手机贴膜的，卖内衣和丝袜的。染着黄毛的小店员把流行音乐播放得震天响：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苍茫的路上。”
音量最大化，几乎能掀瓦。这乐声传到商铺背后，顺着水泥小道通向一处平房。乐声略略低下来，是院子里，老人坐在自己的客堂间。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蛇毒诊所。而如今，除了泡酒的这两条，老人自己也已几年没有看见蛇了。
没有了蛇的“蛇医”，已经77岁，每天早晨还是穿戴如仪，笔挺地坐在客堂里。
02
从这间诊所的门望出去，曾经是一片农田。
春季播种，夏季赶牛，秋天收割。稻田山野里，蛇无声出没，曾令多少农人受苦，却也成就了老人家几代的生计。
从小，他就看着祖父父亲施药救人。家里一年到头要进进出出五六百位病患。16岁时，他就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家族的生意。“捉蛇叫花子”，人们笑他。但他也高兴，因为当时，救活一个农人，就是救活一个壮劳力，就是救活一个家庭。
“积德的。”他说。
睡里梦里也是这些画面：被送来的病人肢体一处肿亮，伤口有两个锯齿形的齿印；他拿刀划开伤口，黑血流出，祖传的秘密药粉敷上；又或者梦里是自己在山野间捉蛇辨认，蛇临入笼前返首咬他。嘶嘶，蛇吐信威胁的声音。呻吟，是病人疼痛难受的声音。还有风吹过茅草和稻田，哗啦啦，杂着虫鸣，远远狗吠，是夜晚农家的声音。
谁能想到有一天，这些都会消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松江地区耕田面积60.3万，农业人口19万。九十年代，耕田数减至58.1万亩，全区农业人口6.8万。2010年，耕田剩25.6万亩，全区农业人口仅余5600多人。
草长莺飞的风景，变为商品房、工厂和店铺。蛇呢？也消失了。
03
老人把祖传秘方给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一直在中心的“蛇伤门诊”帮忙。
这一门诊2003年就诊患者136名，2004年至2008年每年就诊患者均不超过百例，之后，每年不超过20例。渐渐，医院不再设专职蛇医，若有蛇伤病人则由外科大夫用注射抗毒血清等办法救治。祖传秘方什么的，也早不用了。
2011年，老人被告知：不用再去门诊帮忙了。
他决定回到祖宅开诊所。秘方的药效没变，专业的判断力没减，自己的声名也还在。可蛇没有了。
“我老了。”他说。把两只土瓮塞回床底。这张病床上曾躺过急待救命的病患。如今只有老人的小狗，绕床寻嗅着。
诊所桌上有码放整齐的病例卡，已经微微发黄，空白的。院落两厢房也是空荡荡。老人的两儿一女均有固定职业在城里上班，丝毫没有接下祖宗这碗饭的意思。
老人手脚依旧敏健。每天按时来这里坐着，坐到黄昏，坐到老伴喊他回屋吃饭。没有了对手的老将，还穿着盔甲，倚剑等待着一场不会再出现的战斗。
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2013年，松江的朋友告知我，79岁的李粉根去世。曾经名扬松金青及嘉兴、昆山一带的最后一名蛇医，至此消失。
饮食男女
01
她说她最喜欢跟采购员出去。
1960年，她初中毕业，进国际饭店做厨房学徒。工余并没别的去处。按道理厨师不用管厨房外的事。但她年轻好奇，因此主动要求去跟采购员买肉。饭店车至龙华，当时猪肉厂就在这里。她远远看到装猪的车从养殖场一辆辆开过来。早于视觉到场的，是猪临终前的声音。哼哼的声响铺天盖地传来，让人挪不开。
车子停下，工作人员两人一组在车尾架上长木板，然后把车后栅栏一开，猪被顺势赶了下来——它们彼此挤着、挨着、推推搡搡，发出喊叫，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用和滚圆身体几乎不相称的小蹄在木板上一步一滑地，背负着自我的肉身走向人类。这是平地升腾起的一团散发臭味和热气的绯色云层，扑面而来，声势浩大。
木板没有丝毫过渡地，直通屠宰车间。
胡丽妹后来和我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猪都不懂。有几只灵敏的，早早抬起头来，未下车就察觉了血腥气。它们张开嘴巴嗷嗷叫着，前蹄用力抵着笼子，不愿下车。工作人员眉头一皱，踩着轮胎、拉着车挡凑身上去，从栅栏的缝隙里，插进手去鞭打它们屁股。一下。又一下。鞭子抽在猪身上。它们吃痛，蹄子放松。再一下。又一下。避无可避。猪徒劳地叫着，终于跟着队伍从木板下车。
木板通向屠宰车间的第一道工序是电击。等候在此的工作人员手持电烙铁。当猪从流水线上走过时，烙铁只消轻轻一碰，肉体应声倒地。之前这猪是木然也好，是灵敏的也罢，到了这里都没有区别。即便神思依旧清明，也成了瘫软的一坨，工作人员将猪前后四蹄一捆，倒挂在吊钩上。吊钩顺着轨道自动前进。屠夫早已等候到位。送来一头猪，他就一刀捅上去。刀大约四十厘米长，上面带有凹槽。屠夫站在猪身下，以下搏上的姿势，一刀插入猪的脖颈。温热的血顺着刀槽哗哗流出来。
猪最后的挣扎到此结束。
放了血的猪顺着轨道，前进到褪毛处，滚水里一浸再捞出来，工作人员上前来剃毛。被剃光的猪，丝滑雪白，像一切初生的事物一样，光洁干净，不见污秽。它们被大卸八块，变成猪肉，也换了名字出现：五花、脚圈、蹄髈，或者肋排。
胡丽妹和采购员买下整片整片猪。回到国际饭店，她和其他学徒们一起拔毛、剔骨。把做菜的猪肉留出来，也把要做成酱油肉、腊肉的肉准备干净。这些前一天还在呼吸、觅食，热烘烘耸动着鼻子的生灵，现在是粉红色的食材，即将上桌。
她在厨房做了一年学徒后，跟着师父进京为领导烧过一次菜。回沪后师父招手叫她，用山东口音浓郁的上海话对她说“我要把你留在厨房”。
02
从小，胡丽妹其实连锅沿也没碰过。
会去饭店上班，完全是因为初中毕业那年，她被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选中。同期所有被招募的孩子，都是一样出身：工农子弟、政审清白。她至今记得上岗前，所有的年轻人在衡山宾馆受训，有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她前面，说：你有个哥哥在造船厂做工人是吗？她心下疑惑，还在思考怎么这个陌生人会知道自家情况。其实关于她的外调早已进行多时，出身情况、阶级成分、家庭情况，哪里有什么秘密可言。
她是女孩子。最初事务机管局选了几个女孩子，是打算让她们去饭店接受一点厨艺培训，然后分配去市领导家里烧菜。但她在厨房里表现伶俐。每天早上，她比同事早来厨房，拖地洗抹布熬油煮汤，等到厨师们上班，眼见一切准备就绪。每天晚上，同事们下班了，她还是不走，盯着师父问还有没有什么下手可以帮忙可以学习。师父喜爱她，决定力排众议把她留在厨房，做一名真正的厨师。
“别去做老妈子啊。”师父私底下和她说。
一直到1982年，国际饭店都是上海的最高建筑物。来这里用餐的，多是各国元首、社会名流。国际饭店丰泽楼，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高档京帮菜馆。用餐食材珍贵，多燕翅鲍参。她要学着烧菜，但连那些食材她都不认识。
为了让爱徒了解食物的味道，师父给她开“小灶”：烹饪鱼翅时，师父就叮嘱服务员上桌派菜时，手里留一勺出来；烹饪按人头供应的海参时，师父就偷偷多烧一头。如此，多出来的那一勺鱼翅、一头海参在被撤离餐桌后，就到了她面前，师父嘱咐她慢慢吃、细细品味，从而了解食物的滋味和火候。
师父王殿臣是山东烟台人，祖上世代给朝廷做御厨。1947年，北京丰泽园饭庄老板栾鲤庭与国际饭店合作，在国际饭店创办“丰泽楼”时，为求声誉，不惜重金，从京津两地聘请了一批名厨来沪掌勺。王师傅就是那时候来沪的。他给许多军政要员和梅兰芳、张大千、田汉等名家都掌过勺。
1960年，别人看到这批白纸一样新进的学徒，总是喜欢捉住一个问：“你师父是谁？”有时听到学徒报出自己师父的名字，那问的人会掩嘴笑道：“哟，这小子居然现在也能带徒弟啦。”但要是捉到她，一听说她报出王殿臣的名字，问话的人都露出肃然起敬的表情。她就知道了轻重，也知道了自己的造化。
这些北方来的师傅们统领后厨，因此当时国际饭店厨房的工作语言是山东话。她很快学会了山东话。师傅们吃饭时用面条就着大蒜和葱，江浙背景的上海人家根本吃不惯。一起的师兄弟们都摇着头表示不想吃。但唯一的女孩她，却当着师父的面，对着大蒜一口咬了下去。哇，这一口把她辣得眼泪直流，却让人高马大的师父乐开了花。
“好，就是要这样！不吃大蒜，怎么做得好京菜？！”
03
后来，胡丽妹掌握的拿手京帮菜有——高汤燕菜、糟溜鱼片、葱烤刺参、芫爆双脆、黄焖扒翅、鲍鱼汁炒面、梅花鹿全宴和天鹅汤。她回家告诉母亲，经过她手的鱼翅要用车子来装。
1960年代，名流吃饭，鱼翅如果没有蒲扇这么大，客人不屑上桌。“哪里像你们现在吃的，哎哟，那么小一盅。一大半还是汤。”她说。
有时北边的部队的人来，带来一对熊掌。或者冬天的时候，带来一整只野鸡。厨师们处理食材时，还能从中取出子弹。她说她还烧过从大兴安岭带来的一种飞龙鸟，就是花尾榛鸡。炖出来的汤色透明如开水，但味道极鲜，难以形容。
有一次有人弄来像人这么长的娃娃鱼，养在后厨的水池里。厨师们下班时，忘记和守夜的人关照。晚上守夜的老浦东进厨房巡逻时，只听见池子里有动静，手电筒一照，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巨大妖怪，正从池子里努力探出半身。把他吓得顿时魂飞魄散。后来直直发了几天烧。
“不过那娃娃鱼的肉，吃起来和鸡脯肉一样。非常鲜嫩。剥好后放在冰箱里，一块块肉还会一跳一跳。”
她也见证过沪上那群旧资本家们最后的余照。有些老板和名厨熟识，会一早打电话来指名吃何人烹饪何种汤、何种菜。有些老板也会预先关照服务员，把新进的鲥鱼里留出好的来给他待客。她见过一个老板，裤管长二尺八，腰围三尺六。坐上小轿车，后轮立刻压陷。她也见过一个老板带二世祖来，公子哥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都扔给边上的老佣人吃。
她也做“外卖”。那就是上门去给人烧菜的意思。
她说她曾去过李鸿章孙女家。厨师们带着煤炉和烤鸭上门，她走进花园洋房，大气也不敢出。只记得瞥了花园一眼，那绿草如茵如碧如绒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精致。她说她还曾奉命，和师兄以及一个服务员组队，一起坐车去荣家。
荣家喜欢的菜，有芥末鸭掌、琥珀核桃、凉拌海蜇皮、糟溜鱼片、煨乌鱼蛋、干烧四宝、擂沙圆子、枣泥拉糕。荣府内陈设气派，屋内装饰不见一点奢华，但处处考究。荣家的人穿着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倒是国际饭店派来的服务员穿崭新制服，梳三七分头，腰里佩着象牙筷子，和荣家的仆人一起服侍用餐。
她做完菜，坐在后厨，瞅着进进出出荣家仆人的穿着。
心里想：我妈妈穿的，不及她们一半好。
04
然后是1966年。
王殿臣师傅大字不识。但“小将”说他曾为许多被打倒的人烧过饭，因此他也应该被打倒。
师父离开灶台，被要求去砸掉国际饭店的大锅炉。只因为这是美国人制作的锅炉，所以带了原罪，要和旧时代一起被摧毁。那能抖出经典大翻锅的手，拿起铁锤，一下一下敲击在锅炉上，震动之大，也反作用力到挥锤子的人身上。王殿臣的心脏病犯了。
胡丽妹清白过硬的出身保全了她。不过也没什么工作可做了。毕竟曾经常来光顾的客人，都不见了。
南下的小将们在餐厅打地铺。她负责每日给他们煮些面条，烧点黄芽菜肉丝。听说楼上客房部，有一间日式客房被砸碎。她也无从验证。混乱中，她溜出门去医院找到师父。人高马大的师父躺在病床上，缩成一点点，一看到她来了，就哭了。
神气地啃着大蒜的师父。教她用大翻锅的师父。给她偷偷留鱼翅尝味道的师父。缩在被单下，委顿下来，流着眼泪。
她忍着没哭，站在师父的病床前许诺：“我不会和别人一样的。你可以把我当女儿一样。你放心。”她说。
外头风云最炽之际，胡丽妹曾和工作人员一起下到地下金库，把餐厅的银餐具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藏在下面。“你不知道吧，国际饭店有自己的电报机，有一口深井，地下有金库。备战的时候，军人到我们楼顶架设机关枪，因为这里是全市制高点。”她和我说，风轻云淡的样子。像说鲑鱼和鲤鱼的区别，像说熊掌和驼峰的烧法。
后来我查阅资料，才意识到，这个被上海人一直认为是外事接待和用餐地的国际饭店，其实最初的出身是银行。1934年，国际饭店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储蓄会投资建设，故又称上海“四行储蓄会”大厦。落成之初，大楼的地下2层由四行储蓄会自用，包括保险库等银行设施。底层曾是营业大厅。
诞生于战乱年代，昔年奋战沪上的冒险家们居安思危，建造这幢当时亚洲第一高楼时就预先留了一手：楼上不管怎么高朋满座，地下要居安思危。
而作为厨师，连胡丽妹也不知道的是，这幢大楼由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负责建筑设计，由馥记营造厂承包施工。大厦打桩工程由丹麦康益公司承包，桩头采用圆木美松，在每根钢柱之下打5根梅花桩，桩头直径35厘米，最长的桩达39.8米。由于桩头打得深，又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筏形基础，在上海的众多高楼大厦中，如今国际饭店沉降最小。
国际饭店如今不算特别。24层的高度，早已不是沪上第一高楼，样子也显得陈旧。上海最要紧的外事接待，也早已移师他处。在国际饭店底楼大堂，今时今日还保留了一个不起眼的标识。告诉人们，这里是绘制上海地图的“上海原点”的所在。偶然老上海到这里来排队，不过是去国际饭店底楼西饼外卖处买蝴蝶酥和银丝卷。平民百姓也在这里办婚宴、老同学聚餐。
但不要因此就小看了这老楼。它把过往的秘密都藏在深处。它知道得太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乱世立命的智慧。
05
1979年，胡丽妹升做国际饭店厨师长，1980年正式出任总厨。她被同行认为是当代京帮菜大师。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为许多国内外元首掌过勺。退休后，她又花了好几年，出了《名厨胡丽妹京帮菜150款》。她把儿子也培养成了名厨。
当年为了怕别的徒弟偷师，王殿臣在教胡丽妹时，特地不用勺子盛佐料，而是用手指一撮：盐若干、糖若干。站在边上的人看不出具体用量，只能干着急，而胡丽妹早已心领神会。师父向她偷偷传授心得，做人要“雁过留名、人过留声”。
76岁的她伸出左手，让我抚摸她虎口鸽子蛋大的老茧，这是长期持锅留下的痕迹。她说“我做到了”。我合上笔记本。
送胡大厨去车站的时候，我问她：“当年上有钱人家烧菜是什么感觉？”她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原来有钱人可以有钱到这种程度，连一个保姆所穿所用都比我妈妈好这么多。
“你会觉得贫富差距大吗？”我问。
“我想，这就是我们宁波人说的命。他们有他们的命。我们有我的命。我们各安其命。”她说。
然后她说了猪场的故事。
解剖台上
44岁的男人在外吃了晚饭后，骑助动车回家。路上，被身后的轿车撞了。
他摔下来，但无大碍。手上擦破了一点皮，伤口很小，血都没怎么出。交警到场后，认定了司机和助动车主各自的责任，双方都签了字。男人自认倒霉，但毕竟身上也没怎么样，想到女儿还在家等他，于是又骑车回家了。第二天一早，他死了。
光复西路1347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法医病理学研究室，在解剖室的解剖台上，我看见了这个一周前还在正常上班吃饭的男人，躺在白色的塑料袋里。连着尸袋，两位法医把他带入CT室，放上西门子螺旋CT机。开始了检验的第一步。
机器是医院里常见的那一种。当尸体被自动送入检查区域时。机器自动播放女声提醒：“现在，请您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玻璃那一端的逝者毫无动静，当然也永不会再呼吸应答。现在，是法医们帮他说话的时刻。
成立于1951年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如今，是司法部直属的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192名职工中，七成是技术人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就有11人。2010年，研究所被遴选为“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其中的8个业务部门中，法医病理学研究室，是人们最为熟知也是最感神秘的进行尸检的法医。13位鉴定人员每年承接来自全国近2000例鉴定案件，经常出差，经常去殡仪馆，经常在实验室。接触的，大多是疑难杂案件，面对的，都是非正常死亡或未明死因的人。帮助逝者寻找真相，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解剖室里，现在，5位法医穿上了白大褂，外穿蓝色防护服，戴上橡胶手套，站在解剖台前，准备为逝者进行系统解剖了。2米长的不锈钢解剖台，散发着冷静的色调。这是一台双层台面结构的床，台面上的不锈钢板上分布着均匀圆孔，方便在清洁尸体时冲水下去；解剖操作台面两边均有刻度尺，便于测量证据的长度；床脚尽头则是一个水池，带有移动喷淋装置。房间上方，是摄像监控设备，整台机器和房间都带有排风系统，将尸体散发的气味利用下抽风抽走。
但尸体还是轻微散发着异味。法医们分工合作，开始肉眼大体检查。两位托着尸体，一位一边为尸体脱衣一边报出衣服特征，另一位则一边在表格上记录衣物特征一边拍照留证。一位从尸体不同部位抽取血液存档。这些血液将被送去做毒药物筛查。衣服既除，逝者现在赤裸地躺在台上了。法医们继续分工，一位托着尸体，一位拿着尺子，分别测量、检查并报出尸体特征：
头发，长0.5cm。发色，黑。眉弓处，有4.5cm×0.5cm浅表挫裂创。瞳孔直径，若干长度。手上伤痕，长若干厘米。腿上伤痕，长若干厘米。右腹部，呈现青色，表明尸体已开始腐败，是尸绿。尸体腹部下方，一片暗红色云雾状斑，是尸斑。双腿，出现红蛛丝般的腐败静脉网，这是由于人死后血液腐败、溶血，浸染血管壁及周围组织，再加上胸腹腔内血管受腐败气体压迫，使血液流向末梢静脉，使皮下的静脉极度扩张形成的腐败特征。
检查中，法医怀疑逝者受到外伤。因此对逝者头部的检查，格外仔细。在发现了几处可疑的伤痕后，现场年纪较长的法医建议，剃发。法医将逝者的头放在一个不锈钢枕头上，用剃刀将头发全部剃除。原本隐藏在发间的细微伤口出现了。是肉眼难以辨别的轻微的肿胀。
法医继续分工，开始尸体解剖。两位一组，开胸。另两位一组，开颅。还有一位攀上梯子，从不同角度给尸体拍照、并不断记录新报出的数据。
开胸。法医在橡胶手套外增加了白色布手套，以增加抓力。从逝者下颏部开始，沿着胸骨正中的中轴线，一刀划到下腹部，打开胸腔后，取出胸骨，然后取出所有器官。法医们介绍说，如果面对的逝者是女士或者孩子，他们也会采用Y字形切口，这样在缝合、逝者穿上衣服后，创口不易被发现。在最后进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会更容易为家属接受。但有时，证据恰恰藏在喉管里。如法医曾接到一起案例，有一人坐车途中莫名死去。在解剖时切开喉咙后才发现，逝者生前试图体内藏毒贩运，喉咙里堵塞着一大包塑料袋包装的毒品。
开颅。则从右耳上开始经头顶部到左耳上，头皮被剥开后，前半段掀开至逝者鼻下，后半段则掀到后项。切开颞肌后，法医再用专用电锯，锯开头骨，在取下穹隆状的头盖骨后，右脑上赫然出现手掌大小的黑紫色血块。是逝者生前脑内出血的证据。血块被取出，测量大小，记录在案。法医说，他们曾接手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女孩放学后并行骑自行车，由于要好，凑得太近，一辆自行车的把手和另一辆搅和在一起。其中一位女孩摔跌下来，死亡。送来解剖时，肉眼看不见明显伤痕。但剃去头发切开头皮后，头皮下全是血。是典型的摔跌伤证据。
今天这位逝者的头颅被打开后，脑组织也被小心地从中移出。作为重要器官，脑组织将和其他被取出的器官一起，被逐一称重，记录大小、色泽，是否有损伤、病变等，并拍照，然后放入甲醛溶液中浸泡一周固定。一周后，这些器官将被从浸泡的液体中取出，逐一取材、制作成切片后，由法医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是第三个步骤：器官组织病理学检查。
对器官的分析，有时也能成为破案的契机。法医们曾经接手这样一起案件。当事人和朋友聚众吸毒后发生打闹，当事人被殴打，后送医救治无效死亡。起初警方怀疑当事人是服用吗啡过量致死。但尸体送来检查后发现逝者体内没有吗啡，只有甲基苯丙胺（冰毒），但血浓度未达致死量。在对逝者肺部进行检查后，发现肺部小血管内有脂肪栓塞。因此逝者并非死于吸毒，而是死于损伤并发症。
这天的解剖室里，电话响了。等候在外的逝者的家属申请入内观察。在这个常规动作里，有的家属进来看到如斯场景就晕过去了，有的进来就大哭。今天进来的是逝者的哥哥，倒是非常镇定。法医上前询问逝者生前何时骑车、何时撞车、何时进餐、何时回家、何时入睡。哥哥一一回答了。法医示意，在逝者已经被移空的头颅内，可以看到颅骨内部的情景了。只见颅内颞骨上有一条细微的裂纹，连起来共有14cm长，是骨折后造成的痕迹。这些证据都被一一记录在案。哥哥有些受不了，表示想离开了。他没有慌张。但在走出解剖室时，却恍惚地找不到门。法医为他示意，才趔趄地离开了。
差不多在一个半小时后，关于这位逝者的系统解剖完成了。法医们取来大拇指长的针，穿了白色棉线，用外八字缝法，密密地缝起了头颅，又缝合了身体。现在，尸体外表恢复如初。法医们打开床脚的移动莲蓬，冲干净尸体上的血污。初步的结论基本明晰：逝者的直接死因是硬脑膜外血肿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5位法医，清一色男士，全程除了报出数据，并无多话，分工默契，有条不紊。事实上，在法医病理学研究室，所有的鉴定人员都是男士。有人曾经因为这份职业找不到老婆，有人至今回家不被女儿允许抱外孙，有人出门认识新朋友不会主动伸手去握。
但在这间解剖室里，风俗里的禁忌，舆论上的压力，都不会侵入分毫。法医给出的不是法律因果关系，而是事实因果关系。最终的鉴定意见将作为侦查、审判等司法实践的科学依据。当已经永久沉默的逝者被送来这里时，科学为他们发出声音。
日课
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我入职后写的第一个人。我写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他。我看过他的照片，进过他的房间，见过他的邻居，触摸过他用的捞杆，但丝毫不认识他。对，说到捞杆，这就是我们产生交集的原因——
王显明，这位孤老因动迁从市区移居闵行吴泾镇后，开始自发去黄浦江边捞随波而至的垃圾。整整四年，风雨无阻，他每日去做这件事，直到69岁病逝。
往一个已故人士身上贴标签最安全。因为一切已盖棺定论，像得知剧透后再往前重看，会产生一切皆在掌控的笃定，不会再有新的情节旁逸斜出了。故此，他生前虽默默无闻，过世后反而得到许多市级荣誉，每一次颁奖词里，照理称颂他奉献、环保、公益。
我们当时，本也是为了强调和彰显这些精神而去的。我们扛着他的捞杆，走他日常走的路，步行四十分钟来到吴泾公园，到江水回旋的死角处去捞垃圾。我记得那日艳阳高照，汗水从我们额角滴落，江水带着潮气和热力扑面，带一丝热烘烘的腥气。江面垃圾的确不少，随波起伏，犹如活物。真要打捞起来，着实不易。
所有的这些细节，后来都写在相关报道里。包括后来，在王显明过世后，当地的中小学生如何秉承遗志，相约课余去捞垃圾，又或者当地社区志愿者如何以他为榜样，成立爱护水源小分队。这是“一根捞杆的力量”——报纸的标题当时这样写过。
但在十年后，我又想起他，却不是为他有功于环保，而是完全私人的一种求教。当我发现，原来坚持一件事是多么艰难时候，我想问问他：“你是如何坚持的？”在他生前，在那些无人肯定、无人看见，世上几乎无人知晓他存在的日子里，在每一个独自醒来的清晨，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起床，然后日复一日带着捞杆去江边？
当地的通讯员给过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答案，说因为王显明有感于社区的邻里情浓，想为社区做贡献。但昔日采访时，他的邻居却也很实在，直言因为王显明孤老一个，实在没事做，求个消遣。而我重新翻看他的材料时，注意到一个以前我从来没注意到的地方——王显明的一张照片，是在一摞书前拍摄的。当他从市区移居吴泾镇时，随身除了一点有限的生活用具，就是一筐书——书，我眼前一亮，说明他是个爱阅读的老者，据说他生前一直爱看科普类书籍，因此他也有可能，是真的忧心水质污染。
但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已经不能再问一问他了。也许以上都是，也许都不是。也许在当下的世界，说出一个功利的动机，倒是能够让人理解。而一个真正无私的举动，却反而会让人生疑。
在成为孤老之前，他究竟度过怎样的人生？他曾住在市区的哪里？做过怎么样的工作？是否也有过火热的青春、激烈的恋情、被打压的憋屈？以他的年纪，他见证过一个不可独善其身的年代，他是否犯过说不出口的错误，有过未曾实现的梦想？
而去江边捞垃圾，最终成为他的出口、他的日课、他的修行。他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死。每日坚持做一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风雨不辍，是何等艰难。唯有做过和做到的人，才能够明白个中滋味。
我们一众青年记者，当日兴兴头地，从他家狭小的楼道挤着下来。捞杆约两米长，在楼梯间不能伸直，要从四楼腾挪到一楼已经一番折腾。及步行去公园，打捞出种种龌龊秽物，已略觉不耐烦。我们当时青春少艾，觉得眼前有一整个人生，一如站在吴泾公园，眼前是一整面江域，黄浦江分明蜿蜒流淌过种种繁华之地，我们何曾愿意视线被困在这个江流转弯的角落里，去盯住滞留的垃圾？
况且，说到河道保洁，这难道不该是相关部门的事吗？说到消遣娱乐，不可以去老人活动室下棋取乐吗？又或者说服务社区和宣传科普，不能用别的轻巧有趣的方式吗？
世上有许多宽阔的道路，王显明走了窄的那条。他一个人走着，一直到走完为止。也许我当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日也依旧参不透其中的玄机。
只是随着年纪渐长，我开始懂得，在这世上历练，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开脱，是多么容易。推卸责任，几乎是人在遇到阻力时的下意识反应。人性中的惰性如地心引力般不可抗拒，将人不断往下拉，而意志力，是与之抗衡的唯一动力。
他打捞了四年。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奖，甚至不是为了给后代留一点谈资。他做完了他的日课。这看似精卫填海般无甚实效的举动，最后的统计数据是惊人的——就是在吴泾公园的这个角落，从江水回旋死角处，他以一人之力，打捞起垃圾400余吨，处理江中动物尸体200多具。
在那一次采访的很多年后，我去过一次吴泾镇的普宁墓园。王显明老人安葬在那里。几个同去的学生娃规规矩矩行了少先队礼，向他献了花，许下要继续爱护河道的誓言。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讲起来，我们实在素昧平生。
我只是想，还活着的人，每个人，要用力完成自己的日课。
一日也不要间断。
仅此而已。
沙威警长
那个女孩被大人团团围住，如困兽。
因此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圈成人的背影。等他走进人群，才真正看清她——身量不过大人的一半，套着件有些脏的校服，双手在身旁垂着。老师喝令她仰起头来，回头对他说：“警察同志你看，就是她，这个贼骨头。”
他和女孩的脸打了照面。她脸上有掌掴的红印。脸上交杂着恐惧、无助和兀自强撑的不在乎。没有一滴泪。
不断有师生走进办公室，挤过来看一下、指指点点。而女孩的父亲正满面怒容地站在一边，作势还要再打。此时又凑课间铃响。一片喧嚣中，警察看着那女孩的小脸，心忽然安静下来。
“警察你看，这种盗窃犯……”一位大约是负责人的老师凑过来说。
“盗窃不盗窃不是你说了算。”他毫不留情地打断老师的话。那老师被他的架势唬了一跳，立刻噤声。警察接着重复道：“盗窃不盗窃，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而且盗窃罪定案认定有相关标准。她现在偷一块橡皮，你们就一口一声‘犯人’叫她，不可以的。”
老师们不响了。
警察把女孩从人群里中拉出来，拉到一边，蹲下身轻声问她：“叔叔问你，你拿了同学的这块橡皮，是因为觉得这块橡皮很好看对吗？”女孩看看他，不出声地点点头。他接着说：“那叔叔告诉你，以后啊，你如果觉得橡皮很好看，就问同学借来用一用好吗？如果同学不肯借给你，你就回去告诉爸爸，让爸爸给你买一块，但不可以擅自拿别人的东西了，好不好？”
那女孩听着这话，几乎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警察，就这么一刹那的对视，如同堤坝的忽然崩溃。那女孩哭了。在老师把她捉去办公室的时候，在闻讯赶来的父亲当着众人面打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流出的眼泪，现在夺眶而出。
警察说：“真的，老师们怎么能这样对她呢？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并不完全懂事，大人们一朝说她是小偷，她就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坏人，会带着这个标签过一生，永远不会好了。我们在一线，看得太多了。”
说完，警察喝了一口饮料，那天在饭桌上，大家都停下筷子静静听他讲这个故事。警察接着说，“其实，我小时候也遇到过一次。想想我的老师是怎么对我的。”
警察说：“那个年代，我们中学有校办工厂的，学生课余都要去工厂做工。工厂生产刀片，一包500片，少两片谁看得出？好玩嘛，所以我们同学们哪个没偷偷抽几片带回去。但后来有一次，老师发觉了，就把偷过刀片的同学都留校，逐一带进房间谈话。”
“轮到我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吓死了，以为老师肯定要骂死我了，说不定要送我去工读学校了。但我的老师那天特别和颜悦色。我到现在还记得，记得他对我说，‘你是团干部，一直都是好学生，为什么要拿刀片呢？别人都拿，不等于你也要一起拿啊，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的需要刀片，老师这里有，以后你和老师说一声，到老师这里来拿就可以了，好不好？’”
“那一天下午，”警察有点动感情，他说，“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办公室的场景，那老师的样貌，他伏身对我说话的语气，我永远永远都记得。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我一定会内心认定我就是坏料，哪里还能长大做警察呢？我感谢他在那一天教育了我，哪里像现在这两个老师，小孩子做错了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叫警察来处理，把自己作为教师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别人要给警察敬酒。警察谢绝了，说自己第二天要执勤，因此这晚也必须滴酒不沾。他放下那个空酒杯，自顾自地笑笑说，“我想过的，做了警察，也不要做成沙威警长。”
座中其余都是写文章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笑了。没人去倒酒。但这个新年前的夜晚，饭桌上涌动着一股暖意。
刀锋
那个男孩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对着他父亲的脸扔过去。
她就在现场。烟灰缸几乎是贴着她的脚掉在地上。她说这事的时候，还摸着自己的脚踝。仿佛那里还有飞溅的玻璃碎渣似的。
“恨啊，”她说，重音拖长，“但是我理解，做儿子的，看见老子沉溺毒品哪能不恨。”
她的声音从后排传过来。清脆有力，爱憎分明。镜子开车，我坐助手席。车子从市区驶往青浦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车厢封闭，路途漫长。这种环境，最宜聊天。
她在社区担任禁毒志愿者。日常去有吸毒史的居民人家家访，或督促戒断者去找工作。城市里这个群体，于大多数人是秘密丛林的阴面，于她却是农人熟识的小径。她见惯了。一肚子故事。
镜子和我是想采访她。跟着她几天，拍摄她的日常工作，从而做一组禁毒主题报道。这天她要去戒毒所接一个到期释放的女孩回社区。镜子开自己的车送她去。这大约是我和她第一次，顶多是第二次见面。
但这完全不妨碍她敞开心扉。也许这是车厢带来的某种气场，车子还没上高架，她已经开始讲她的童年。
01
行驶中的车厢是个奇妙的场所。从外面看，它时刻移动前进，但从内部看，车厢里的一切停滞不动。它既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幽闭隐私的。车身是屏障，是幻象，也是树洞，能使人在深陷现实的同时，又如置身孤立岛屿。
这狭窄的空间，能使车内的乘客有物理上的亲近，即便不熟识的人被塞在一个车厢，也会觉得有互托性命的依赖。于是，在车厢里，你所说的话，既可以是说给旁人的，也可以是指向自己的。倾诉不仅是一种消磨，一种交际，也成为一种必须。
她熟悉她的“服务对象”。志愿者们都是这么称呼自己负责的“药物滥用者”的。那40个人，写在汇报材料上，就是一个数字。但于她，则是一个个鲜活血肉分明的人。他们不仅是吸毒者，也同时是丈夫、妻子、父亲，或者女儿。她如数家珍，知道他们的疾苦、恩怨和忧愁。
她说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去救人。
她说，她从小就喜欢做这样的事。做姐姐，做老大，做人群里能施以援手的人。弄堂里办家家，别的女孩喜欢扮演公主、小姐，而她喜欢扮演山大王或者战士，冲锋陷阵，越过栅栏爬上老虎窗。去救人。于是，她成了祖父母家弄堂里的孩子王。她的父母管不了她。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离开上海去边疆工作。生了她以后，把她送回到上海和祖父母生活。她的父母和妹妹远在边疆。
只在一种情况下，她不再扮英雄。那就是童年每逢父母带妹妹休假回沪的日子。她会静静站在房间角落，打量着父母牵着妹妹的手，三个人在祖父母的饭桌上吃饭。她观察着父母给妹妹夹菜或者剥虾，像观察隔壁邻居家的亲戚。
熟悉她的人都能察觉她的变化。因为平时，她太过活泼外向。但她的父母来时，她闷声不动。随便一个邻居阿姨阿婆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打趣她，甚至推搡她，她绝不回手。
“侬爷娘来了，侬就乖。”
她只是不响。
02
她说，我后来总结了，许多年轻人吸毒，还是和父母有关。也不一定都来自单亲家庭。有的父母虽未离异，但是日夜吵架，或者长期分居，或者沉溺赌博。孩子不知如何排解，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吸毒是一种自毁。近乎自我惩罚，惩罚自己无力改变现状。
她顿了一顿，似乎在行进的车厢中，揣摩着接下去要说的字句的分量似的。她掂了掂那些即将说出口的，然后终于让那些字句出来，她说：“我后来的丈夫。前夫。就来自单亲家庭。”
我和镜子不晓得该说什么，只好都“哦”一声。
她却快人快语：“我觉得我应该要照顾他。真的，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对他好一点、再好一点。他后来有了别人，我也不怪他。但到最后我们分手了。我还是觉得他可怜。”她说。“毕竟，他来自单亲家庭。我总想着，要给他一些，多给他一些。”
她说。带着那种大姐的气势。好像谈起的不是背信的男人，而是一个得病的孩童。
我们之前跟过她一天，与她一起去带戒断中的吸毒者尿检。对象是一个看上去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个子高过她一头，却被她几乎是拖着走进社区医院。那男人如同被母亲约束的男孩，不情不愿地排队去做例行检查。在医院的窗口，那男人对着护士小姐嘟嘟囔囔说话。护士听不清，隔着玻璃问：“你说什么啊？”
那男人顿时回头求助般看着社工。她心领神会，立刻屈身过去，伏在窗口对着护士说明：“他用过不洁的针头，可能有艾滋病。”那口气非常自然，活像在说“他刚刚感冒过”。
护士听见这句话，手一缩。但到底还是给这男人抽血了。只有社工全程站在这男人背后，摆出保护者的姿态。这些因为吸毒被社会甚至被家庭抛弃的人，边缘人。她一直倾力爱护。
如同母亲、如同长姐。她提供帮助，她不批判。
03
当然她所有的一切努力和付出，是为了实践禁毒志愿者工作的目标——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让破碎的家庭重建，为了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返岗，为了让复吸的引诱到来时候，这些人能抵制。
但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些。
车子在并不颠簸的路上行驶。我的心却被她所说的经历颠动。那些话语隐秘处的情绪渐渐显性，如筛子筛出的线索，组合成一个迹象。真是太明显不过了。我脱口而出。后来我非常后悔。但对于当时自负的我来说，我在开口之前并没有真的过脑。
就在她说完自己的故事后，我说，“其实你梦寐以求的，不是救人。”
我说：“小时候，爸爸妈妈把妹妹留在身边，却把你送回上海爷爷奶奶家。你固然知道他们是为你好，但其实你心里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所以后来，你会喜欢扮演救人英雄、会喜欢那样的丈夫，归根到底，你是在他们身上，投射了童年的你。你一直以来想保护和拯救的，是童年的你，被遗弃的你，你小时候孤独无助。”
一路高涨的谈话热情就此戛然而止。
后排安静下来，安静得瘆人。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后排传来轻轻抽泣的声音。我紧张起来。她哭了。一直这么快活健谈的她哭了。镜子从后视镜察看她，然后责怪地看我一眼。我自悔失言。
而青浦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就在眼前了。
我们静静地停在这大墙之外。在令人尴尬的安静中等待她下车进去，接上这天释放的女孩。重新回到车上。她已经平静下来，眼眶犹红，但不再提自己的事。回程的路上，她坐在助手席，让我和那女孩坐在后排。她开始告诉女孩，要按时吃饭、体检，去找父母求助、找份工作、定时接受辅导等等。
但那年轻女孩只是木木地坐着，脸对着窗外，置若罔闻。车子进入市区境的时候，女孩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依旧对着窗外，略带不耐烦道：“哎呀，一直不吸，我人会胖的呀。”
镜子不响。我不响。坐在助手席的社工听见这句话后也不响了。
小小的轿车，载着我们四个人，各怀心事，进入市区，汇入旖旎车流。像一把小刀在水面轻轻划过一刀。没有任何痕迹。
我想，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时候闭嘴。一个人不必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况且，人又怎么可能知道一切。除非按着别人的童年、跟着别人的父母、在别人走过的街上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过，不然谁又有资格为别人的人生做总结。
从那以后又过了许多年，我一直没有机会对她说一声抱歉。我不应该轻易评论别人的选择。她切切实实为人提供帮助，而我所做的只是根据三言两语贴出标签。所有旁观的与身在其中的，并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一点，不过各自背负着各自的十字架。
在这个冬夜，我看到毛姆引用《奥义书》的话，又想到这个社工。想到她所做的救赎和自救，以及我的懊悔。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种下两百万棵树的女人
01
“我呀，一直觉得什么飞来横祸啦，身患绝症啦，都是活该，怎么说呢，反正这都是前世的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人不应该干预这种事情。”那个生意人站在台上说。
我本来昏昏欲睡，听到这句话不免心里一惊，抬头望向台上。这个振振有词的生意人真年轻，黑毛衣牛仔裤，学乔布斯打扮。这天是一个天使投资人大会，一屋子的人反复提及创意、创客、创业等词汇。在走廊里稍一停留，就有兜售各自灵感的人，走上来自我介绍。易解放请我来参加，叫我来见证她在今天的大会上将要推出一个“沙漠种树”的众筹平台。
因为采访，我已经认识“大地妈妈”易解放快十年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一直坚持种树。也正是因为知道，所以听到这个年轻生意人以如此自鸣得意的口气说“夭折是报应”的时候，我惊呆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后来，我听说了易解放的故事后，觉得她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帮她。”然后是请易解放上台，她穿了一身翠绿欲滴的衣服上台，精神焕发地象征沙漠里的树，上台又开始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鼓掌，放煽情音乐，放VCR。最后是几个参与者一起挥舞绿色大旗，宣布这个平台上线。
我坐在台下角落，看不清台上的易解放。但我记得不久前在她的工作室里，她坐在我面前的样子，一脸憔悴。她说她太累了，但很多活动必须都亲自去，如果不去别人不相信，工作难以推进。她眼睛里都是血丝，六十岁开外的人，熬了几夜没睡。一切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在做主力。12年，这对上海老夫妻在内蒙古沙漠种下了200万棵树。
如果说这是某种因果。那科尔沁和阿拉善沙漠里的那片绿荫的因，就是这对夫妇失去的儿子。
02
易解放的独子在2000年去世。
当时，是这一家三口东渡日本的第七年。易解放在日本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丈夫杨安泰开了一间私人中医诊所。唯一的儿子杨睿哲在中央大学商学部读书。像往常一样，一日晚餐后，旅日的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国的新闻。那天正在报道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遮天蔽日的沙尘里，行人们捂住口鼻在沙尘暴中摸索前行，汽车在白天甚至都要开着车灯。22岁的杨睿哲看着电视不禁对母亲说：“我大学毕业后要回中国为沙漠种树。”睿哲接着说，“要搞就搞大的，种它一片森林。”易解放随口说，“啊哟，那哪里来的钱呢？”儿子不响。
两周后的5月22日，易解放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可刚到公司半小时，就接到儿子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睿哲在上学途中出了车祸。等到夫妻俩赶到医院，儿子已经永远地停止了心跳。
整整两年的日子里，易解放和丈夫都在保留了儿子衣服的房间里，一遍遍听留有儿子声音的磁带。一个声音忽然在易解放的脑海里清晰，那是儿子生前这段关于沙漠种树的对话。终日以泪洗面的她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她真的回到中国，又去了内蒙古。
2003年4月，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易解放行程8000多公里，东起通辽，西至鄂尔多斯。当她最后站在“死亡之海”塔敏查干沙漠时，眼前的景象让易解放不敢相信：目力所及处，沙尘飞扬，沙丘连绵起伏；黄色的沙漠在蓝色的天空映衬下，贫瘠而令人心怵。当地居民告诉易解放：“沙丘是会移动的，昨天还远在天边，今天也许就移动到了自己家门前。种得好好的庄稼可能转眼就被沙子淹没，到头来一场白辛苦。”她回到日本成立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绿色生命”组织，第一笔去中国种树的启动金，就是儿子去世后的生命保险金。
在远离熟悉的都市生活的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沙漠里，她牵头成立的“绿色生命”组织与当地政府签定了协议，并种下了第一批树。
在沙漠里种下第一批万棵杨树后，易解放执意在附近住下，同当地村民一道守护树苗。有时夜半风起，猛然惊醒的她会赤脚奔向林地，在一棵棵树苗前奔跑停顿，看看树苗有没有被吹倒……小树苗栽下的第三天，一年无雨的库伦旗终于下了一场透雨，村民们拍手称奇，笑称易解放是“雨女”。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和我说，是杨树唉，小杨，就是儿子的名字，不是吗？
如此，一年数次，她往返于日本、上海和内蒙古，呼吁捐款募集资金，带领志愿者去实地勘察种植，传递环保防沙知识，事事亲力亲为，渐渐从50岁出头，一路也就过了耳顺之年。
03
后来关于易解放的报道渐渐多起来了。时不时，就能在媒体上看见她的脸。
她从上海到北京，拿了各种荣誉奖章，关于她的报道从大陆媒体一直到境外媒体。她立誓要用10年时间在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科尔沁沙漠种植110万棵树。11年过去，宏愿已经完成了，可她又在内蒙古多伦县启动了种植1万亩樟子松防沙林工程，继而又开始在内蒙古西部磴口县的乌兰布和沙漠种植梭梭林2000亩。
她说她已经停不下来，这次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心愿，而是她自己的心愿。“如果你看过那里的生态环境，如果你看过那里的孩子……”
“你停不下来的。”她说。
随着广而告之，每年总有百人和她同去内蒙古。她记每一笔捐款，做账管理，联系每一个有意参与的志愿者，安排前往内蒙古的时间、路线和住宿。哪怕只捐一棵树，她和丈夫也要回信感谢再三。就连出门坐出租车，她也会趁机对司机宣传和募捐一次。
2010年，易解放腹痛难忍，在志愿者的再三催促下，她才去医院体检，结果发现肠子里有癌细胞。但手术后第8天她就下床工作。2012年，伤口又痛了起来，回沪后发现已经肠粘连，急需再次手术。去年，她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但刚刚出院，她又出现在了去内蒙古的路上。
“我得到很多帮助，但并没有后继有人。谁能代替我呢？有时一些商会也请我去演讲，或者请我参加活动，我也要给面子的对不对。我不去，就少一笔捐款不是？”她说，笑笑，两颊都是细纹。
04
总还是有人会寻到易解放，要她一遍一遍讲她种树的初衷。如《祝福》里的人那样，特意寻了祥林嫂去那样，叫她重复丧子的故事。但易解放却不恼，有人拿这些做文章或者煽情的切入点，也无所谓。她说她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了。甚至房价这么高涨的年月里，她卖了在上海的一套房，继续贴补种树的事业。
十年，我见证她慢慢变老。也一遍一遍看着她在各类访谈节目里打起精神，说她的故事。看着她配合着媒体，拿出儿子的照片或者录音带，和丈夫一起在镜头前追忆。每个植树节，她都会发来消息，告诉我她种树事业的新的进展。而我只是她认识的无数人中的一个而已。
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2007年的3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的二楼窗畔，窗外的春光。
这一天，是我第一次遇见易解放，当时58岁的她，第一次和我说到儿子的死。那天东二馆楼下，有棵三米多高的海棠正值花期。风一摇，粉色的花瓣，就像雨一样宛转飘落，有几瓣，随风旋至二楼的窗。易解放看到了，就停止了说话。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哽咽了，语调是平静的，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采访本身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我们俩静静坐在那里，一起看这棵树。飞上来的花瓣柔软地落在窗边，如有灵魂一般。
当她把头回转过来时，没有再说自己的事，而是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了年纪。她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出手想要比画一下，仿佛前面就有一个孩子似的，她说：“若是我儿子活着，就比你大一点儿。”我心里一动。这比后来她告诉我如何卖房种树、如何沙漠行走、如何夜里求雨更叫人心里酸涩。
对于母亲来说，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只有两类，比我家孩子大的，和比我家孩子小的。她说她把儿子的墓带回上海了，每周都要去，贴着墓碑说话。
总有一天，一切会归于平静。没有话筒、灯光，没有镜头和讲台，也没有募捐和志愿者。但等到这普通的一家三口都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时，沙漠里的那些枝叶毕竟还在，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婆娑声声，继续说话。
三十站路外的虹镇老街
01
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穿过房间，蹿上木凳，跳上柜台，迈上啤酒冰柜顶层，接着再稍稍一跃，就到阁楼了，王阿姨的儿子还睡在那里，下意识翻个身，让出条缝，猫踮着脚，从他手边经过。
不超过20平方米的空间，住着王阿姨一家三口和一整个烟纸店。在虹镇老街开门经营到第18年，2011年冬天的清晨，王阿姨穿着彤红的翻毛大衣，两肘一边戴一只灰色袖套，手笼着热水袋，站在自家店门口，眉梢带笑。
“明年好动迁咧。”她说。
两次征询整体签约率超过70%，动迁协议已经生效。王阿姨所在的地块，连带着这里的住户和传说，很快将从上海的街面上消失。她将和邻居们一起搬去近郊和远郊。但这61岁的上海女人毫不在意。“我情愿的呀，”她回身一指身后狭仄的屋内，“侬看看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
阳光灿烂的冬日中午。屋里如在井内。放下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后，几无转圜余地。全家吃喝拉撒都在室内，毫无隐私。碰到落雨，铺了塑料膜的瓦片屋顶漏水不断。她说有时一脚踩下去，软绵绵的异物，却也看不清是什么，只得嚷着开了灯才能看清脚下，竟是死去不知多时的老鼠，泅水浮来。
屋内最显眼的家具是一只红色脚盆，比起其他的小桌子小椅子简直大得出奇。王阿姨比画着说它的重要性：“2009年5月，连着几天大雨，正好男人不在家。夜里屋内积水超过小腿，拖鞋都自己从床底飘到门口了。我彻夜用这脚盆接水，每过十分钟出门倒掉。一夜不敢合眼。”
那次大雨后，大家举荐这个烟纸店老板娘写了信投给市长。满纸就表达了一个意思，要求动迁。闻讯而来的邻居纷纷要求联合署名，名字签了整整四页纸。
信投掉了，她发了一场高烧，醒来落掉一颗牙齿。她张嘴要我看看，我看不清。室内光线竟让我看不清站在对面的她。但我能看见金丝边眼镜下，她两只眼睛闪烁，那里全是热气腾腾的期望。
“现在好了，我马上要解放了。”暗处里的她忽然咧嘴笑了，露出微龅的门牙。
02
虹镇老街，上海有名的棚户区，因为出流氓而有名。改革开放后，这里再次轰动全市，因为出了全市闻名的杀人犯。
但我眼前这传说中的老街，早已戾气四散，只剩下几被掏空的狭长通道。骑着自行车的旧货郎穿行而过，摇着铃铛，昔日通行的苏北话如今变成了北方话。街灯杆上贴着治疗性病和酒楼招小姐的广告。沿街歪歪扭扭晒着棉毛裤和旧被子，有一床被子竟是用宣传动迁的横幅裁成的，被褥正面红底金黄两个字是“热烈”，背面写着“早得益”。
早在开埠时曾容下江浙一带难民的虹镇老街，现在又成为新一代进城务工者的庇护之地。
老旧的平房、废墟、垃圾场歪着，蛛网般的电线在天际线上夹缠不清。在房屋不能买卖、城市尚未动迁的那几十年里，虹镇老街的居民极力在这些平房之上搭出的违建，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如今远远望去，这些倾几代之力向上要空间的挣扎终将归于徒劳。四周早已高楼林立，衬得这成片棚户区不过是城市的一处洼地。
这洼地将被填平。
03
“是到要走的时候了。”王阿姨掸了掸柜台上的浮灰。
又盼了一年，2012年，王阿姨如愿搬进新居。新家在浦东新区曹路镇海鸣路。买一张上海城区地图从头看到脚，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外环以外，浦东的最东郊，濒临长江入海口，如果头一次开车过去，必须开电子导航。
但王阿姨兴致勃勃。她热情得近乎要挟，邀请熟人去那里做客。
从那里到虹镇北街要23公里，公交车要坐30站。她爽利地让那些抱怨“沦落到郊区乡下”的邻居闭嘴：“这里明明是浦东新区！绿化环境多好啊！”
不过筷子粗的新栽小树，间隔了很远，一棵一棵，长在她一室一厅新居的窗下。
04
搬去新居的第一个除夕，王阿姨请大家去她家过年。
一起受邀的还有她的老邻居。阿娣、小英、佩娟、阿根，新称呼是几号几零几。大家都觉得有点新鲜，有点不适应，像忽然洗脚上楼的农民，像陈焕生上城。可他们个个的的确确都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城里人。
小年夜前要备菜，王阿姨和老公坐了30站公交。他们到底还是回了虹镇老街，熟悉的小菜场，那里才有她“要买的菜”。他们“买了两斤草莓，路上被挤坏一斤”，王阿姨特意寻到以前相熟的店，这才放心烫了头。
他们回到曹路，交换着“回乡”的见闻。邻居们眼馋地听着。
我有点怅然。这曹路小屋内的一切，规整簇新明亮，比那深井似的老宅好多了。但虹口老宅土地上将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也没他们什么事了。
邻居带来了鞭炮。但这曹路的小区太过空旷，对着成排簇新而紧闭的窗户放响的“一百响”的余音，很快消失在风里。没有围观者，没有孩子拍手，甚至连猫猫狗狗也没有。硝烟散掉，唯有空地上的红色纸屑，显示这里有人过年。
热菜下肚，我喝了太多果珍了，遂问王阿姨借厕所。厕所其实就挨着客厅，小小的，不过三四平方米。关起门来，抽水马桶、洗手台和淋浴间俱全。淡蓝色的地砖擦得光可鉴人，连一根头发丝也看不到。的确是王阿姨盼了六十年的生活。
但洗手的时候，从面前镜子的反光里，我突然发现淋浴门后有一样眼熟的东西。回过头去一看，竟是那个脚盆。
是那个已经泛白了的红色木脚盆，在大雨的虹镇老街，彻夜接漏雨的脚盆。在那旧屋子里，它显得大得惊人，而在这个簇新的卫生间，它看上去又小又突兀。
它静静躺着。
我站住了。看着它好一会儿。
直到王阿姨在外大力敲门：“侬好了伐，好了快点出来呀，阿拉要切蛋糕了！”
吴侬软语的晚上
天气越热，蝉鸣越响。
这声音从树梢出发，跃过阳台，渗进纱窗，潜入屋内。我趴在饭桌上，桌边窗台上的草笼里，是买来消夏的蝈蝈。它似听见窗外奏鸣，也起劲地发声相和。我掀开桌面上一只只盖好的碗，想找一粒毛豆喂它。碗里有下午吃西瓜剩的皮，有中午糟下去的沼虾，有夜开花和番茄煮的汤。我记得那汤里有毛豆，搅着汤勺找寻。爷爷从隔壁房间走过来，叫我不要用烧过的食物喂虫。他穿一件白背心，摇着蒲扇，打开电视机罩。我知道，五点到了，电视书苑节目开始了。
童年里，夏天的傍晚总是这样开始的。
爷爷在电视机前坐定，电视里陈希安一袭长衫也在上手坐定。爷爷摇动蒲扇，而陈希安在轻摇折扇，说到关键处，不经意般举起三弦。五点开始的这一个钟头，是属于他们的时光。
今年大暑时节，我去拜访评弹名家陈希安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里见到他。老先生圆圆的脸和我从小在电视上看惯的一模一样，白里透红，气色真好。但他一开口，我却心里一酸。猝不及防，童年的虫鸣、饭桌上小菜的气息、蒲扇手柄上缠绕的棉线、爷爷端坐电视机前的神态，无数个夏夜，一齐涌到眼前来。
原来时间并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像《珍珠塔》里的陈翠娥下楼不过一瞬，但十八级台阶，十八种心情，十八种纠结，十八种惶恐，书场里表演起来，能演唱十八天。剧外的时间，却像大雨冲刷而过。我的童年早已结束，我的祖父过世多年，电视机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天翻地覆，各种娱乐节目更新换代，现在的孩子补习之余，是否还有闲心在祖父母家如此消磨一个夏日？
孩子眼里，老人似乎生来就是老人，却忘了我的爷爷也曾年轻。十来岁上，他离开水乡到上海谋生，年纪轻轻经历时局变化，脱下长衫换上列宁装，养家糊口谨慎度日。这是爷爷的命运，是同龄人陈希安的命运，也是来上海的一代人的命运。如今，老一代的移民年岁老去，而伴随他们长大的翠娥小姐依旧在故乡下楼，依旧“闻言语，笑一声。身袅袅，态婷婷，金莲窄窄下楼坪，下落楼梯六七层，她站定娇躯到又不肯行”。
我埋头吃陈先生待客的蛋糕，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多少个夜晚，爷爷坐在电视机前，一遍一遍重温他早已能倒背如流的评弹长篇，是否也在依旧坚持着，他和他童年故乡的维系？他再没有回去，在上海这异乡成家立业，也最终被安葬在这座城市。
翠娥想问方卿，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十八个问题萦绕心底，见面却恐相逢无一言，她只是在心里反反复复掂量，这些说不出口的问题，“因何昔日返乡城？因何并未转家庭？因何半路遇强人？因何并不报衙门？因何襄楚杳无音？因何抛弃白头亲？”
爷爷总是向我叙述，他故乡水乡的布局，哪些亭台楼阁，哪些楹联匾额，我总是不耐烦听。爷爷教我传统的礼仪，比如向人问候，问的要说“请教贵姓”，回答的要说“免贵”，我笑着说同学老师谁都不会这样说话。爷爷和我说长衫的料子、年夜饭的家宴、祭祀的次序、氏族的来历，我只是当小说听着。这些是我用不上的知识，是课堂上不会考、社会上用不到的知识，他却视若珍宝，沐手敬书，秘密相授。他从没说过他思乡，我也从未想过他要思乡，我想当然觉得上海就是他的家。
但这里毕竟不是他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素来不苟言笑的爷爷忽然哭了。原来他听闻在故乡的姨母去世，他说“我前面再没有人了”。当时我一点也不领会这种恐惧，我只是因为看到长辈的眼泪而手足无措。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长辈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乡音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历史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只是关于爷爷的那些往事，我再也没机会问一问他了。桥断了，剩下的人，如过河卒子，只能向前。
陈希安先生告诉我，上个世纪40年代，他与师傅“塔王”沈俭安和师兄周云瑞在上海及苏锡常各个乡镇书场演出时的盛况。那席中的听客，是否曾有我祖父年轻时的身影？他曾有过一个优渥的少年时代，“荫下幼年曾富贵，怀中提抱掌中珍”，这是剧中方卿的身世，而座中更有戏中人。离开书场后，他们各自际遇如何？关于这一部分，我也再没机会问问爷爷了。
再没有任何悬念了。那些夏夜，我听得懂，听不懂，跟着把《珍珠塔》反反复复听了十来遍。所有的剧情都烂熟于心。但离开陈希安先生家的那晚，我又打开视频看他早年的表演录像，此刻窗外蝉鸣渐起，亦如当年，我也像第一次坐在祖父膝头那样，看着眼前屏幕，直到吴侬软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