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论》体系的科学性
马克思多次谈到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科学的研究。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1]在法文版序言和跋中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的原理时，也多次提到它是科学。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谈到了《资本论》中有很多新术语时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
（一）科学概念的含义
“科学”一词，在拉丁文中是“知识”的意思，其他文种中的科学一词也多是从拉丁文中衍生出来的，所以也多具有“知识”之意。中国原没有“科学”这个词，1893年，康有为翻译日本著作时首先使用了“科学”一词。
对于科学的定义，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笔者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人们通过实践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结构、数量、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知识理论体系。其含义有三：一是科学是人的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不是凭主观想象的，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的。二是科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这种知识理论体系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是由无数代人经过传承所形成的。如果只有零乱的正确认识的材料，就形不成现代的系统的科学学科。三是这种知识体系是正确的，不正确的认识，不是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科学活动日益广泛，科学实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人对自然或社会的存在、结构、数量、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方法与手段各种各样，有的能够达到认识的目的，有的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在认识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基础是他人或前人的认识，以往的或前人的认识就是知识。知识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系统化了，有的没有系统化。正确的但未系统化的认识，将构成科学的材料。有了正确的系统化了的认识，形成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则构成科学。不正确的认识，将会被抛弃。所以，知识不等于科学，有些知识也不一定是科学的产物。知识正确与否，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现在，人们把科学实验当作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重要手段。科学实验的手段也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实验手段与结果有联系，但不是结果本身。实验的结果证明认识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认识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现代的科学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实验设备和手段、方法，科学越来越成为人们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的指导，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把科学概念与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来描述，认为科学不能用定义来诠释，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虽然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科学活动最后必然产生一种结果，如果结果和理论都是正确的，这种活动的结果和理论就是科学，因而科学也应该可以被定义。如果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被实践证实是正确的，并且是作为一种知识被传承之后，这种方法本身也就成为了科学。
认识、知识、实验、实践方法的关系，可以从科学发展史中得到解释。远古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只是适应自然。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一些自然现象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利，例如山林之火烤熟了动物，人们吃了这种烤熟的动物肉，感到味道鲜美且易于消化吸收，对人的健康有利，于是，他们有意识地保存火种以烧烤食物，用火烧烤食物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并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成为科学材料。与之相关的，比如如何保存火种，首先也是一种认识，其次才是运用，最后形成一种方法，这种对保存火种的认识也就成为科学材料。保存火种的方法，是科学在实践中运用的结果，人们往往把保存火种的方法也视为科学。后来，与火相关的知识越来越多，比如人们发现摩擦可以生火。人们在摩擦生火的时候，会思考为什么摩擦会生出火来，用什么东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摩擦出火来，这样，取火的方法就扩展了。对于摩擦生火的认识，是科学材料，对于如何用摩擦的办法生火，是科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如果人们把摩擦生火的认识和方法同时用文字传给后人，这种认识和方法又成为一种知识，它们共同构成为一种认识。于是，与火相关的关于保存火种的方法、取火的方法、火的用途等等材料被串联起来，系统化了，成为取火、用火的科学。
目前世界上有4000多个科学学科，都是人们根据某一系统的正确认识的知识形成的。因此，科学的第一要义乃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这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认识无限的客观，当然有片面性、局限性、未知性和不必然性。但是，人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点，使人的正确认识、技巧、实验方法等一代一代传下去，使相互关联的部分形成一种体系，有人总结出了这一体系的独特理论，这一体系也便形成为系统的科学学科。从零散的科学认识材料到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形成，是人们对科学认识深化的结果，这种结果并不否定科学是人对客观存在正确认识的知识体系的实质。自然和社会发展无止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无止境，科学知识体系也就不断地扩大并向纵深发展。
（二）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
人与其他动物有很大不同：一是人会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劳动，其他动物则没有这种本领。再聪明的猩猩，即使会把床单结为吊床，但它们绝对不会把棉花纺成线再织成布、把蚕茧抽成丝再织成锦。二是人不仅会劳动，还会进行抽象思维，会把抽象思维的成果用各种办法传给后代。前人通过抽象思维所获得的认识成果，通过口授、图画、文字等方法传给后人。自从有了文字，人类的抽象思维成果的传播就像长了翅膀，使人类的科学知识飞速积累。其他动物不会创造文字、图画，也就不可能把抽象的知识加以积累并传给它们的后代。三是人不仅会抽象思维，不仅会把抽象思维的成果传给他人、后人，他人和后人还会依据别人与前人的抽象思维成果进行推理、演绎，得到新的抽象思维成果，会把从实践经验和具体事物中得来的抽象具体还原为现实具体，其他动物都没有这种本事。比如，人们根据前人种植水稻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口传的，也可以是记载的——就可以种出相对高产的水稻。人们还可以根据再实践的经验，总结出水稻高产的规律，改进种植方法，使水稻的产量不断提高。再比如，人们会根据他人的抽象思维所设计的机器图纸，造出实体机器。
科学就是人们不断地从具体实践中，依靠抽象思维，进行经验总结，形成理论，经过又一次具体实践，又依靠抽象思维，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更高一级的理论，又经过具体实践，再现更高层级的理论的反复过程中发展的。
（三）科学论证
从实践中总结，再进行实践和再总结的科学理论，必须经过论证。
首先，论证需要提出一个论点。这种论点可能是经过实际观察到的，比如，老虎是食肉动物。虽然人们用实验的方法检验对自然的认识是否正确很高明，但实验室检验要求人力物力的支持，于是，人们对某些现象的新认识，便先以假说的形式提出。假说是有根据的猜测，无根据的猜测是胡说。假说正确与否，是需要论证的。论证的根据，是已经被实践检验过了的前人的正确认识体系。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目前尚无法把社会科学放进实验室检验。但为保证社会科学的正确性，必须对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以减少社会动荡和损失。
其次，论证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比如，要符合逻辑。逻辑的本意是思维的规律，论证要符合思维规律。比如，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是这样推论的：老虎会吃人，
因为这种动物是老虎，
所以这种动物会吃人。
在这里，“老虎会吃人”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公理出现的，公理不需要论证。但是，人们运用这种思维，要确定公理的正确性。
再次，论证要有论据，并要使用各种论证的方法。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用事实列举来作为论据，归纳或演绎出与论点相同的结论来。在论证中，还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以增加论点的可信度。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列举了诸如资本家延长工作时间、使用并虐待童工、工人的工作条件很差、生活无着落等实际情况，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需要改变，并设想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但事物的现象太复杂，仅仅使用列举和归纳不一定能够得到科学的结论。马克思在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现象时，运用了包括历史、归纳、抽象、综合、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等多种方法，揭破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根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实现。人是理性思维的动物，只要揭露出事物的本质，人们就会相信，就会有依据地行动，人们的目的最终就会实现。
最后，得出与假说相一致的结论。因为任何科学都是可被别人验证和被社会使用的，所以，经过论证的假说，通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是科学，不能被他人验证的和不能被社会使用的是非科学，明知是非科学还要把它当作真科学来欺骗人，是科学骗子，这种非科学便成为伪科学。任何经济学说都如其他科学一样，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被检验是正确的，就不是经济科学。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不能在实践中应用，不能正确指导实践，也不是科学。
论证的水平，取决于论证者的指导思想、对前人知识的掌握程度、对事实的细致观察程度、广泛联系的思考能力、历史知识和思维逻辑、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
不论属于什么阶级，只要他的学说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科学学说。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在科学的学说中，也可能有不科学的成分，在非科学的学说中，也可能有正确的成分。科学史表明，化学与炼丹术密切相关。从炼丹的目的性上来说，炼丹者是想找到长生不老之药，这是不科学的。但各种物质在炼丹炉中起化学反应，得到了新的化学物质，新的化学物质有新的实际生产生活用途，这是科学发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符合客观的部分是科学成分，不顾客观事实仅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部分是非科学成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跋中曾说：“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1]不要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是说经济科学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马克思在这里是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中，虽然整体是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的——所以才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其中尚有某些科学的发现，马克思为肯定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科学成分，才称之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称那些只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无科学成分的经济学说为庸俗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他虽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但还只是一种假说，或者说是一种猜想，他必须要对这种假说进行论证，《资本论》就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体系，马克思的论证是符合科学论证原则的。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
（四）《资本论》的问题指向与经济科学的“元问题”
人们需要研究的，多是自己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的是自己想要解决的，有的是国家、组织、单位或别人交予的。解决带有广泛性、社会性的大问题，涉及的方面多，需要形成专著。解决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小，多会形成一篇或多篇论文。《资本论》是一部涉及很多方面和内容的专著，它的问题指向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各种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前途。
凡是一门科学，都必然有一个“元问题”，也就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问题。比如，数学最基本的问题是不同事物的计量，它的“元问题”就是1+1，其他的一切运算都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各种事物的运动，它的“元问题”是力；化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各种物质的构成，它的“元问题”是元素；生物学最基本的问题是有生命的物质存在，它的“元问题”是细胞；天文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天体的物质存在状况，它的“元问题”是星球。随着一门科学体系的建立，人们对“元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又提出相对于高层次“元问题”的次一级的“元问题”。比如，物理学建立之后，人们对力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发现了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又由力与物质质量的关系，发现了微观粒子，此时，微观粒子又成为物理学的更深层次的“元问题”，对这些不同层级的“元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为不同层级的科学学科。
围绕解决不同层级的“元问题”，人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由于这些办法在实施前还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所以，它们还多是假说。由于受到个人经验、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提出的各种假说可能是空想的、幻想的、猜想的、断想的等等。人们对假说进行论证时，也多是围绕“元问题”进行的。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都是围绕着解决这门学科的“元问题”诞生的，其道路是曲折的，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
热力学是研究物质热现象和热运动规律的学科。热力学成为一门科学学科，是随着解决热力学的“元问题”，即“热是什么”的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不是说人们发现了火，又发现了取火和保存火的方法，发现了火的更多用途，等等，热力学就成为一门科学。到了18世纪，人类对热的使用范围不可谓不广，关于热的材料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普遍相信热质说，即认为热是一种可以发热的物质产生的。到了19世纪初蒸汽机普遍采用时，人们还是相信热质说。1841年德国青年医生迈尔经过长期思考写出论文——《论热的量和质的测定》，提出了热不是由热质产生，而是由运动转化的观点。然而，现实打击了他，杂志不发表他的文章，认为他的这种想法是无稽之谈。1842年，他的第二篇论文《论无机界的力》发表在另外一个刊物上，他初步计算出了热功当量的值，但他受到了权威人士的嘲笑，说他荒唐。他因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加之孩子的夭亡而精神失常。与他同时代的焦耳，也与他有同样的遭遇。1843年，焦耳完成了热功当量的测定，但权威们都不相信他。后来他得到了法拉第的支持，他的观点才逐渐被认可。迈尔也随着焦耳被认可而被社会所认可。经过一批科学家的艰难探索，热力学理论不断完善。终于，热力学第一定律被确定。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了外界对系统所传递的热量，一部分使系统的内能增加，一部分用于系统对外所做的功，热是能量转化的，在转化中能量是守恒的。热质说被否定。英国的律师格罗夫于1846年出版了《物理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书，论述了能量守恒一般规律。这样，科学的热力学才诞生了。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对迈尔赞誉有加，并第一次使用了能量转化的概念，指出了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深刻意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它的“元问题”是价值。然而，对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人们探讨了几千年也没有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1]经济学家们虽然对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探讨出什么结果，但在如何利用价值方面却取得了不少成就。马克思所指的“成功”就是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用时间计量价值，价值规律，事物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等。因为价值是经济学的细胞，如果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学的研究也深入不下去。马克思在解剖商品概念的过程中，发现了价值是什么。马克思为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为纠正以往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进行了不懈努力。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一时难以创立广义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于是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提出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说并进行了论证。
（五）《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资本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它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它所体现的批判性、革命性、实事求是、历史与现实、思维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我们结合实际认真思索才能体会其真谛。以下谈谈《资本论》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既有一般科研工作者常用的方法，比如归纳与综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实证与规范、推理与演绎等，也有他独创的特殊的方法，比如历史与现实逻辑、辩证逻辑、解剖抽象具体等。
1. 《资本论》研究的一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科研工作常用的方法。
（1）分析、归纳与综合。这是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功。怎样才能做好分析、归纳与综合？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
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全面搜集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观点和成果。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经过无数代人的继承性接力研究形成的，所以，搜集材料是论证的极其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不仅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且作了摘录，在摘录的同时进行了评价。马克思对威廉·配第的评价很高，说他关于物质财富源泉的看法，“不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使他达到了政治算术——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3]。据统计，仅马克思遗留的《剩余价值理论》文稿摘引的非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就达90多种。[1]
《资本论》的研究，就是马克思在详细占有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和交换，弄清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渊源，并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以后，结合现实的阶级生存状况，分析了社会的阶级斗争，把繁芜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了归纳，终于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1847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哲学的贫困》时，说过如下一段话：“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紧密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3]“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蒲鲁东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人的头脑中原理、观念、范畴的显现，通俗地说，现实的关系都是人先想干什么而真的干了什么而产生的，人的“干”是由“想”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相应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比如，起初，人们为了自己穿衣，自己种棉花、弹棉花、纺棉花、纺线、织布、缝衣；此后有人专门做衣服出售，开了裁缝店，店主招了人，进行了生产分工，有人专门种棉花，有人专门弹棉花，有人专门纺棉花，有人专门织布，有人专门做衣，生产效率提高；再后来采用机器生产，分工的范围就扩大了，不但有种棉花到制衣的各种分工，而且有制造机器的分工参加进来，有人炼铁，有人锻造，有人装配机器。这样，制衣的生产规模扩大，分工规模随之扩大，人们的生产关系随之发生改变，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说，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为了适应这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社会形态。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意思。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又会产生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观念。封建制度产生的是专制、独尊、挥霍无度的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是自由、私利、剥削有理的观念；在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是公益、平等、民主、自由、劳动至上的观念。
（2）比较、抽象与概括。只要有两种以上事物的存在，都可进行比较。由于一种事物有多个方面，而进行比较的又多是一个方面或数个方面，所以，比较往往会不全面。但是，比较又是一个较为直观的、基本的方法，人们的很多初始想法，往往都是从比较中得来的。比如，如果没有两极分化，没有资本家的花天酒地和工人阶级食不果腹的对比，也就没有同情劳动人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如果没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被社会的愚昧所扼杀，没有工人阶级斗争被资产阶级政府血腥镇压，也不会有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资本论》——的诞生。但是，如果看问题的哲学观点不正确，立场不正确，用事物的一个方面代替整个事物，比较出的结果可能与现实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有人只看到了现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个方面比我们好，就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殊不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几百年，靠战争掠夺的财富是个天文数字，在资本主义的车轮下，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被轧得血肉横飞，资本家的每一片面包上都抹满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肉酱；而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才发展了几十年，而且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发展的，指责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对世界造成的危害，也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要慢得多。所以，这种比较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马克思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关系，但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作了比较，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要先进得多，是一个更高形态的社会。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又是什么？这是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解答的问题。因而，为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作了简单比较后，就要运用抽象的方法，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
抽象的方法是人们常用的认识事物的方法。随后在分析马克思抽象具体方法时，再对抽象作进一步的论述。
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加以总结，形成结论，就是概括。概括是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认识，用一句简练的话或一个词语表达出来。概念往往是人们表达对某个事物认识结果的高度概括。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进行概括并进行论证，就成为理论。不过，因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相同，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理论。因此，在认识事物时，要运用各种方法综合认识。在进行概括时，要反复进行再思考，以免误入歧途。
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抓住的是生产力这个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在生产力这个概念中，又特别突出了劳动工具这个要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商品堆积这个表象入手，抓住了资本如何增殖这个关键，以价值是什么为核心，一步步地解析资本主义制度，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
2. 《资本论》研究使用的特殊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中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1]马克思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在1857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对这种方法作过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表象”和“表象中的具体”应该就是抽象具体。在这里，马克思采用的是解剖抽象具体和再合成抽象具体的方法。
（1）抽象具体。抽象具体是人们以抽象概念把握客观事物整体的一种方法。抽象是人通过整体印象或通过对事物整体联系的分析提取若干属性和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方法。抽象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整体的类印象。这是一种整体印象，即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表象”，是一种直观抽象。人们用类概念表达的感性具体，就由直观抽象所形成。比如，人们之所以能够分得清楚牛、马、羊，就是运用了直观抽象的方法。二是从许多事物中，提取其共同的属性或方面。比如数字就是关于事物数量的抽象。不论大人与小孩，只要他会计算1+1=2，他就是在运用抽象的方法。三是人们在作了简单的直观抽象之后，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问题，就需作更深层次的抽象。这时，需要撇开事物的很多方面，把事物本质的方面抽取出来，把反映不同事物的属性或方面以逻辑形式描述下来，就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四是通过分析，把不同的属性和方面合成为一个整体，便形成为理性具体。以类概念形式把握的感性具体与以多种属性和方面合成的理性具体以及可用现实具体代表的抽象便是抽象具体。
黑格尔论述过“抽象”和“具体”。黑格尔认为抽象是一种割裂，具体是内在联系，抽象与具体相对立。“具体”由不同的共性抽象所组成，是不同规定的统一。比如，花是由形状、颜色等联系成的一个整体，而气味、颜色都是抽象。根据我们对抽象问题的再研究，大概黑格尔的“具体”包括了现实具体、感性具体和理性具体。我们所说的抽象具体，则不包括现实具体。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过程论》中说过：“现实具体包含着许多矛盾，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抽象具体基础于现实具体，当然也包含着现实具体的一切矛盾和差异。但它已经不是现实具体，是现实具体过去的记忆，因而它将依人脑的状况而变化。”
抽象具体经常被大众所使用。比如，水果就是一个抽象具体。乍一听，“水果”很具体，但是，它却是一个有很多内容的抽象。如果我让你买水果，你听后可能认为没问题；但是，真到了市场上，你可能会犯嘀咕，不知道我是让你买桃子还是买杏子，抑或是其他。因此，水果是人们以抽象的方法把握不同的可被食用的果实的类概念，是有专指对象的。马克思认为，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实际具体入手搜集、整理资料，从实际具体上升到抽象概念，再以抽象概念进行演绎，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共性来。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接触的不是实际具体，而是抽象的概念，这些抽象的概念是前人从实际具体抽出的，对于后人来说，这一个个看似具体的抽象概念却是整体的、混沌的、综合的、表象的，很多因素是未知的，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马克思列举了“人口”“阶级”“资本”三个概念的例子来说明抽象具体。“资本”这个概念看似很具体，但它是一个多样性的综合体，不仅与雇佣劳动有关联，而且与价值、货币、价格有关联。在马克思解析资本概念之前，人们往往把资本看作是一个已知的整体，不知道资本这个概念是混沌的整体抽象，不理解资本概念中包含的雇佣劳动、价值、价格、货币等内容，所以就不能正确理解资本。
（2）解剖抽象具体。既然抽象具体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要研究经济学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就应该解剖经济学中的一个个看似具体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2]为把握资本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对抽象具体进行了解剖，在《资本论》研究中，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设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接着便选择从“商品”这个抽象的概念下刀进行解剖。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商品”这个概念当成已知的东西。一般人所知道的，是商品的如下特性：从物质存在状态看，凡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如电视机、锅、炉、灶具、衣服等等，都包括在“商品”概念中；从功能看，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在使用中可以产生功效，人们购买商品，就是为了获得其功效；从获得的途径看，凡是商品都具有交换价值，可以在量上进行比较。而马克思要研究的，除了商品以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特性外，是蕴含在“商品”这个抽象概念中的如下因素：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所表达的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价值与使用价值为什么统一于商品中？商品的等价形式是如何表现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量是什么关系？价值量在生产中是怎样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便是解剖抽象具体。
在马克思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对价值、资本、劳动、工资等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就是因为没有解剖商品中所包含的因素。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一步步地解剖“商品”这个抽象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终于，马克思发现了商品中不仅包含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而且有与二因素相对应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庞大的《资本论》演绎体系即以此为基础展开。
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认识感性具体就很困难，人们常常被它的表象所迷惑，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认识理性具体更难，理性具体是经过一代代人的抽象完成的，属于抽象具体的一种。人对事物的抽象，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因而对它的分析五花八门。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这些理性具体，以便理顺理性具体包含的各种关系，这也是解剖抽象具体。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白人们对事物的抽象是分层次的。二是要在继承前人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要以新的观点和视觉，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要予以吸收，不正确的要引以为戒。在这方面马克思是我们的楷模。马克思是在借鉴、参考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肯定了他们的正确见解，批评了他们的不正确看法之后，演绎他的《资本论》体系的。三是虽然解剖的是抽象具体，但要避免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它的一切方面、趋向、联系、差别、内部的斗争与发展等等。如果不能以运动着的观点看问题，就会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今天的一元钱与昨天的一元钱不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与昨天的资本主义不一样，今天的社会主义与昨天的社会主义也不一样。如果分析“人”这个抽象具体，必须要联系现实世界的人的阶级性，有的人压迫别人，有的人受别人压迫，有人过着天堂般的生活，有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但是，人的阶级性也在变化，可能有人处于劳动者阶级阵营，但已经蜕化变归于剥削阶级阵营，有的人虽处于非劳动者阵营，但已经跨进了劳动者阶级的营垒。
（3）抽象具体再合成。如果把抽象概念所蕴含的内容弄清楚了，再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就可以进行抽象具体的再合成。再合成的抽象具体，是内容已经被认识的理性具体，它已不再是混沌的了。比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认识到了资本是一种增殖了的价值，是含有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产物，它不产生于流通领域，只产生于生产领域，并且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解剖抽象具体又再合成新的抽象具体的方法，是认识一切混沌概念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概念的分析，不但使人们对商品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人们对与商品有关联的资本、私有制、工资、价格、阶级等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马克思说：“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但是，我们不能把用这种方法再现的具体，当作实际具体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这种被还原的具体，带有一般性，是带有普遍性的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3]这种再现的理性具体对我们的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性的鲜活体现。
马克思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代代传承的，后人从前人那里接受的抽象的概念不仅是混沌的，而且有的还不是单一的，是由多个抽象具体来表达的。例如，“力”这种抽象具体，原来只是指人们对人手产生的一种能够推动小车、提起重物使之发生位移的现象的抽象，后来一切能够起与人手相同的作用和效果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都被抽象为力。物理学家们对“力”这个抽象具体进行解剖，发现了力的三要素，即方向、大小和作用点。力可分为静力和动力。继续解剖力，又发现了静力的平衡力系及力的内效应、外效应；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力的合成平行四边形法则……人们用“牛顿”来表示力的大小，这也是用一种抽象具体表达另一种抽象具体。1牛顿=1千克·米/秒2。“牛”是一种抽象具体，距离单位“米”、重量单位“千克”和时间单位“秒”也都是抽象具体。再比如，“功”这个概念是抽象具体，而表达“功”的单位的“焦耳”也是一种抽象具体，“焦耳”是用“牛”和“米”来表达的，1焦耳=1牛·米。“牛”“米”也都是抽象具体。所以，要研究使用概念表达的抽象具体，就需要解剖这种抽象具体。研究者只有在解剖分析抽象整体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之后，经过整理，才能理清构成抽象具体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更深入的发现。当一门科学运用了解剖抽象具体——分析抽象具体——弄清抽象具体的内部联系——再合成新的抽象具体的时候，就表明研究者对这门科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由于抽象具体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人们往往在弄不清某个抽象具体实质的情况下而要使用它时，会用一个现实具体来代表它。比如，人们虽然弄不清价值是什么，却用贝壳、金银、钞票等实物来代表它。笔者在《过程论》对这种方法进行了阐述，称之为“抽象具体辩证法”，即本书中的“抽象具体实代法”。
（4）抽象平均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使用了抽象平均化的方法。抽象平均化就是在以抽象的方式把握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再把抽象当作现实具体予以数量平均。任何一门科学，如果要研究带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研究就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如果希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就必须采用它们抽象的平均样本。在《资本论》研究中，虽然马克思对抽象平均化的方法应用广泛，有的是动态平均化，有的是静态平均化，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劳动力的社会抽象平均化。马克思说：“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平均化的方法不理解，说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同质性是不正确的，比如男人的劳动与女人的劳动不是同质的。他们不知道，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劳动，都会付出能量，而能量是同质的、同一的，所以，人们的劳动不可能是不同质的。
商品价值量的动态抽象平均化。马克思把单个商品“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2]。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商品的价值，在动态抽象平均化中确定。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以这种方法确定商品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际生活中，商品的价值不可捉摸。如果从理论上说得通，就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实际上难以计量，则说明在这方面还有发展空间。对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后面予以探讨。
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理论，是采用动态平均化和静态平均化的方法确定的。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但是，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用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不同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社会上出售时，它们的价值都必须化为社会平均价值才能实现，化为社会平均价值的过程是动态的。平均利润只有在一次生产过程结束后作为静态的结果，才能被计算出来。马克思说：“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异常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巩固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1]我国有经济学家计算了静态价值转形的正确性，也有经济学家计算了动态价值转形的正确性，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出了贡献。这与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抽象平均化方法的认识逐步深入有很大关系。
价值规律以价值的动态抽象平均化为基础发挥作用。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时按相同的价值量进行，是为等价交换，也被称为价值规律，或价值法则。有经济学家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经济学第一规律。
同样的商品由于生产条件不同，其价值不同，成本也不同。但在平均利润形成后，成本加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由于供求关系，商品的市场价格会上下波动。有经济学家疑问，如果经济学中真有价值规律存在，商品的价格应该稳定才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价值规律并不存在，是一种虚构。其实，价值规律在价格中起总量平均化的作用。这种平均化，是一种动态平均化。马克思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2]正因为如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有了另一种意义。马克思原来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平均条件下创造一种商品的时间，而在这里，马克思又从价值总量分配方面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需要的是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必须是有用的产品，如果超过了社会需要，多余的产品价值就不能实现。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依据价值规律、供求关系来调节生产总量的。过去我们把一切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全部计划化，是对价值规律理解不深的缘故。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极有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同志解释说，在市场经济前加“社会主义”几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应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阶段，人类的社会生产仍是商品生产，它需要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更需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也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不能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中，只相信价值规律的自发性，不相信人利用规律的自觉能动性。
价值规律是以动态抽象平均化的要求在商品生产中通过竞争发挥作用，其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表现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量的不一致，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对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说：“……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2]恩格斯说得更为明白：“第一，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3]
商品的市场供求变化、市场价值、社会生产价格也以抽象平均化为基础。供需平衡是一种抽象平均化。市场上的供需平衡，只是一种动态的、偶然的短暂存在，而非常态。马克思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4]因为虽然在任何一个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如果朝一个方向的偏离，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所以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相互一致。马克思说：“然而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相互抵消。”[1]供求关系的抽象平均化，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马克思说：“这个平均数绝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2]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同部门生产的商品价值平均后形成的，不同部门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是在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条件下生产的，是由商品的市场价值形成的，这些都是抽象平均化。马克思说：“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3]也就是说，商品价值的变化，调节供求比例。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纠正了价格由供求决定、价格又决定供求，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又决定需求等错误观念。如果商品物美价廉，则消费需求旺盛，为社会成员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是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的生产目的。我们不能用人为的行政手段保护低效率企业，保护落后的生产，但也不能使生产过剩。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一个动态平均化等比联动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简单劳动是每个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比较复杂的劳动是自乘的或者说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一个复杂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如果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相等，它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只是每个人的体力的付出，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付出的劳动量的大小都不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是社会人在全社会付出的劳动量平均化了的劳动。复杂劳动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每个人的技能不同，所以，复杂劳动也是一种社会平均化的劳动，二者都是抽象平均化的概念。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抽象的动态等比关系。区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一要根据社会平均生产状况确定，二要根据价值量确定，三要在社会生产的动态中确定。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理论的现实意义是，不能单纯依劳动方式、劳动岗位来区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尸位素餐者的劳动不仅可能不创造价值，而且还可能创造负价值。
马克思运用他的独特的抽象平均化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论推向一个新高度。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需要运用抽象力，运用抽象具体辩证法和抽象具体实代法，运用马克思动态或静态抽象平均化的方法，研究解决关于价值的一些问题。
（六）《资本论》的逻辑
人们常常说，某篇文章的逻辑性强，某篇文章的逻辑混乱。逻辑性强说服力就强，逻辑性差说服力就差。所以，逻辑问题是文章和著作必须注重的问题之一。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心有余悸地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公理，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以最严密的逻辑所作出的差不多全部的结论。”[1]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是独树一帜的。
1．关于逻辑。人们对“逻辑”这个词都不陌生，但多是从“理”即规律上去理解和运用。比如，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理论”，人们往往称之为“强盗逻辑”；对于指鹿为马，往往称之为“荒唐的逻辑”。逻辑是什么？“逻辑”是希腊文的音译，原意是思想和理智，是研究思维、论证和推理的学问，是关于思维规律和形式及认识方法的科学，因而逻辑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枝。原来的许多自然科学也都包括在哲学中。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相继独立，哲学也就仅仅剩下思维规律、形式和方法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了。”[2]我们在一些学术著作中，看到很多关于逻辑的概念，比如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数理逻辑、规范逻辑等等，但根据思维规律的要求看，可以把各种逻辑划分为基础逻辑（即形式逻辑）和高级逻辑（即辩证逻辑）两部分，这两部分密不可分。概念、判断和推理是思维的三个基本形式，思维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各部分客观存在的联系方式是思维的结构，相对于思维内容来说，思维结构是形式，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律表达思维内容的形式，便是初级的逻辑——形式逻辑。很多种类的逻辑比如演绎逻辑、归纳逻辑都可以归结于形式逻辑。人们说话，写文章，都要经过思维，都在程度不同地运用着形式逻辑。那些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都是在熟练地运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较好地运用辩证逻辑和其他逻辑形式的人。
逻辑的依据是客观存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和现实的客观存在。由于人脑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决定了思维的规律性。找到了客观事物规律性并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文章、著作就有了很强的逻辑性。如果找不到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而瞎说一通，文章和著作的逻辑就会混乱。只有较强的逻辑性的文章和著作才有较强的说服力。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逻辑学中充满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唯心主义逻辑观认为，思维可以独立存在，可以不依靠现实而自生逻辑。例如，先验主义大师康德就认为，人所具有的逻辑思维是先天的，与经验和外界无关。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逻辑，创建了唯心主义辩证逻辑。他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代替了康德的逻辑与自然的分离，但他的逻辑基础仍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概念、思维和观念决定外在物质世界，是物质世界产生的基础。马克思主义逻辑观认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人类的认识，在于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事物的联系及秩序，把握客观规律，为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提供行动依据。马克思创建了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逻辑是一门如数学一样高度抽象的科学，也是一门需要人们重视学习和发展的科学，所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学习逻辑方法，对于我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历史、认识社会现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2. 《资本论》遵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广义的历史是指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按时间顺序的记载。如果人们按事物的不同类别记录事实，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历史。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过的事件按时间顺序的记录。自然的客观和对客观的认识形成自然科学，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的客观和对社会的认识形成社会科学，这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论自然的历史还是社会的历史过程，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发现并描述这个过程的规律，便是遵从了历史逻辑。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有些偶然发生的事件，也蕴含着必然。必然性就是历史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人们对事物的发生进行记录的目的，是要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以使后人借鉴。但是，如何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必然性、内在联系，是非常艰难的，需要遵循思维规律即逻辑，认识分析这些材料。
真正的科学认识就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发展、消亡过程的正确反映，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因此，遵从历史逻辑，从繁芜纷杂的历史中抛弃具体多样性的细节和排除偶然性，揭示出历史的规律，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评论中说得明白：“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
任何历史都是现实的沉淀，所以，遵从历史逻辑也必然遵从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就是事物当前状况的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不过，由于人的头脑是物质的，与当前的现实环境相互影响，因而可能会因为环境或利益使认识偏离现实的逻辑。如果现实沉淀为历史，后人对历史经过分析、归纳，得出的结论较好地反映了事物的规律，这种认识也就有了较强的逻辑性。任何认识都是为实践活动提供行动依据的，因而有较强逻辑性的文章和著作就具有了现实性。
马克思的《资本论》既遵从历史逻辑分析历史材料，也遵从现实逻辑分析现实材料。不仅从人类社会重复交换的历史分析价值形式，从封建社会的小农生产，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再到机器生产，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到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而且从现实的统计资料，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从资本主义的趋势，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及前途。这种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统一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和现实材料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无疑对于劳动者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行动都具有指导意义。
3. 《资本论》对形式逻辑的运用。虽然形式逻辑是逻辑的初级形式，是在撇开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过程，在把事物看作是静止状态的情况下对事物进行认识的，有其局限性；但形式逻辑自亚里士多德创立至今，经过两千多年的使用和发展，已经成为人们进行论证的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思维规律目前来说有四个：一是同一律。它要求各个概念的含义是同一的、同义的，不允许在前后的论述中有歧义。二是不矛盾律。它要求在论述中不能前后矛盾。但是，运用这个规律需要区别议论中的矛盾和实际生活中的矛盾。不允许在论述中自相矛盾，不等于你所论述的实际事物也不能有矛盾。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那么，你就必须列举分析他之所以为好人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做过错事、说过错话。三是排中律。它要求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中，有一个是真实的，必有一个是虚假的，没有第三者；但是，不能由此而产生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式。四是充足理由律。它要求思想连贯，推论的理由充足。对很多现实问题的认识，都依靠这个规律来进行推论。比如，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其理由就是人民不仅是社会权力的拥有者，而且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其推论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不但掌握政权，而且掌握经济权，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平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定，不仅如“价值”“资本”等概念的含义前后一致，一以贯之，而且推论也是严密的。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比如杜林就攻击马克思关于个人所有制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混沌世界”，这是因为他不知道马克思既使用了形式逻辑，还创新了辩证逻辑。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犯了混淆类概念的错误，与使用价值相对应的，应该是使用价值一般，而不应该是价值，这是他对价值不了解的缘故。实际上，劳动有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有一般价值和使用价值，一般价值可以简称为价值，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一般。庞巴维克还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有矛盾，这是他对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了解，不知道马克思研究的是一次性生产过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使然，他们不愿意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
4. 《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因为辩证法的规律也是思维的规律，所以，辩证逻辑就是以辩证法的观点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形式逻辑是逻辑的初级形式，辩证逻辑是逻辑的高级形式；形式逻辑是把事物看作静止状态时对事物的认识，而辩证逻辑是随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对事物进行认识；形式逻辑是抽去了事物一切联系时对事物的认识，辩证逻辑是对相互联系着的事物的认识；形式逻辑对事物的认识是片面的，辩证逻辑对事物的认识是辩证的。唯心主义辩证逻辑是黑格尔的杰作，唯物主义辩证逻辑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与唯心主义辩证逻辑的主要不同，是唯物主义辩证逻辑依客观存在认识事物，它既包含概念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也包含着实践。马克思依据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既对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功绩予以肯定，又指出了资本主义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必然趋势。恩格斯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以他的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用辩证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客观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原因，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最终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研究，处处充满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资本论》中被运用得娴熟而且符合实际。比如，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比以往社会更高的生产力，在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合理性；在否定中又包含肯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斗争，必然会使人类社会上升到一个更高形式的阶段，那就是消除了剥削，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人的理想和观念创造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
（七）《资本论》的演绎
庞大的《资本论》详细占有材料，不仅使用了一般研究方法和创新的方法，运用了一般逻辑和辩证逻辑对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归纳、综合，而且较好地运用了一般演绎和数理演绎，使得出的结论更可靠、更可信。
1. 《资本论》的一般演绎。归纳和演绎是初级逻辑的两个大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归纳是从众多的事实中概括性地得出一般的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的方法，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着的方法。有的学者如培根（1561—1626年）强调经验和归纳，强调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2]但是培根忽视演绎，认为演绎受归纳制约。有的学者如笛卡尔（1596—1650年）则只承认演绎。他认为感觉会欺骗我们，而理性知识最可靠，比如几何学就是从明明白白的几个公理推演出来的，所以，应当从简单明了的思想观念推出各门科学学科来。虽然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是一种客观存在，在这方面他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的认识论却是唯心主义的。针对这两种方法的对立，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必然是相互联系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认清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3]
演绎推理极其复杂。有的学者把错误的假象当成前提，其演绎推理的结论当然也是错的。西方非科学的价值理论，多是从表象出发定义价值的，虽然有自己的推论理由，但由于前提错误，其演绎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比如，效用价值论者认为商品的价值由效用决定，效用又由主观判断决定。由于主观判断的价值随人的想法不同而不同，所以价值也就没有了标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研究者直接把众多的现象当成了公理，而忘记了探索表象背后本质的使命。由于他们是依现存的现象演绎推理的，因而得出资本主义永存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则从众多的商品的交换现象，归纳出不同商品之所以可以相互交换，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具有某种同一性，在找出了不同商品的同一性是抽象劳动之后，又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要以商品生产为基础。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结果。随着人类一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必然。这个结论，合乎一般演绎规律，无懈可击。
2. 《资本论》的数理演绎和数量演算。数理演绎是演绎逻辑中的一个特别类型，是按照数理逻辑进行的推理和演算。数理逻辑或称符号逻辑，它的创始人是莱布尼茨（1646—1716年）。数理逻辑是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关于推理证明等问题的一门科学学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数理逻辑进行演绎并进行数量演算，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而且采用定量分析，会使论证过程和结论更具说服力。马克思也曾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1]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不仅有质的区别，也有量的界限，因而具有质和量的事物，都可以用数理逻辑予以推演，予以定性和定量。正如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说，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的变革，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说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广泛地采用了数理演绎和数学演算。比如，对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量、超额利润、成本价格、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地租等，都采用了数理演绎和精准的数量演算与计量。在计量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被社会资本均分之后，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马克思运用数理逻辑演绎和数量演算，使他的学说更具有逻辑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在经济研究中最早大量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演绎的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屠能（1783—1850年），他用微积分和数学公式表达经济范畴。之后，法国的安东尼·奥古斯特·古尔诺（1801—1877年）使用函数表达市场关系。德国的戈森（1810—1858年）用数学方程和二维图形说明人们的享乐法则。在边际效用学派兴起后，由边际学派发展的一个分支就是数理学派。这个学派是在边际效用论的创始人门格尔的抽象演绎法的运用中产生的。门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马克思的抽象法和抽象具体、抽象具体解剖、抽象具体平均化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而门格尔的方法则以心理活动为依据；马克思的方法以社会的相互联系的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门格尔的方法则以孤立的个人为研究对象。因为数理逻辑是符号的，虽然逻辑性很强，但因为它可以脱离实际进行演绎，因而它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事实上，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文斯（1835—1882年）、瓦尔拉斯（1834—1910年）等人都是以人的心理满足、快乐与痛苦等来设定商品效用的，并以此为基础使用数学的方程式来进行推理。这种离开了事物多样性、联系性、系统性、客观性的主观的抽象的片面的纯数理论证，其结论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因而，运用数理逻辑进行演绎的要求甚高。比如，它要求论点必须正确，如果论点不正确，使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就是玩弄数字。论点正确与否，要使用各种方法综合求得，然后再用数理方法检验。如果不使用综合的方法求得论点的正确，而只使用数学的方法，则可能陷入循环论证：论点正确不正确，需要论证——论证依靠的是数理逻辑——进行数理逻辑论证，又需要论点的正确。现在，经济学有日益数学化的趋势。由于现在的数学还不能囊括全部的世界存在，由于某些人类行为、关系还不能用数学表达，所以，若只追求经济学数学化，则可能使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失之偏颇，也可能使经济学研究神秘化，对经济学的发展不利。正如恩格斯所说：“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推到极端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用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用的，所以它只能从现实来说明，而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1]
（八）《资本论》的实证与规范研究
现代经济学从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而区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实证的”一词源于希腊文positivus，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定，也就是确实发生的、实在的、有用的。实证主义创始人是法国的哲学家孔德（1798—1857年），他曾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后来由于二人的意见不同，他离开了圣西门。虽然是圣西门首先提出了“实证的”一词，但孔德对“实证的”内涵予以了充分说明。孔德于1824年出版了《实证政治学》,1830—1842年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1844年出版了《论实证精神》。他在他的实证主义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社会学”一词，被后人尊奉为近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实证”一词具有的内涵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肯定的而非犹豫的；精确的而非模糊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因而，他认为，只有经验的现象和事实才是确实的，科学只是对经验的现象和事实的描写与记录，其他的都是不可知的，事物的本质超乎人的经验之外，不可能被认识。因为事物的本质不可知，所以科学就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因而实证分析法又称为经验分析法，其具体的方法有静态与动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总量与变量分析等。后来奥地利学者马赫（1838—1916年）的经验批判论，美国学者皮尔士（1839—1914年）的实用主义，英国学者穆尔（1873—1958年）、罗素（1872—1970年）的新实在论，奥地利学者石里克（1882—1936年）的逻辑实证论，都是实证主义的变种。因为他们只相信经验，不相信人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有不少学者受他们的影响，以实证的方法借助数学研究经济问题。比如，有人试图用数学模式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理论不正确，从而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规范研究探讨的“应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1711—1776年）。休谟在1739—1740年所著的《人性论》中说：“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1]休谟这段话，说的是不能从“是什么”推断出“应是什么”，要说明“应是什么”，必须加以论证。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以此区分经济学的实证性或规范性。实证经济学证明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一种事实判断。规范经济学证明研究对象“应是什么”，这是一种价值判断。
马克思曾批判过实证主义，主要是因为实证主义以片面的、非联系的、非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但不等于马克思不重视实证研究。《资本论》实际上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更是辩证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从历史的发生发展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是一种动态的实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是从封建社会中孕育的，是以价值为纽带的商品生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方面是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论》之所以是实证的，还因为《资本论》是以大量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为研究材料的。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序言和跋中说得非常明白，他在研究中，不但尽量多地寻找历史材料和前人的经济学理论材料，还尽量多地增加现实的新材料和修订自己的原观点，增加新观点。从《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用实际材料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罪恶。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序言中说：“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2]
《资本论》又是规范的。马克思虽然着重于以事实为依据对搜集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综合、总结，但不可避免地要加进自己的价值判断。马克思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本质之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要被克服、被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明显的矛盾和弊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比如不断发作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两极分化。解决矛盾和消除弊端的过程，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了将来的社会“应是什么”。这个“应是”的社会，是经过论证的。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才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资本论》的实证性和规范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用“实践”把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联系起来，以实践为媒介，以利益为核心，利用各种方法，从纷杂的现象中揭示本质，抓住要害，寻找规律，指出了人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意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也必然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浅入深，永无止境。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要利用事物的规律，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与资产阶级用静止的、机械的、没有现实依据的、假设的、单纯数理演绎的研究有天壤之别。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单纯而彻底的“实证”或“规范”的经济学并不存在，经济学同时具有实证性和规范性。事实判断应通过事实检验或实验的方法辨别真伪，价值判断是一种对于对象的估价。实际上，即使是对“是什么”的判断，也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何况现在许多所谓实证的经济理论的论证前提都是假设的。王晓林教授说：“‘理性经济人’假定，人是有理性且利己的，经济人的理性抉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由市场’则假定，市场是自由的、充分的，充分竞争的市场能够实现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从事实上看，第一假设忽视人所固有的非理性和同情心一面的存在及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第二假设所说的完全自由且充分竞争的市场则很难现实地存在。假设之为假设，关键在于它只是假定的而非‘实是’的，基于大量经验事实的假设如此，遑论弗里德曼的虚构性假设？任何假设，无论它曾得到多少事实的确证，都不能确保它不会被证伪。因此，实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才是实况陈述，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则只能是以实况陈述形式出现的意义陈述。”[1]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如马克思一样，把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
（九）《资本论》的结构与语言
结构与语言影响到学术论著或论文对读者的理解，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 《资本论》的结构。一门科学，不仅要有一个问题指向，以“元问题”为核心，确定解决问题的要素，依这些要素构成一个严谨的框架，形成一条主线，而且在框架内还要进行网格的再划分，细致地思考解决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使之不脱离主线的方向，进行循序渐进的探索并依逻辑进行论述。理论体系的框架要层次分明。在解决理论问题时，往往都是由浅入深地层层递进的。有时候，大的方向性问题看似解决了，但细节问题不能解决，整个理论大厦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倒坍。比如，李嘉图尽管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见解正确，但他没有弄清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相交换与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的问题；他不知道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不能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问题。有的人抓住这些问题对他进行攻击，最终他的学派解体。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论》的核心问题指向。因此，研究资本如何增殖，雇佣劳动在资本增值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构成《资本论》的基本框架。资本的本源是价值，价值问题是《资本论》的元问题，马克思以价值是什么—商品的价值构成—商品的流通—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的生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价格—市场价格为主线，围绕主线划分网格，找出网格中的一个个理论元素，或者说网格中的一个个再低一级的元问题，予以合乎逻辑的解决。《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商品价值的论述是马克思的理论大厦的基础，主要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即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主要是论述剩余价值的实现；第三卷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通过对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资本怎样瓜分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商业价格和市场价格如何形成的分析，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全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地对马克思的市场价格理论进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予以反驳，有人担心马克思学派因此解体，所以，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进行梳理，肯定它的科学性，发展它未涉及的领域，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2. 《资本论》的语言。《资本论》的语言凝练、简洁、生动、明了。有的语言很形象，使人们产生深刻的印象。比如，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再比如，马克思形容资本家与劳动力出卖者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后的情景：“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把资本家与工人的状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人们常常感到《资本论》难懂，这不是马克思的语言表述有问题，而是他研究的问题本身很抽象，不容易被人们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商品的部分最难理解，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3]。马克思对他的著作精益求精，不断地进行语言修改。他在第二版跋中曾说：“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4]
（十）《资本论》原理的实践检验
科学的理论应当接受实践的检验，《资本论》也不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的理论至今仍然没有过时。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露，不仅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也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资本主义的剥削，使货币这种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增殖，成为资本。马克思对商品的流通、资本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的增殖、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市场等等的研究不但精深，而且透彻，不仅符合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且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人民的剥削仍然是依靠军事掠夺自然资源，依靠到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办工厂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为了销售过剩的产品和军火获取利益，不惜制造别国的动乱，或直接发动战争，以武力推翻别国的合法政权，以扶持代理人开辟世界市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制造世界性的难民潮，与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血腥罪恶别无二致。现在西方不少国家的大学，把《资本论》作为学生必修课之一，也说明了《资本论》对解剖现代资本主义的适用性。二是资本主义利用国家手段，对本国工人的剥削虽然有所减轻，但他们利用货币的价值工具特性，利用本国货币的特殊地位，操纵汇率，利用货币贬值升值，进行国际性的剥削。三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少企业还是依靠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减少劳动者的福利发财。这些，都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本性相符。四是无人工厂的出现，这是财富充分涌流的序曲，也是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的前兆。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反而成为资本家加速敛财的工具。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仍然不断被事实所证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这个理论已经被《资本论》诞生后的150多年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据统计，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22次较大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巨大。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使贸易成为世界性，形成世界市场，已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进步使世界联为一体的经济全球化所证实。随着资本的集中、劳动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和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如果不加提示说明这是马克思在150多年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当代人对现代情况的描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不公正不公平的根源的论述，也被事实所证明。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社会财富虽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的积累，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另一极是劳动群众的相对贫困。《人民日报》刊文指出：1975—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3%降为3.1%，收入最高的20%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43.6%上升至51.1%。瑞士银行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全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人口仅拥有全国总财富的0.8%，可见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精英”没有受到损失，普通民众2007年到2010年净资产则缩水近40%，回到1992年的水平；2015年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40年来首次跌破50%;2016年底，特朗普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作者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名利场》的文章的话说，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为“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会，与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已截然不同。[1]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论述，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性。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摆在那里，不需要多费口舌。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是私人的，是实行高度独裁的独立王国，资本家是他们那个独立王国里的国王，劳动者稍不小心，就可能失去饭碗。由一个个独立王国里的国王出钱选出一个国家总统，这样的总统不可能不代表独立王国里的国王们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因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平等、公平、公正、民主、自由。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观点的正确性也越来越被实践所证实。例如，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过程中的一种表现。马克思说，股份制度的发展，“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2]。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3]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与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等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可以采用股份制，也可以采用合作制及其他形式，这要看对人民有益还是无益，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看，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生产发展潜力。但是，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会自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永存。任何社会都有自动调适能力，但这种调适都限于自己的生产方式之内，一旦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那种既定的生产方式，自动调适就让位于扬弃了，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旧的生产方式灭亡。不过，这种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是犬牙交错的。有的地区还保留着旧的生产方式，有的地区已经焕然一新。从现在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才开始不久，资本主义正处于世界性扩张阶段，所以，资本主义还会存在一段时间，资产阶级统治者会从国内外剥削和掠夺的财富中拿出一点给国人享用，让国人享受高工资、高待遇、高福利，以获得国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的支持。虽然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总体发展进程是依次发生的，是不可跨越的，但在某一经济形态已经孕育出了新的经济形态的因素后，人们可以加速对原来经济形态的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不可跨越，这是因为，生产力只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不能凭空跳跃——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部的经济都不可跨越。因为人类会相互学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会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学习，在学习先进生产力的进程中实现经济的跨越。人类社会整体不能跨过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要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成果，坚持改革创新，去除资本主义的糟粕，我们的目的就一定会达到。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的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第32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2]《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6-447页。
[1]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53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6页。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212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722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2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0页。
[1]吴易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1162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3页。
[1]王晓林：《经济学：实证的抑或规范的？》, 《经济学家》2003年第4期。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1]王晓林：《经济学：实证的抑或规范的？》, 《经济学家》2003年第4期。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
[1]田鹏颖：《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仍在加剧》, 《人民日报》2017年8月6日第8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7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8-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