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利奥·胡列尼托》：反乌托邦乱世中的反英雄
人们一般认为俄罗斯经典反乌托邦小说是扎米亚京创作的《我们》，但人们似乎忽略了几乎与《我们》在同一时间创作的《胡利奥·胡列尼托》[25]。长期以来，爱伦堡在俄罗斯文学界最大的贡献被认为是开创了苏联文学的解冻时代，他的小说《解冻》（Оттепель，1954）反映了斯大林去世之后人们呼唤自由的诉求，成为苏联文化之春的第一只燕子。事实上，爱伦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情有独钟，但他强调：“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讽刺小说，有时人们称其为争论性长篇，有时把其归入‘观察小说’和‘表演性小说’的范畴。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部不是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26]这部小说也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小说中的“我”就是作家爱伦堡本人）写成的，化身为胡利奥学生的爱伦堡，对自己小说所表达的广度和深度非常自信，他否认这是一部仅供消遣之用的长篇小说，他更希望读者在其中发现更多奇妙的思想。所以，他在“序言”中暗示：“如果你把这本书仅仅当小说来阅读，那我真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不管你说这部小说多么引人入胜。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完成师尊在1921年3月12日交给我的使命。那真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一天，也是师尊去世的日子。”[27]如果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不难发现他在《胡利奥·胡列尼托》里表现出的反乌托邦思想。作家特尼亚诺夫（Тынянов Ю.）敏锐地嗅出《胡利奥·胡列尼托》中的特殊气味，他说：“读者已经厌倦了各种中短篇小说里无休无止的和不可思议的暴力流血情节，也厌倦了主人公不着边际的思考。爱伦堡在给负载沉重思想的俄罗斯小说减负，在《胡利奥·胡列尼托》中，惨烈的故事中流出的不再是血，而是讽刺的墨水……尽管在爱伦堡的哲学体系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保罗·克洛岱尔[28]和斯宾格勒，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体系中充当巨人。正因如此，《胡利奥·胡列尼托》中的主人公之意义轻如鸿毛，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证明讽刺的力量。”[29]讽刺的力量蕴藏于讽刺意义的双重性之中，即文本表层含义和事实截然相反，两者之间的反差越大，讽刺的意味就越明显和越有力。《胡利奥·胡列尼托》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这部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情节也很简单，但其中的事件与相同体裁的作品相比显得十分奇特。1913年3月26日，胡利奥·胡列尼托突然出现在他最忠实的门徒——犹太人伊利亚·爱伦堡面前，当时爱伦堡正坐在巴黎蒙帕尔纳斯林荫道上的咖啡馆喝咖啡。这时，“门开了，一个头戴圆顶礼帽，身穿紧身外套的普通男人走了进来”[30]，爱伦堡莫名其妙地被这个男人吸引，短暂的接触后，这个男人突发惊人之语：
我所希望的是，没有创造者，一切失去意义，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正义。有的只是“什么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意味着有现实，有意义，有神灵，有创造者。[31]
于是，爱伦堡放下杯子，决定追随胡利奥寻求终极真理。胡利奥是墨西哥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成功的淘金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懂十多种现在的和过去的语言。但他广为人知的称号在小说中是“师尊”（Учитель）[32]，他幻想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宗教领袖，以理顺世界混乱不堪的秩序。为了证明“师尊”的能力，作者为其安排了七个性格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的“门徒”（ученики）。他们分别是：
伊利亚·爱伦堡，俄罗斯犹太人（和作者身份完全重合），是胡利奥天真而又忠实的追随者、胡利奥传记的写作者。
库尔先生，传教士，曾给世界文明带来重大影响的人，他深信世界受两个杠杆的支配，一是美元，二是《圣经》。他最有创意的广告是写在面包包装上的一句话：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Не единым хлебом жив человек.）[33]
艾沙，塞内加尔人，巴黎一家酒店的服务生，胡利奥的狂热崇拜者，整日鼓动“师尊”对世界各地的宗教活动进行大胆批判，他对人假仁假义，并以此为乐。
亚列克谢·斯皮里多诺维奇·季申，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酒鬼将军（一个沉湎于各种淫荡恶行的坏蛋）的儿子，其思想和行为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相似，虽然身上有混蛋的基因，但现实里是忧国忧民的哲人。他喜欢读索洛维约夫的著作，在认识到现实中人的丑陋和柯罗连科及高尔基笔下人的崇高后，开始天天用“我到底是不是人”这样的问题来折磨自己。
艾尔克尔·巴姆布奇，团队在罗马遇到的懒汉，他以吐口水的绝技著称，在大街上，“他朝附近的建筑物吐了一口，口水准确地落在二楼写着接生婆的牌子上”[34]。至于为什么要收留这样的无赖，胡利奥的回答让人深思：“你（爱伦堡）问我为什么要带上这个无业游民？那你告诉我，我该爱什么？爱炸药不成？艾尔克尔不是艾沙，他看见一切，并践行一切。”[35]
此外，团队中还有处理丧事的专业人士戴勒先生和严格按时间表生活的德国大学生施密特。
作者通过七个门徒不同的身份特征来使小说具有广泛的地域性，从而强调胡利奥思想的普遍价值能使不同的人团结起来，就像当年的耶稣让不同地区的人团结在他周围一样。在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奇遇里，胡利奥常常身处险境，但总能因各种各样的“突然”和“但是”而逃过一劫。该团队在法国因从事间谍活动险些全体被枪毙；在德军占领区和德军战斗的前线地段几乎丧命；曾到荷兰海牙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在公海上乘船撞上水雷，便乘舢板来到艾沙的家乡塞内加尔。稍事休整后，团队成员参加了在彼得格勒一个名为奇尼泽利的马戏团举行的群众集会，从此以后，团队成员开始了在俄罗斯的冒险，正是在这里，“师尊”的预言一一应验。在俄罗斯，他们不再受到命运的眷顾，在革命的熔炉里他们每日都要与庸俗、愚蠢和野蛮为伍，整整七年，他们天天提心吊胆。“师尊”根据这一连串的奇遇，总结了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如果每天早晨你用上千门大炮轰击太阳，太阳照样升起。也许，对新一天开始的憎恨，我并不比你们少。但是，为了在明天继续苟活，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阳光，帮助人们穿过这灼人的光线，而不是躲到教堂圆屋顶下感受阴凉，因为在屋顶之下还残存着昨日的余热。”[36]因此，能够活下去才是王道，太阳给世界带来了幸福，但也带来了灾难，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而灾难要多于幸福，正如此前胡利奥·胡列尼托用深情的诗句向他的门徒们发布的预言：
在不远的将来，
在布达佩斯、基辅、雅法、阿尔及尔，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
会上演一场
杀戮犹太人的精彩大戏。[37]
《胡利奥·胡列尼托》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完成时间基本一致，所面临的文化语境相同，在叙事策略方面，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有的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我们》和《胡利奥·胡列尼托》之间的相似性，那就是两部小说都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作品，都宣扬一种批判精神。“20世纪许多关于不幸的预言都很容易实现，这也就是人们喜欢阅读奥威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原因。但胡利奥·胡列尼托远比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伟大，他的预言更具有挑战性。”[38]
《胡利奥·胡列尼托》的叙事方法也很有特点。《我们》运用伊索式的语言来描写或者暗示当下的现实，在情节设置方面与乌托邦小说差异也很大，这种差异用扎米亚京的话解释就是“综合”。[39]《胡利奥·胡列尼托》则是用一种传统漫游记的方法来表现团队的思想路径和他们的诉求，这与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类似，而且《胡利奥·胡列尼托》的确和这部长诗存在文际关系（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中七个庄稼汉聚到一起，“七张嘴争了起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过得快活又舒畅？”[40]胡列尼托也有七个门徒，他们在一个团队里同样整日争吵不休，与庄稼汉寻找快乐的人不同，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师尊”完成整顿世界秩序的重大任务，而且这些人国籍不同，生活背景各异。他们在一起“能够显示社会和人之间的那种被撕裂的关系”[41]。但这种叙事策略似乎并不能证明《胡利奥·胡列尼托》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
一般来说，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比如《我们》，其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国家和个人的对立，强调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弱小。《我们》对人物的刻画是素描式的，人物的心理是粗线条的，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目光审视他所面对的世界，人物作为“号民”因主体意识被禁锢，所以也力争把自我融入庞大的“我们”的海洋之中，从而避免受到伤害。人们当然可以用“乌合之众”来贬低《我们》中的“我们”，但不要忘记，人生活在历史当中，普通民众无法超越平凡，更谈不上超越时代的局限，当代俄罗斯文化学者梅茹耶夫（Межуев В.М.）表达了普通人的无奈，即“个体并不是以个体方式（作为绝缘的原子）而存在，而是存在于历史中，历史为所有人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存在媒介，在统一的时间之流中把人们联系起来”[42]。但英雄或者时代的智者则不同，《胡利奥·胡列尼托》中的胡利奥·胡列尼托就要扮演这种超越时代的“师尊”，而且他的七个门徒各个性格鲜明，他们不是“号民”，而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这些个体“是构成一个稳定系统的子系统，这个稳定系统的诸多显著社会特征使某个生活共同体中的个人或者成员具有不同于其他个人或成员的特性”[43]。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点鲜明的性格并不能变成一股力量来动摇胡列尼托的决定，这正是《胡利奥·胡列尼托》与《我们》隐在的相似之处。“师尊”胡列尼托是一个假定性色彩很强烈的人物，如果说他的门徒身上反映了某种社会和民族的习性，那么这不但代表一种社会力量，也代表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否定和摧毁。而且，他的七个门徒基本上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缩影，其中有资本家、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哲学家等。扎米亚京所描绘的是已经定型的“大一统国”，爱伦堡所刻画的是这个“大一统国”的开始阶段，这个国家的建设方案就是由“门徒”施密特制定的。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一致性”。爱伦堡（指小说中胡列尼托的门徒）对该方案感叹不已，他说：“我一下子就发现您了不起。您将是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门徒。您的愿望肯定会实现。您想一想我的话，也请您相信我。而你们，先生们，好好看看，就是这个人将成为人类这条航船的舵手。”[44]扎米亚京的《我们》把机器当成人类的终极之美，“在淡蓝色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台气势恢宏的机器芭蕾是何等壮美”[45]。胡列尼托希望他的团队成员在听到他“美妙的口令”后，能变得像战争中严守纪律的军人一样，按口令行动，不需要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胡列尼托的角色不是D-503，而是男人版的I-330，他不但能够预测，更主要的是能煽动团队为某一目标奋斗，因此，他要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宗教领袖，在这方面，他与《我们》中的I-330没有区别。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和他的这部作品评价甚高，因为他在《胡利奥·胡列尼托》中发现了与《我们》的家族类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即他们都试图超越时代，写出一部无论在诗学和审美方面，还是在对待主流话语的态度方面都别具一格的作品。所以，他对《胡利奥·胡列尼托》的艺术性大加赞赏：
爱伦堡也许是俄罗斯作家当中——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思想上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他有超前的国际视野，感觉敏锐，他首先成为的不是俄罗斯作家，而是欧洲作家，甚至世界作家。他的《胡利奥·胡列尼托》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不得不说，俄罗斯文学最近十年里写了太多的傻瓜、白痴、蠢货、幸运儿，但一写聪明人，写出来的人物感觉并不聪明。爱伦堡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还有一点，就是讽刺。这是欧洲人擅长的武器，俄罗斯人对此知之甚少。讽刺在人家手里是长剑，在我们手里就变成了棍子和鞭子。爱伦堡可以用这柄长剑把帝国战争、道德、社会主义、国家等穿成一串。[46]
扎米亚京对《胡利奥·胡列尼托》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至少他认为爱伦堡的作品对讽刺的拿捏特别到位。爱伦堡的《胡利奥·胡列尼托》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小说注重可读性，情节以悬念见长，爱伦堡把自己写入小说当中并以真实姓名示人，其目的不仅仅是强调事件的可信度，同时更是表明创作主体对诸现象的态度。这是对古典文学常用手法的借鉴，但这种手法在作者的笔下是讽刺性模拟的支撑，而且作者的讽刺像难以发现的暗器，当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击中目标，比如在论述嫖娼卖淫是否该被禁止时，胡利奥长篇大论地谈起人类的理智和卖淫之间的关系，将这种人类的丑恶现象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经过缜密的论证，胡利奥指出：“卖淫是我们文化最富有色彩的表达方式之一，所以我建议，我们不但不能与之对抗，而且要将其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要平等对待妓院、议会、股票交易所和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地方，因为这些机构都是受人尊敬的地方。”[47]反讽（ирония）是反乌托邦小说的特征之一，黑格尔在评价苏格拉底的反讽艺术时指出，反讽是“人与人的特殊往来方式”，也是“主观形式的辩证法”[48]，无法想象没有反讽的反乌托邦小说是什么样子。这些反讽手法反复出现在胡利奥对未来的构想和预言之中，尽管小说没有详细地展开，但在胡利奥和他的门徒施密特的预测里，仍然能看到后来反乌托邦小说常常涉及的问题，如在上帝缺席的现实条件下世界可能发生的剧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未来的命运以及和这些命运变化联系紧密的相关图景和时代的哲学问题、存在主义问题和性别问题等，这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启示录的特性。在《启示录》中，有大权柄的天使发布了这样的消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所和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49]但是，巴比伦大城在《我们》等反乌托邦作品中仅仅出现坍塌的征兆，其真正坍塌出现在科兹洛夫的《夜猎》和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等反乌托邦小说中。
《胡利奥·胡列尼托》的反乌托邦性有自己的特点，具体来说如下。
首先，小说的时空设置清晰明了，即从1913年3月26日至1921年3月21日这段时期。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沙皇俄国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尚未结束就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退出战场，从此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紧接着外国军事力量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国内狼烟四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利奥和他的门徒来到俄罗斯。胡利奥等人希望成为乱世中的英雄，而且他们确实成功过，比如施密特就曾经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乱世之中人很难自我保全，政权更迭频繁，人无法稳定生活，“在三个月之内，我们见证过十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50]事实上，就现实场景而言，作者不是在预言反乌托邦的图景，而是直接将这种图景在现实中展示出来。
其次，胡利奥不是《我们》中D-503那样需要被人启发才产生自我意识的人，他是自己理论的践行者，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在遗言中，他坦率地告诉爱伦堡：“你知道，我是没有任何信念的人，所以我从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警备司令部、任何一个契卡和反间谍机关出来时都能面带微笑，为了信念我不会死，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皮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为了皮靴我会死”，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信念，其实也是一种信念”，但这个伟大的“师尊”的确不是因信念而死，皮靴成为胡利奥死亡的真正原因。这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其功能是通过皮靴反映俄罗斯目前混乱的状态，如胡利奥所言：“我只会死在这双皮靴上……无奈，我只好去南方，那里生活习俗更为简单。”[51]1921年3月12日，胡利奥最后一次对门徒宣讲自己对未来的预言，然后一个人离开了，没过多长时间就传来凄厉的叫声，门徒发现“师尊”已经死了，脚上的皮靴也不见了。
最后，依据爱伦堡在最后一章对门徒命运的描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真实有两种，一种是表面的真实，这显然和胡利奥的预测没有多少关系，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其中；另一种是内在的真实，验证方法就是胡利奥死后门徒的命运，这恰恰验证了胡利奥的伟大。库尔在胡利奥死后依然坚信美元和《圣经》的伟大，他一边生产杀人的武器，一边撰写各种伦理学方面的论文来宣传和平的可贵。因为有库尔这种人的存在，这个世界的反乌托邦属性就不会改变。戴勒在旅游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以回忆为卖点，利用一个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为噱头的旅游线路大发横财。可以想象，战争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对戴勒而言则是商机，他的专业（处理丧事）对其事业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死亡除了带来阴冷和绝望，也是一门生意，当初他受胡利奥的影响浪迹天涯，如今回归本行，但这门生意暗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以吐口水见长的艾尔克尔是这个世界上流氓无产者的代表，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制造麻烦，但这些人恰恰是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在胡利奥死后，他流浪至罗马，因朝人群开枪而被捕，在法庭上他宣称，“他不同情那些受害者，在世上，他最爱无尽的混乱和五彩的焰火”[52]。总之，让这个世界呈现反乌托邦图景的不是别人，正是不可逆转的人性，而胡利奥的门徒能够准确地折射人性的弱点。就连胡利奥的传记作者爱伦堡也承认，他无力改变世界，这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师尊”，在走过许多国家之后，爱伦堡只能发出这样的感叹：“俄罗斯、法国、战争、革命、饕餮之宴、造反、饥饿和安宁，关于它们的一幅幅画面在我面前浮现。我不争论也不屈服。我知道，所有的枷锁都由各种金属打造，虽样子各异，但还是枷锁，我那软弱无力的手臂永远不会伸向其中任何一副枷锁，不会。”[53]
这是事实，也是反乌托邦无法避免的原因中的几个。
[1] 对白银时代的时间界定我们采用的是汪介之的观点，即“白银时代的概念有严格的上下限，涵纳1890～1917年这一整个时期的全部文学现象”。参见汪介之《俄罗斯现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页。
[2] 参见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4页。
[3] 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39页。
[4] Шервинский С.В.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Т.85.М.：Наука，1976，с.7.
[5] Брюсов В.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ого Креста.http：//az.lib.ru/b/brjusow_w_j/text_0360.shtml.
[6]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М.：НПК «Интелвак»，с.691.
[7] Брюсов В.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ого Креста.http：//az.lib.ru/b/brjusow_w_j/text_0360.shtml.
[8] Смирнова Л.А.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века.М.：ЛАКОМ-КНИГА，2001，с.286.
[9] 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24页。
[10] 尽管根据现有的文献无法证明扎米亚京是否受到费多罗夫的影响，但用号码来标识人物显然并不是扎米亚京首创。
[11] Федоров Н.Вечер в 2217 году//Вечер в 2217 году.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топия.М.：Прогресс，1990，с.36.
[12] Федоров Н.Вечер в 2217 году//Вечер в 2217 году.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топия.М.：Прогресс，1990，с.27.
[13] 《勃洛克、叶赛宁诗选》，郑体武、郑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232页。
[14] Белый А.Революция и культура//Белый А.Критика.Эстетика.Теория символизма.В 2 томах. Т.2.М.：Искусство，1994，с.451-452.
[15]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2页。
[16] Тихонов Н.Полдень в пути.М.：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72，с.10-11.
[17] Мюре Ф.После истории//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1，№4，с.227.
[18] Семенов С.Преодоление трагедии.М.：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1989，с.262.
[19] Казак В.Лексикон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М.：ТИК «Культура»，1996，с.455.
[20] Чаянов 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Вечер в 2217.М.：Прогресс，1990，с.167-168.
[21] Чаянов 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Вечер в 2217.М.：Прогресс，1990，с.169.
[22] Чаянов 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Вечер в 2217.М.：Прогресс，1990，с.169.
[23] Чаянов 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Вечер в 2217.М.：Прогресс，1990，с.179.
[24] Вулис А.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зеркала.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1，с.397.
[25] 这部小说拥有一个冗长的名字《胡利奥·胡列尼托和他的门徒们的奇遇记》（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本书简称为《胡利奥·胡列尼托》。
[26] Эренбург И.Главное - страсть//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69，№4，с.23.
[27]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5.
[28] 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外交官。他是法国天主教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大部分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感，他创作了许多戏剧、诗歌，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评论文章。
[29] Тынянов Ю.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егодня//Тынянов Ю.Н.Поэтика.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Кино.М.：Наука，1977，с.153.
[30]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9-30.
[31]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33.
[32] 胡列尼托的“师尊”称号显然和《新约》福音书中对耶稣的称谓有关，如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8～10节中就有这样的言说：“А вы не называйтесь учителями，ибо один у вас Учитель-Христос，все же вы - братья；и отцом себе не называйте никого на земле，ибо один у вас Отец，Который на небесах；и не называйтесь наставниками，ибо один у вас Наставник-Христос.”大意是：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33] 小说中的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Он же сказал ему в ответ：написано：не хлебом одним будет жить человек，но всяким словом，исходящим из уст Божиих.”（耶稣却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苏联作家杜金采夫（Дудинцев В.Д.）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Не хлебом единым，1956）就是借用了这句话。俄语中“面包”和“粮食”（食物）都是“хлеб”。
[34]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88.
[35]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92.
[36]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63.
[37]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118.另外，雅法（Яффа）是以色列的一座城市名称，阿尔及尔（Алжир）为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小说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但胡列尼托的预言在三四十年代不幸成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验证了胡列尼托预言的准确性。
[38] Фрезинский Б.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льи Эренбурга//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1.
[39] 参见本书第六章“自由与幸福的博弈——扎米亚京《我们》的反乌托邦叙事”中的相关论述。
[40] 尼·阿·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页。
[41] Белая Г.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стиле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зы.М.：Наука，1977，с.121.
[42] 瓦季姆·梅茹耶夫：《文化之思——文化哲学概观》，郑永旺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195页。
[43]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Ильичева Ф.，Федосеева П.Н.，Ковалева С.М.，Панова Г.В.М.：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83，с.314.
[44]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117.
[45] 扎米亚京：《我们》，范国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46] Замятин 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М.：Школа-пресс，1998，с.604.
[47]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85.
[48]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79页。
[49] 《启示录》18：2。
[50]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71.
[51]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286.
[52]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300.
[53] Эренбург И.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охождения Хулио Хуренито и его учеников.СПб.：Азбука，2012，с.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