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市场真的是一个群体
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妇人之道。”说到这里，我们肯定会记起约翰逊先生说的话：一群男人的行为，和一个女人没什么两样。
19世纪30年代，弗莱德·凯利（Fred C.Kelly）曾在自己的一本名著《输赢之故：投机心理学》（Why You Win or Lose: The Psychology of Speculation）中写道，“群体往往是输家，因为多数人的观点往往是错误的观点。而群体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他们总是墨守陈规”。
群体（或者说公众）行为和市场行为大多属于投机行为——从投资历史上看，群体的行为基本都是错的。这个规则的笃信者太庞大了，以至于足以把他们视作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当然都认为自己不属于那个总犯错误的群体。1841年，戴维·麦凯（David Mackay）发表了第一本研究群体心理学的传世佳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年，著名投机大师）说，麦克先生的书帮他赚了大钱。一家著名的华尔街投资公司甚至把这本书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大家。任何一位客户读了这本书，都会让他们感到荣耀，觉得自己高人一筹，因为一个世纪前荷兰人哄抬郁金香种球的伎俩，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愚蠢荒谬。遗憾的是，在他们想到这些荷兰人的时候，很可能会认为，对郁金香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于是，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去买进最时髦的计算机股票，因为这个世界对计算机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这里面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如果说购买计算机的道理比买郁金香的理由更容易理解，这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郁金香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每个投资者都曾从经纪人嘴里听过这样的话：占便宜的还是买进者，因为投资大众尚未意识到这个赚钱机会。市场真的是一个群体吗？显然，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大庭院里，所有人同唱一首歌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赚钱或是都赔钱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一张记录市场运行的自动收报机纸条，但却有无数人围坐在分布在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盯着市场的这些运动。但是，更多人根本就不会关注这些运动，他们只是在每天早晨看体育新闻的时候，抽空看看报纸上股市价格变动的信息。医生、商人、律师和大厨，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人们真的能构成一个群体吗？
19世纪末，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发表了其代表作《乌合之众》。此外，古斯塔夫·勒庞还在种族特征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作品颇多，不过，这些成果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淡忘了。唯独这本诞生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成了传世佳作，历史验证了这本书的预言——直到很久之后，整个世界才意识到哪些群体、或者说哪类人能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诱惑和操纵。对古斯塔夫·勒庞来说，群体决不仅仅是聚集在某地的一群人，它也有可能是数千名相互隔离、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个体。这些被他称作“心理性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的个人，注定要经受“理性个性的丧失以及情感和思维沿不同方向的发散”。古斯塔夫·勒庞博士指出，一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在于：
不管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是谁，也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已经被改造成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使他们拥有共同思维，使得他们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于他们在孤立状态下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模式。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就至少可以在形式上，从这些两眼紧盯数字的散户投资者身上，对“心理性群体”的内涵略知一二。那么，我们对群体到底有哪些了解？这位善良的古斯塔夫·勒庞博士认为，我们关于“群体”所知道的：
第一个要素是力量感（Power）。当群体成员意识自己属于这个群体时，就必须得到“一种拥有无限的力量感，这种感觉会让他本能地服从于这个群体的约束，即使是在没有外界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不自觉地遵守这些约束……还有一种始终控制个体的责任感，让自我完全融化在群体的海洋中”。
第二个要素就是感染力（Contagion）。情感的转移和沟通，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这个要素很难解释，必须把它们作为一种催眠现象来认识，按照它们在催眠方面的作用大小进行理解。
第三个要素是可暗示性（Suggestibility）。这是一种“处于被迷惑的状态，它让被催眠者感到自己受制于催眠者”。我们一旦拥有这种群体责任感，就为接受“感染力”“可暗示性”以及“无法抑制的冲动”行为做好了心理准备。
简单地说，古斯塔夫·勒庞博士认为，群体并不是一个需要个体亲身参与到其中的有形实体。他指出，个体一旦成为群体的成员，就会“在文明的秩序上倒退若干轮”，其原因在于，群体思维并不是对个体思维进行平均的结果，而是一种全新的共性思维，它服从于这个群体的本性意识，而不是个体的非意识性冲动。既然群体在“智力上逊色于孤立的个体”，那么，群体的素质就有可能超过或是低于个体的，具体取决于它所接受的“暗示”本质如何。
所有这一切，是否真的如此？不要忘记，我们所探讨的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股票及其价格的变动，成千上万理性的证券分析师，还有不计其数满腔热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更有新型的计算机做帮手，在这里求索挖掘。十万多名才华横溢的经纪人——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注册代理人，把市场信息传播给2 600万名投资者。不计其数的统计工具、报表、数学公式和令人炫目的推理，让这个过程显得井然有序。
但上涨的股票迟早会下跌，即使聪明绝顶的投资者也会掉进陷阱，每年，都会有一些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因为每个支持者都笃信未来一片光明。1961年，就在保龄球正风靡全球的时候，布伦斯维克（Brunswick）的股价却在1962年从74美元狂跌至8美元，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1965年，整个世界又开始迷恋于彩色电视机，但是就在不久之后，海军上将（Admiral）、摩托罗拉、真利时（Zenith）和玛格纳沃克斯公司（Magnavox）等电器巨头的股票便开始像泄洪一般一落千丈。显然，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在这些股票下跌（我坚信，在未来还将出现这样一些股票）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则是不计其数的表格、数字和统计数据。在摩托罗拉的股价从233美元跳水到98美元的过程中，投资者的手里绝对不缺少各种各样的报告。有些报告居然有百页之多，这些报告充斥着存货分析、市场供求总量、成本结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意图等。我一直保存着这些报告。这些报告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先是说到212美元的时候可以买进，然后又说到184、156、124或是110美元时仍可买进，总之，它们就是想让你买进这些股票。对我来说，这些报告的启发力和预见力，远不如戴维·麦凯对17世纪荷兰郁金香狂潮的评价。事实上，无论是在股价上涨还是下跌的时候，这些股票的买卖都要通过经纪人之手。因此，在股市上，公众对任何股票表现出的狂热，都不完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是那区区5万经纪人擂鼓助威的结果。
股票市场中，市场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市场也不是赌场的轮盘。好的研究和观点对市场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我们彻底揭开市场这只猛兽的老底之前，信息依然是我们的最佳投资工具。但是，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古斯塔夫·勒庞博士的观点，尽管他的话有点让我们难堪。
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妇人之道。”说到这里，我们肯定会记起约翰逊先生说的话：一群男人的行为，和一个女人没什么两样。我认识一位非常出名的资深合伙人，他认为，研究女性是进入市场的最佳准备。好在招聘一个助理去认真研究一番女人，还不算困难。古斯塔夫·勒庞博士说，群体并不是以理性支配行为，它只是觉得自己在理性行事；实际上，它所做的只是在接受一系列的“形象”，这些形象与现实之间未必存在合乎逻辑的关联。这就可以解释，相互矛盾的观点何以会同时存在。群体更易受形象诱惑，而形成这些形象的，则是经纪人的“花言巧语和晦涩难懂的数学公式”。
在艺术般的把玩下，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从前只有魔术师才拥有的神奇力量。对此，古斯塔夫·勒庞博士想到的，不过是“自由”“民主”或是“不死即战”之类的词，但“成长”或是“施乐”这样的词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认识到“与这些口号相联系的神奇力量，似乎它们包含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它们融汇了许多不同的下意识的追求与现实的希望，使之成为共同的目标”。
对“游戏”的诸多玩家来说，所有一切都不新鲜。在华尔街，这是一个不需要明说的潜规则：一个公司或股票所代表的“形象”，会影响到它的股价，即使在影响公司收益率和已投资资本回报率的理性因素消失殆尽，依然会让股价继续攀升。如果一家公司享有“持续创新”或是“善于创造独有市场”的声誉，这绝对能给他们带来额外实惠。在整个过程中，大量公共关系公司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在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是一个带翅膀的狮身女面怪物，传说她经常让过路的行人猜谜，猜不出的人就会遭到杀害。——译者注）：只要他们在心里给自己提出问题，就一定要找到答案，否则，他们绝不饶恕自己。”或是像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及诗人，曾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说的那样：“在每个人都责骂、抱怨你的时候，你依然能镇定自若，很可能是因为你被消息蒙蔽了。”
《乌合之众》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颇有启发，他把这本书视作自己创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的灵感源泉。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德国版书名，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著名漫画《捣蛋鬼》（Katzenjammer Kids）中的汉斯和弗里茨。此外，弗洛伊德还研究过威廉·麦克格尔（William McDougall）的《群体思维》（The Group Mind）。麦克格尔认为，群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其中每个成员都会表现出“情感的提升和强化”。弗洛伊德指出，人只有在童年阶段和睡梦中才会出现这种情感的强化，成年人却因为受到抑制而无法实现。
如果你认为古斯塔夫·勒庞博士对群体有偏见，不妨听听威廉·麦克格尔是怎么说的：群体就“像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极度感情化，易于冲动，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犹豫不定而又容易走极端……极易受外部影响所干扰，粗心大意，判断草率，思维推理方式简单而且漏洞百出”。但威廉·麦克格尔所说的群体，与我们所说的那些整天盯着股价的投资者群体不同，因为我们的群体需要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竞争的群体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群体是一种性欲冲动的观点并不奇怪。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以“爱”为名义的本能力量。当然，这里的爱并不局限于男女之爱，它涵盖了每一种形式的爱，它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汇聚到一起，因此，这种爱也包含着对有形目标和抽象观念的追求。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的群体中，个体与特定的目标相互结合，并以这个目标替代他们的自我理想，于是，所有拥有这个自我理想的个体，就会不自觉地形成一个群体，他们以这个共同的理想相互看待对方。一旦脱离这个目标，个体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这表明，在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融合过程中，“人不会因为自责而感到烦恼，而胜利和自我满足的感觉，则会让他们摆脱压抑、外界纷扰和良心谴责”。
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又谈到了最原始的部落式群体：英雄式领导者和一大群争权夺势的子民，显然，这样的群体会让我们感到有点血腥。总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群体不过是“人的性体系发展演化的沉淀”。这个观点有点不太好接受。尽管我们不是讨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但他的观点却对我们有所启发。
听了这些观点，恐怕没有人再想成为群体的成员了，但作为群体的成员的确也是一件惬意的事。实际上，只要我们不钻牛角尖，就不会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些耸人听闻的观点吓到。不管怎么说，大家肯定会同意，舒服总比不舒服好。
在纽约郊区有一家业绩显赫的基金公司，那里的环境优雅，犹如田园一般。这家基金公司的操纵者从未打算搬进纽约。他觉得纽约就像是一个大下水道，“每个人都挤着同一列火车来到纽约，每天看着同样的东西，说着差不多同样的话”。这位基金管理的舵手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和任何人激辩，也不看任何东西。他觉得，“大家说的无外乎是价格，但市场的80%却是心理。那些情感操纵行动的投资者最有可能掉进陷阱”。尽管他的业绩一直不错，但很多读着同样东西、说着同样话、一同乘坐宾州铁路的人，业绩也不比他差多少。
我们必须承认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群体，而且有必要了解和认识这种群体。如果一个群体变化无常，优柔寡断，缺乏理智，那么，摆脱这个群体就一定能带来成功吗？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一定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吗？凯恩斯爵士对此的总结非常精辟：
美国人总喜欢无端推测一般人对于一般人的看法，这个民族性的弱点，也表现在股票市场上……读者也许要提出异议，聪明人对这种流行的消遣游戏嗤之以鼻，相反，他们会尽其所能，进行名副其实的长期性预测，再根据这种预期继续投资，那么，在长时期中，就肯定会从其他玩家手中获利颇丰。对于这种不同意见，我们作答如下，世上肯定不乏此种思维严谨的人，那么，无论他们的力量能否影响到市场的博弈者，投资市场都将大为改观。
但我们还须补充一句，在现代投资市场上，还有若干因素限制了这种人的优势。根据真正的长期预期进行投资实在不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想尝试这样做的投资者，较之仅凭猜测其他群体如何动作的群体，自然要付出更多，而且风险更大，如果两者智力相当，他也许会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即使是在最细微的层次，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关于“群体”合理性的传闻，“我最大的客户刚刚大手笔抛售，据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富达目前的形势非常糟糕啊，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