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把农作物种业确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如此重视种业发展，除了因其产业自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外，还有对其市场化程度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机制体制问题的深刻认识。例如，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一直存在着许多深层次障碍，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科研人才流动不畅等问题制约了种子产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利有弊。种业体制问题对龙头企业来说是发展威胁，对新进入的企业则是发展机遇。国内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也是这样的逻辑。因此，我国种业发展历程虽短，但企业面临的双趋、趋避、双避等两难及多难选择却无时不在。不同的路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近二十年来，“中国种业五十强”“中国种业骨干企业”等行业排名次序变化越来越大，很多前期排名靠前的企业已经淡出排名榜了。对于种业发展战略的复杂性研究，既是关乎种子企业生死存亡的基本命题，也是种子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更是国家种业管理的首要难题。

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一起，构成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管理的主要法规体系，在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种业市场化发展初期，种子市场野蛮生长，需要制定积极的规则界定知识产权管理；随着种业迅猛发展，很快就突破了法律法规控制的范围，于是催生新一轮法律法规修订。种业发展与法律法规修订的螺旋式衍化，一直没有解决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冲突等关键问题。2015年11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仍然没有触及要害。千呼万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2019年3月发布了《征求意见稿》。UPOV1991版本始终是中国种业知识产权发展绕不开的“坎”。

种业“走出去”首先要突破知识产权壁垒，但“走出去”的动因无外乎企业发展战略、国内市场过剩和国外市场机遇三个方面。种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大多是国内问题的延伸。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大，但市场结构稳定，很难获得切入机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会多，但知识产权保护很弱，企业维权难。一旦某个企业突破了某一国种子市场，国内其他企业就会蜂拥而至，所采取的竞争手段比在国内更丰富。国内种子过剩是压力，国外种子市场是诱惑，真正具有商业理性的种子企业，会选择把可持续“走出去”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之中，从资源配置、市场定位、战略规划等各个方面布局国际化发展。

种业“走出去”是农业“走出去”的技术支撑和前置条件。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走出去”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狭隘的经济行为。“国际化”才是中国种业和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种业国际化是农业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种业国际化的最终成果都有赖于农业国际化来检验和实现。因此，开展种业发展战略、种业知识产权、种业“走出去”研究，都离不开农业国际合作这个总目标。以上观点组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这也是笔者十几年来理论探索的总体脉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