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模式——体育交往理论的架构

（一）体育交往的内涵与特点

1.体育交往的内涵

人类在生产劳动中，除了与自然形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外，还结成一定的主体间的关系。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分化，有目的的交往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类型，表现为多种形式。交往不仅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前提，并且还构成人的认识活动、改造活动、审美活动和价值取向活动的侧面、环节或因素。独立性的交往活动，既有服务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也有直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体育交往就属于这种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

体育交往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组成部分，它以多种形式呈现了人们在体育这一领域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活活动和精神活动。正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作用，才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生产活动，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联系及形成的关系即为物质交往。另一种是精神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产生于物质生产活动并与其交织在一起，而伴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分化和发展，精神生产活动逐渐分离出来，并在物质之外构建着精神交往的独立形式。体育交往以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交往活动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作用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在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中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交往形态。

原始时期，在生产手段的变革和劳动工具的改进以及对自然界的适应过程中，人类萌发了图腾崇拜的意识和表现行为，人们发自内心的精神需要通过身体活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说原始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身体活动还不能作为体育活动的形式来理解的话，那么，在表现原始图腾崇拜意识中所产生的某些与生产劳动并不直接相关的、表达某种愿望和情感的身体活动则具有了原始体育交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以及人们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体育从原始情感的真实迸发进化到祭祀庆典的表现形式，进而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具体内容，同时以文化因素范畴为主线构成了体育自身独特的交往形态。显然，体育交往归属于社会交往是毋庸置疑的，而体育交往主要是通过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和情感表达来实现多极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因此体育交往应属于精神交往范畴，应定位于人类对生命价值追求的基本活动层面上。

本研究将体育交往界定为在历时和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多极主体间以体育运动为客体中介，通过体育知识、信息及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体育交往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体育交往是在特定的体育运动情境中的交往活动，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特殊类型，离开了体育活动的特定交往情境，就失去了其特殊性。同时，其存在于社会交往的大背景中，并受其制约。

第二，体育交往活动是主体之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为前提的，其存在于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之中。同时，主体作为社会的人，其主体性的生成和确认必然离不开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制约着主体能在多大意义上成为真正的主体。

第三，体育交往是借助于特定的符号系统（如运动技术概念或术语、动作、体势等），综合运用语言和非语言（动作、形体语言等）两种手段形式来实现其交往过程的。

第四，体育交往的内容是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及情感、态度等信息。通过这些内容的传递和共享而引起主体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变化，使其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并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促进主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在这里有必要梳理一下体育交往、体育传播、体育交流这三个概念的关系。

体育传播是指以体育为对象通过一定的媒体进行传递的过程。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文化从一个主体传播或传递到另一个的主体，因此体育传播是单向的。而体育交往、体育交流是双向的。另外，体育交往和体育交流包含体育传播，体育交往和体育交流活动往往伴随着体育传播的发生。

体育交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只能从日常使用中来确定它的含义。体育交流有时候被作为体育交往的同义语使用，但实际上，体育交流与本研究中所指的体育交往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体育交流既包括体育学术会议和体育学者互访及体育信息、技术的引进与输出，也包括参与体育比赛等。体育交流只是在后者意义上是与体育交往有交叉的。

2.体育交往的特点

体育交往作为人类交往活动的组成部分，无论其特定的交往情景如何，首先要具备交往活动的基本属性或特点，否则也就谈不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因此，研究体育交往特点，有必要先明确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

1）交往的特征

（1）互为主体性。

交往不是单一主体与客体两极摆动的过程，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发生的行为。参与交往的人都是以主体的身份出现。互为主体性是指在交往者的眼中，对方是与我一样具备主体性的人，这与生产性行为中人与事物所发生的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对于交往的参与者来说，无论哪一方是交往的发起者，只要一进入交往过程，双方就进入了互为主体的状态。如果交往一方没有把对方当成与自己同样的主体看待，而是把对方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把本来存在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格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甚至物与物、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不仅会导致交往的扭曲和中断，而且必然造成主体本身的异化，即交往不是促进了人的发展，相反，却导致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丧失、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其最终结果便只能是人的生存危机和人的片面发展。另外，交往的参与者是异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异质的主体性是说主体的差异性，也就是个人的“生活世界”所造就的主体独特性。在交往过程中，只有异质主体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2）客体中介性。

主体之间之所以能够发生相互作用，就在于存在着中介客体。客体是一种中介，是对象化的中介。作为对象化的中介，它自身承受着多极主体的对象化规定，成为被改造、作用的对象。同时，作为中介化的对象，客体是贯通、联结和整合多极主体的交往纽带。中介性是与多极主体相对应的，交往的中介客体是多极主体共同指向的客体。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客体既不是孤立的自身终界，因为它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也不是某一极主体活动的终界，因为客体作为中介，总是标志并实现着诸多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由于交往的客体指向性使得不同主体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客体，并把自己的视界暴露给对方，从而实现双方在思想、情感、态度、观念上的沟通和对于活动本身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简单的视界交换，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界中重新去解读、认识中介客体，并形成所谓的“视界融合”。

（3）互动性与融合性的统一。

交往的互动性是指多极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行为和关系。它依赖于交往双方的共同参与，离开其中的任何一方，交往都无法进行。交往过程中，一方的行为和变化反馈给另一方，并影响另一方的行为表现。而且，交往双方在调节自己行为的同时，其各自的本质力量也获得了促进和生成，形成了更多、更强的本质力量，也形成新的有差异和个性的主体，这些差异是互动得以实现的条件。交往的融合性是指交往主体通过交往产生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趋同性。不同的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必须通过融合形成共同的新的秩序、格局和规范，才能使交往实践过程顺利地展开。在现实中，生活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各主体在时空上呈现出离散性的特点，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从而使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可能。在交往实践活动中，互动性是融合性的原因，融合性是互动性的结果，二者统一于交往活动中。

（4）规范性。

人类的交往活动是在不同主体遵循一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人的实践要同时受到外部对象运动发展的规律和人自身的需要结构两方面的制约。交往活动本身造就交往规范系统，这个系统体现在一定的习俗、纪律、道德、法律等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之中，它对交往实践起约束作用。这些规范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来说是既定的、不得不服从的。交往实践活动只有在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同时，这些交往规范又在交往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调整。

（5）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

双向建构是指交往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首先，从横向来看，交往具有双向建构作用。一方面，直接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就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其次，从纵向来看，交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在建构社会与人的同时，也建构着本身，即交往本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双重整合是指交往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彰显出来，形成自身的独特人格，另一方面又在多极主体的相互作用中整合出源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共性、统一性与普遍性。交往的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说明，在交往中人可以实现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同一，在交往中形成的不是个体主体性而是与他人相关联的主体间性。

2）体育交往的特点

互为主体性、客体中介性、规范性、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等是交往活动的基本特征。体育交往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特殊类型不但具有一般交往的共性，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或特点。

（1）交往手段的特质性：身体语言中介性。

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和基本手段，对于体育交往来说，语言手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体育交往活动中，交往手段又体现着自身的特质性，即反映体育交往本身特点的、不同于语言交往手段的肢体语言性质——身体语言。

关于身体语言，日本学者船津卫总结了其在日常交流中的作用：

第一，强调语言。例如讲话中配合挥手、握拳、上身前倾等动作，以加强语言的力量。

第二，补充语言。在语言表达不充分的时候，起到补足语言的作用，例如话说了一半，而后半部分用摆手、点头、摇头等等加以补充。

第三，代替语言。在使用语言困难或不便明说等情况下，利用动作来传达意义。例如用耸肩来表示无可奈何，用撇嘴表示蔑视或用眼神传达其他较为隐秘的含义等。

第四，控制语言。这就是说，体态可以利用它们所形成的情境对语言的效果加以限制和制约。眼神、表情以及动作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例如一个人嘴里说着“我很高兴”却板着面孔，那么这句话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

第五，表达超语言的意义。在许多场合，体态或动作比语言本身更具有雄辩力。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悲痛的时候失声痛哭，都比表述性的语言更能传达当事人的心情。当对别人说的话表示理解和同意的时候，深深地点头可能比直接的语言表达效果更好。

从船津卫的研究我们可知，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身体体态语言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体育交往活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其使用的比例更高。如，运动技能的掌握既要有语言手段的讲解，更需要活动者自身通过示范、模仿来获得运动的技术和方法。并且借助运动动作，在交往中表现和展示内在的感受与情感的体验。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不是通过口头语言和文字，而是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实力和魅力。此外，运动员的交往活动往往受到规则、场地环境、战术及语言差异的影响，加之自身生理、心理的剧烈变化，明显地反映出口头语言交往的阻碍，人们更多的使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情绪以及沟通战术意图。如足球运动员进球后，普遍通过各种各样的庆祝动作来展示个性和表达胜利的喜悦；在棒球比赛中，击球运动员常常利用体势语言来告之已上垒队员，他将击出什么样的球，以此“指示”垒上队员如何跑垒；在排球比赛中，发球一方的队长或者二传手在自己背后用手指做出一定的约定动作。这时场上队员即可明白这一次球所要采用的进攻或防守战术，从而提前调整本队部署，争得比赛的主动权。

在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中，身体语言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肢体沟通符号，而且具有了抽象的存在意义。人类的零散的身体动作经过提炼、加工、重组和美化形成了具有语言意义的运动动作，而身体语言在展示人类身体潜能和运动之美，传达人类的体能信息和拼搏精神，实现心灵和情感沟通的过程中，进入了意义的范畴，同时其身体语言的地位和价值得以确认。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体育与金钱、政治、艺术、性爱一道称为五种世界通用语言，也许是对体育身体语言特性的最好诠释。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身体语言具有直观性、表现性、自发性和概括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和超越了语言交往手段在体育交往活动中的局限性。因此，以身体语言为中介也成为体育交往活动的特质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身体语言同样也是舞蹈等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和手段，但其与体育交往中的身体语言相比，更多的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本土文化的制约。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身体语言，它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人们就可以自由的交流，而且这种形体语言已经被世界各民族所接受、理解和使用。

（2）交往主体与自身作为客体的对立统一性。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谓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特征和生物特性。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有着物质的血肉之躯，要通过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交换而进行自身肌体的新陈代谢，从而来维持自身肌体的生命活力。所谓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的交往、精神等方面的特征，也就是人之作为人而对于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以及人的特殊素质和能力的形成、发展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即人要被打上社会的烙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也是同时存在并相互依赖的，人的社会属性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和依托，人的自然属性又被社会属性所规定和制约。每个人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

体育交往活动中的主体，一方面要把体育运动作为社会客体来认识和创造；另一方面又要把自我现有的机体生理水平作为自我持续发展的前提来认识和改造。因为人的自然属性——身体是体育运动的物质载体。可见，体育交往活动中主体在认识和共享中介客体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自身的改造，即增强了体质、改善了生理结构和机能。因此，体育交往的主体本身就具有客体属性，也就是说主体的自然属性既是主体的组成成分，又是主体活动的对象物，而体育交往中主体与自身作为客体的对立统一是体育交往活动区别其他交往活动的主要特征。

（3）主体的广泛性。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已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体育运动的魅力和吸引力源于其功能的多元性和价值的普世性。作为中介客体的体育，其价值和功能正是在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中得以实现和存在的。具体来讲，体育交往活动主体的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主体的范围和数量两个方面。例如，在大众体育方面，伴随着世界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不同地区的人们出于克服现代文明病、娱乐休闲、健身等目的，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据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国家的体育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以每周参加1次体育活动为标准），如芬兰（73%）、新西兰（80%）、加拿大（86%）。在学校体育方面，世界各国普遍将体育课程设为必修课，视其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讲，体育交往的主体涵盖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青少年。在竞技体育方面，奥运会堪称典型的代表，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吸引了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共同参与。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能像体育运动这样吸引如此多的参与者。

（二）体育交往的结构与类型

1.体育交往的构成要素

任何系统都是由特定的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的要素就是这样一些结构单位，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并保持系统固有的质的特殊性。体育交往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交往主体（两个及两个以上）与中介客体。

1）体育交往的主体

通常来讲，交往主体，是指交往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创造者和享受者。主体的基本资质和能力是在交往活动中凝塑而成，它们只有在交往中才可能存在、发展和显现。

关于“主体”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本体意义上使用“主体”一词，表示某种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而在认识论上“主体”始终是与“客体”相对应被使用。康德指出：“人，是主体，他有能力承担加于他的行为。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担责任的东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自由，因而被称之为物。”在他看来人是主体，而物是行为的客体。

黑格尔提出了“主体性”范畴，认为人对主体性的意识，即自我意识，是人从可能的主体转变为现实的主体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所有的生物都是主体，而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可见黑格尔把人看作是区别于生物主体的精神主体。费尔巴哈则认为，精神、意志不过是主体的特征，真正的主体是“实在和完整的人”，客体则是实在的自然界。但在他那里，人仍然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主体的认识有别于上述观点，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社会的人才能成为主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显然，交往主体是人，这里的人既可以是单独的个人，也可以是有组织的群体集合。人是个体交往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又是群体交往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群体的交往活动最终也是通过个人的交往活动来实现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理解，交往实践具有多极主体性，“多极主体是指在全球化交往实践中的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是一些具有社会差异和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这实际上表明交往实践主体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既指参与实践活动的个体，又可以指实践活动中的群体。他们彼此既互有差异，造成异质化和差异化，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改造和共享共同的中介客体而彼此相关。他们是交往结构的创造者，更是交往实践活动的人格化产物，是交往整合的结果。这里所指的交往主体区别于传统主体，后者是“主—客”相关性的建构，而前者是相对于“主—客—主”相关交往实践的产物。每一极主体的资质和本性都是相对于另一极主体和中介客体而言，因而是交往主体。

对体育交往而言，“交往主体”同样也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既可以指体育活动中的个人，又可以指参与体育这一活动的群体。这样一个复合概念，表明了体育活动本身特有的社会属性，这一属性导致参与体育交往活动的主体是多元的、异质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但由于体育运动这一中介客体的联系，异质的主体又能彼此紧密相连，具备了内在的同质性。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中的交往关系和联结方式是多层次的、多维的。无论是体育交往的个体主体还是群体主体都可能是多层交往关系的整合体。作为生命的个人，可以是生产者，同时可能又是消费者，还可能是体育活动的参与者等等。“角色丛”或“复主体”表明人的社会存在的确是一切交往关系的交叉和总和。但人作为“角色”而进入交往网络社会中，相对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他只是一个角色存在，特定的交往关系与主体角色相互规定、相互建构和整合。因此，体育交往的主体是特指从事体育交往活动，处在一定体育交往关系中的主体。

2）体育交往的中介客体

中介客体的意义来源于多极主体。原本是客观的存在，通过主体间交往活动的占有和人化而使之成为中介客体。需要强调的是，文中所指的客体区别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客体。古代哲学中的客体是在不依赖于人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独断语境中被赋予本体论意义的，是一种客体中心论的判定。它是支配人的绝对的、总体的存在，是神、绝对、存在、物质等等。现代哲学“主—客”相关率中的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它与“客体中心论”阶段的客体观相比，具有被动性、对象性及物化等特点。主体活动是自主性的，而客体则是被动性的；主体是主观性的，客体则是制约主体主观性的底板。从“主—客”相关率角度规定客体，其客体只是与单一主体相关的对象存在，是单一指向性的存在。如此一来，这种对象化绝对化了，并成为主体实践的终界，脱离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这也是其受到后现代哲学严厉指责，并消解之而后快的主要原因。当然，后现代哲学摒弃了客体作为意义的底板的存在，只承认存在主体际的“游戏规则”而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交往实践观认为，客体、底板是不可消解的。但是它又绝非传统意义的底板。它既不是脱离人的、没有主体相关性的客体，也不是仅从“主—客”相关性上去界定客体，而是在交往实践活动中、在“主—客—主”框架中对客体做出界定。客体处于交往的中介地位，具有社会性、中介性、交往性、多极主体指向性、辩证底板性等特征。本书所指的中介客体正是基于交往实践观所指的客体。

体育交往实践活动的中介客体的构成具有多重性，包括物质客体层面和人自身活动客体层面以及关系客体层面。

第一，物质客体。主要包括两种形式：首先，是体育交往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体育活动的需要，将某些自然物质或人化物质纳入自己的对象化活动，从而满足活动的需要。如体育器械、器材等。其次，是人的客体。人的自然属性——身体是体育运动的物质载体。体育交往活动中，主体一方面要认识和创造物质客体；另一方面又要把自我现有的机体生理水平作为自我持续发展的前提来认识和改造。因此体育交往中的人具有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属性。人作为客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客体。这部分客体对象的存在同样与主体构成相应的对象性关系，并在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中满足主体的需要。

第二，人自身活动的客体。首先，是指人自身身体的专门性活动。当主体活动成为主体自身特定活动的对象性存在时，这种活动就成为体育交往主体活动的客体。显然，这种与人的活动为客体的主客关系形式更具有主体性色彩。在体育交往活动中，这种客体形式是普遍存在的。如在竞技赛事中，主体以特殊的身体活动方式和竞争比较方式作为自身的客体来满足掌握技术、发展体能、竞争取胜的需要。其次，是指人的精神客体。“人不仅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精神客体是对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的反映，并随着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的变化而发展。当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主体将目标指向人的精神属性时，精神将成为其客体。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中主体通过体育运动来发展人的意志品质，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完善人的精神世界。

第三，关系客体。黑格尔曾说：“关系就是自身联系与他物联系的统一。”这种定义表明“关系”是无形的，是虚体而非实体，虚体可以合理地充当体育交往活动的客体吗？或者我们可以更精确地问，虚体的“关系”可以充当人们之间体育交往的中介吗？黑格尔也说过：“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因此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只是在一个他物之内的。”所以“本质乃在他物之中”。从人的本质来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他们之间的交往大多数是在同种或同类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看，人是在与人交往，但事实上，人是在与人背后的某种关系交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聚或分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关系的人交往的频率就比较高。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关系始终在充当着人们社会交往的中介客体。既然如此，那么“关系”可以充当体育交往活动的客体吗？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在体育交往活动中，多极主体之间只要有交往，就会有关系的产生，而主体间除了以物质客体和人自身活动客体为中介外，在“面对面”时是如何交往的呢？难道他们之间不需要客体充当中介？或者说交往的双方就是互为主体—客体关系？显然这样的理解与交往实践观相背离。如果依据这样的理解，体育交往活动就不再是“主体—客体—主体”模式，而是主体—客体的模式，把主体的人视为对象化的客体。可见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即使是“面对面”的交往，其中必然还有某种无形的东西充当客体，这种无形之物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它充当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客体，“人作为主体始终不丧失其行为主体的地位，被对象化的是主体间的关系。”因此，从逻辑的角度看，体育活动中所产生的关系可以合理地充当体育交往活动的客体。

在现实的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中，各类中介客体是共时性存在的。而这个中介客体只有在体育交往活动中经历多极主体的占有、创造，才能使之存在，成为中介客体。无论是主体还是中介客体，体育交往活动都是其存在的逻辑基础。

2.体育交往的结构

结构一般是指整体中诸要素、诸构成成分的组合方式以及事物整体内部各个部分相互结合的关系。也就是说，系统的整体结构不仅包括了其构成要素，还包括了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不然就不能构成那一系统。因此，仅仅具备了构成要素还不能说体育交往系统就成立了，只有当这些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系统才成立。

众所周知，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就一直是二元论，这种二元论一方面建立起一个完全客观的自然，它可以被完全地置于人类的掌控之下，其运动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被人类发现。另一方面是一个纯粹的意识主体，它不存在于那个可以被理解和掌控的自然之中，因而不是可以认识和观测的客观对象。这就是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在这里，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在体育领域中，此种模式将体育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窄化理解了。所谓实践，都是由多极主体通过改造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发生多种交往关系的客观过程。任何实践结构，都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的双重关系的有机统一。没有实践的社会关系和没有社会关系的实践是同样不可想象的。体育这种活动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主—客”模式却只抓住了其中的一种结构而排斥了结构的另一方面。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体育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如果不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就不可能对任何客体进行认识、共享或创造。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主体—主体”结构的存在。

而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超越或扬弃了“主体—客体”模式。它将人的社会关系纳入实践，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于实践，构成“主体—客体—主体”的相关性模式，从而深化对传统实践观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变革，克服以往哲学在实践观上的主、客二元对立。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具有普遍性意义，它适用于分析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它以普遍的方式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体育交往问题的研究是对这种时代哲学的主动回应。也正是这种研究，使“体育交往”一开始就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当我们用交往理论来透视体育活动时，不难发现，体育交往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之一是一个基本事实。体育交往活动过程也同样存在于“主体—客体—主体”的结构中，体育交往的多极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身体活动、体育的客观内容等为中介的主体间关系。

体育交往是人类交往活动的组成部分，当然，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对体育交往系统结构的分析（见图3-1）。

如图3-1所示，体育交往的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与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相互规定。同时，不同主体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并相互建立起主体的交往关系。体育交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内含于多极主体的交往关系之中。而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又是建立在“主—客”的对象关系基础之上的。在交往实践观的视角下，体育交往活动从一极主体出发，通过中介客体，最后指向到其他主体，因此体育客体不再是体育活动的终结，而是体育交往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成了体育交往主体共同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中介，是联系各级主体间的纽带。正是通过体育客体的这种中介作用，主体之间才建立起了交往关系，“主体—客体—主体”的基本结构才得以形成。

体育交往活动中的主体是复合主体，它既可以指体育活动中的个人，又可以指参与体育这一活动的群体。这不同类型的主体是以双向整合和双向建构的方式存在于体育交往结构中的。

所谓双向整合，即一方面体育交往实践整合、内化为个体主体，因为个体主体才是体育交往活动的发动者、承担者，也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另一方面，体育交往活动又在多极主体关系的基础上整合为群体主体。包括体育组织、体育协会、体育社团以及不同类别的运动队等。这里所说的群体主体是由现实体育交往活动造就的，是非常现实的主体。因此，群体主体并不是抽象的“类聚合”（见图3-2）。

而双向建构，是指体育交往实践活动一方面建构各极主体，规定和凝塑着主体的本质或资质，包括个体参与者也包括参与的相关群体；另一方面，又建构所有造就和维系主体存在的主体间交往关系。通常我们所说的队友、球友、竞赛中的对手、合作者、体育教学中的师生、生生关系以及相关制度和规范都属于体育交往关系范畴。所有这些交往关系都是主体交往实践活动的产物（见图3-3）。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交往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体育交往是从一般人类交往中分化出来的，并以其为背景，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作用体现为：作为主体的人，都是生活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们的体育技能、体育知识和体育观念都是历史的；所有的体育活动方式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论微观、中观或宏观意义上的体育交往环境，都是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为依托的。也就是说，体育交往是以历时和现实的人类普遍的一般交往活动及其相应的历史条件为背景。

与传统的“主体—客体”两极对立的模式相比，用“主体—客体—主体”的模式来解释体育交往的结构，有如下的优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从来都是以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当然也不能用主客体关系取代主体间关系。他明确地把“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作为自己哲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出发点。因此，交往实践观所提出的“主体—客体—主体”模式，表明了实践不仅内在地包含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化活动，而且还包含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体育交往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也是这两种类型活动的统一。在这种模式中，体育交往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主体，它变成了个人、群体和人类的复合主体，体育交往的客体也不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主体自身的机体，而是包括物质客体、活动客体以及关系客体等有形或无形的客体。这样不仅使体育活动中单纯的“主—客”对立的两极关系转变成了多极主体以多种形态的体育客体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多极交往关系，而且为我们更好地阐释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第二，这种结构表明在体育交往活动中，任何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都不过是这一整体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就承载着主体间的关系。被作用的客体也不再是“主体—客体”对立模式中脱离主体关系的、孤立的静止存在物，不再是体育活动的终点，而转变为一种中介，是多极主体从事体育交往活动的中介，它既是对象化的中介同时也是中介化的对象。作为对象化的中介，它是被主体改造、作用的对象，而作为中介化的对象，它是联系各主体间的纽带。由于各主体间的不同制约，客体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其自身也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3.体育交往的类型

“主—客—主”模式作为体育交往的基本结构，使体育交往系统得以确立。但现实中，体育交往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存在方式又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体育交往活动划分为不同类型：

1）根据体育交往的主体划分

根据体育交往的主体来划分，体育交往主要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是指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它是一个人与另一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特点是规模小，形式灵活，感情容易沟通，可以直接互动，能够给主体留下最丰富的感性认识。个体与个体的交往是体育交往活动的最基本形式，也是现实中发生频率最高的体育交往类型。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是指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如体育组织间的交往或者集体项目比赛双方的互动。群体间的交往是由多个不同的个体间的交往联结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个体间的交往活动表现出来的。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是指一个人与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群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典型的例子，如体育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身体练习；教练组织学员的学习活动等。

以上交往类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是体育交往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具有基础性意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最终都是通过个体间交往活动来实现的。

2）根据体育交往的目的划分

根据体育交往的目的，可将其划分为传播型体育交往、竞赛型体育交往、健身娱乐型体育交往。

传播型体育交往主要是不同主体间有技能的一方向无技能的一方进行传授，或者是技能高者向技能低者传授。具体体现在如体育培训、学校里的体育教学活动等等。

竞赛型体育交往主要指竞技比赛，既包括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也包括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竞技比赛。

健身娱乐型体育交往主要是大众体育活动中的交往，人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追求身体的极限，也不是仅仅为了学习体育技能和体育知识，而是为了休闲、丰富精神生活，满足精神需要。

3）根据体育交往的历史形态划分

根据体育交往的历史形态来划分，主要包括依附型体育交往、独立型体育交往及辐射型体育交往。

依附型体育交往主要是指体育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之前，人们所从事的有关体育的交往活动更多的是以劳动的补充，或者是军事训练手段及宗教活动的庆典方式而存在。

独立型体育交往是指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具备了文化属性，人们能按照体育的规则、活动方式通过体育知识、信息及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存在形态。

辐射型体育交往是指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得到普遍认可，并广泛影响着人类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的存在形态。如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成为世界的广泛交往的平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以上体育交往的类型主要是根据体育交往的主体、体育交往的目的及体育交往的历史形态来划分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根据怎样的标准来划分体育交往的类型，其都表现出相对性和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体育交往情境中，各种类型的体育交往常常是交叉的或者是综合的存在。

（三）体育交往是体育文化传承和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本模式

交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一，它贯穿于古往今来的历史之中，表现在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都离不开相互接触，离不开交往。文化与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没有交往活动，文化将随着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的交往对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交往活动便没有文化的继承，也没有文化的增殖、同化和重构。文化是在交往活动中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交往创造了一种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特殊的社会进化机制。体育作为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同样也是在其独特的交往活动中生存与发展的。广泛的体育交往活动促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交往既丰富了各民族体育文化的内容，又导致了融汇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精粹的国际体育文化的形成。同时，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客体，其对主体（个人，群体，社会等）的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体育交往实现的。

1.文化及体育文化

研究体育文化，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文化？我们天天都在说文化，但很难用一句话说出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的“文化”定义不胜枚举。最早提出文化概念的是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1871年，其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是一个经典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文化定义。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审视了西方众多文化定义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反映了作者对以往西方“文化”一词认识的深化。

中国学者对“文化”也做了不同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梁漱溟是从民族生活的角度对文化加以阐释，这个定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民俗学家钟敬文则更具体指出：“凡人类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的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

1952年，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对1871年到1952年期间有关西方的文化概念进行搜罗，得到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关于文化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已超过250多种。这表明，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此外，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地位的不同，社会生活和时间条件不同，拥有的经验、知识、观念的不同，因而对文化的认识也不同。这在文化的不同理解和争论上也表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确定什么是文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别。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文化泛指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即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了解了文化的含义，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体育为什么是一种文化。

首先，体育是人类，也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人类能创造出来各种文化系统来。而这些系统中恰恰包含了体育。动物各种肢体活动和嬉戏是它们的本能活动，不具备任何文化意义。而人类创造的体育是后天习得的，并非遗传所得。

其次，体育运动具备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如，文化的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阶级性等。

再次，体育运动不仅有它外在的身体活动形式以及设施和器材等物态体系，而且具有内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符合文化的结构层次。

总的来讲，尽管人们对体育文化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于概念的使用范围尚有争议。但是，体育作为反映人类智慧的一种实践过程，它的具体运动形态、各种规则制度、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记录和传播所必需的组织、宣传机构等已明晰地反映了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笔者所指的体育文化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认为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

2.体育交往促进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体育文化的产生同人类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一样，是人类本能行为在生活中发展、演变的结果。可以讲，体育交往活动是体育文化得以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传承和发展体育文化的根本途径和手段。有的学者提出文化交流动力论，认为文化进步的动力来源于交流。交流使得各文化形态能增生出许多不被原地理环境所羁束的，从更高层次上超越这种地理环境的文化因子。这一观点尤其重要，没有文化的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而这里所说的“交流”，既指人类一般意义上的交往，又包含着人类的体育交往活动。

所谓体育文化传承，是指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表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上指的是在与其他体育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过程中被传承的文化，主要表现在范围上。而纵向上则是指在同一文化圈内，体育经验、体育知识、体育技能等的传授。古代的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发展演变为近代体育、现代体育，民族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的体育文化，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交往形式相互传递、交流的结果。

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体育经验、内容、方式的积累、创造和融合的过程，而无论是人类体育经验的积累和创造还是融合都要依赖于交往的行为方式。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枢纽，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枢纽文化。就空间形式来说，它肩负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时间来说，它又肩负文化积累和发展的重任。而我们所说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很简练地揭示了交往的这样一种本质作用。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人类的交往活动相对封闭，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因此，不同文化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只是在相应的文化圈内保持其发展的连贯性和协调有序性。而人类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交往内容的不断丰富，打破了不同文化间的时空界限，给不同文化敞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使不同文化跳出原有的文化视野，确立了一个人是自我也是全世界的更开阔的文化视角。全球性的交往活动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种互动关系的作用下，代表先进的时代性的文化元素被吸收利用；具有深厚底蕴且适应时代要求的民族性元素得以保存并发扬，人类文化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多元化的特点。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中进行着同质相交、异质互补的过程。交往主体自身成为“文化交往使者”，负载着原有体育文化内涵，前往相异空间，发生多种体育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不同体育文化在不断借鉴和适应中走向趋同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体育文化得到了不断发展。

在人类诸多形式的交往活动中，体育交往是一种基于愉悦的、跨越地理空间的、自觉的人类行为，是一种能够接触“真实世界”而非简单“媒介世界”的直接传播方式，是文化间基于人际的、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而不是单纯通过媒介间接、外在地获得映像世界的交流和传播。此外，体育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诸多运动规则与规范用语简单并且高度符号化，成为不同文化人群交流的世界性语言符号，既能够发挥通用语的沟通作用，又为在不同空间转换中发生的文化碰撞与交融预设了制度性的约束。因此，体育交往活动对于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体育交往中的娱乐目的、快乐主题和良好意愿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相互了解制造了接近性的文本，这种自觉交往能够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与冲突，这也是体育交往的重要特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