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产业发展质量：基于绿色发展的评价

3.3.1　绿色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

绿色发展观是破解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社会生产、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难题的需要⁽⁴⁾。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反馈机制和耦合机制。

反馈机制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是使系统更加偏离平衡位置，不能维持系统的稳态。负反馈是抑制或减弱发生的变化的趋势，使生态系统达到或保持平衡或稳定。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其反馈机制也包括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两个方面。正反馈机制：掠夺式的产业发展，超出环境承载力后，对生态环境有极大的破坏。在负外部性的反馈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社会成员过度消费等因素的持续影响，生态环境加剧被破坏。负反馈机制：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环保型生产技术、绿色能源的开发、节约能耗等随之增强，会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

耦合原本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此处提出的耦合机制具体是指：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到位，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会增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后劲更足；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又能为生态补偿、生态治理修复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3.3.2　绿色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说明

本书建立绿色指标体系的原则亦与创新相同。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了生态环境指标的PSR概念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压力指标反映了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生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况；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生态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⁵⁾。现有文献主要基于生态环境的质量水平、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生态环境的抗逆压力、生态环境的生产效率四个方面来衡量生态环境水平。本书在此基础上，经过筛选，构建的环境指标体系包括环境质量水平、环境污染压力、环境治理能力及环境生产效率4个一级指标，同时又分11个二级指标，具体细分如表3-11所示。

表3-11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其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由于该指标分为不同可比价格下统计的数据，还需要经过比例处理）。

（2）绿色指标的计算

按照Min-Max标准化法和熵值法计算出生态环境的11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如表3-12所示。

3.3.3　绿色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测度

本书根据前文模型的计算公式以及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关系，得到α =0.5、β =0.5，计算出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发展度D 、f（p_u）、f（p_y）、C ，统计如表3-13所示。

3.3.4　实证结果讨论

（1）根据表3-13和图3-3，1950—2017年，我国生态环境水平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变化幅度较小，但各时期变化趋势明显，协调度呈现出水平波动到下降的趋势，协调发展度则呈现出水平波动到上升的趋势，其都存在时间方面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协调度始终大于协调发展度，且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比较低，即两系统之间处于水平都比较差的协调阶段。

（2）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趋势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2006年，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趋势一致，都处于波动阶段，而协调发展度相较于协调度的波动较大，即表明协调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不定，这种差异性的不定表现在两者的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的波动。第二阶段为2006—2017年，协调度呈下降趋势，而协调发展度则呈现趋于直线的上升趋势，表明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加剧，也从侧面表明我国粗放式的产业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会激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但是协调发展度却在增加，且整体水平相对较低，表明以往牺牲生态环境式的产业发展对未来有着长远的负面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的。

（3）从协调发展的类型分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80年，属于轻度失调同步型，在此阶段，产业发展力水平较低，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因而表现的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矛盾并不显著。第二阶段为1985—1995年，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进入初级协调环境滞后型，虽然产业发展得到了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环境的破坏引发的协调性下降，短期内环境并未有显著的负反馈。第三阶段为1995—2017年，协调同步型到产业发展滞后的阶段，且协调水平由轻度失调向初级协调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在发展产业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产业发展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