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众的认知与诉求

在本课题的调查研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困地区民众，特别是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对于教育扶贫、技能培训的基本认知、态度、意见和诉求。在实际调查走访中，作为重点，这也是调查的面相对比较大、调查人数比较多的一个群体。调查访谈又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受访地区村干部的，设计了11个问题。共收回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86份，占比86%；无效问卷14份，占比14%。二是针对受访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问卷，共设计了13个问题。收回有效问卷361份，其中有效问卷335份，占比92.8%；无效问卷26份，占比7.2%。结合笔者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信息，能够大致反映出他们的心声。

关于贫困地区受访青壮年劳动人口“基本情况”的调查内容共10项，统计结果（收回问卷361份，其中有效答卷335份，这里只对有效答卷进行分析）如以下几个表和图所示：

表2-1.1 男女性别

表2-1.2年龄分布

表2-1.3 文化程度

表2-1.4 婚姻状况

图2-1.1 家庭人口状况

图2-1.2 家庭中劳动力人口状况

表2-1.5 家庭贫困主要原因（限选主要的三项）

表2-1.6 您目前的劳动就业状况

表2-1.7（1） 如系外地打工，在什么地方打工

表2-1.7（2） 在外地打工：从事哪种职业？

续表

表2-1.7（3） 打工时间有多久

表2-1.8 您就业之前（无论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是否接受过专门技能培训？

表2-1.9 您接受技能培训的途径是

表2-1.10 您接受技能培训的时间长度为

梳理一下上述基本信息，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受访对象中的70%在外地打工，青壮年劳动力为外出打工的主体。从表2-1.6可知，在335名受访对象中，“本村务农”者98人，占比29.3%，不到总人数的1/3。“外地打工”者171人，占比51.0%，这属于纯粹外出打工者。其实，“做小生意”者（27人，占比8.1%），即使不是去外省、外县活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一般也不是在本村活动；应答“其他”者与此情形相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后三种情况粗略地归为一类，都属于离开本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三者占比达70.7%。换句话说，目前在农村真正从事传统农事活动的青壮年人口，不到农村劳动力人口的30%。从表2-1.2受访人口年龄分布一览表看到的情形则是，年老的留村，年轻的外出务工：50岁以上的受访人员仅有33人，占比9.9%；其余年龄段中，30岁以下占比最高，累计132人，占比为39.3%。也就是说，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已成为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

第二，文化程度偏低，学历结构呈金字塔形。受访对象中，高中毕业生84人，占比25.1%；小学及以下共127人，占37.9%。另有14人（占比4.2%）系中职、高职或成人函授学习毕业，找不到正式工作，选择外出打工。外出就业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学历整体偏低是个基本事实。

第三，多数选择在本省打工。在本省打工人数占外出打工人数比例的2/3。问其原因，一般回答为离家近，路费成本相对较低；熟人社会，容易交往；语言、饮食、气候、习俗等地域文化差异小，社会适应顺畅。如到外省打工，大多会选择邻近省份。如陕北农民喜欢去内蒙古、宁夏、山西等地打工；陕南农民更愿意去四川、重庆、湖北打工。去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相对较少。

第四，大多数人未参加过专门技能培训。由表2-1.8可知，劳动前的岗前培训，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未参加过专门劳动技能培训的人数为259人，占比达79.2%。而且参加过培训的受访者中，有一半属于自己掏腰包参加培训；由政府组织的培训占比不到一半，一般以半月之内的短期培训为主。一个月以上的培训，大多是由青年农民工自费参加的比较专门化的技术培训。

第五，外出打工所从事的职业集中分布在三大行业领域：依次是服务业（106人，占比55.5%）、建筑业（55人，占比28.8%）、制造业（30人，占比15.7%）。如表2-1.7（2）所示，这与学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吻合。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开放式选题，应答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比较分散。笔者是按照上述三大类略加归纳后得出这一结论。毫无疑问，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

第六，家庭贫困的三个原因：收入低、教育费用大、家庭成员患病（详见表2-1.5）。“收入低”（排列第一位），是因为“务农本来就收入低，打工收入又不稳定”，“而供孩子上学费用大”，其实可能与家庭孩子多有关系。有63人次将致贫原因选择为“孩子多”，占个案百分比的8.61%。在图2-1.1中，家庭人口四人占比最高，应属于核心家庭，人口结构、数量比较正常；其次是家庭人口五人，如果属于已婚且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家庭，推测应该有三个孩子。而在农村贫困地区，有三个孩子是比较多见的。假如一个农民有五个以上的孩子，供其上学，困难当然远非独生子女家庭可比。201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陕西一家五个孩子四个考入清华北大”，介绍的是延安市安塞区白坪街道办五里湾村村民吴治保家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上，特意给这个“一门四清华（北大），五子皆才俊”的“耕读家庭”颁发奖金30万元。^[1]这个家庭共有三子两女五个孩子。老大2015年读博士，说明年龄没超过30岁。由此推测他们的父母年龄应在50多岁不到60岁。这就是说，在计划生育政策尚未松动之前，这个家庭已经按自己的意愿生有五个孩子（老小也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孩子优秀固然可喜，但类似的超生家庭在贫困农村实在不在少数。“超生致贫”现象往往因为孩子优秀，或扶贫政策惠顾，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而被遮蔽。但能上清华北大者终究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多子女家庭在重复着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

在介绍了受访青壮年劳动力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将着重考察他们对教育培训的想法和诉求。因为这是本研究最为关心的话题，也应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