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最迫切的愿望：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
由成年人的劳动技能培训，谈到学龄人口的义务教育问题，我们设计了以下四个问题，想了解作为家长的农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问题：“您对孩子目前上学的环境条件、师资水平、学习成绩满意吗？”回答结果如表2-10：
表2-10 对孩子上学情况的满意度调查
问题：“您对孩子学习状况不满意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可多选）结果如表2-11：
表2-11 对孩子学习情况不满意的理由
续表
将上面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可以梳理出以下意见：
第一，受访者对孩子目前上学状况综合印象和评价。“满意”大于“不满意”，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占主体。我们将表2-10中的前三项相加，即“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满意”均视为“满意”项，频数218，所占百分比为65.2%；将4、5项（“不满意”“很不满意”）相加，不满意频数66，占比19.7%，接近1/5。“无应答”频数51，占比15.1%。这个情况该如何理解？有几种可能的情况：既不是很满意，也谈不上很不满意，马马虎虎，中不溜状态；不满意，但受某种情绪影响，不想说；但一般情况下，不说，不意味着满意。
第二，“不满意的理由”有讲究。我们可以将所列“不满意”的七条理由归纳为四类，按照占比高低依次排列，结果是这样的：（1）家长因素（家长没时间没条件给孩子辅导），位列第一，频次168，所占百分比32.37%；（2）学生因素（即表2-11中⑤、⑥）排第二，频次166，占比31.99%；（3）教师因素排第三（即表2-11中②和③），频次106，占比20.42%；（4）学校因素排最后，频次79，占比15.22%。
通常情况下，农民的思维特点或思维习惯，表现为遇到挫折或困难，常常是先责己，后责人；甚至只责己，不责人；责己往往又将种种不幸、不顺归咎于个人运气不佳（农民的说法，叫做“命不好”），这也是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弱势心理、怯懦心理的自然流露。但从客观上也反映出青壮年农民整年忙于外出打工赚钱，无暇照看孩子的生活，更没能履行好父母的责任，陪伴孩子成长，为他们的学习释疑解惑的事实与内心的自责。无论孩子学业不理想的理由有多少条，他们宁愿自己担主责，认为自己作为家长做得不够好，不称职，对孩子有亏欠。如果他们的子女是正在农村读小学的留守儿童，这个看法应该是客观的、真实的。与此形成因果关系的自然便成了学生（孩子）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孩子不爱学习”与“孩子基础差”，都与他们的父母尽责不够，平时不能在家帮着辅导有关系。因为照看他们生活起居的爷爷奶奶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至于教师的问题，一是业务水平问题，二是工作态度问题，这两者之间分不出彼此。访谈中，有农民说，有的老师个人教课水平很一般，还不安心好好工作，上课、管理心不在焉，家长当然不满意。他们工作不上心，根本在于不安心，因为乡村学校的工作条件实在太艰苦。可见，教师因素与学校因素又形成一对矛盾关系，互为因果。因为“学校环境条件差”，所以就吸引不来好老师。老师来了又不安心，又怎么能教出好学生？但在厚道的农民心目中，学校和老师的问题还是次要的，家长和孩子的责任是主要的。因为小学教育的难度毕竟是有限的，水平一般的老师也能教得了小学生。教学态度比教学能力更重要。
第三，学校因素居后自有缘由。一方面，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这些年来，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确有不少改善。把众多的村办小学集中到了乡（镇）办，中学集中到县办，至少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较前有了很大改观。另一方面，国家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对教师向农村基层下沉促进作用明显。这项计划始于2006年，2013年修订扩展。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四省藏区县、中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原“两基”攻坚县、纳入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部分中部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以及西部地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边境县、少数民族自治县等，一并列入特岗计划实施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惠民政策的效益还将进一步显现。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不是调查的重点内容，问题设计比较粗略，比如，未将孩子上学情况详细区分（在哪里读书？乡下还是县城？读小学还是初中？）。从回答情况看，他们还是以在农村就读的小学生为分析对象。因此，对学校及老师的要求标准自然不会太高。但如果把“教师因素”与“学校因素”两个板块加起来，不满意占比就达到35.64%，约1/3强。
问题：“您觉得目前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回答如表2-12：
表2-12 孩子上学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续表
问题：“您对进一步改善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条件有什么具体意见和建议？”应答如表2-13：
表2-13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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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问都是开放性问题，内容上具有相互关联性，收到的回答五花八门，比较分散。我们对问卷所答内容稍微做了些大类归纳，尽量使问题相对集中，以便把握其核心观点。总的来看，前一问主要摆问题，后一问重在谈建议。但农民谈话不像教授写文章那样逻辑缜密，前呼后应。即使做大的归纳，也有一定难度。
受访群众认为，贫困家庭子女上学读书困难多多，问题可以罗列出一大串。但按照响应频次多少排序，排在前10位的困难和问题如表2-14：
表2-14 孩子上学的困难和问题前10位排序
续表
上面所列举的困难其实多于10条，因为2和8出现并列。在这12条问题中，属于家庭和孩子的共有7条，其余5条来自学校。细加比较，我们发现，这里所谈的困难和问题，与表2-11所列对学生学习成绩不满意的理由彼此呼应，相互关联，只是表述的角度、内容的多寡有所不同而已。受访者坚持认为，孩子上学的困难，首要的还是来自家庭、父母的困难，是经济的困难，家庭学习环境教育条件的困难，学校的问题还在其次。他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条逻辑推论：孩子不能得到良好教育，是因为自己混得不够好；反过来，只有自己做得好一些，孩子的不利局面才有望改善。就当下论，还得靠父辈的辛劳改变生活的窘境，靠下一代肯定是远水不解近渴。这里涉及学校和老师的问题比较零散，但主要的还是那么几条，教学设施、教学质量、服务管理、学风校风、教师的工作态度、责任心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学校离家远、交通条件差、孩子上学不方便、不安全”，放在困难的第二位；这涉及农村学校布点问题，说明盲目撤点并校带给农村孩子的是上学的不便。有人甚至将农村学生辍学与撤校相关联，不是毫无根据。应答中还提到某些学校存在变相乱收费现象，这当然与国家政策相违背。学校的其他问题，统统都可以归结为质量和管理的问题，核心是质量问题。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希望又寄托在学校和老师身上。真实情况是，家长对学校和老师有些不放心。一方面来自学校和老师自身，另一方面来自与城市的比较。
关于“意见和建议”，针对政府的最多，针对学校的为次，针对家长和学生的是个捎带。
针对政府的意义建议，集中表现为对政策、制度的完善优化，以及对特困地区的政策倾斜，主要包括：“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的力度”（占比20.30%，居首位），“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占比16.97%，排第二）；“精准帮扶，从根本上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占比16.61%，排第三）；“给予学生更多物质补助”（占比16.24%，排第四）；“取消‘两免一补’以外的其他收费”（占比10.33%，排第五）。其他问题，有的虽然占比不高，但问题比较重要。比如，反思和修补“撤点并校”政策，就近办学，就近择校，随工就读；校车安全；改善寄宿制学校的吃住条件；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加强对学校周围网吧等娱乐设施的管制；简化贫困补助审批程序；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学校开设技能培训课程等。笔者以为，“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实在是切中要害，在普通高校在读大学生中，英语一科事实上成为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拉开学业成绩距离的最大软肋，根子就在于义务教育阶段欠账太多，值得教育行政部门认真加以解决。“学校开设技能培训课程”一条，牵涉到职业教育话题，同样值得关注。总之，农民十分渴望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但不如意事太多。检讨问题的成因，他们是责备自己的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指望政府帮扶的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贺秋平：《5个娃4人考上清华北大，安塞这家庭获奖30万》，《华商报》2018年7月19日。
[2]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4月2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3] 王念兹：《李克强：一味追求整洁不让开店的城市是死城》，中国网2017年4月26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7-04/26/content_40694505.htm。
[4] 王增伟：《略谈教育券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文教资料》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