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效应

一 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2]

（一）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成本的绝对差异使一个国家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地低于另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专门地从事其最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然后彼此交换，这对各个国家都是有利的。依据绝对优势理论，各城市（地区）同样应按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生产分工。

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之上，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进而获得比较利益。据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显然，两个国家或地区都按自己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交换，对双方必然是有利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两个国家或地区刚好都有绝对优势，现实情况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两种产品上较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的优劣程度有差异，且各自按照其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生产和交换，那么，它们仍然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利。因此，只要按照各地区由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等因素形成的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分工就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和效率的提升。

对于都市圈来说，各城市应寻找自身优势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到区域分工中。若某城市的经济区位、经济条件或生产某些产品具有区际意义，占有圈内外的绝对优势，那么圈内其他各城市应积极配合，使这种优势充分发挥潜能，产生最大效益，进而辐射带动圈内经济发展；若圈内的各城市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则应进行针对性的职能优化，同时对各产业部门适当地进行地域分工与空间集聚，以利于整体经济最优化。

（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经济学家穆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大规模生产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是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从而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增加了产量。规模经济解释了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现象；范围经济则解释了多项活动共享同一种核心专长导致各项活动费用的降低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范围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就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范围经济通常使企业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这种节约恰恰来自分销、研究与开发和服务中心等部门。

范围经济往往是企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战略的理论依据。同样地，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也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的增加使多个同行企业可以共享当地的辅助性生产设施与服务；在同一个地方，单个企业生产活动专业化，多个企业分工协作，组成地方生产系统，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也能引起成本的节约。除生产成本的节约之外，范围经济往往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优势、市场营销优势与技术创新优势。

1.差异化优势。差异化是指企业提供产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及服务等，这种多样性能使消费者认同该产品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产品。范围经济形成的差异化体现于区域内多家企业所提供的整体产品组合的差异化，区域产品组合能够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个性化、差别化”的需求。

2.市场营销优势。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获得市场营销优势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市场营销的关键在于正确定位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提供目标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于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同时，在区域内部建立的营销平台上，利用原有的渠道，可以销售多种产品，从而更好地利用各企业已经形成的品牌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区域内企业的产品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对跟进者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

3.技术创新优势。对范围经济的理解和受益，使企业管理层对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更加重视，与此同时，范围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持续的创新活动将使企业在应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培养创新团队、加强市场调研等方面获得突破，最终将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现实市场中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在实现交易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一个收集信息、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签订合同、监督合同实施的过程，大多数交易还涉及运输、税收、管理等诸多环节，而这一切都需要支付费用，形成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即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由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市场价格共同确定，当市场平均的交易成本与企业将该交易内部化的成本相等时，企业的边界与规模就基本稳定。

交易成本不仅是企业实现合理边界的原因，也是产业链上下游分工乃至城市间的市场分工的重要依据。交易成本为零是一种特例，而非常态，现实情况中，任何市场活动都存在交易成本，也就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产业与产业间的经济活动都面临交易成本。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间，如果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当中的交易费用，那么纵向内部一体化将被横向的市场交易所取代。最终，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有助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缩减，实现最优利润。

交易成本也是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分工的重要决定要素，分工协作带来正的外部性，降低了每个城市履行职能的公共成本。这种外溢行为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也得到集中体现，产业分工协作使得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四）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能够带来成本的节约，所以空间聚集成为产业寻求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新经济地理学同样被用来解释城市增长的动力机制，克鲁格曼认为，人们向城市集中是由于城市可以提供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而工厂在城市集中是因为这里能够为它们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聚集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基于严格假定的数理模型表明，当广义的运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时，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将引起区域分化，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平衡被打破，集聚力将居于主导地位，产业活动的集聚不可避免。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即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一方面，当资本外部性及劳动力的迁移通过区域整合增加时，将产生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另一方面，如果区域之间仍然存在不可流动性，那么中心地区的劳动力和由于拥挤而带来的成本就会增加。据此，集聚是京津冀都市圈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

二 协同发展的经济效应

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形成产业集聚、布局合理、生产高效、结构优化的产业体系。

（一）协同发展实现集聚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指的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所呈现出的局部集中往往伴随着在分散状态下所没有的经济效率，产生了企业聚集而形成的整体系统功能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能实现的功能之和的效应。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发挥聚集效应的有效方式。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种资源及要素以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向着符合自身特定职能的城市空间集聚，并形成聚集规模。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的外在经济时，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共用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大量企业和员工的集聚又会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促进产业链的发展。产业和人口在集聚效应下向着空间的某一点集中，直接导致城市的形成，城市的产业优化和城市进化的空间集聚导致城市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进而形成城市群。

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包含数个乃至数十个产业，在合理的分工下，城市群内产业之间、城市之间为实现聚集经济而进行积极对接与不断融合，体现出单个城市经济外在化和整个群域经济内在化的交互作用，使资源和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聚集与整合，促进群域内甚至群域外资源在动态配置中实现帕累托改进。

城市群内的产业聚集使微观层面上，企业间相互关联，成本节约，收益增加，收获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获得快捷的交通网络、便利的公共设施、完善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产业配套等所带来的隐形收益。宏观层面上，城市因为集聚而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产业集群规模越大，企业集聚数量越多，城市群规模也随之变大。产业集群集聚度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城市群也就越专业，创新能力越强，区域品牌效应越凸显，最终实现城市群的整体功能远远超出相同规模的多个孤立城市的功能之和，呈现“1+1＞2”的特点。由于实力增强，城市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集聚与优化发展。城市群中的企业除了分享来自本行业的规模经济，还能够分享到所在城市群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带来的好处。企业在对规模经济的追逐过程中，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进而促进了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壮大和功能完善，又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此布局，产生新的规模效益，形成良性循环过程。

（二）协同发展使产业链向城市群延伸

在产业发展壮大与城市规模扩张相伴而生的过程中，产业链条逐渐拉长，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逐渐降低。但这一效应随着城市空间日益拥挤、资源和要素供应紧张而受到消极影响。此时，将产业链条延伸到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使城市的发展空间得到相应的拓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到较大提升，谋求范围经济效应，使产业集聚和城市群形成协同发展成为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驱使下，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要素、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源要素的流动愈加顺畅，其流动过程经历向区域内的核心增长极流动—由增长极向外围扩散—要素在整个区域内全方位流动的过程；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由各自为政、缺乏联系，到中心区极化发展，再到增长极向外围次中心扩散，最终形成由多个不同功能的核心区域构成的城市体系，产业高度差逐渐缩小，城市群内出现各具特色的职能中心（见表2-1）。理论上看，产业和城市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集聚与配置资源和要素，迫切要求在城市群空间内形成由聚集经济和范围经济相结合的一种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高度协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表2-1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要素、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续表

城市体系既具有聚集性，又具有开放性，其聚集性体现于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的高度聚集，从而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降低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产业的高效运作；其开放性体现于都市圈内各级城市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打破都市圈内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的格局，形成密切沟通的双向开放空间，从而按照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分工与合作，实现圈内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延伸圈内的产业链条，利用圈内的知识溢出效应，减少圈内的运输成本。

综上所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城市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城市体系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把分散的资源要素整合为一个整体，利用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原理，根据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的差异，合理配置产业链条的终端，以发挥整体优势，实现整体功能效果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