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低碳城市的研究进展

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进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对低碳城市的研究主要有四方面的变化，一是对低碳城市的研究重点由概念内涵和宏观层面转向与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等较为微观的话题相联系；二是对低碳城市的研究空间尺度由单个城市向家庭、社区、城市群等不同的层面和范围扩展；三是对低碳城市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趋向综合全面性；四是低碳城市的评估维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延伸。

一 低碳城市研究重点的转变

低碳城市研究的重点由宏观层面的概念内涵逐渐转向与城市交通、城市规划、企业责任、公民义务等较为微观具体的话题相联系。

2008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次提出了“低碳城市”的理念，此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低碳城市的概念内涵，如辛章平、张银太、戴亦欣、刘志林等。[19]随着2010年以来我国依次启动了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建设，同时期国内学者对低碳城市的关注度与研究也开始增长，[20]并且主要研究重点由概念内涵逐渐转向与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等较为微观的话题相联系，如桂晓峰、张凌云及张玮等研究了低碳城市交通；[21]费衍慧和林震分析了城市绿色建筑；[22]张泉、叶兴平等，以及叶祖达、王雅捷和何永等分别从主要维度、成本效益、技术方法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23]而杜栋和葛韶阳基于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之间的统筹。[24]帕特里克和史蒂芬（Patrick Moriartya & Stephen Jia Wang）认为虽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提高能源效率都是可取的，但是到2050年它们将无法显著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由于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未来几十年内无法实现，因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将是必要的。[25]此外，不少学者对低碳城市的发展，低碳转型的政府职能、政策工具、企业责任、公民义务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26]

二 低碳城市研究空间范围的扩展

低碳城市研究的空间尺度由单个城市逐渐向家庭、社区、城市群等不同的层面和范围扩展。

对于低碳城市的研究空间尺度，最初更多的是对单个城市的研究，如陈飞和诸大建对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的上海进行了低碳发展路径研究，[27]随后谢华生等研究了天津市的低碳发展，[28]张莹对武汉市的低碳发展进行了评价。[29]伴随着对低碳城市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深入与全面，对城市不同空间层面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学者们从城市内部研究了低碳城市的组成元素，如郑思齐和霍燚对城市中居民家庭的研究、[30]秦波和邵然等对于城市社区的研究、[31]董锴和侯光辉对景区社区的研究、庞博和方创琳以城镇为对象的研究；[32]从城市外部，学者们研究了低碳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如刘细良和秦婷婷对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系统优化的研究、[33]单卓然和黄亚平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健康发展；[34]周军和马晓丽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低碳城市发展规划；[35]史丹等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实验组，河北省其余10个地级市为对照组，基于DID模型与PSM-DID模型对2003—2015年京津冀地区的“煤改气、电”政策实施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效果进行了准自然实验分析。[36]

三 低碳城市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的综合化

低碳城市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越来越综合和全面。

在低碳城市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由单一性逐渐向综合性发展，而且空间特征和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不断加强。陈飞和诸大建采用人均 GDP 能耗的弹性系数来评价上海的低碳发展效果；[37]任福兵等基于低碳社会的内涵和特点，建立了三级多指标的低碳社会评价指标体系；[38]蒋惠琴和张丽丽以城市为基本单位，构建了低碳发展、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三位一体”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39]巩翼龙和魏大泉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三级指标的公路交通绿色低碳化评价模型，分别从交通的规模、路网结构、交通实用效率、交通占有率、交通能耗、交通排碳等方面对黑龙江省进行了公路交通绿色低碳化评价；[40]王赢政等构建了包含低碳经济、社会、环境、能源、理念及政策等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杭州市进行了实证研究；[41]杜栋和王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提出的低碳城市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产业、低碳消费、低碳能源、低碳政策，以及低碳技术为准则层，以人均碳排放、零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单位能源生产排放量等为指标层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42]连玉明借鉴DPSIR模型构建了以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为目标层，以经济发展、资源承载、社会进步、生活质量、环境保护5个方面为准则层，包含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等20个客观性指标，碳生产率、低碳产业政策完善度等10个导向性指标等在内的低碳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43]杜栋、庄贵阳等建立了以基本状况评价、政策落实评价、措施实施评价、发展状况评价为主要指标的“评建结合”的低碳城市指标体系；[44]杜栋、葛韶阳和王慕宇通过对选出的直接规制、碳税、碳排放权交易、财政补贴、政策倡议和政府采购6个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处理，并与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指标体系联系起来，建立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分析模型；[45]段永蕙等从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能源、低碳环境4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以及GIS模型，对山西11个地级市进行低碳城市评价与空间格局分析；[46]朱婧等以东北亚低碳城市平台（NEA-LCCP）、ELITE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评价工具、ISO 37120对于城市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基础，提取出涉及能耗、碳排放、城市主要领域（工业、交通、建筑）以及废弃物处理等与低碳城市建设直接相关的30个指标，并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state-response, PSR）分析方法，构建了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47]吴健生等以低碳开发、低碳经济、低碳环境、城市规模与能源消耗5个方面22个指标构建了低碳城市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并引入遥感影像中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集与PM2.5浓度反演影像，利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及空间相关性分析对低碳城市进行了综合性研究；[48]杜栋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以城市低碳建设过程中的技术、资金、政策3个方面的指标作为投入，并选取总体发展、生产、生活3个方面的指标来描述产出，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体系。[49]

陈世庭（Sieting Tan）等人以经济、社会、环境为目标层构建了低碳城市三级的评估体系，并考虑了政策、规划等对未来的影响，选取伦敦、悉尼、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城、北京、约翰内斯堡、圣保罗、温哥华、纽约、东京10个城市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伦敦的低碳水平最高。[50]郝斯尼等（Hossny Azizalrahman&Valid Hasyimi）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土地利用、水、交通、能源、碳排放等参数的低碳城市评估模型，并对上述10个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51]纳兹鲁尔（Md.Nazirul Islam Sarker）等以中国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对低碳城市的发展从概念、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一个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由政府来控制，能够监控和激发人们使用低碳技术，他们认为应做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政府机构在低碳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解决如何提高中国低碳城市试点项目绩效的问题。[52]刘伟、秦波（Wei Liu&Bo Qin）从目标、内容、工具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低碳城市政策，认为，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低碳城市发展决策过程，民间社会在未来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53]

四 低碳城市评估维度的拓展

低碳城市评估维度方面，由单维度截面评估逐渐趋向双维度时空评估，且评估区域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

对于截面维度的评估，既有单个城市，也有多个发达城市。如陈飞和诸大建对上海的实证研究、[54]张莹对武汉的评估、[55]马军等对东部沿海6省的评价；朱霞和路正南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评估等。[56]对于时间和空间双维度的评估也从单个城市扩展到多个城市，从发达城市延伸到欠发达城市。单个城市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如刘竹等基于“脱钩”模式对沈阳市2001—2008年进行了低碳城市评价；[57]杨德志以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低碳城市评价体系对上海市2000—2009年的低碳发展进行了评估；[58]朱丽运用熵值法对对广州市2000—2015年的低碳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估。[59]多个城市基于面板数据的评估，如宋伟轩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沿岸28个城市在2004—2008年的低碳发展进行聚类分析与评价；[60]王锋等构建了城市低碳发展指数模型，对江苏省13个城市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研究；[61]庄贵阳等选取100个城市包括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开展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62]刘骏等应用DPSIR模型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欠发达地区典型的低碳城市——贵阳进行了评价；[63]吴健生等运用综合方法、多项指标对2006年及2010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低碳效果评估；[64]石龙宇和孙静（2018）采用城市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指数，对中国35个城市2010—2015年的低碳发展水平及趋势进行了评价与分析。[65]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领域、能源、产业、低碳生活、资源环境、低碳政策创新六个维度开发了一套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对2010年和2015年全国三批70个低碳试点城市（地级市）进行了多维度评估，得出了低碳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结论，并发现低碳城市演进的规律和存在局部不平衡、低碳政策效果未完全发挥等问题，并提出了以系统工程思维规划布局、完善“以评促建”“评建结合”的制度、发挥低碳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把握标准化趋势等政策建议。[66]

国内外学者从低碳经济及低碳城市的内涵、技术途径、政策工具以及发展水平评估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低碳城市建设及其评价指标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单位GDP碳排放、低碳技术的应用、低碳社会、低碳能源、低碳政策等层面，而对低碳发展的非技术创新系统尚缺乏专门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