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演化分析
(一)测算结果
1.绿色发展指数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较快增长,下游、中游、上游呈递减格局。下游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稳定支撑带,绿色发展水平由2012年的0.484上升至2018年的0.795,增幅达到64.3%;中游地区由2012年的0.312上升至2018年的0.660,增幅达到111.5%;上游地区由2012年的0.250上升至2018年的0.618,增幅达到127.9%。可见,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都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绿色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中、上游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绝对值不及下游地区,但是增长速度超过了下游地区。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同样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如表2所示,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绿色发展指数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三强,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除东部三省市外,四川的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发展指数第4位和第5位之间波动。贵州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迅猛,由2012年的0.255上升至2018年的0.495,增幅高达94.2%,居长江经济带9省2市增速首位。贵州省绿色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绿色发展增速虽居首位,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处于长江经济带靠后位置。湖北绿色发展水平增速紧跟贵州,由2012年的0.350上升至2018年的0.582,增幅达66.4%,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由2012年的第8名上升至2018年的第5名。位于中游地区的湖南和上游地区的云南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一直处于相对靠后水平。
2.绿色经济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经济水平同样呈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经济水平差异显著。如表3所示,江苏、上海、浙江3省市绿色经济水平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三强且排名依次下降,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除东部三省市外,四川和湖北绿色经济水平也相对较高,绿色经济水平排名位于第4位和第5位。贵州和云南绿色经济增速较快,其中,贵州绿色经济分指数由(0.0002)上升至0.025,云南绿色经济分指数由0.001上升0.024。由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贵州和云南绿色经济增速排名虽靠前,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处于长江经济带靠后位置。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绝对水平和相对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东部三省市经济基础相对最好,增速处于较低水平,增幅在112.3%—127.3%;湖北和重庆绿色经济处于第二梯队,增速处于较低水平,增幅分别为260.9%和203.4%;湖南、安徽、四川和江西绿色经济水平位于第三梯队,排名在处于第6—9位,增幅在307.4%—362.7%;贵州和云南绿色经济排名处于最后两位,但增速迅猛。
表2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
表3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水平
3.绿色生产和消费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同样呈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差异明显。如表4所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4省市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四强,排名稳定且依次递减,下游地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高且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重庆、湖北和四川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相对较高,排名位于第4—6位。贵州和云南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增速较快,增幅分别为145.7%和113.9%,居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增速的前两位。从排名来看,贵州和湖北的绿色生产和消费增势明显,排名分别由2012年的第11名和第7名,上升至2018年的第8名和第5名,而江西和重庆的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排名有所下降。
表4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和消费水平
续表
4.绿色环境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环境水平相对其他指标准则层来说波动较为明显,各省市之间绿色环境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如表5所示,上海、江苏的绿色环境水平在长江经济带处于末位水平,主要是由于这两省市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较低所致。2012—2018年上海和江苏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分别在14.7%—29.2%和43.4%—71.2%。此外,江苏省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相对较低,而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相对较高。贵州、云南、重庆、江西绿色环境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云南、贵州和重庆环境质量较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和农药施用量较低,江西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相对较高。湖北和江苏绿色环境的增势相对较快,其中,湖北由0.087上升至0.131,江苏由0.074上升至0.103,增幅分别为52.1%和39.4%,但由于这两省绿色环境基础较差(2012年分别排名第10位和第11位),其绿色环境排名仍处于长江经济带靠后位置。
表5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环境水平
5.绿色生态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生态水平呈现出平缓增长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生态水平差异显著。如表6所示,四川、云南、江西3省市绿色生态水平指数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三强,四川由于较高的森林蓄积量和自然保护区面积,其绿色生态水平一直居于首位。湖北的绿色生态水平排名逐渐上升,从第6位上升到第4位并在2015年以后稳居第4位。上海绿色生态水平增速明显,由2012年的0.002上升至2018年的0.006,但是上海绿色生态水平基础较为薄弱,绿色生态水平增速虽居首位,但相对水平非常低,排名处于长江经济带最后位置。安徽绿色生态水平增速紧跟上海,由2012年的0.028上升至2018年的0.046,增幅达64.2%,但是绿色生态水平指数一直在第8位和第9位波动。江苏由于较低的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重庆由于较少的重庆覆盖率和湿地面积,绿色生态水平略显落后,排名一直处于相对靠后水平。
表6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水平
6.绿色生活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生活水平呈现出小幅度增长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如表7所示,江苏、上海、浙江3省市绿色生活水平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三强,且排名一直稳定。贵州绿色生活水平增速迅猛,由2012年的0.007上升至2018年的0.051,居长江经济带9省2市增速首位。贵州省绿色生活水平基础较为薄弱,绿色生活水平增速虽居首位,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与云南一直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最后两位。湖南绿色生活水平增速紧跟贵州,由2012年的0.029上升至2018年的0.066,增幅达127.5%,虽然其增幅较大,但是其绿色生活水平指数排名一直处于第9位。四川绿色生活水平排名上升明显,由2012年的第7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4位;江西绿色生活水平排名有所下降,由2012年的第6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8位。
表7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活水平
7.绿色科技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绿色科技水平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各省市之间绿色科技水平差异显著。如表8所示,江苏、上海、浙江3省市绿色科技水平稳居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前三强排名依次递减且保持稳定,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科技发展。东部三省绿色科技水平绝对值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增速相对较缓。除东部三省市以外,湖北和安徽的绿色科技水平相对较高,位于长江经济带绿色科技水平的第4位和第5位。上游的贵州绿色科技水平增速迅猛,由2012年的0(0.0002)上升至2018年的0.011,增幅稳居长江经济带9省2市增速首位,同时上游的云南、四川、重庆增速均超过100%。由于云贵地区绿色科技基础较为薄弱,绿色科技水平增速虽居前位,但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处于长江经济带靠后位置。江西绿色科技水平增速紧跟贵州,由2012年的0.004上升至2018年的0.021,增幅达425%,但是其绿色科技水平指数排名变化并不是很明显,在第8位与第9位之间波动。
表8 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科技水平
续表
(二)空间分异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差异明显,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绿色发展空间分异规律,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聚类结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可被划分为三个梯队,如表9所示。
图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聚类谱系
表9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分类情况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三高、五中、三低”的明显梯次分布特征。
第一梯队:上海、江苏、浙江。2012—2018年第一梯队3省市绿色发展指数一直稳居长江经济带前三强的位置,在绿色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绿色生活和绿色科技方面明显领先第二、第三梯队,但绿色环境和绿色生态水平相对较弱。第一梯队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下游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资金支持和教育资源等方面都要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绿色发展基础较好。但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约束也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生态环境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长三角地区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示范区、引领区,未来应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加大产业绿色化进程;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增强辐射和带动效应。
第二梯队:安徽、四川、湖北、江西、重庆。第二梯队的空间跨度较大,涉及上游的四川、重庆,中游湖北、江西和下游安徽,绿色发展各有亮点。
安徽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紧邻江苏和浙江,在发展进程中受到第一梯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同时也接纳了发达地区一部分资源环境代价。位于浙江和安徽两省的新安江流域开展了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既促进了环境污染治理,也带动了生态富民。结合绿色发展指数及各分项指数来看,安徽省绿色生产和消费以及绿色科技水平优于中上游地区,但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受到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有待加强,绿色生态水平相对较低,环境治理水平有待提高。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部署和实施给安徽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未来一个时期,安徽应发挥比较优势,与沪苏浙全方位对标对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注重强化科技创新力,增添产业新活力,提升生态竞争力,打造绿色发展新动能。
湖北和江西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禀赋都处在长江经济带的中等位置。湖北省绿色发展指数及各分项指数在中上游地区处于领先位置,可见湖北在坚持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也需要进一步巩固提升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化工企业及园区发展,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夯实生态环保工作基础。江西省“生态秀美、名胜甚多”,经历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生态立省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路径演进,绿色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为绿色环境和绿色生态水平较高,2018年分别处于第2位和第3位,然而受发展水平的基础的限制,江西省绿色发展行动明显滞后和绿色发展理念。
四川和重庆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川省地处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空间范围涉及若尔盖、川滇、秦巴、大小凉山四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坐落着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等多处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2018年7月《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印发,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14.80万平方米,占全省面积的30.45%。四川绿色生态水平居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之首,绿色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但是绿色发展的其他方面均处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水平,需要进一步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把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符合绿色发展目标的空间体系、产业体系、城乡体系和制度体系。重庆具有长江黄金水道、陆海新通道的交通优势,和电子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的产业优势,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绿色生产能力和绿色生活在中上游都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其绿色生态水平相对较低。
第三梯队:湖南、云南、贵州。第三梯队包括中游地区的湖南和上游的云南和贵州。云南和贵州位于上游地区同时也处于我国西南地区,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脆弱,绿色发展承载空间较大,但是总体绿色发展指数方面却一直表现不理想,其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未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绿色发展指标来看,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绿色发展总指数和各分项指数总体稳步上升,绿色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绿色生活指数的增长速率较快。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较快,绿色科技的增长速度表现非常突出,而绿色环境和绿色生态的增幅相对较小,说明上游地区在环境治理等方面还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把良好的绿色资源与绿色生态转变成绿色生产力,培育绿色发展新动力。
采用变异系数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各分项指数的协调程度。从绿色发展协调程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排序依次为: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江西>湖南>上海>云南>重庆>安徽>贵州,整体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江苏和浙江的绿色发展协调度最好,应发挥其比较优势,率先通过转方式、优结构和生态环境治理等方式,引领提升绿色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应起到标杆作用。四川绿色发展协调度较好,但从各分指数来看,由于拥有较高的森林蓄积量和自然保护区面积,其绿色生态水平一直居于首位以外,其余分项指数基本处于排名第6—9位,绿色生活水平稳步上升,由2012年的第7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4位。湖北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在保持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调整产业经济结构,近些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绿色发展产业体系。2018年湖北绿色经济、绿色科技和绿色生态均提升至第4名,绿色生产和消费提升至第5名,绿色生活位于第6名,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绿色发展协调度在中、上游地区也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