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测度结果
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及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从历年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的变动情况来看，全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也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除去长江经济带地区以外考察全国30个省份的综合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与全国整体的效率波动情况较相似。从绿色发展效率平均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地区最低，全国平均一直高于长江经济带地区，2001—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但该差距不断缩小，直至2013年实现反超，但14年后又略低于全国水平，差距较小。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来看，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较高，湖南省、重庆市、江西省、云南省次之，贵州省、湖北省、四川省、安徽省居后。研究期内，各省份绿色发展效率极差达到0.86，差异显著。其中，上海市历年绿色发展效率值均大于1，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绝大多数省份历年绿色发展效率值低于0.8，主要分布在0.5—0.7区间，相比较排名前三的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这部分省市还存在一段可以追赶的距离。江苏省、湖南省、重庆市三个省市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上升幅度明显，取得较好成果。
表2 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
（二）时序演变特征
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来分别考察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演变规律，其中上游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市，中游省份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份，下游省份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省市。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值见图3。
图3 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由图3和表3可得，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呈现2001—2006年小幅下降、2007—2009年再上升、2010年下降、2011—2013年再上升、2014—2017年趋于稳定，总体处于波动上升阶段。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的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与全流域变化趋势较为一致，都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下游地区2001—2006年下降，2007—2011年上升，2012—2017年处于稳定状态。我国越来越注重创新，2006年提出“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都对科技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R&D经费支出由2001年的1072.9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452.9亿元，同时，R&D人员全时当量从96.68万人/年变成388.7462万人/年。且自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崛起的产业承接政策促进大量资本、劳动力要素流入，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得到增长，2014年长江经济带打造成生态文明的先行示范带的政策出台，此后国家和长江经济带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时间演变趋势来看，上中下游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有所上升，且逐渐收敛，体现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效果显著。
表3 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
（三）空间演变特征
本报告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分为低效率、中等效率、高效率三个层级，分别截取2001年、2006年、2011年、2013年和2017年五个时间截面作为代表，如表4所示。
表4 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层级（部分年份）
续表
2001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下游地区除江苏省外的其他三个省市的指标均高于0.75，属于高效率层级，中游地区除湖北省外的其他两个省市指标位于区间[0.50，0.75]，属于中等效率层级，上游地区的四大省市指标均低于0.49，均属于低效率层级。2006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水平降低，且区域差异更为显著，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只有上海市的指标高于0.75，位于高效率层级，下游地区的浙江省、江苏省的指标位于中等效率区间[0.50，0.75]，除贵州省外的上游地区和中游地区均为低效率层级，呈金字塔状。2011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得到一定提升，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依然领先，除安徽省外均处于高效率层级，中上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提升，低效率省份与2006年相比有所减少。2013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除上游地区的贵州省、中游地区的湖北省处于中等效率层级、下游地区的安徽省处于低效率层级外，其他8个省市都处于高效率层级，呈倒金字塔状。2017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区域差异缩小，均匀分布，浙江省、云南省、四川省降级进入第二层级，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中各省市在中上层级均匀分布，从高、中、低效率依次呈现出沪苏湘赣渝、浙鄂云贵川、皖的分布态势。2013—2017年，中高效率省份居多，中上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所提升，低效率省份只有一个。2001—2017年，社会发展越来越注重创新驱动，R&D经费和人员投入量大，绿色创新效率逐渐提高，且政府大力引导产业转型升级，避免资源能源要素投入大、利用程度低，降低粗放型经济模式对社会环境产生的负面排放，倡导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且区域差异缩小。
（四）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现有文献对绿色发展效率并结合上述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化分析，本报告认为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进步，从而使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得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是效率评估中的期望产出，直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值。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中各类要素因子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档次得到优化，对于绿色、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会增多，需求导向的市场经济会促使生产发展向绿色化、高效率、高质量方向发展。这一结果可从前述分析体现出来，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进入21世纪以来该地区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经济发展水平也位于全国前列，其所属的效率层级也基本上处于高层级。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比重越大，越阻碍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通过三种机制来影响创新型的绿色发展效率：第一种是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机制，即产业在空间区域内进行转移时，通常伴随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同产业有各自的生产效率，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会有“结构红利”“结构负利”两种不同的影响。“结构红利”是要素从低生产效率产业流入高生产效率产业，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负利”的要素流动则反之，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故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值会受到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影响。第二种是技术溢出效应，高生产效率的产业由于技术溢出以及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使这些产业的技术扩散且应用至其他产业，从而拉动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第三种是分工专业化效应，产业结构的演变实质是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越细化，生产越专业化，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3.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是区域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来说，外商投资影响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有三种：一是规模效应，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升物质基础，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水平到达一定阶段时，人们开始注重且着手于生活环境的改善与治理。二是结构效应，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当外资从他国流入本国时，带来的是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产业，则会使该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若引入的是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会推动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的提升。三是技术效应，主要是随着外商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转移，东道国的技术效益也会得到提升，如若是环境技术开发公司产生的技术溢出，将直接促进该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根据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来分析，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由于地处沿海区域，是较为发达的开放新高地，外商投资通过技术、资本等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引进的产业可能是高污染高耗能，反而可能降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
4.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通过创造新产品、生产过程绿色化改造促进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生产绿色化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基础。而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与知识创造和知识积累相关的创新投入，即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对在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研发成果方面均具有优势的省市，其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不但处于较高的层级，还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研发投入有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科研成果的形成，对邻近区域起着带动作用，从而也会提高邻近区域创新效率。
5.环境规制
在理论上，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大致为四种假说。一是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的环境治理经费投入增加，负担增大，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制约作用。二是环境竞争假说，为防止环境规制阻碍效率提高，各地区之间会选择低环境标准，且相互竞争，因此整体环境更加恶化。三是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或会引起效率降低，但中长期来说会激发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并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弥补环境规制投入成本，最终获得盈利。四是不确定假说，认为经济效率、环境规制两者之间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根据前述长江经济带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来分析，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上表现出抑制作用，说明大部分地区为了达到规制要求，加大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同时影响了期望产出水平，环境规制的中长期作用还未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