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新范式演变及我国重大发展战略
一、社会发展规律：创新范式的演变以及创新3.0解析
目前，世界范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已来临。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目的在于改革传统工业的弊端，依托先进科技，对传统工业进行智能化调整升级，建立对现代生产项目具有广泛适应性、对各项资源有高效率利用性的智慧工厂①。由此可见，工业4.0强调改革和创新。在工业4.0背景下，创新范式也在发生改变。
近年来，创新的内涵不断升级，创新范式由原来的创新1.0升级为创新2.0，再升级到创新3.0。三种创新范式的出现有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三种创新范式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政府、大学、企业等在创新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三种创新范式的内涵特征详见表1-1①。
表1-1 三种创新范式的内涵特征创新
创新1.0作为第一代创新范式，其理论基础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经济学家索洛②。此阶段创新为线性模式，即投入与产出呈线性均衡发展，政府对创新活动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企业按照计划经济要求，自设研究机构，进行封闭式研发活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政府需求和自身研发需求，创新价值载体仅为产品。大学在创新活动中参与较少。这一阶段又可称为“政产创新双螺旋模式”阶段③。
创新2.0作为第二代创新范式，其理论基础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④。在创新2.0范式下，投入与产出呈非均衡性，是一种非线性模式，强调企业的开放式创新，重视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产学研合作共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开始关注市场调节，不仅输出产品，同时输出服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大学也主动参与企业创新，但这一时期政府仍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这一阶段又可称为“政产学创新三螺旋模式”阶段①。
创新3.0作为第三代创新范式，其理论基础为演化经济理论②。演化经济理论萌芽较早，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理论③。但将演化经济理论运用于创新领域来阐述创新范式演变是在21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他于2002年提出用户导向创新理论。创新3.0强调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强调用户个性化需求、体验及创意。这是一种非线性动态模式。政府转变管理职能，不再自上而下管理创新活动，而是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政府提供创新生态，企业、大学、用户等处于创新生态系统中，进行自组织演化创新，即产学研用的“共生式”模式，创新不仅输出产品，还输出服务及参与者体验。大学主动参与并体验创新，实现共生共赢。这一阶段又可称为“产学研用创新四螺旋模式”阶段④。
近年来，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创新对国家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对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逐渐意识到创新内涵和范式正在发生改变，都积极探索适应创新3.0范式的创新政策。美国成立了科技政策办公室，开始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第三代创新政策，经过一系列研究，于2011年正式发布《科学政策学手册》⑤。2013年，欧盟通过研究与探索，也发布第三代创新政策——《都柏林宣言》，强调创新生态系统的11项政策及达成路径⑥。由此可见，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第三代创新政策阶段。
我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201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 〔2015〕 32号）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政策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创新3.0的技术创新特征，即技术创新成果的最终用户直接或通过共同创新平台参与创新成果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的全过程①，强调协同创新、民主化创新、开放创新。创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人员源头创新，而是用户参与、人人参与的创新。在创新3.0时代，创新不再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创新无处不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8年5月26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全球科技创新发展与交流合作峰会2018”上，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汪义达提出了建立政府、市场、产业、企业先进技术协同发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在各个行业、领域的深度广泛运用②。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已全面深入推进第三代创新政策的发展。在第三代创新政策下，高职院校“创客教育”更容易开展和实现。
二、我国重大发展战略
（一）“中国制造2025”
1．战略概述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近年来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发展迅速。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③。2014年，我国有100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其中不含港澳台的制造业企业有56家，成为仅次于美国（128家）的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第二大国④。2015年我国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共有106家，美国128家，我国稳居世界第二⑤。2016年我国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共有110家，美国134家，我国仍居世界第二⑥。连续三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位居世界第二，且企业总数呈逐年增加趋势，与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企业为制造企业。制造业已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是保持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然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之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制造业“大而不强”、某些领域“强而不精”，自主创新力不强，高端装备与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创新体系不完善；缺乏高档次产品，世界知名品牌较少；环境污染比较突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产业结构合理性不够，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与工业化融合广度和深度不够；产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的全球经营能力还不高①。
目前，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带来很多约束，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正加速增长，出口和投资的增速变得缓慢，主要依靠低成本投入而实现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转型升级、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和质量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而，急需加强科技创新，尤其是制造业基础能力方面的创新，还应加强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装备的开发与研究，加强对绿色技术的开发与研究②。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中，要建立中国的竞争优势，把握新一轮浪潮提升中国的制造业，我们就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步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为我国现代化，特别是制造业这一事关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指明了战略方向。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战略要求的具体途径，是应对内外部发展环境挑战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战略选择，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③。
“中国制造2025”的基本方针是：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其主要内容如下①：
（1）坚持“一条主线”，即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
（2）为了“两大应对”，即主要是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需要。
（3）实施“三步走”战略，即2015—2025年，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2025—2035年，达到制造业强国阵营中等水平；2035—2049年，制造业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
（5）实施“四大重点工程”，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6）秉承“六大特性”：前瞻性、先导性、基础性、差异性、战略性和长期性。
（7）布局“七大优势行业”：航天装备、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钢铁冶金装备、石油化工和家用电器。
（8）实施“八大战略支撑”，主要包括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9）安排“九大重点任务”，即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10）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即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它是着眼于整个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大趋势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计划，不仅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稳定发展，还可以在应对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同时，实现我国高端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其基本特点是①：
（1）创新是主要核心。“中国制造2025”将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作为国家战略来积极推进，强调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2）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一条主线。“中国制造2025”将更快速地带动两化深度融合：信息技术面向制造业全面嵌入，将颠覆传统的生产流程、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生产制造过程与业务管理系统的深度集成，将实现对生产要素高度灵活的配置，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这一切都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3）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智能设备和生产手段在未来必将广泛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当前，我国在智能测控、数控机床、机器人、新型传感器、3D打印等领域已初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总的来看，我国制造业仍以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途径，通过智能产品、技术、装备和理念改造提升制造业任务尤为迫切。“中国制造2025”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利用物联网技术、软件技术和通信技术，加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提高生产过程的可控性，保证设计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管理精细化和信息集成化，从而实现研发、生产、制造工艺及工业控制等环节全方位信息覆盖，确保各个生产制造环节都能处于最优状态，从而引导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4）人才是根本保证。“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离不开人力资源。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源具有较强优势，这是我国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人才红利”。据统计，201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相当于美国的3.60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将是美国的3.85倍②。
“中国制造2025”坚持将人才作为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根本，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合理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为适应“中国制造2025”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需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 2014年我国第二产业（主要为制造业）的从业人数为2.31亿人。这些从业人员中大部分是在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技术技能人才。根据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提供的资料，2014年，机械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约为1 800万人，技术技能人员约为980万人，占比为54.4%；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约为3 800万人，其中技术技能人员约为2 000万人，占比为52.6%；石油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约为850万人，其中技术技能人员约为380万人，占比为44.7%①。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成为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支撑力量。
2. “中国制造2025”对高职教育的影响
“中国制造2025”是为与世界工业4.0接轨而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杰里米·里夫金于2012年指出：世界工业4.0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与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相互高度融合，以创新为标志的革命，凸显了制造的数字化、消费的个性化、市场的网络化、组织的扁平化和能源的信息化等特征。这将促进全球制造业从低价生产、批量销售的模式转向定制化、数字化甚至智能化模式，即制造业数字化。这一转变通过互联网和高科技技术给传统制造产业带来全新的变革，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取和使用个人化数字制造技术和设备，如开源软硬件、桌面3D打印机、3D扫描仪、激光切割机等。这也将为人人创新提供条件，创新不再被少数企业靠专利所垄断。由此，创新理念从以生产者为中心、以技术为出发点的方式逐渐向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与应用为切入点的方式转变，突出了公众参与性，更加倡导利用各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设备，使知识共享、扩散和创新的程度加深。这不仅是未来社会对应用型创新人才要求的反映，也是人自身个性化价值的实现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反映②。因而，人才培养方式也应紧跟社会、产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改变。
从外部动力来看，“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结果；从内生动力来看，这一行动纲领是中国制造业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必然结果。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与高端技能型制造业的回流，对我国人力资源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而该现象的出现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源队伍建设的结构性矛盾。我国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低，对劳动者的技术层次要求不高。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群区域汇集了大量制鞋、服装、纺织等传统初级加工制造业，这有效解决了大量中低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问题。而低端制造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得中低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并且，具有强竞争力、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高端制造业在我国仍然处于发展初期。行业运转所需要的大量核心技术仍需依赖国外引进，高端制造业未形成具有整体竞争力的基本实力与发展态势。而我国人才队伍现状与人才培养格局无法满足高端制造业在生产、科研、管理等关键环节的迫切需求。这就使得人才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是中低端技术技能人才过剩，另一方面则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明显不足。这种供求矛盾正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①。
制造强国将淘汰低端制造业或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需要一大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我国高职院校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高职教育领域，目前总体以培养中低端人才为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非常匮乏，高级技工非常短缺。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表明， 2010—2015年，我国职业院校每年加工制造类专业的招生数量和毕业生数量高达100万人次，其中接近80%的制造类专业毕业生获得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然而大部分毕业生所获的是中级及以下的职业资格证书，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不足10%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不足是制约“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主要瓶颈，而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特征就是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因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增加“创新”内涵，开展“创客教育”势在必行。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部”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①。
1．概述
（1）“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②：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面加强合作。
（2）“一带一部”战略
从湖南省区域层面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①，这即是“一带一部”战略。战略要求紧紧抓住产业梯度转移、空间梯度开发、开放梯度推进和对接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和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有效嫁接及深度融合，补齐湖南省项目总量不多、质量不高，基础建设项目偏多，产业项目偏少的短板，推动湖南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带一部”战略的提出对湖南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湖南可以把优势制造业转移出口；另一方面湖南可以利用长沙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发展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制造产业研发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制造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进行省内制造业的结构优化与优势产能的转移。这保证了制造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新常态下湖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①。
2. “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带一部”战略对高职教育的影响
2016年，教育部国际交流司政策法规处刘剑青处长在“一带一路”产教协同峰会中围绕《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国家对外开放领域方针政策做了重点解读，指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已从过去的以规模发展为主，向以内涵质量发展为主要特征转化，因而教育要通过完善治理、提质增效等，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扩大开放，提升教育水平，在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人才支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经贸合作取决于产品的创新，因而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创新发展是我国高职教育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必要之举③。
“一带一路”倡议为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人力资本深化提供了政策红利。进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是“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先导。要进行创新，先要将现有的资本深化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深化模式，进而实现由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很大，随着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展，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也迅速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95万增加到了2016年的704万，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但由于人力资本深化不足，人才的创新能力明显不够，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劳动生产率由年均8%的增长趋势逐步回落到了不足6%，加上人口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到2017年累计减少超过2 000万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日益明显，原有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以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上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才供给如何在结构、质量和数量三个方面满足未来国际贸易合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国家密集出台诸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配套政策，譬如：2016年科技部等制定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和2017年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均对我国创新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对高等教育领域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政策红利，对于我国如何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从人力资本深化中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意义深远。
“一带一路”为学生就业和创业提供了诸多政策红利。“一带一路”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当今时代的新内涵，不仅规划了改革开放的美好蓝图，同时也为年青一代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许多机会。面对新时期就业压力增大的问题，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已然成为开辟就业新渠道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促进创新创业的新政策。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要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工厂”，会议还详细指出了青年群体创新创业的政策方向和行动计划，其间我国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为各国年轻人的跨国商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创新创业一方面需要优越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有良好的市场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例如，新技术、新产品、旅游、文化、金融服务、高端制造等领域均可能成为青年创业者的最佳选择。国家工商总局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新设小微企业表现非常活跃，周年开业率达到70.8%，其中初次创业企业占比高达85.8%，受“一带一路”倡议引导，西部地区开业率最高①。另外，与沿线国家在海上、陆上以及航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欧大桥、新亚欧大桥等骨干性交通要道的建成，将大大拓展我国企业国际合作的范围。届时，国外新理念、新技术都会给青年带来无限的创新空间，助长个人创业梦和中国梦的同步实现。
相应地，从区域层面来看，湖南“一带一部”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力资源。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才能在供给侧满足“一带一部”战略的需求。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半边天，是为湖南“一带一部”战略的实施培养输送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1．重要意义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文件精神的重要途径，是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是促使中高职教育协调统一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是落实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 〔2011〕 9号）、系统培养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点任务。
我国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主要如下：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给予有力的保障和支撑。转方式、调结构、实施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农业等，都急需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才能尽快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增加人力资本数量转变到依靠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上来。②有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发展、和谐社会构建，都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动力。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多样化学习的需要，应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面向人人、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的作用，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③有利于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首先，职业院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急需加强政府统筹管理系统的保障，强化学籍管理、办学条件预警、技术研发管理、校企合作管理等方面的建设；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由规模为主转向质量为重，迫切需要完善职业资格证书系统、强化职教科研系统支撑①。
2．建设历程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历程主要如下②：
（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起步期（1949—1991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已起步，但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发展中大起大落，尤其是“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被迫停办，农业中学、职业学校被摧残殆尽，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严重脱节。为此，198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指出：“目前，我国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只有百分之四左右。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今后企业单位增人，应以经过职业训练的毕业生为重点。要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建立职业教育网，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函授学校、技工学校、业余学校、电视学校以及各种职业训练班。”为了满足社会技能型人才的急需，同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告提出：“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小学毕业后接受过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可以就业，也可以升学。凡是没有升入普通高中、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经过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然后就业。”同时，对办学体制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县以下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村和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在城乡要提倡各行各业广泛办职业（技术）学校。”该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方针、措施和途径，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主要是围绕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构建的。
同时，我国积极开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从以往的学历教育为主转向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并重。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职工的职业教育，同年9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举办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的试行办法》，在企业职工中开始开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学历教育。
1985年我国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6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的通知》，成立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等十多个部委组成的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来协调各部委、各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同年6月2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为了使各级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能够熟悉生产过程，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对口的企业应积极接纳师生下厂进行生产实习和实践”。“可以进行厂校合作培训制度的试点，即企业要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装备，负责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技能训练；同时，学校要依靠自己的教学力量，负责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文化及基础理论教学，厂校共同负责考核。”开始探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模式，从校企合作的体制上来构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91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颁发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这次会议总体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等及以下职业教育的总结，实现了高中阶段职普教育1 ∶ 1的目标，提出了进一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对高等职业教育很少提及。这次会议明确指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又能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这标志着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①。
（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催生期（1992—2000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由国家计划分配，是供给主导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不能有效反映社会和企业的需求。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成为市场主体，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社会对专科层次（高技能）人才需求开始凸显。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地区性的专科教育”的方针。1994年，我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职业院校改革办学模式，调整培养目标来发展职业教育。仍不满足时，经批准利用少数具备条件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改制或举办高职班等方式作为补充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即所谓的“三改一补”。与此同时，扩大了五年制高职的试点范围，国家教委于1994年10月下发了《关于在成都航空工业学校等10所中等专业学校试办五年制高职班的通知》，确定了成都航空工业学校、广州民航学校等10所学校自1994年起在30个班（1 200人）内组织实施以初中毕业生为起点的五年制职业教育①。1996年，国家颁布了《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并提出“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其他学校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可以实施同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的方针，提出了职业教育可由高等学校实施的规定，拓展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但总的来看，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影响，职业教育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教育部。新组建的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三多一改”（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教育，重点是教学改革，真正办出高职特色）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并拨出了11万个招生指标，在20个省市用于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尤其是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大众化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现有的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职业院校和部分高等专科学校要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逐步调整为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支持本科高等学校举办或与企业合作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对当地教育资源的统筹下，可以举办综合性、社区性的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构建了多元化举办职业教育的体制。从此，职业教育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教育部于199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
2000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高职高专教育进入规模化、正规化和规范化发展阶段。至此，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并驾齐驱的历史新时期②。
（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期（2001—2009年）
从2001年开始，我国中高职教育得到了协调统一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中高职衔接的五年制高职教育模式。2002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以加强对五年制高职的指导。文件指出五年制高职以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为主要办学主体，并规定“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及有关高等学校也可以根据社会对五年制高职人才的需求，在自身条件满足不了办学需求的情况下，可利用优质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进行五年制高职前三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但后两年职业教育阶段必须在高等学校举办”。五年制高职从以往的一体化衔接也走向了分阶段衔接。由于高技能人才完善了社会人才结构，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为了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2002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要“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适当提高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适度增加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并且“高等职业学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综上所述，我国中高职衔接是从适应社会需求、解决教育内部矛盾起步，在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取得了快速发展。至此，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衔接和沟通的渠道初步形成，但还存在沟通渠道单一、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发展不稳定等问题。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通过升格或合并把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转化为高等教育资源，中高等职业院校出现了升格热，为此，2004年9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等职业学校不再升格为职业院校或并入高等学校，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2004年国家提出了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方针，而现实中中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热衷于升学，为此，2007年6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各类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普通专升本招生计划按不超过当年应届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5%的比例安排，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招收初中毕业生）按不超过当年普通高职（专科）招生计划5%的比例安排，职业院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计划不超过当年应届中职毕业生5%的比例安排。”中等职业教育衔接进入一个有计划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高职的衔接。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才培养从以往的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过渡，培养模式从学校本位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转变，因此，《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重新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灵活开放、结构合理、自主发展、形式多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①。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期（2010年至今）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时期。教育质量是社会评价的结果，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教育才是高质量的教育，因此，提高教育质量本身也意味着发展多样化的教育。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来看，如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从传统从事博雅教育的大学逐渐扩展到独立的专业技术学院、赠地学院（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传统本科教育一分为二，前两年实施的是大众化的本科预备教育，后两年实施本科教育。尤其是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下降，教育必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层、分类，走向专业化，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所以，我国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是无论是中职院校还是高职院校都可以进一步分层分类办学。如目前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同一专业有的是面向市场就业的，有的是面向对口升学的；对初中毕业的学生开展三年的职业教育，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开展一年的职业教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衔接和沟通。当前，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学校办学自主权没有落实到位，制约了职业学校的创新。多年的实践证明，只要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群众的创造力是巨大的。二是职业教育进一步向上延伸，办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目前关于办本科层次的高职或技术本科、应用型本科，学术界争议很多，一些人认为技术本科大量存在，没有必要试办，实际上这是一种只允许自己故步自封，而不允许别人改革创新的行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各种非议中前行的。今天看来职业院校兴办本科层次的教育可能是对传统教育的反叛，明天很可能成为中国本科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但由于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办学成本昂贵的教育，在“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下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只能培养所谓的科学型或工程型人才，而难以培养出应用型人才，因而出现了职业院校毕业生回炉职业院校的现象。如今，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具备了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条件。同时，学生上大学越来越重视市场就业，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据此许多普通高等院校，尤其是地方高等院校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出现了普通高等教育职业化的倾向，职业教育已不再是中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专利，而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越来越大众化、普遍化①。
2019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进一步延伸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从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不断延伸的一种教育类型体系，职业教育不再是高等教育的低层次，而是内含不同序列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进一步体现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已进入完善期和成熟期。
3．主要内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表述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就当前而言，关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问题，学术界探讨的重要依据是《教育规划纲要》。许多学者认同《教育规划纲要》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的界定，即“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代表性的学者有马树超、范唯、郭扬，他们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若干政策思考》①、《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②、《职教体系建设应加强顶层设计》③ 等文章中，从内部适应性、外部适应性和系统协调性等方面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进行解析，总结出这个体系的显著特征：内部适应性、外部适应性和系统自身协调性。上述特征既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内涵，也是其本征功能。
一些学者的见解与上述观点脉理相承。比如王明达在《努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工作》④ 中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各类职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务须以满足人们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唐高华在《基于大职业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⑤ 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但其变化趋势总是体现和服务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换言之，服务经济发展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最根本的属性。徐涵在《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考》⑥ 中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立足点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换言之，职业教育层次要与经济技术水平匹配，这也意味着服务经济建设是职业教育的最本质属性。韩民在《有机衔接是体系构建的核心》⑦ 中，也认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要更好适应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有机衔接，同时还指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核心是促进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衔接与沟通，促进各种相关要素的相互协调和有机整合，实现各层次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
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尽相同的观点，周建松在《关于全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考》⑧ 中，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目标进行解读，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除“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充分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外，还包括两个满足，即满足公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和经济发展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这种观点更加全面，内涵更加丰富，但内容上有重复，不够明晰。另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做出解析。比如蒋旋新和蒋萌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与特征研究》① 中指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包括鲜明的教育宗旨、自主的发展道路、开放的办学体制、完善的教育体系、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现代的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事实上，这是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特色进行分析的，其中的有些内容也未必属于内涵的范畴。
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三个要素：即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准。
适应需求是在终身教育理念下的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比目前的职业教育现状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需求，更加契合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及产业升级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②。
有机衔接是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核心任务，应以课程衔接体系为重点，促进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资源、招生制度、评价机制、教师培养、行业指导、集团化办学等领域相衔接，切实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多样化。有机衔接第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各层次的定位与培养目标衔接，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硕士要把握好各自的发展定位，并建立人才成长通道。有机衔接第二方面就是整合共享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等教育资源。有机衔接的第三方面就是做好专业、课程、实训、师资等方面的衔接，使职业人才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建立衔接机制和发展通道。实践证明：与外部衔接是推动职业教育内部衔接的巨大引擎，经济社会发展迫切要求职业教育适应外部需求，迫切要求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因此，有机衔接的第四方面就是做好职业教育体系的外部衔接，使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有机衔接，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行业企业培训的衔接、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及国际其他教育的衔接③。
4．建设路径
应当遵循“系统思考、遵循规律、明确定位、服务需求、构建制度、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分类指导”的原则，构建有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逐步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上移和协调发展，完善职业资格系统、管理系统、经费投入系统和法律制度系统，加快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系统、科研支撑系统、学生就业服务和职业发展系统。在合理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里，技术技能人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及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科学合理的系统化设计、实施与推进，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基本路径来实现，即增强外部适应性、内部适应性及内在协调性，主要如下①：
（1）增强外部适应性
体现与外界对接的要求，提升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必须密切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响应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与本地区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因此，一方面要强调体系的开放性，强化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响应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逻辑起点，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属性。
职业教育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主线，主动服务各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职业学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走、围绕企业人才需求而转、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而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重点推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五个对接”，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为此，北京市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北京创造”、助力“北京服务”、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都市型现代农业、服务创新型企业“十百千工程”和服务重点区域六大专项行动；江苏省则提出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要求完善职教体系，优化学校布局，调整专业结构，对接职业岗位实际要求，构建和实施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根本、理论实践一体化、中高职相衔接的课程教学体系。这些做法都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增强内部适应性
体现职业教育的育人性和以人为本，真正实现面向人人、服务终身。职业教育具有为经济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属性，更具有承担育人功能的教育属性。育人是职业学校的根本任务，在强调就业导向的同时必须坚持把育人放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既要加强学生的技能培养，更要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出发培养其学习能力，为其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基础。因此，职业教育要从系统培养人才的角度制定和完善政策，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这是我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目的，要求突出职业教育与生俱来的教育属性。同时，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既是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要建立面向人人的学习制度，创新办学模式和教育内容，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模块，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为人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相应的服务，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这一体系内不受年龄、时间、空间限制，为达到各自职业发展目标而自主选择和有针对性地学习，可以是多次学习、远程学习、非连续性的学习。如江苏省以其四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实验区和部分职业教育集团为主要载体建立的职业教育“立交桥”，强调其不仅是“学校—学校”，还要允许“学校—社会（工作）—学校”，这种建立多元化通道的做法值得重视。而北京市提出的职业教育分级制度，使学习者可以通过连续学习或多次学习来实现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同时以五级架构为主体并能够纵向发展的分级体系也为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预留了接口，有利于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增强内在协调性
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必须明确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各自定位。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培养技能型人才，需要保持发展规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要以提高质量、创新体制和办出特色为重点，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达到世界水准的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路径，是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前提，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对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特定要求，通过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规模、教学质量、专业设置、层次结构、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专业内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延续与衔接；要以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系统为重要载体，实现中职与高职学生技能水平评价的互认衔接；要以规范的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为抓手，促进课程内容和职业资格标准融通，实现中职和高职学校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的有机衔接，探索中等职业教育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现代职业教育的内在系统性。
同时，要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向上延伸，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这种延伸是基于经济社会需求因行业、产业而异的。近期要重点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通过应用本科院校教育和职业院校实施专业学位高等教育对口培养的制度，系统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支撑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能力。要建立一套体现职业特点的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完整的继续学习通道，搭建学生终身发展的“立交桥”，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关键时期，在明确了未来1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的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以全面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改革发展新阶段。因此，必须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着力完善职业教育现代管理系统、职业资格证书系统、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法律制度系统和经费投入系统，加快建设科研支撑系统、师资队伍建设系统、学生职业发展和就业服务系统，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加快建设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形成我国技能型人才的竞争优势，为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做出重要的贡献①。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先是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工作机制，其次要建立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工作机制。行业组织最了解本行业领域的技术前沿、运行规律、人才需求、领先企业、发展趋势等情况，要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实习实训、教材编写、教学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时期，技能型人才的匮乏使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愿望和要求变得愈加迫切，企业又有参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人力、技术、设备和场地资源，这都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共同点。企业与学校的最佳合作模式是建立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利益共同体。在校企利益共同体中，人力、技术、厂房、设备、资金、管理、经营、价值观、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效益实现共享②。
目前，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高职院校不再是职业教育的终点。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由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构成，高职教育又包括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专业研究生教育等层次。目前，随着应用型本科建设工作的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日趋完善，高职院校也不再是高职教育的终点，而是作为起点，去连接应用型本科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①。可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再是中高职衔接，而是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研究生等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衔接。这延伸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对高职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高职教育方式应进行改革，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方向。
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构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立交桥”，应构建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各序列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断延伸的体系；应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之间的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体系，实现各类型、各序列教师团队的协同培养；应构建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相互衔接沟通的体系；应构建中国职业教育与全球职业教育衔接发展的路径，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