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体第一性与客体优先性

阿多诺对否定的辩证法之描述就这么简单，说到底，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姿态（不能是一种立场），一种空灵的精神（不能是一个逻辑构架），一种纯批判的“上帝之城”，它根本无法回落到现实的土地上。可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一切唯心主义的异质性，阿多诺还得表明一个基本观点，即否定的辩证法概念与范畴的现实正当性。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否定的辩证法的一种坚定的根本性观点，即过去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阿多诺是在拒绝旧本体论的前提下坚持这一理论倾向的。这也是阿多诺理论中常常被严重误解的方面。一些并没有真正读懂阿多诺的论者就曾武断地断言，否定的辩证法就是“否认客观辩证法”，是将辩证法变成一种“纯主观的东西”①。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阿多诺自己真正想说明的观点。我们发现，阿多诺首先是在传统认识论的领域里开始这种理论界划的，然后，再延伸到相关的重要理论讨论域。

1．观念主体的先验性与社会无意识

阿多诺说，“认识论的反思的主导倾向是越来越把客观性回溯到主体（aufs Subjekt zurueckzufuehren）”②。需要先指出，阿多诺这里的主体不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的作为实践与认识统一的主体，而是观念主体。从他这里的语境看，似乎这是指认休谟、康德之后的认识论研究倾向，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哲学研究对认知构架与观察（认识）客观性关系的关注。阿多诺看到了康德先验论命题在当代的内在重演。外在地看，无论是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定律的哲学泛化，还是“理论先于观察”（波普、皮亚杰）的命题，都将认知结果归属为主体认知构架的中介（先验）作用，因而否定认知的绝对客观性。这是对过去那种将认识视为“对存在物的摹写”观点的简单逻辑反拨和消解。从更深一点的哲学研究看，这也包括胡塞尔在对理性构架搁置后再进一步对先验的本质直觉的现象学还原，以及海德格尔在反对存在者之后对存在的本体追问和思。说到底，这还是向某种隐蔽的先验主体的还原。阿多诺明确反对这种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理论倾向。他说，“这种倾向需要颠倒一下”（这倒很像马克思的口吻）。事实上，他非常深刻而精彩地解读了这种错误倾向的发生学根源。我甚至认为，阿多诺这里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在不少问题上超过了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的列宁。

在现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由格式塔心理学发端的对认知支援系统的确认，是科学认识论中的重要进展。

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唯理论首先注重了主体理性因素对人的认知活动的决定作用，而康德则从这种倾向中发展出一整套逻辑来，可以说康德是现代认识论理论框架制约说的鼻祖。在康德的学说中，作为世界本质的“自在之物”被放逐到现实世界的彼岸。康德把洛克的科学是“拷问自然”的思想深化为人类自觉地运用理性框架来整理编制感性经验材料的过程，科学的实质就是“为自然立法！”这也就是说，我们以往看作是自然规律的东西都不过是“人造的”东西，至多是人类认知主体作用于感性对象的结果。应该说，康德的这个思想是近代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因为这的确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对科学本质的第一次透视。在康德的眼里，人的全部认知活动都是主体能动作用的结果：首先，“感觉是被构成的”。感觉并不是主体对外部对象的简单直观，感性材料形成的机制来自主体带有先天综合功能的统觉（apperception）。当然，康德的统觉说已从莱布尼茨那种组织低等感觉的外在统一体升华为一种新型建构理论。在此，整个感性世界首先都是由时间和空间等先验构架编制确定的。其次，全部的高级认知运动又进一步以知性范畴体系和理性框架为“先导”规定。这样，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科学真理就成了导因于自在之物而形成于“为我”的先验理性框架制约的结果了。

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史上，康德的理性框架制约论主要是由赫尔巴特和冯特从哲学走出去的心理学道路。统觉论被进一步视为心理知觉过程的某种意识背景，它直接强调过去的经验和意识对当下知觉起到的统摄作用，并且又开始从一般地重视心理现象的统一性逐步过渡到透视心理背景制约的基础，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格式塔（Gestalt）完形心理学的出现。完形心理学说反对冯特的感觉元素还原论和知识积累说，并把那种简单地连接知觉并决定心理整体的统觉理论发展成一种心理意识现象的深层整体制约理论。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心理感知场的问题，指出了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主体意识内部的某种结构制约的，而各种心理现象的确定和稳态状态（心理态势）都取决于特定意识背景的整体决定。在这一点上，格式塔心理学为现代认识论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现代心理学中高扬康德认识论的是皮亚杰。他从儿童心理发生和成长的过程入手，进而研究了整个人类总体认知系统的发生和运行，提出了理论格局制约论的学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成为一种被广泛注意的哲学。

科学认识论对认知结构中介作用的关注，导致了新一轮当代各种各样唯心主义思潮的滋生。正是针对这一点，阿多诺明确说，由于主体认知构架的中介特征，就试图否定认识本身的客观性，这是一种肤浅的误导。这里的关键是人们“忘记了起中介作用的主体中的中介”，即主体认知构架本身如果作为一种先验构架，它自身是如何被建构的。具体的追问是，康德的先验统觉本身、现象学还原的那个我的本质直觉，海德格尔的有死者有限把捉的历史性存在，如果不是神正论的天授，难道不是被构成的吗？阿多诺以一种调侃开始他的分析：“仿佛为了惩罚主体，主体便被它忘记的东西所侵袭。”① 这是说，主体越是遗忘或否定自己的被建构起来的基础，它也就越是无意识地被颠倒为它试图忘记的东西，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事实性。这是一种辩证法。阿多诺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主体还原的翻转”（reversal of the subjective reduction），这是他此节使用的小标题。我不得不事先打一个招呼，这又是扔进大海中的密封瓶，即阿多诺文本中较难理解的部分。

阿多诺说，“主体的本质性是一种上升到第二能力（Potenz/potency）的存在，正如黑格尔未能说明的那样，是以第一能力，即事实性为先决条件的。这种事实性是本质性的可能性（即使被否定了）的一个条件”①。很显然，阿多诺这里在坚持一种类似唯物主义的原则（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误解）。这是说，看起来主体先验构架或我的本质直觉是更深的理解中的本质性，可是人们不能透视这种深层作用的前提恰恰是一种上升为主体构架能力的现实力量。主体越是否认这一点，也就越为这种被遮蔽了的基础无意识地制约。“我”，那个在搁置先见之后的被还原了的本质直觉，那个通过此在自我反思和通过内省指认了的“存在”，果然是一种本真的视域吗？阿多诺分析道，“原始反应的直接性首先在我的形态中被破坏了；对原始反应的破坏是纯粹的我根据先验的习惯酝酿成的自发性”。这是说，被说成本真直接性的本质直觉其实不过是一种先验的自发性。这是一个消除了简单假象之后出现的复杂假象。因为，“这个我的核心的同一性是以牺牲唯心主义贡献于它的东西为代价而获得的。哲学的基础的主体主要是一种物，而不是它当作自然主义的和物化的东西排泄掉的特定心理内容”②。什么在本质地直观？什么在“去在”？这是大师们不想的问题。阿多诺解蔽道，唯心主义在思想史上的贡献莫过于关注了主体（主观）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作用是有依托的，如果将这种能动性本身本体化，也就势必将其物化了。也就是说，作为此在的“我越是独裁地凌驾于存在者之上，我就越难以觉察地变成客体，就越讽刺性地废除了我的基础作用”。我和此在一旦成为一种强权的同一性，合理的能动性就被牺牲了。实际上不仅是说那个纯粹的“我”在客观上必然要被经验的“我”所中介，并且用来反对存在者的任何先验原则的“哲学第一性”也是被中介的，即被社会现实所中介。这肯定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没有发现的事情。

阿多诺指出，要真正破解先验主体的秘密，最关键的就是要揭露其现实社会历史基础。“超越同一性哲学的魔圈（Zauberkreises），先验主体可以破译为自身无意识的社会。”③ 这是阿多诺并不想摆脱的马克思的遗产，也是他前面所说，“观念的东西主要得由社会事实来说明”一语的现实指认。阿多诺指认道，自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精神统治的招牌下分离之后，也就出现一种为这种统治辩护的观念：“精神是第一性的和基始性的。”可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却又“力图忘记这种统治的要求从何而来”。他说，精神的统治（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成为统治”或阿多诺所说的“幻象成为统治”）之根基根本不是脑力自身的观念统治，而在于理性抽象对体力劳动的现实支配。“没有抽象，主体就不会是一般的构成因素。”① 可是，这种抽象并不是由主体在主观境遇中完成的，它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即抽象是从社会运转中一般性功能中发生的。这是对海德格尔反对存在者的功能性存在的釜底抽薪式的揭露。为什么？

阿多诺解释道，康德已经对先验本质这种“纯粹活动”的机能性（functionality）有过重要的指认。在康德那里，“这种纯粹活动是非确定的劳动对作为根源的纯主体的一种投射”，这里的非确定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社会劳动。并且，康德已经正确地注意到，“社会劳动是对 ‘某一事物’的劳动”②，是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黑格尔也极深刻地透视了这一由古典经济学第一次凸显出来的历史事实。③ 阿多诺进一步分析道：“先验主体的一般性是社会功能联系的一般性，即一个总体的一般性。这种总体是由个别的自发性和品质结合而成的，但又靠平均主义的交换原则来为这些自发性和品质界定，最终把它们当作无望地依赖于总体的东西而删除掉。交换价值对人类的普遍统治先验地使主体不成为主体，并把主观性本身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客体。这种普遍统治使那种要求确立主体的预先统治的一般原则成了非真理。先验主体的盈余（das Mehr）是 完 全 被 还 原 的 经 验 主 体 的 匮 乏（das Weniger）。”④ 这是说，被人们孤立起来的先验主体性，其实是社会功能一般性的一种观念内化，也由此，海德格尔才能用功能化的“在世”关系和先验“存在”贬斥实体化的经验主体。我以为，阿多诺是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他透视出马克思经济学背后的隐性哲学意味。如前所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科学地说明过观念唯心主义尤其是先验的主体性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其经济学基础。在那里，马克思深刻地说明了抽象成为统治的经济关系基础。阿多诺这里的观点是极为深刻的。

在此，阿多诺再一次将矛头指向海德格尔。他认为海德格尔那种将先验性主体变成一种功能性的有限“此在”追问的一般性的本真存在，这是一种很深的“类的自我保护”。可在现实面前，海德格尔的“语言神学”即客观精神的神化也就被动摇了。“在这种神化中，对耸立在这种精神中的物质过程的反思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次要的东西受到唾弃。”① 这是指海德格尔对物化现实的抗拒之虚假。在阿多诺看来，“先验的一般性不是我的纯粹自恋的自我拔高，不是我的自律的傲慢，而是在那种靠等价原则而盛行不衰的统治中有它的现实性。哲学美化的并且只归因于认识主体的那种抽象过程是在现实的商品交换社会中发生的”②。因为，这个先于个体意识的先验一般总体，实际上是个人意识的统一，不过这是在社会现实中人与人关系中的客观统一，“它是社会生产行为的总体完整结合的概念反映”③。这种客观抽象本身的完成，就是物化的自我运转的结果，功能性的先验一般（“存在”）就是物化系统真实的无意识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反对物化的冲动正好在相反的意义上被消解了。真是反讽！最讲存在历史性的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最不讲现实社会历史性的。

我得承认，阿多诺这里的分析是一种抽象哲学理性绝对达不到的理论境界。

2．主体第一性幻想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异化

在一般唯心主义哲学中，作为观念主体核心的自我常常被设定为坚固性、持续性和不可穿透性（impenetrable）的实体，这实际上是沿袭了原始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粗陋模仿。其实，在原始意识的发生过程中，这是一个双向投射。因为，在那里，人也将自然人格化（泛灵论自然宗教）。而且，人的主体投射也是观念主体膨胀的开始，这是一种隐性的幻想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人在现实中越是弱小，他就越在幻想的空中飞翔。这是费尔巴哈的名言。所以阿多诺说，“主体现实的软弱无能在它的精神万能中得到了回响”。这是后来一切唯心主义主体第一性的始端。

我们能看到，在哲学基本立场上，阿多诺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反对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主体第一性的原则。他说：“主体性的第一性是达尔文生存斗争的一种精神化的继续。为了人的目的而压制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关系，所以，控制自然的理性及其原则的至上性是一种幻想。当主体断言自身是万物的培根式的主人并最终是万物的唯心主义创造者时，它便把一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带进了这种幻想。主体的统治的实践使它成了它认为它统治着的东西的一部分，臣服于黑格尔的主人。”① 请一定注意，我们已经引述过的阿多诺的这段分析有很深的寓意。我以为，这是对《启蒙辩证法》一书相关主题的很重要的深化。

首先，人类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操控自然，这是达尔文式自然物质生存的基础。而将人类主体视为一种基始性的前提，特别是将人的观念（作为范畴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世界的本质和向自然的立法，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精神化的延续。这也是一切唯心主义发生的真正秘密。这里，阿多诺明确指认人对自然的奴役是人类自身仍然处于自然关系中的标记，此处，他所使用的“自然关系”是相对于人的真正社会历史存在的一种贬谪词（后面我们将看到阿多诺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讨）。这也是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人没有真正脱离动物的含义。可是，与马克思根本异质的是，阿多诺将批判之剑指向了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过的生产力本身，即人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征服。这也是我前面多次点破的后马克思倾向的重要论点之一。阿多诺指认“人控制自然的理性”——工具理性是一种唯心主义幻想，由此，在哲学上正式宣告了人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的非法性。这是后来生态学和后现代思潮甚为基础的一种观点。

其次，主体的这种霸主式的原始征服幻想一旦由科学技术知识实现出来，实际上人就在另一个意义上无意识地坠落回自己统治的对象中，控制关系必然翻转于主体自身。为此，阿多诺举例说明道，柏拉图通过确认理念在意识运作中的地位向非神话推进了很大一步，却又由于“在本质的名义下，这种理念学说永久保存了人从自然中接过来的、至今仍在实行的统治的条件”，无非是自然的统治（人是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观念的统治（观念是世界的主人），在幻想的同一性的专制下，柏拉图还是“重复了一种神话”。也是在相同的语境中，他指认“康德叫做自由和拔高的那种主体是自然联系的一部分”。因为任何建立在奴役性统治之上的东西都还是自然性的。更可怕的是，“如果对自然的控制是非神话的一个条件和阶段，那么这种统治就不得不扩展到另一类统治”，即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物化的科学管理）。我们在前面《经验与社会学的研究》一文中，已经看到了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分析。在这里，阿多诺只是形象地比喻道：“好像食肉恐龙或犀牛拖着它们保护性的盔甲的样子，这盔甲是它们的手——至少拟人化似的——徒劳地极力想扒掉的内生的禁锢物。它们生存机制中这种禁锢可以解释犀牛为什么凶猛以及人类为什么更凶猛，尽管人类的这种凶猛是不被承认的。”①主体成为客体，这是一种物化；主体统治转变为自我控制的自拘性，这是一种异化！这是启蒙的辩证法、理性的辩证法和主体自我颠倒的辩证法。所以，阿多诺说：“主体显示了它在毁灭客体时又完全隶属于客体。主体所做的事情是主体误以为在自己的魔法（spell）下所捉住的东西的魔法。主体孤注一掷的自我拔高是它对自身无能的体验的反应，这种体验阻碍着自我反思。绝对的意识是无意识。”②我们不得不叹服阿多诺深刻的透析力。

依阿多诺之见，“哲学对主观要素的基本力量的强调也总是封闭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为，实际上幻想作为客观对象主人的观念主体的要素正是由客观要素制约的。唯心主义是一双蒙上自己眼睛的手。阿多诺是真想解蔽。

3．皇位的空缺：客体的先在性与中介性

现在应该提醒读者了，通过阿多诺上面的分析，千万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他必然肯定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他反对先验观念主体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先于个别意识及其所有经验。”这是他上面已经详尽分析过的观点。但是，承认思维由客观性中介决定并不导致对思维的绝对否定和贬低，“人们无法脱离思维是一个事实”。阿多诺所主张的“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把客体放在一度被主体所占据的、现已空出的皇位上。客体在这个皇位上将不过是一种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废除等级制度”①。废除一切同一性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废除一切理论逻辑的中心，这才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根本目的。这一点，当然会排除他简单地承认一种以抽象物质、客体、客观性甚至社会存在为基始本体的唯物主义。反对一切“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的逻辑起点，从这里也生发出来。

在明确了反对任何“第一性”哲学本体论原则之后，阿多诺才说，“对同一性的批判是对客体的优势（Praeponderanz/preponderance）的探索”②。请一定注意，阿多诺只是用“优势”这样一个经过精心考虑过的词，意在避免使用涉嫌本体论的规定。任何一种同一性的观念（这当然包括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反对同一性也就是反对主观主义，所以，承认客观性，或者说从客观性着眼是重要的。比如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维，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其本然（der eigenen Beschaffenheit nach/nature）上一开始就是一种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③。这是一种事实指认。他甚至机智地说，一个人可以写一部主体的原始发生的历史，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一部客体的原始发生史。在此，阿多诺又开始敲打海德格尔了。他说，作为此在的“我”本身一定是一个“存在者”，这是诸客体中的一个客体的主体，因为“没有这个 ‘我的’，便不会有任何 ‘我思’”, “意识是活着的主体的一种功能，它的概念是按主体的形象塑造的”④。此在能够在一定时间中“在世中”，能够追问（思），前提都是“我”的客观存在。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海德格尔将功能（+ing）的规定提高到统治性的地位而改变，因为“系动词 ‘是’总要包含某种客观性”⑤。转换到胡塞尔亦然，“如不联系到一种经验的意识，不联系到活生生的我，便不会有任何先验的、纯粹精神的意识，否则，有关主体的发生的类似反思就会毫无意义”。

然而，说到这里阿多诺立即界定说，他确认客体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客观性是某种直接的东西，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对素朴实在论的批判”①。这是对自然唯物主义的明确拒绝。仅仅承认客体的优势，已经意味着将自然唯物主义的理想化的客体与那些“本身是被中介的东西划出进一步的质的区别”。标识出这一点很关键。也是在这个语境中，阿多诺批评康德在看到了客体显相的被中介性之后，将客体变成了彼岸的自在之物的反辩证法性质。特别是康德对先验主体性的建构只能是“一种极其自相矛盾的易误的努力，它力图在相反的一极上来统治客体”。强制地标榜“为自然立法”是极其失败的。阿多诺主张，“客体既是被中介的（eines selbst Vermittelten），又是在先的（der Vorrang）”②。这一观点在他的学生施米特那里得到了不那么准确的贯彻。

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施米特先提出一种界划：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但未经创造的物质，而马克思的自然物质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这不准确，因为物质本身是不能被创造的，人只可以改变物质对象的存在形式。施米特的意思是想强调自然与人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双重中介：人的活动目的必经过自然的中介，而自然物质则要通过社会历史的中介。我以为，施米特的表述一上来就不科学。自然是通过人的活动中介向人表现出来，由此进入社会历史，这是一种物质存在层级的提升；而社会存在以其他物质存在层面为基础，这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中介”。当施米特说，物质的可能性的实现“归依于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状况”，并且，“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厘定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③。这如果是一种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所通过的社会历史中介，是正确的。可是，对等地说，“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因为，自然物质及其运动从来就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有其生物性是前提，但是说人通过生物性中介而存在则是不必要的。这是由青年卢卡奇承袭黑格尔“中介”一词的思辨性导致的逻辑病症。另外，施米特选择自然物质基始性作为论辩前提是不妥的。我们决不否认施米特在此反对唯心主义的正确性。在一般逻辑关系上，这也是必要的。可是，施米特没有意识到，从自然物质基始性出发恰恰会使问题降低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①

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也是二者直接性与中介性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阐述过这样的辩证关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