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类

一 新闻访谈与往来信件

中芬两国民间文学专家聚会南宁芬兰客人将参加三江侗族“三月三”歌节

■《广西日报》本报讯

《文艺报》记者沙林、本报记者李宁报道：包括侗族在内的广西民间文学开始走向世界。这是从四日起在南宁举行的“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传出的信息。

与外国联合进行民间文学科学考察，这在我国尚属首次。这次考察的目的，是促进中芬两国学者交流有关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的经验，通过考察培训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这次活动是根据中芬文化交流协定，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芬兰文学协会及北欧民俗研究所、芬兰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联合举办的。我方有七十多名、芬方有五名人员参加这次活动。[1]

研讨会和考察活动昨天在南宁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贾芝和芬兰方面首席代表、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主席、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教授分别致辞。广西文联书记处书记丘行作了简短的致辞。与会者在大会上宣读了二十五篇论文。从四月七日至十五日，中芬联合考察队将赴三江侗乡进行民间文学的田野考察，并将参加三江侗族“三月三”歌节。

三日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顾问王祝光会见了以劳里·航柯教授为首的芬方代表团。

原载《广西日报》1986年4月5日第1版

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秘书处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

今年四月，中芬两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将在中国广西进行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为了尽快让读者了解这次考察的有关情况，我们走访了中芬联合考察秘书处负责人，他热情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这次活动是由哪几方面发起的？

答：确切地说，是由两国三方发起的，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芬兰、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参加的人员则是多方面的，有研究人员、教学人员、编辑人员、资料保管工作人员等，他们来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部分分会、大学、科研机关等不同的单位。

问：能谈谈举办这次活动的有关情况和意义吗？

答：当然可以。这次活动，是中国民间文学界贯彻对外开放政策，面向世界，与国际民间文学界相互交往的一系列活动之一。两年前，中国民间文学家代表团访问芬兰时，曾就两国合作进行考察交换了意见。两年来，著名芬兰民间文学者劳里·航柯教授曾两次来访中国，与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代表进行协商，于1985年10月在北京达成了于1986年4月在广西南宁市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民间文学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的协议。谈到它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大量的研究成果需要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另一方面，打破闭关自守，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本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发展，这是推动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迅速发展并与世界民间文学研究水平保持同步的前提之一。1984年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今后要大力加强研究工作和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工作。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外，还应当积极地、有步骤地与世界各国进行学术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学习外国民间文学工作中可行的经验，包括如何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如何更科学地记录、普查和抢救民间文学遗产的经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过去也做过一些，如派代表团出访芬兰、丹麦、日本、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同时，也邀请了不少友好学者来华访问。但这次的合作，与以往的交往有很大不同，从互访发展到了合作。这是我国民间文学界第一次与外国进行这种合作。这次合作搞成功了，对于今后开展国际交流，提高我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工作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进行这样的联合考察，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问：这次合作，对于培养人才会有不小的效益吧？

答：当然。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开展近七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和业余的人才，为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大量的贡献。最近各地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敏锐，虎虎有生气的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他们给民间文学事业带来了生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长期处在闭锁状态中，缺乏对世界民间文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对于中老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说，迫切需要知识更新，用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信息、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对于年轻同志，除了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之外，还需要细致地、深入地取得实践经验。这方面的不足，对于人才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这次中芬联合考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问：能简单地谈谈芬兰民间文学概况吗？

答：芬兰的民间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一百五十余年前便出版了由隆洛特（又译兰罗特）搜集编纂的史诗《卡勒瓦拉》。在历史上不但唤醒了人民的民族精神，而且成为芬兰文学和艺术的瑰宝。芬兰在摆脱异国统治后，民间文学事业有良好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芬兰文学协会在这方面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组织。他们设有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民间文学档案馆，这次率队来华的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国际叙事文学学会主席、土尔库大学教授航柯先生，便是在民间文学领域内硕果累累的学者

问：请您谈谈整个交流、考察活动的安排？

答：这次合作从4月4日到4月16日共12天。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南宁举行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中芬两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五十余人参加，主要讨论民间文学的保护、普查、分类系统、实地考察方法，档案保管制度，民间文学的广泛兴趣、出版和资料的利用等广泛问题。现已收到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芬兰学者共提供论文八篇。从4月7日到4月16日为第二阶段，即实地考察阶段，参加者除中芬两国学者外，其主体为中国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考察地点定为广西的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人民具有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大量的故事、歌谣、款词深深地蕴藏在他们中间。在这次实地考察中，将根据科学方法进行田野作业训练，除了笔录外，还将采用录音、摄影、录像等手段，记录歌手和故事家演唱、讲述的实况。

问：通过这次交流与实地考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答：总的说来，是通过交流经验和田野作业，提高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素质。具体说来，可能会在下列四个方面有所收获：（1）出一本论文集，即这次学术会议的论文，我方和芬方分别用中、英文出版；（2）出版一部作品集，即这次收集的侗族民间文学作品，我方和芬方分别用中、英文出版；（3）拍摄一部三江侗族民间文学（包括风情、民俗、讲述场面）的录像资料片；（4）汇集一套侗族民间文学的录音、磁带和讲述活动（包括民俗风情）照片资料。

本刊记者

原载《民间文学》1986年第3期，第46页+第10页

《民间文学》记者对航柯采访记录

■记者：贺嘉 王强

翻译：石敬厉

时间：1986年4月16日晚

地点：桂林榕湖饭店

记者：为期十余天的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和联合考察活动现已结束。本刊请您谈谈您对这次活动所取得成果的评价。

航柯：首先要谈谈在南宁举行的研讨会，这是有益的。这次会上我们互相介绍了在研究民间文学方面各自的情况，互相对对方的情况有了了解，也了解了对方前进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发展，而且了解了今后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涉及民间文学研究许多领域，特别是当前对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另外，我们得知中国准备建立中央档案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希望能获得成功，这对你们将来的工作提供了保障。现在得到的资料不要分散到难以再得到的个人手里，你们中央档案馆要知道有什么材料，在什么地方，你们已有的档案馆和将要建立的档案馆如何衔接起来，使信息的传递更有效。如办成功，肯定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兴趣。芬兰中央档案馆有150年的历史了，我们也在建立新的档案馆。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中央档案馆和现在建立的新档案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是在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之间的信息传递方面，还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途径。在最近几十年里，研究的东西都将从研究机关走向档案馆，而且走向计算机系统，特别是目录和索引，要引进计算机里。为此，要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不同的分类转化成一种语言，这一点在研讨会上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因此，我用这一点说明这次南宁研讨会具有意义的地方的同时，也讨论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

另外，关于民间文学资料如何编辑、整理出版的问题，这些领域你们的工作对世界是有益的，你们的领域是那么多，今后会吸引更多的爱好者，而且你们不是学院式的研究。科学材料的编辑、出版是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棘手的问题。关键怎么解决，谁来把这些东西进行取舍，特别对中国来讲，你们有56个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怎么来整理？你们搞了，又如何得到那些民族的承认。另外，对这些搜集的东西进行客观的存档、整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民族文化的好多背景的东西。一个古老的民间传统，不是所有人看了都是那么有价值的，那么重要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公众的压力和想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因此感到重要的是通过你们有广泛影响的杂志介绍一下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经验。另外，在南宁研讨会上提到的保管、使用的国际性，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观点原则，希望你们今后也能够参加联合国关于民族传统保护的国际会议，要有你们自己的代表参加。

下面谈谈联合考察，这种人数众多的联合的田野作业还是第一次，带有实验性的，可以说经验还是不足的。有关组织工作你们进行了长时间认真、仔细的工作，而且及时通报给了我们芬兰方面。明显的一点，我们在一个少数民族之中进行田野作业，准备足够的翻译是个关键，也是个具体问题。一个有几十人参加的田野作业，而且又分散好多组，又有记录、录音、照相、演出等，方式是各种各样。在准备期间，我曾提出应有足够的侗语翻译力量，在南宁研讨会期间，我听说侗语翻译只有两个，事后，我知道至少有五个人担任了专职翻译。事实证明，对侗语翻译的需求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芬兰的主要力量就都放在技术工作方面，特别是录音、录像以及那些活生生的演出。在那些不大需要翻译的地方，在记录及翻译过程中，或是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演出中，我们不好随便插话，怕影响效果。有时，我们发现侗语翻译，因为有好多名单要问他们，他们就感到疲劳了，本应通过侗语翻译了解一下背景、自然环境情况，可我没有进行，因为感到不合适。如果侗语翻译足够，人员再分散一些，就可以对采录不发生其他影响。应该说，从技术上来讲，我们记录了高水平的活生生的演出，但我们并没有得到深入的了解，也缺乏直接接触。应该说在这么短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成功的。应该说我们现在有了录像、录音等材料，储存了关于侗族文化的多种形式、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了解了侗族文化的相当重要方面。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审定、研究，还要研究我们接触得较少的那些东西和记录中不充足的东西。中芬两国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由于时间紧迫，较少进行研究，原计划利用晚上更正白天记录中的错误以及交流一下得到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完全实现。当然，在那里也讨论了田野作业中一些不足和改进的办法。但是尽管如此，我有那么个印象，这方面不大成熟，应该说，我应对此承担责任。我一直在想，在这么短的作业中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指导。我相信，如果下一次也进行同样的田野作业，就需要一个田野作业手册，作为教师在手册中应事先提出指导这类活动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要事先商讨，比如考察人员应互相进行采访练习，指导教师应现场指导，特别是（侗语翻译）会出现各种不同情况，怎么来适应。我相信，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将来会有很好研究的。这种工作要想得到改进，必须进行正确评估，要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所以我指出了一些缺点，如有个侗族同胞讲故事，其他人一切技术准备好了，在讲述中，其他人不进行干扰，可以进行感情交流，由于我们参加的小组人员太多，常常是研究人员成了现场的中心，今后要遇见这种情况，就要造成一种环境，使讲述人自发地将所要讲述的故事讲出来，不受其他影响。当然，进一步讲，再有一周时间，我们能住在那里，会保证使这件事进行得更好，如果我住在寨子里，同被采访者交了朋友，就更好了。总之，这次成效很大，但是不深入、较纷杂，什么都有，不大集中。当然，这次获得的所有资料，是今后研究侗族文化的宝贵资料，因为我们知道了侗族有什么样的传统和文化。作为我们研究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把从哪里搜集来的资料再还到哪里去。我们回去后，还要把录像送给三江，你们也要去整理、出版、发行这些资料。

记者：航柯先生，实际上您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就我们中国方面来讲，组织这样一次人数多，牵扯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别，需要进行几道翻译的较大规模的田野作业，我们也是第一次。不仅我们的组织人员，就是那些在考察中有一定经验的教授们，有时也感到有些事情难办。

航柯：对谁来讲，都没有胸有成竹的经验。

记者：但是，这次活动，我相信会对我们提供许多很好的经验。

航柯：我相信，这次参加活动的人，都会考虑这么个问题，即今后如果再搞这样的活动，我将怎样进行，肯定今后会比这次成功得多。我回去后要在北欧国家民间文学学会的刊物上，介绍这次联合考察和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当然，我会介绍一些重点的东西。但作为实验，结论将会做出，但我相信，在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航柯先生在南宁研讨会闭幕式上说“今天我强调第一次，就不是最后一次。若是第一次是成功的，那就给下一次带来了希望”。最后，请您谈谈今后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方面的合作。

航柯：首先，我们感到联系不应中断，要继续下去。在这几天中间，我们已经发现在许多领域我们可以互相帮助，而且我们可以参加国际的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的交流。一个领域就是档案馆的工作方法问题和民间文学的分类、整理，这是一个重要领域。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欧民间文学学会可能建立国际工作小组，希望中国方面有人参加。在大学里和研究机关里，可考虑你们中国在建档案馆和如何分类。这方面可到芬兰去看看，那里是怎样进行的。另一个领域是对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如对萨满教的研究。我个人对民族史诗的研究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去年在土尔库进行的关于《卡勒瓦拉》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中国代表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在中国举行萨满教研讨会，我们芬兰也相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可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另外，南宁的研讨会，三江的联合考察，事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进行有兴趣的工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次我们联合进行的工作，芬兰代表团要研究、考虑和进一步发展这个思想，即将来在某国进行类似的活动，怎样进行更好，因此，这次取得的经验是很令人感兴趣的。

贺嘉根据录音整理

航柯教授给刘锡诚的信

亲爱的刘锡诚先生：

衷心感谢您非常迅速地寄来了十月间我访问贵会时通过的全部文件。侗族民俗的专著及此书的目录译文和有关我们此次考察活动的资料附件也已全部收到，您的来函是今天收阅的。

我们现在正忙于撰写论文并开始着手论文的翻译工作，准备提交9篇论文，每篇十页，可能分两批寄给你们。预计三星期以后寄去第一批，其余的推后两星期邮寄。以便贵方及时将论文翻译成中文。论文提要将迟一些时候寄去（也许没有将提要分发给每一位考察队成员）。

这次考察芬兰方面的预算也正在进行，争取能获得考察器材（录像机等）所需资金。我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取得联系并向他们简要报告了此次考察的计划。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of Non-physical Heritage）的负责人伯克特·林德（Birgitta Leander）博士可能于明年访华。

您提供了考察点的供电情况，这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弃了带发电机的打算。

请代我问候贾芝先生。

您的忠诚的劳里·航柯

1985年12月4日

附原件

航柯教授等人的感谢信

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

NORDISKA INSTITUTET FÖR FOLKDIKTNING POHJOISMAINEN KANSANRUNOUSINSTITUUTTI

FENNICUM Henrikinkatu 3

20500 Turku 50

Finland

921-26 206

July 4，1986

Dear Frie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most cordially for your good participation in the joint Sino-Finnish Seminar on Collecting and Archiving Folk Literature in April in Nanning and in the subsequent fieldwork in the villages of Sanjiang.We very much enjoyed your company and your scholarly contribution to our joint enterprise.

For us，the Finnish team，the seminar gave in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important research work that is carried out by so many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scholars in China.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this channel of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open also in the future in one way or another，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meet again，in China or here in Finland.Should you have any requests concerning more information from Finland 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neral，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in person or NIF（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the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using the address in the letterhead above

Fieldwork was very successful both as an experience and as a way to document valuable materials from the Dong people who received us so well and showed to us great hospitality.Please deliver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people we met in Guyi，Ma’an，Badou，Linxi，Yan Zhai and other places we visited.Nanning，Liuzhou and Guilin are also places which will live long in our memory.

The project will now be continued in the form of making copies of the materials for both parties and editing 2-3 books in China and in Finland.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will be our best reward for the work which all of us so willingly invested in the project.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videotapes，soundtapes and photographs we made during the fieldwork will constitute the best thanks to the people of Sanjiang，a documentation of their oral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life in general.These materials will now be processed and annotated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and it is our aim，as the contract we made with the Chin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says，to donate the collection to the Chinese colleagues at the Society.We hope that this Dong collection will be supplemented with materials that are in your possession or at your home institute.We would like to see as complete collection as possible to surv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Dong.We trust that you will cooperate toward this end.

Our friend Aatos Petäjä is out of town taking care of his duties at the marine biological research station in the islands outside Turku.He sends his best regards to you.

We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your important work and hope to be able to meet you again some day.

Lauri Honko Lauri　　Harvilahti　　　　　　　　　　Martti Junnonaho

Turku University　　Helsinki University　　　　　　Turku University

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