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对一次里程碑式事件的记录

向云驹

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逝了34年。领导和组织实施此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协会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大多已经作古。这一段往事眼看着就要随风而逝，但是它终于又被有心人惦记、追索和挖掘出来了。一座中国民间文艺对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像风化在历史尘埃里的残碑断简，被考古发掘并精心修复后终于再现了它的风釆。

这个事件就是1986年中国和北欧国家芬兰开展的文化交流合作：中芬联合在广西南宁召开民间文学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中芬联合在广西三江侗族地区开展民间文学考察。在南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除了芬兰学者外，中方学者（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学专家和广西区府和各地市州的民间文艺专家）有百余人与会，这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在三江开展的采风活动，适逢民间抢花炮活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各民族群众都知道有外国友人来考察民俗，因此热情似火。此外，拦门酒、侗族油茶、鼓楼琵琶歌、火塘耶歌、六甲人的细歌、老人讲款、行歌坐月，此起彼伏。就规模和场面而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民间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国的思想、理论、学术大举涌入中国，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学者也是抱着极大的学术热情开眼看世界，芬兰学者集群来中国交流，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中是罕见的和盛况空前的，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都是得风气之先和引领学界潮流的盛事。中外学者联合考察活动，在当时国门尚未完全打开的情况下是很少见的，有一群外国人来到中国民族民间现场，与中国学者一起对中国的民间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考察，也是当代中国民间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广西和三江各级政府部门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投入，确保了整个活动的圆满。促成、承担、完成这次学术交流活动的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以这次活动堪称协会历史上和中国民间文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很多事情是要等到过去很久之后，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影响，不断显示其历史魅力，不断被后来的史实印证，才能发现它们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30多年前举办的中芬联合民间文学研讨和考察活动就是这样的事件。这次活动不仅在当时意义非凡，影响广泛，而且从现在回望，也可以看出它清晰的历史存在和历史影响。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只要拂去历史的遮蔽，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会立刻昭显天下。

把欧洲最先进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实践引进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和学术对象，乃至文化类别，其发源地无疑是在欧洲，特别是与人类学的学术史和学科史密切相关，其学术重镇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文化大国。但是就民间文学这个相对狭小和特定的学术领域而言，芬兰这个国家的作为和国际贡献却是让人刮目相看和肃然起敬的。在独立以前，芬兰长达7个多世纪都处在瑞典王国的统治之下。但芬兰人民的语言、民间文学一直在顽强地传承。从18世纪开始，欧洲民俗学界大兴民间采风活动，民族主义、国家独立、民族国家的思潮和实践互相混合，彼此推动，甚至形成共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没有祖国而存在，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没有诗歌而存在。民歌是一个民族赖以反映自己的文化结晶，是衡量民族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这是当时欧洲民族主义的信念。

芬兰的民族意识在此思潮中发展壮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用芬兰民族民间文化推动民族和国家独立。19世纪初，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搜集整理出版成为芬兰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家独立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生于1802年的芬兰学者利亚斯·伦洛特从1828年就开始不知疲倦地搜集芬兰民歌和古歌。1835年，他将自己从民间歌手中搜集的古歌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一部12000行的完整古老长诗，这就是《卡勒瓦拉》。此后他又多次釆集补充，1849年再次出版长达22795行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这部史诗的核心内容讲述的是卡勒瓦拉部族和波赫约拉部族之间的争战，争战的焦点是争夺三宝磨。在史诗之中，卡勒瓦拉象征着光明、勤劳、美丽和欢乐，波赫约拉却意味着黑暗、邪恶、阴险和贪婪。最后，真善美战胜了假丑恶。史诗的出版使芬兰人民的民族精神大为振奋，唤醒了芬兰的民族意识。这部史诗被看作丝毫没有受到外国影响的纯粹民族的作品，芬兰民族的特点及其民族文化的价值在史诗中得到了细致描写和充分表达。《卡勒瓦拉》向人们宣告，芬兰人民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芬兰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芬兰人民有着自己的天才创造。学者们还把《卡勒瓦拉》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德国的《尼伯龙根》、盎格鲁-撒克逊的《贝奥武夫》等著名史诗相提并论，认为它完全可以被放入最伟大的欧洲史诗行列之中。芬兰民间文学因此异军突起，创造了小国家文学享誉欧洲的文化奇迹。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芬兰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中，这部史诗发挥了“芬兰人民的未来进步的基石”的作用。1831年，芬兰成立芬兰文学协会，设有文学档案馆，收藏了古歌记录手稿数百万份，古歌百万余首。1917年芬兰独立，芬兰文学被确认为开始于《卡勒瓦拉》。芬兰民族国家的独立得益于民间文学的兴盛，芬兰的民间文学研究也就成为该国的显学，其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国际性影响和世界性意义。其中最著名的是民俗学传播论中的芬兰学派和民间文学的阿尔奈民间故事分类法。

芬兰学派在传播学派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派，兴起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中叶。芬兰学派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以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故事为研究材料，进而寻找出其中的文化传播规律、路径、方式和特点，从历史的根源处寻找文化现象相似的基础。为了完善研究方法，芬兰学派为民间故事建构起原初型式的研究模型，即把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按照流传地区予以排列，查找情节产生和变化的地域性，通过情节情况来判断故事流传方面的问题。此一研究的展开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必须釆集每一区、每一省、每一村的异文，必须收集世界上所有的这一故事类型的全部可能存在的异本；另一个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母题是民间故事情节中最小的情节单元，母题索引的基本用处是展示世界各地故事成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以便研究它们；类型索引则暗示一个类型的所有文本具有一种起源上的关系。芬兰学派的重要学者阿尔奈为此建构了系统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从国际故事分类的角度来编撰故事类型，编号系统达到1940号。通过阿尔奈故事类型编号，可以知道某个故事哪国更多，如果把众多的故事在地图上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出来，故事传播和流布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后来，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对阿尔奈的工作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和完善，使这一分类法定型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即AT分类法。这一分类法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运用，对世界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以上学术史背景来看，芬兰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来到中国，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已经在中国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已经拉开大幕，民间文学在分类、记录、整理、保管、研究、传播、出版等方面正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应对，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与国外学界接轨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和它最终在国际民间故事体系中的呈现，对完善和丰富AT分类法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贡献。中国台湾学者金荣华先生用几十年的功夫跟进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出版，出来一卷他就按AT分类法对其进行分类并出版分类成果，可谓功莫大焉。芬兰学派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把最前沿的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带到了中国。时至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概念、学理、术语等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了。殊不知，如果要做知识考古和学术溯源，我们还得回到1986年的这一次中芬民间文学合作考察。正是这次活动和其中的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传递了当时还在酝酿后来却在全世界如日中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学术动向和知识信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史的源头恐怕应该从这里算起。芬兰方面参与此次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的机构正是在芬兰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芬兰文学协会（包括它的民间文学档案馆）、北欧民俗研究会和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芬兰方面的领队是当时的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兼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主席的著名民间文学学者劳里·航柯教授。芬兰文学协会及其民间文学档案馆都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与会的芬兰学者带来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保护问题；二是关于民间文学的分类、档案工作、资料保管、采录方法等。劳里·航柯教授为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并分别进行了报告，它们是：《民间文学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及如何保护》《中央和地方档案制》。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研究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并就《世界版权公约》中民间文学版权问题提出建议和补充条款，补充条款应包括关于保护文化遗产和在保护、支持和传播民间文学过程中产生的版权问题，玻利维亚政府在建议中还对输出传统文化以及脱离原来的背景以一种与产生和保留这种传统文化的人们格格不入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化的现象表示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此都表示了高度关注，积极支持开展相关工作。这是国际组织关心民间文学的开始。这也是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早动因之一，最终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此后召集了一系列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吸纳了一些国家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参与其中，劳里·航柯多次参与相关工作。1980～1984年，双方联合举办过四次专家会议和四次地区性会议。1985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的政府专家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上修订了关于民间文化的定义。1985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3次会议上，决定制定一项保护民间文化的国际通用规则，并决定请政府专家特别委员会起草草案提交于1987年召开的第24次会议讨论。劳里·航柯参加了政府专家委员会工作并为后面的巴黎会议起草了工作文件。他在这个工作文件中提出的民间文学定义，经专家委员会修改和补充后成为最终的有效提法。这个文件后来并没有如期在1987年的第24次大会上通过，而是在1989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文件的中文标准译法称为《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这个建议案直接催生了2001年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更名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它对民间文学（在广西会议时译为民间文学，后来在国际文本的中译时更多用民间文化，又有民间或传统文化、民间创作等不同译法）的定义被直接用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0年前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开始酝酿更加浩大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1年，提出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4年，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学术专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我从中国学术语境出发，考据和发现了劳里·航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和他早在此一保护实施之前十几年就把相关信息和学术知识通过中国民协带到了中国。顺便多说两句，我本人与中国民协结缘，说起来也与此次会议有关。我是1984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应届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当时我们八名学生由中央民族大学一个综合各系学术师资力量组成的五人（教授、副教授）导师组带领，导师组组长是马学良先生，而他当时正兼任中国民协副主席之职。这是我国首次公开招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含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硕士专业，五名导师共招收学生八名。我们研究生毕业前做了一次集体性田野作业，就是全程列席（不是会议代表，只有广西籍的壮族研究生同学蒙宪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了此次中芬联合学术研讨会和部分重大民俗调查活动，然后在其他调查活动中，我们六人（一人因故未能离京赴桂，蒙宪全程参会）则在三江对当地著名的六甲人进行了民族学专题调查。我后来想，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赴广西三江考察，又列席中芬联合学术研讨会，恐怕都与马学良先生有关。1998年，我因工作需要正式调入中国民协工作，先任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后任分党组成员、秘书长，连续在这里工作了12年，直到2010年调任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其间，见证和参与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萌芽、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任职中国民协后，曾经到马学良先生家向他汇报工作，他得知我调到中国民协工作，是很高兴和欣慰的。

劳里·航柯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又与当时中国民协负责人贾芝先生密切相关。芬兰的民间故事AT分类法在美国得到一位叫丁乃通的学者的大力推崇，他不遗余力地把它运用于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分类中，著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1983年，此书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介绍和翻译给中国民间文艺界。此前，该书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版。丁乃通1978年就开始到中国与中国民间文艺界进行学术交流。正是他介绍贾芝认识了劳里·航柯。1983年，贾芝、刘魁立一行代表中国民间文艺界访问芬兰。1985年，贾芝率降边嘉措、孙绳武再访芬兰并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期间还受到时任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的接见。两次访芬都是劳里·航柯做的具体安排。在劳里·航柯的积极提议和促进下，民间文学被列入中、芬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985年，劳里·航柯专程来华，落实1986年中芬联合考察具体事宜。这就是此次中芬民间文学合作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看出，芬兰学者的确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民间文学的国际动向和前沿态势，芬兰的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究、运用，都处在世界前沿。劳里·航柯本人也在学术交流中向中国学术界详细介绍了相关国际文件和他起草文件的相关学术问题和民间文学定义问题。是芬兰民间文学学术经验推动了国际性民间文学保护直至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搭建的交流平台把这些国际经验提前引进中国的学术文化界。这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能够处于世界前沿和国际前列的重要因素。

在此次交流活动中，芬兰学者就民间文学的釆录，带来了摄像、摄影、录音、记录规范、登记制度、存档模式等一整套科学方法。这是中国民间文艺首次运用立体记录技术和方法，首次确立档案意识和规范，对后来的抢救保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2～2004年，中国民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合作，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民歌调查，采取的就是摄像、摄影、文字（包括国际音标、英语、民族语、汉语）全方位记录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后来的中国木版年画调查、抢救工程的各个项目都是如此。可见其影响之深刻。当然，在劳里·航柯和贾芝两位的努力下，国际民间叙事大会也首次来到中国，1996年，召开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7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与会。中外联合调查的国际合作模式，后来又有中日合作、中韩合作、中以（色列）合作、中越合作等双边模式。

这次中芬联合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有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问世，而且双方学者调查和记录了大量民俗事象、民间文学作品。根据双方协定，这些学术成果将由双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出版，并各自互换成果分别存档。在芬兰方面，劳里·航柯回国后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部门及负责人报告了这次中芬联合研讨和联合调查的情况，还在北欧民俗研究所的刊物Newsletter（1986年第2～3期合刊）上撰写专文评介此次活动，同时英译刊出了中方贾芝的论文《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刘锡诚的论文《民间文学普查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还刊发了若干采风照片。1993年，贾芝先生再访芬兰，他看见芬方的介绍，了解到芬方整理的此次活动成果已经单独保存，共有118册，包括文字、录音、录像、图片等，并且已经全部输入电脑进行了数字化存储。在中国方面，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及学术交流秘书处编辑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贾芝作序，刘锡诚写跋，收入两国学者论文精选30篇。本来还要出版一本搜集作品集，由于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终未有结果。刘锡诚先生主持中国民协工作时，据说有专人负责此事，再以后，此事被人们渐渐淡忘了，那些待出版的资料也不知所踪。

最近，听说在刘锡诚先生的努力下，当时的许多原始材料和待出版的书稿找到了。几经波折和努力，终于可以让尘封的历史和几乎湮没的珍贵资料重见天日，真让人唏嘘不已。原来当时负责资料整理的王强同志一直保存着这批材料，他后来移居海外，却一直舍不得丢掉这批材料，带着它们在海外漂泊。这事被刘锡诚先生得知，各方做工作，又说服王强贡献珍藏以便出版，最终促成我们手上的这部档案材料和历史记录。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世界早已经物是人非，但是民间文学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出现了当时不可想象的壮阔局面。先贤们的努力是不应该忘却和忽略的。这套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现在这套书的规模和内容，除了包括收录在《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当时仅印行500册）已经出版过的学术论文外，还汇集了当时搜集到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故事、民歌和民歌的乐谱记录（简谱和五线谱），此外，还收录了当时的各种会议材料、工作文件、若干现场图片等，是全过程、全材料、全作品、全档案的出版物。这套书来之不易，其学术内涵是丰富深刻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上佳的欣赏和研究对象。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活动在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民间文化对外交流和中国民协外事工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在中国民协70年历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今年恰逢中国民协成立70周年，这套文献的出版无疑是一份极有分量的献礼。借此机会，我要表达对劳里·航柯和贾芝先生的缅怀和致敬，向为这套文献的出版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已经耄耋之年的刘锡诚先生和寓居海外依然念兹在兹的王强先生表示敬意。

中国民协现任分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邱运华先生对这批新发现的史料和这套书的出版非常重视，多次多方面听取意见，还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出版问题。他嘱我也就此书出版写写相关情况。这是我很乐意的又是义不容辞的。唠叨如上，就教于各位方家。

2020年5月24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民协原分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国艺术报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