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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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定义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常常被互换,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共通词。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义,引申为“分工”“合作”,即人们和睦地生活于“社会集团”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文明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文明拥有更密集的人口聚居地,并且已经开始划分社会阶级,一般有一个精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的城市和村落人口。这些被统治的人群依据分工集中从事农业、采矿、小规模制造和贸易等行业。

文化(culture)一词在西方最早由古罗马哲学家定义,原义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类,为使自身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的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以及所形成的约定俗成且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它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等。简言之,文化乃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在考古学上,文化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当猿人演化成智人,懂得打制粗石器,便有了最原始的文化。因此,“文化”自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便已开始出现。当时的人类与近亲形成集体,或穴居或四处游荡,以采集和渔猎为生,那时的文化被称为旧石器文化。

约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走出洞穴,在山坡建屋定居,发展农耕,驯服家畜家禽,在大家庭基础上形成氏族。他们需要分工和合作以有效地适应天气的变化和河水涨退等有规律的自然变化。分工和合作促进了氏族社会初步的阶级分化和功能专业化,也推动形成了对自然、神祇和祖先的早期崇拜,以实现丰收,以致能有剩余价值的累积。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使大量人力可组织起来,在肥沃的河谷平原建成大型灌溉系统,产生了更多的农业剩余,并催生了对远途贸易和文字记录的需求。更多人脱离农业,加入了手工业及服务业,这使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更为复杂。而这个新社会的管理团队通过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但控制了生产、基础建设和社会财富,还逐渐脱离氏族的血缘关系,成为贵族。这些本质上的变化使一些原始文化跨过了文明门槛成为古文明。

文明社会拥有更密集的城市化人口聚居地,并且已有复杂社会阶级,即一个中央集权的精英统治阶层,以及被统治的城市和村落劳动人口。前者发明并控制了书写系统,通过对后者实行税收与力役达致农业剩余和财富集中。在文明社会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如宗教,体现在祭祀活动和包括宫殿、宗庙在内的大型礼仪建筑上。国家也在此时形成。系统地看,文明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元素:最高层面的是价值观(包括宗教、习俗),第二个层面乃制度(包括行政、经济、法律、军事等),第三个层面乃器物(包括建筑、文学、艺术等)。文明出现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大大提升,并且其影响范围在空间上向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延伸。

对于文明和文化的区别,19世纪的德国学者认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的技巧、技术和物质,而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理想、艺术性和道德性。后来的西方学者却把文化指向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而文明是指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动态的社会。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把文明看得更高、更宏观,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归类(Huntington 1996)。这些看法可以回溯到18世纪法国学者首次提出文明这概念时的最原始却也是最实际的说法:文明是与“野蛮状态”相对的,即文明是定居的、有城市的、识字的。

其实这个质朴的文明概念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已经出现,当时的希腊城邦把马其顿人视为野蛮人,将他们排除在泛希腊的运动会和祭祀活动之外。在中国,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也显示了商朝与周边文化的“文明”与“野蛮”的分别。

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一般认为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城市的出现,也就是说非农业人群的聚集,因而城市是文明的标志。社会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将(Morgan 1887)人类社会演化分为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及文明三个阶段,以技术发明作为各阶段的分界。他认为文明阶段的代表性技术发明是标音系统及文字。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用文字来界定一个社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因为农耕方法的改变、劳动的分化、统治阶级也就是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的出现,都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特征。

至于如何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有多个不同的理论。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L. 卡内罗(Carneiro 2003)提出环境与社会的限制理论,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山脉、海洋对人类的阻隔,文明才得以产生。由于人口增长而没有扩张的余地,人类开始争夺稀少的资源。这就导致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由统治者控制稀少的资源,同时也出现了对外部扩张的需要,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严密组织。卡尔·威特福格尔(Wittfogel 1957)是灌溉系统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认识到洪涝灾害虽然会毁坏庄稼,但也能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因此开始修建水坝,用储蓄的水来灌溉农田。随着灌溉需求面积不断扩大,专门负责管理灌溉系统的人便出现了。通过集中管理灌溉系统,最初的统治阶层逐渐发展,文明由此产生。另一种理论认为贸易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生态多样化的地区,要获得稀少的资源,就需要贸易机构来组织贸易,这样就需要某种中央集权的形式。最后一种理论认为宗教信仰是动员群众集体参与建设水利系统、在族群间争夺资源或组织区际贸易的最有效手段,因而庙宇和巫师是中央集权的最高形态,对于文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文明的出现和相互间的差异,是不同的自然条件及人类主观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国传统所说的“天人感应”过程的结果。在物竞天择的规律下,地球上不同地域的早期人类在文明时代到来之前,都曾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做出不懈的努力,适应自然变迁以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当时的成功选择(合乎自然的行为)往往是集体性的选择,或集体意志的表达与执行,而它的最有效的媒介就是宗教。因此“天人感应”一词中的人,是指集体的人,不是个别的人,而集体能在行为选择中统一意志和行动,依靠的往往是“神”的旨意,即宗教的权威。同时,宗教不但有“神”的权威性,亦体现了自然本身往往是神化了的自然力量。这些集体决定或意志体现的就是上述的人类社会权力的集中,而后者所依赖的就是自然力量。因此,文明的过程是人类由一小群人走向大集体的过程,也是从对自然的纯粹恐惧与敬畏走向系统化的世俗与宗教控制的集中过程。

我们按照上述理解,将“文明”放在“文化”之上,亦即“文明是更高的、更宏观的、放大了的文化”。当一个人类群体或社会的文化发展到一定成熟程度、满足一定的条件(如上文提到“有城市的”“识字的”“更复杂的”)、权力更集中时,才会进入文明,这个时间大概在青铜时代。由文化发展至文明,再到文明消失的全过程,西方学者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把它分为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入侵。傅瑞德(Morton H. Fried)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把人类达致文明社会这一历程分为由低至高的四个发展阶段:

1. 游猎及采集集团;

2. 农牧混合氏族;

3. 酋邦式复杂社会,出现了王、贵族、自由民、农奴和奴隶阶层;

4. 文明社会,有更复杂的社会阶层、分工和有组织的官僚管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