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与历史

狭义地看，人类的发展要到有成熟的文字后才能够被清楚和准确地记录下来，成为历史。在这之前的史前时期，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传说或考古文物及相关推理来了解，因而史前期一般不被认为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考古新发现涌现，关于史前社会和文明的信息越来越多，使我们可以重构史前史并让它也成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还令我们能够更深切地了解过去，认识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份是怎样逐渐形成的。

文字的出现和应用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分辨一个社会是否已跨入文明的主要标准，即区分文明与史前文化的主要标准。然而由原始的、表达拥有权和简单数目的刻画符号，发展到以象形为主要表意方式的早期文字，再到成熟的记事文字，其间有1000年以上的长过程。两河流域刻写在泥板上的原始象形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但成为成熟的记事文字，并应用于行政、律法、重大事件、王世系、文学创作等方面却是在公元前2100年后。例如现存的王世系，以及最早的英雄史诗乌鲁克第五任王的传奇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成文时间，都迟至公元前14世纪。

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早在公元前3200年出现，记录的主要是王的名字、物品的类型和数目，以及所有者的凭证。最早出现的一句句子是在公元前2740年。而成熟的圣书体，即在庙宇和王陵石壁和石棺上的超度法老或其王后的陵墓文书，也只是在公元前2133年后的事。现存的不同版本的王系也都是在公元前13世纪时刻写的。古印度河文明亦发现有公元前2200年的刻画符号，而在同一器物上出现8个符号的也只有一例。这些符号至今仍未能被解读，而且也缺乏后世传说，难以证明古印度河文明的存在。换言之，中国之外的三个古文明，除古印度河文明不存在狭义的历史外，古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的可信历史也只是从公元前13世纪才开始的，之前的历史都是考古学者在20世纪后据考古文物推断的，存在很多争议和不同版本（薛凤旋 2019）。

中国跨进文明的时代是龙山时代，时间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进入文明的时间基本一致。中国最早有当时详细文字记载的朝代是商（前1600—前1046），时间上也和这两个国外古文明现存可证的最早文献相当。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且已十分成熟的记事文字乃晚商都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这批文字记录了夏代的首位帝王禹、晚商时期对自夏代起的历代商王的祭祀，以及晚商时有关天气、人事、地区状况和不同事物的占卜。同时，商代可能已流行在布帛、竹简和木牍上书写，文字与甲骨文相似或是其简易书写体。这些文字可能已在此之前经历了约1000 年的发展，如零散地出现在陶片上的毛笔书，或在甲骨、陶器、玉石器上刻写的个别字或符号。

据周代整理的古代政府文诰与政策的辑录《尚书》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用竹木片串起来的记事文牍，“典”乃重要的文献或负责记录与存放这些文献的官员。册与典二字亦在甲骨文出现，只因其载体竹木片容易腐烂而失存，所以遗留下来的只有王室占卜用的、刻在甲骨上的特殊功能文书。因此中国的可信史（或狭义的历史）至迟是在公元前14世纪出现，亦有可能在早商或夏初已出现了。

从现有数据看，文明在东西方的出现都约在公元前3000—前2700年，但在这之前已出现氏族社会的环壕聚落和酋邦时期酋邦联盟的“初城”。初城孕育了真正的城市与文明，让史前文化跨入了文明时代。在文明时代，城市仍然是最发达的地方，是文明要素的集中地。在进入历史时期后，城市更是一国的政治、宗教、行政和经济中心，也是典籍、文化、艺术创造与保存之所。由于文字载体易腐烂和气候等原因，我们对史前文明与更早的史前文化的认识，除了传说，依赖的往往是城市考古。得益于近50年的考古新发现及学界的研究，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史的理解，已经推前至公元前6000多年。这也是《中国城市文明史》的起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或以国家单位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是不合情理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因此对欧洲历史的理解，我们要从基督教或西方文明入手，因为欧洲不少国家都是在近数百年才逐渐形成的，而它们的边界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更。文明由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形成，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了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同样地，中华文明是自龙山时代起在多个主要地区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合而成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自夏代起至清代，亦不断地融合周边文化并持续发展。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在五代十国、南北朝和南宋等时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中央王朝的覆盖范围有很大的变化，而其核心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范围却有所扩大。中国历史亦应涵盖这更大的范围。

这就是我这本《中国城市文明史》的写作目的：以城市和文明为主轴，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的众多地方文化开始，延伸至今天提出全球性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思路，以介绍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