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医药巨著面世，中医临床安全合理用药体系基本形成（明—公元1368—1644年）

（一）《本草纲目》

1.对用药原理的阐述　李时珍《本草纲目》汇集了明以前的诸家论述，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详细阐述了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盛、归经、升降浮沉等对机体疾病的作用，而且阐述了药物的形状、颜色、质地、生长、习性等与药物疗效的关系，对指导临床准确用药，以及药物研究、拓展用药思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16世纪的中药药理学。

2.关于药物毒性的分级与中毒　李时珍明确地将有毒无毒药物区别开来，书中所收载的1892种药物中，标明有毒的药物共312种，标注毒性的药物有“大毒”“有毒”“小毒”“微毒”4类；由于草部药物繁多且品种复杂，书中将毒草类专门列出，集成1卷，共47种；记载误药与中毒案例10余宗，分为“有毒之毒”“无毒之毒”和“合用之毒”。

书中对药物毒性的记载和描述，超越先前所有的本草学著作，迄今仍有很高的研究与应用价值，且药物毒性的分类方法沿用至今。

（二）《神农本草经疏》

明末缪希雍著《神农本草经疏》，强调临床医师应具有丰富的药学知识，曰：“凡为医师，必先识药。”缪氏在其自序中阐述其著作宗旨云：“读之者宜因疏以通经，因经以契往，俾炎黄之旨，晦而复明，药物之生，利而罔害，乃予述疏义也。”［1］

书中设药学专论33篇，阐述临床用药原则，提出著名的治吐血三要，即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2］。各药分三项：“疏”，阐发药性功治之理；“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实用方；“简误”，提示用药易混误之处，备注用药容易引起的误差之处，以防过错。可以说本书开创了临床安全合理用药的先河，对中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贡献。

其诸家用药经验和药论大大丰富了临床用药的内容，如人参、黄芪固然为上药，但若违背其性能之宜，则偏重之害。故对一药之用，需知其长短，兼明利弊，才能知药善用，提高疗效，否则不仅收不到疗效，还可能出现毒副作用。全书重在阐述临床用药之理，结合作者丰富的用药经验，力求精博与实用，堪称医药结合之典范，对明末以后中医临床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明代学术价值仅次于《本草纲目》的一部临床药学专著。

（三）《景岳全书》

金元医家刘完素的火热论和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对纠正宋元时期滥用温燥辛热药起到了补遗纠偏的作用，但又导致了不注意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忽视辨证用药，滥用苦寒之剂的新的用药时弊，正如张景岳所述“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明代临床医药学家王纶、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均对滥用寒凉药的时弊予以抨击，以致于在明代产生了“寒温之辩”，而以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为代表的温补学派，注重温补肾阳，为中医学肾阴、肾阳、命门学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景岳著《景岳全书》，列《本草正》专论，主张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倡阴阳双补，如右归丸、左归丸等，也使附子、肉桂、人参等温补药得到了广泛应用。张景岳就古方、新方列“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借此分类论述药物的功用。

（四）《本草品汇精要》

刘文泰等撰辑的《本草品汇精要》吸收了金元时期的药性理论，在“味、性气、行、臭”等项中收载，使药性理论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使之更趋系统化和条理化。尤其是该书将“气臭”理论首次应用于临床，即将药物的升降、厚薄、阴阳归为“气”，将腥、香臭、臊、枯（另有膻、焦）归为“臭”，根据药物气味、阴阳等性质及功效确定“气臭”的方法。其还从各家本草学著作记载的纷繁复杂的医疗应用中概括提炼出中药的“主”“治”两项，使药物的功效显而易明，非常实用。因该著作当时未刊发，在中医药历史上未产生影响。该书现代由曹晖校注出版，从中药的发展史来看，本书应受到重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