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两党革命理论及其宣传文献的学理因素

与来自学术界的较为明确的研究定性相比较，政党宣传等类型的资料的学术价值受到更多的质疑，一直未能获得有效的利用。由近年一次学术会议引出的讨论，可为此点佐证。讨论的问题是：20年代吴稚晖、王世杰等人曾在报刊上进行了关于蒋介石是否军阀以及当时军政关系等问题的论战；如何分析这一场论战，是视之为非学术研究的政治辩论，还是可以纳入学术范围进行研究，这在与会学者间产生了范围不大却没有最终统一的分歧意见。(25)所以，对于军政关系与军阀概念研究的学术起点及其研究范围问题，需要追溯军阀概念出现之初各类研究成果，同时廓清政治与学术界线，把握其有机的联结关系。

所谓时政类型文献，包括中共的成立发展、政治报告宣言等，国民党改组、北伐等时期的各类文献，两党各次代表大会、重要人物的文章讲稿等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如孙中山的“政治领军”理论与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等论述。毫无疑问，这些时政论著，构建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治学说，对于当时的社会与战争实践发挥了决定性的实效作用。我们需要确认并加以强调的是，这一类政论著述应该并能够纳入学理研究的范围，作为军阀话语及军政关系的考察对象。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在其革命的进程中探索建军对于完成政治革命的意义。朱执信、戴季陶等都提出过重要的论述。如1921年朱执信发表长文《兵的改造与其心理》，提出了十分新颖的“主义兵”概念：“没有主义的兵，和有主义的兵战斗的力量，相差得太远了。……求兵队能打仗，最好令他成为有主义的兵。”(26)

孙中山是最早使用军阀概念的人物之一，他在1921年发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是国民党人有关军政关系理论的代表性文献。他提出：“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军人者，为社会分工，有保卫国家及人民之责任也。”他又强调：“惟现今之为军人，与前不同，须具有特别之精神，造成革命军人，方能出国家于危险。”所谓“革命军人”，即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这是与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的核心——文官控制原则完全不同的概念。孙中山的思想还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等文献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一系列论述，为革命党人提出了完整的政治领军的理论架构，同时又对于“军阀”的评判提出了新的要素。孙中山的军政关系理论及其反军阀的革命口号的提出，是比较了西方理论与苏俄革命之后，作出的综合性独立思考，并通过后来建立黄埔军校等重大举措，将这一思路付诸实践。

孙中山的思路为后来的国民党人所继承并全力付诸宣传。蒋介石1926年发布的《蒋总司令就职宣言》，同年《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7《蒋总司令告全体民众书》，均从党军关系角度阐释其反军阀理论。蒋介石的另一份文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强调：“革命军人与军阀之差别，一则决心与帝国主义搏战，一则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别者，尤别有在革命军人不以军队为私有，惟持主义以奋斗，军阀则视军队为私产、防区为地盘，举民政财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恤倒行逆施，依附帝国以求生存也。……国民革命军应受党之指导及监督，成为党之军队，而竭力避免军阀之行径。”(27)这一些文献提出的几点定义要素，被沿用至今。此定义亦是迄今对于“军阀”最有代表性的解释。

1928年北伐胜利之际，党军建军时首任教导团团长何应钦撰文《什么叫做党军？》，强调党军和军阀的区分不在于“纪律好”和“勇敢”等军队必须的特点，而另有四大区分点：“一、党军是要使官兵有智识的；不是像军阀实行愚兵政策的。……二、党军的精神是刻苦牺牲；不是像军阀以升官发财相号召的。……三、党军绝无地盘观念；不是像军阀以占得好地盘收括民财为目的的。……四、党军是党军的军队；不是像军阀视军队为私产的。”对于第四点又强调：“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任何私人的军队。”(28)

同时发表的范熙绩文章《党军中之党务问题》，还提出“军阀政治”概念，并与国民党“以党治军”体制作了比较：“可是中国的历来的政治，尤其是民国十六年来的政治，都是‘以军治政’，军是无较高的力量，可以统治他的，在北洋系统下面，是以一人独裁去统治，一人独裁，高乎一切——这叫做‘军阀政治’。代替一人治军而及于政治的，只自国民党‘以党治军’‘以党治国’起。”(29)

南北实现统一，政党（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学界研究仍继续向前发展。该时期政党理论发展迅猛，“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的内容成为其中重要构成部分，加上学界的若干成果，共同形成为又一个新定义的“标准化”阶段。

30年代初，《中央日报》发表胡梦华的连载文章，可视为国民党北伐革命史观的、对于军阀话语体系的代表性总结。该文强调：“所以初因帝国主义的刺激而练新军，终乃因练新军造成军阀；而一部中国新军史便成了一部中国军阀史。”(30)吸收并发展了20年代“有军即阀”等激进观念，确定了北伐政党史观的对于近代中国军事发展军阀属性之批判基调。

40年代初，蒋介石指示陈布雷约请张其昀撰写《中国军事史略》，张其昀在书中写道：“淮军与北洋军皆当日所谓新军，然所谓新者，徒有其表，即在物资方面模仿西洋，至于兵制中心之兵役问题，则一仍旧贯；以言统帅之道德识见，李不如曾，袁不如李，军队精神反有江河日下之势。……所谓北洋军阀，淮军余孽。”(31)这是持续推进对于新军批判论的代表性说法。

40年代初发行的张明《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黄杰题名，李济深作序于1942年12月），按作者所说：“是以时代为经，以事实为纬，择要纪实制度、职权、编制、人事、经费、纪律、政工精神、工作概况诸端。而比较其异同，检讨其得失，用资后者鉴往以追来。”(32)对于实际工作与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可视为退台之前国民党官史总结其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军关系的代表作。

中共创立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多兼具知识分子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对于军阀问题的认识来源，大体有三个方向：一是来源于日本及西方的现代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二是国民党人的解释体系，三是共产国际的革命话语。中共党人整合党军关系反对军阀的文献，建党初期即有1922年6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同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等，二者最具有代表性。这些文件在形势分析的基础上规定党的一系列革命任务，采用了“军阀”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外来敌对势力为“帝国主义”。随着国共两党矛盾加剧之后革命进程的复杂化，中共党人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批判蒋介石等人为“新军阀”，将军阀话语实用化。同时继承国民革命军的党军体制，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党人通过“八一”建军走上独立的武装革命道路，继续以军阀话语为批判国民党“新军阀”及解决党内派系、制定党军关系的理论与政策服务。该时期代表性文献有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33)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34)等。中共全力整合党军关系，严密防止军事力量在党内专权的“军阀”现象，为达此目的而逐步建构新的革命派话语体系，浸润到社会文化各界。

由国共两党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带来了两党在理论与宣传层面的区隔及差异。但两党在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方政治过程中所形成的同一性，仍然是存在的。而且，都接受过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影响，继续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理论旗帜与宣传口号。国共两党的宣传理论都将帝国主义因素及压迫剥削人民等要素融入解释体系，改变了“军阀”的内涵定义。显然，革命党人所提出的解释体系，是与以“军人不干政”为中心概念的传统话语差异极大的新的理论体系。

关键是，革命党人创新的话语体系需要扎根于社会，具有可靠的实践意义。政治宣传离不开学术，缺乏学术依据的革命理论和政治宣传，不会有竞争力和生命力。革命运动及其理论需求可以推动学术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军阀话语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以及革命运动对于军阀话语发展的推动作用，有多方面的表现。在中共党内中高层，“反对军阀主义”口号，表示反对违背党指挥枪原则的现象，在中共军内基层单位，多用于对某些领导作风的批评，即反对上级军官对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打骂等现象。对于两党的政治斗争来说，北伐期间两党分裂，中共迅即批评实施清党政策的国民党为“新军阀”。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胡汉民等也称蒋介石为“新军阀”，胡汉民还提出了党权与军权的区隔框架，批评蒋介石推动的北伐：“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35)这一党权与军权的概念组合，迄今仍是许多学者划分国民党派系的基本框架。

就国民党内部派系而言，军权与党权之分有助于解释不少问题，不过相对于党外的北洋势力以及其他政治营垒，国民党的党权派与军权派的同一性质，即整体性的政党属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明确这一性质特征，正是军阀话语研究的任务之一。

自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国共两党先后执政，政党的解释体系依据权力而取得了稳固的主导地位，以至于迄今两岸的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领域，北伐革命史观一直发挥着支配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