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山东古属东夷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山东地区的古文化面貌独树一帜。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的山东地区原始文化先后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尚庄三期文化和岳石文化。上述诸文化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应属东夷族文化。其中岳石文化的14C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基本上处在夏纪年范围之内，应属夏代时期的东夷文化。

一 山东商文化遗址的年代

截至目前，山东境内的商文化遗址，年代最早的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没有发现过一处二里岗文化下层的遗址。证明商文化进入山东是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即商文化早期后段开始的。目前发现的最东的一处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的遗址是益都（今青州市）萧家第一地点。这是1965年邹衡先生和笔者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61级同学在淄弥两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时发现的，证明商文化早期后段商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今弥河流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五世孙雍己时期“殷道衰，诸侯或不至”，而雍己弟大戊时期任用伊陟，“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商文化早期后段商人势力东扩，其前锋已到达今山东弥河流域的事实，与中宗大戊时期“殷复兴，诸侯归之”的历史记载相符。换句话说，商文化进入山东似乎应是从大戊时期开始的。讨论山东商史诸问题，应从考古学所确认的上述事实作为出发点，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二 评商文化起源于山东说

《诗·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史记·殷本纪》中有殷商始祖契之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甲骨文殷商先公“王亥”的亥字从鸟，证明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的少昊氏也有“以鸟名官”的传说，其中的“司分”是“玄鸟氏”（《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不仅证明东夷族也是以鸟为图腾的，而且东夷少昊族中也有“玄鸟氏”。因此以往曾以此为依据论证商族与东夷族同源。易言之，即商族起源于山东。古代对“玄鸟”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诗·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鳦指燕子。《尔雅·释鸟》：“燕燕，鳦。”注：“《诗》云：‘燕燕于飞’，一名玄鸟。齐人呼鳦。”崔豹《古今注》则解“玄鸟”为乌鸦，也有认为玄鸟指鹤。《文选·思玄赋》：“子有故于玄鸟兮。”注：“玄鸟，谓鹤也。”燕子、乌鸦和鹤都是北方常见的鸟类，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氏族的图腾。图腾相同者，未必具有共同族源。是否同一族源，还必须用考古学文化的标尺加以衡量。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以灰陶绳纹鬲为代表。其祖型可以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类型、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也就是说，先商文化应该在上述诸文化中去探寻。而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素面、黑陶为主，炊器以甗、鼎、罐最为常见，而不见陶鬲。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并与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尚庄三期文化虽然发现有较多的陶鬲，但其形制表现为颈腹不分明，黑陶，素面，与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陶鬲迥然有别，也就是说在山东龙山文化和尚庄三期文化中不可能找到商文化的源头。换句话说，商文化起源于山东说找不到考古学证据，因而难以成为定论。

三 评契都蕃在滕县说

《世本·居篇》有殷商始祖“契居蕃”的记载。王国维在殷都八迁的考证中认为蕃即汉代的蕃县，地在今山东滕县（今滕州市）境内。如上所述，考古发现证明商人进入山东是从二里岗文化上层即商文化早期后段开始的。商文化起源于山东说找不到考古学证据，殷商始祖契所居的蕃不可能在滕县。古代地多重名，山东有蕃，陕西也有蕃。如上所述，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包含着商文化最主要的文化因素。而陕西的蕃恰在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这就为探寻商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 评汤都亳在曹县说

山东曹县境内有薄，为春秋宋之“宗邑”，即宋人宗庙所在之地。此薄通亳，是历史上被认为“三亳”之一的北亳。近年来曹县境内发现商代城墙和遗物，于是被认为即成汤所都之亳。

要证明其属于成汤所都之亳，除文献记载之外，首要条件是要看其是否出土相当于成汤时期的二里岗商文化下层遗物，以及与商代都城地位相应的遗迹、遗物。如上所述，山东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过一处二里岗商文化下层遗址。曹县商城的年代能否早到成汤时期的早商文化前段，由于没有发表材料，目前还无法进行讨论。目前曹县商城还没有进行科学系统地发掘，是否有与都城地位相当的宗庙、宫殿遗迹、遗物，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此情况下就匆忙宣布在这里发现了成汤都城，显然为时尚早。

五 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的族属

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不断出土商代亚醜族铜器。1965年春和1966年春，我们在这里做过两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一座（Ml）、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一座（M2）、一条墓道的甲字形中型墓两座（M3、M5），残墓一座（M4）。另外还钻探出一座没被盗掘的中型墓和其他一些小型墓和车马坑等。其中一号大墓（Ml）是目前所知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殉人最多的商代大墓。一号墓出土的两把大型铜钺硕大无朋，其中一件正反两面各铸有两个亚醜族徽。此外，两座大墓（Ml、M2）出土的铜器残片中也有亚醜族徽。1481986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发掘，其中的中型墓M7出土鼎、簋、觚、爵等礼器。其中觚、爵有亚醜族徽。上述发现证明20世纪30年代以来传为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亚醜族铜器的确出土于此。同时证明这里就是亚醜族墓地，亚醜族居地距此不会太远。此外还发掘了20世纪60年代钻探出来的那座没被盗掘的中型墓M8，出土礼器18件，其中15件有“融”字族徽。149融族铜器出土于亚醜墓地，证明融族应是从亚醜族中分化出来的子氏族。关于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的族属与性质，有学者认为应是蒲姑国君的陵寝，值得讨论。

蒲姑是商代东夷古国，位于今博兴县城南7.5公里，东南距益都苏埠屯约100公里。古代诸国疆域甚小，成汤的亳都、周武王的镐京，方圆“皆百里之地也”（《荀子·议兵》）。据《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只有鲁国，由于“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受封时才“地方七百里”。而像蒲姑这样的国家，虽为东夷大国，其领土充其量也不过像“公侯”那样享有“方百里”的范围，不可能辖有远在100公里之外的益都苏埠屯。此外，古代国家墓地距都城甚近。以殷王朝而论，殷王墓葬区位于与小屯都城一水之隔的西北岗一带。春秋齐国公室墓地则位于临淄齐都之内东北角河崖头一带。蒲姑国君的“陵寝”当然也不可能位于100公里以外的益都苏埠屯。

亚醜族见于甲骨文记载，其首领被称为“小臣丑”。就文化面貌而言，其青铜礼器、兵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以及陶器的器类、器形、纹饰与殷墟出土者几乎完全相同，绝不见商代东夷文化的特有器物素面红陶鬲。而在临淄后李商代晚期墓地（简报定为西周早期墓）中这种素面红陶鬲与商代陶簋共存，显然是属于东夷族接受了某些殷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东夷族地方文化类型。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的益都苏埠屯商代墓地，其墓主的族属只能是商族而不可能属于东夷族的蒲姑国。亚醜是商族建立的方国，其墓主如同我们在《简报》中所说应是殷商诸侯“方伯一类人物”。

六 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的族属

前掌大商代墓地位于滕州薛国故城东侧，与薛国故城仅有一河之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发现不少大、中、小型墓葬。据《山东省志·文物志》透露，有些墓葬内出土多件带有“史”字族徽的铜器，证明前掌大商代墓地应属于史族墓地。

前掌大商代史族墓地与周代薛国故城相毗邻，商代史族与周代薛国的关系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撰文讨论过两者的关系。根据传世西周薛侯鼎铭文末尾署有史字族徽，陕西岐山新出亚薛鼎铭文中“亚薛”与“史”字族徽共存，以及滕州薛国故城、泗水、平邑等地不断出土史字族徽铜器等考古发现，笔者提出，薛国是由史族所分化。150前掌大商代史族墓地的发现，证实这一推断是可信的。

七 五期征夷方卜辞和纣克东夷

五期征夷方卜辞不仅数量多，而且可以前后编排成表。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等中国学者和岛邦男等日本学者都曾对这部分卜辞进行过研究。但对这部分卜辞的年代日程表的编排，往返途径的考证和被征伐对象夷方（人方）的位置等都存在很大分歧，有必要重新研究。

关于这部分卜辞的年代，根据 《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记载，五期征夷方卜辞中的王应即帝辛，也就是纣。夷方即东夷。笔者曾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材料，对帝辛十祀征夷方的卜辞重新编排了日程表。关于帝辛十祀征夷方往返行程中途经地点的考证以往之所以出现较大的分歧，是由于古代地多重名，以征夷方途经的地点与文献记载相比附，往往就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而不易形成共识。笔者尝试使用族名和国名铜器出土地点自报家门的方法考证地名。

如十祀征夷方是帝辛与攸侯喜一同出发征伐夷方的，在攸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并在此与夷方交锋。因此，攸地的确定，对于征夷方往返路线的确定至关重要。20世纪70年代初期滕县轩辕庄的八一煤矿出土一件东周铜戈，器主是“人之孙屖”。、攸音同通用。“人”即攸人。轩辕庄南4公里的后黄庄于50年代还出土一批铭有爻字族徽铜器，爻与攸音近通假，证明轩辕庄和后黄庄一带是攸族居住的中心地区。

又如是征夷方途经的地点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兖州中李宫村出土一组商末周初铜器，其中卣和爵有字族徽，证明这里应是族居地。

又如征夷方途经商地，一般均认为商地在今河南商丘。其实今之商丘，原名睢阳，是周代宋国的都城（《世本·居篇》）。宋国都城废弃后应称宋丘。由于春秋时宋又称商，故宋丘又称商丘，可见今之商丘得名并不甚古。60年代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出土两件同铭的“商丘叔”。丘者，墟也，商丘即商墟。商丘叔以“商丘”作为姓氏，可见泰安道朗一带古名商，为确定征夷方途经的商在泰安道朗提供了依据。

再如征夷方途经的杞地，一般都认为在今河南杞县。但清代末年山东新泰出土一批杞国铜器，时代属春秋早中期之际。据铭文内容知系杞白（伯）每亡为其妻邾曹作器。《史记·陈杞世家》记载：西周初年分封的杞国，在汉陈留郡之雍丘，即今河南杞县。春秋时为避淮夷侵扰，齐桓公“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左传·僖公十三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左传·僖公十四年》）。缘陵即汉之营陵，地在今山东昌乐境内。新泰既非西周初年分封的杞国，又非齐桓公迁杞于缘陵之地，为什么会出土杞国铜器？这就在杞国史地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历史上杞国史地研究是一团乱麻，主要是由于如下一条史料所引起的，《春秋·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这条史料在历代学者中造成不小的混乱。莒国位于今山东莒县，西距河南杞县直线距离430余公里。春秋莒国是一个并不强大的国家，而且杞国这时尚未东迁，莒国怎么可能远征八九百里以外的杞国，并占有其领土“牟娄”呢？于是自古以来就出现了为弥合这条史料与杞国史地中时间、空间的诸多矛盾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自注中说：杞国“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把杞国迁徙时间提前至“先春秋时”，显然是为了解决鲁僖公十四年（前646）齐桓迁杞与70余年以前的鲁隐公四年（前719）“莒伐杞”的时间矛盾，而“徙鲁东北”则显然是为了缩短莒与杞八九百里的距离。班固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既不能指出“先春秋时”的具体时间，也不能指明“徙鲁东北”的具体地点，因为他的这种说法找不到任何历史根据。更重要的是他的说法与《春秋》经传关于齐桓迁杞于缘陵的记载相抵牾，是不可取的。杜预则杜撰出一个杞都三迁说来弥合时空矛盾。《春秋·隐公四年》注：“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杜预毫不隐讳，他的杞都三迁说并无事实根据，而是“推寻事迹”推论出来的。杜预的这段“推寻事迹”的注解问题很多。第一，正如杜预所说“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隐公四年时杞国尚未东迁。杜预注无法解释相距八九百里的莒国何以能够远征杞国并占领杞国的牟娄。第二，淳于又名州，位于今安丘东北15公里。西南距河南杞县将近五百公里。杞国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去兼“并”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即使如《左传》所说“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淳于公虽然逃亡，还有臣民在，怎能允许杞国迁都于此。当然杜预说得明白：“杞似并之。”“似”者，猜想而已，没必要作为历史事实看待。第三，僖十四年，又迁缘陵。齐桓迁杞于缘陵是由于“淮夷病杞故”。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杞国在桓公六年时已经迁都于安丘东北15公里的淳于，远隔千里之外的淮夷又如何能对杞国构成威胁？第四，“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杜预在这里把杞与淳于割裂开来是不正确的。襄公二十九年经传都说以晋为首的诸侯国“城杞”。而三年以后的昭公元年，晋人祁午在追述赵文子“相晋国以为盟主”的功绩时把襄公二十九年的“城杞”又说成是“城淳于”。由此可见杞与淳于是一非二。孔颖达疏为了调和隐公四年“莒伐杞”的这条史料与莒、杞相距四百多公里的空间矛盾，居然说“以雍丘、淳于虽郡别而竟 （境）连”。诚如清代沈钦韩所评：“尤孟浪不知方员（圆）者矣。”沈钦韩苦于无法对隐公四年这条史料作出合理解释，于是认为“莒伐杞”为“莒伐纪”之误。周悦让则认为“病杞”的不是“淮夷”而是“潍夷”。王献唐则认为“淮夷”即莱夷，等等。真所谓治丝益棼。笔者根据新泰出土的杞白（伯）器群，提出杞分二国的主张。151周初分封的杞国在今河南杞县，齐桓迁之于缘陵（今昌乐）后来可能为齐所灭。商代建立的杞国在新泰。据祖甲时期的一组田猎卜辞可知新泰的杞与兖州中李宫的相距五日程。新泰与兖州相距约100公里，平均日行军20余公里，符合古代日行军15公里为一舍的规律。《春秋·隐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娄。”莒伐的杞即新泰之杞。“牟娄”急言之而为牟，缓言之而为牟娄，犹如邾又称邾娄。牟国故城位于新泰北边邻县莱芜东10公里。后来牟娄的首领投奔了鲁国，莒国为夺回失去的领土牟娄与鲁国战于蚡泉而遭败绩（《左传·昭公五年》）。杞国与鲁国也有领土纠纷，鲁国曾侵占杞国领土成。成也作郕，位于鲁国“北鄙”（《春秋·襄公十五年》），临近淄水。淄水是汶水支流，又称柴汶河。《水经·汶水注》：“淄水又西南迳柴县故城北……世谓之柴汶矣，淄水又迳郕北。”《括地志》：“故郕城在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明代《兖州府志》：“郕城在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今宁阳东北45公里东庄乡西故城村和南故城村即其地。而这个成邑就紧靠新泰西境。由于晋平公之母为杞国之女，故晋国曾召集齐、鲁、宋等11个诸侯国“城杞”并向鲁国讨还侵夺杞国的领土，即所谓“治杞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在强晋的压力下，鲁国不得不把成邑归还给杞国。这个与鲁国有领土纠纷、鲁国侵占过其领土成邑的杞国，既不可能是原在河南杞县的杞国，也不可能是齐桓迁杞于缘陵的杞国，只能是位于新泰的杞国。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不仅杞分二国，淳于也分二国。姜姓的淳于又名州，位于今安丘东北15公里。姒姓的淳于，又名杞，即新泰的杞。这就是为什么襄公二十九年“城杞”，晋人祁午则说是“城淳于”的缘故。杜预不明于此，不仅把两个杞国相混淆，而且也把两个淳于混为一谈，故而“推寻”出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三迁说。新泰不仅出土过杞白（伯）器群，而且连续两次出土淳于公戈。最近在新泰西邻泰安市再次出土淳于戈152，证明以上关于杞分二国、新泰姒姓杞国又名淳于的推断是正确的。还应指出战国时代楚惠王四十四年所灭的杞国，也是新泰之杞，因为河南杞县的杞国春秋齐桓公时已经迁往今之昌乐，楚国没必要也不可能翻越泰沂山脉并穿过齐国为“备楚”而修建的齐长城，去灭掉位于昌乐的杞国。而且《史记·楚世家》在楚灭杞后接着说：“东侵广地至泗上。”而新泰杞国恰在“泗上”范围之内。

根据以上地名的考证，再加上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确定的地名，就可以绘制出帝辛十祀征夷方的路线图。同时笔者根据考古发现提出帝辛十祀征伐的夷方属举族的分支，位于滕州以东的费县境内。153

八 鲁分“殷民六族”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初分封给鲁国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殷氏六族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可以考定。

条氏 古代条、攸一字。如上所证，攸位于滕州后黄庄。

徐氏 徐，古作䣄。《说文》：“䣄，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䣄城。”《尚书·费誓》序：“鲁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诗·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黾蒙，遂荒大东。……保有凫绎，遂荒徐宅。”据此可以明确如下三点：第一，徐在鲁东。第二，鲁侯征伐徐夷，在费地誓师，说明伐徐经过费地。《费誓》又作《粊誓》。今费县城北有东、西鄪城，当地鄪读bì，仍存古音。第三，鲁侯伐徐“遂荒徐宅”，占领徐国以后，领土扩展到黾蒙山一带，那是鲁国的极东边界。20世纪70年代初在费县城北、黾蒙山南出土有徐子汄鼎，同出者尚有一件无铭小鼎和箭头等遗物，估计应是墓葬中所出。徐子汄鼎铭末曰：“百岁用之。”古称人死为“百岁”，标明此鼎是随葬的明器，不可能是祭祀泰山的遗物。这为确定徐国本土在鲁东费县城北提供了确凿的物证。《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的徐国，是由费县南迁后的徐国，“殷民六族”中的徐氏也就是位于费县城北的周代徐国。

萧氏 《左传·庄公十二年》：“宋万弑闵公于蒙泽……群公子奔萧。”萧县，宋邑。汉属沛国萧县。今在安徽萧县。

索氏 如上所证，兖州中李宫出土过族铜器，应即索氏居地。

长勺氏与尾勺氏 《春秋·庄公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长勺，鲁地。其地虽不能确指，但齐鲁既在此交战，长勺必在鲁北部，齐鲁之间。尾勺氏也当距此不远。

通过以上的考证，我们就会发现，徐氏在鲁东，条氏、萧氏在鲁南，索氏在鲁西，长勺氏、尾勺氏在鲁北。原来，鲁国受封的“殷民六族”都是本来居住在鲁国周围的殷商遗民。鲁分“殷民六族”即把这六族划归鲁国统辖，不能理解为“种族奴隶”。

原载《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

校记：

根据河南夏邑清凉山的发掘（《考古学研究》［四］，2000年），含有尚庄三期文化的龙山文化早于岳石文化。而岳石文化与二里岗商文化早晚期之际的陶鬲共存，证明岳石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商文化。而尚庄三期文化才是夏代和早商时期的东夷文化。

201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