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学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性的出现、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也是现代性成长和人类科学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直接结果。”[1]从19世纪以来，中国以古老之躯进入这一艰难的大转型之中：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孱弱和不自信令人扼腕叹息，知识分子接受并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却发现现实并没有相应的接纳机制，“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成为那个时期的天问！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一种法律之行得通，全靠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compulsion）做主，也就是其中条款不是公平的（equitable），就是合法的（legal），已经有了过去的成例，因此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已准备照此条款行事，政府的干预不过是干预其一二。要是立法与社会情况全部相违，甚至立法的人和预期守法的人没有共通的习惯与语言，高层机构还没有摸清低层机构的形态，就轻率地希望一纸文书立刻可以命令一个走兽化为飞禽，那也就是不着实际了。”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开始，对中国城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进行了强力的改造，使整个国家具有从下到上接纳新理念和新制度的可能性。在长期的民族危机和战争的压力下，这时的国家采用了对社会高度整合的刚性机制。
1949年后的中国，个体被整合进强有力的国家体制内：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这种国家力量支持下的强度整合对原来存在的宗族、城市中的行业协会等原有的社会组织造成摧枯拉朽的破坏。整个社会被过度整合在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合一的单一生态中而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弹性。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治整合的力量有所减弱，但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大流动和大迁徙，原有的宗族、同乡等整合机制虽略有恢复，但终究是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今天的中国人如何重新在社会领域中整合为一个富有弹性和适应性的有机体？这是今天的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单位制的瓦解[2]和工业化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迁徙，自由结社的社会组织是合适的探索方向。这种连接可以在以下层面上带来裨益：一是有利于国家治理转型；二是有利于社群的发展；三是有利于合作利他主义、志愿者精神和公益价值观的培育；四是有利于社会服务的丰富多元发展；五是有利于形成对政府的监督；六是有利于为国家决策机构反映民情，建立民间社会和国家决策机构之间的多管道有机联系；七是有利于利益受损群体通过抱团取暖相互支持，同时进行利益诉求和政策倡导，避免社会治理的死角。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需要社会组织在陌生人社会形成共通的习惯与语言，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在18世纪，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3]。法国当时的这种情景和今天中国在公共领域的局面有相同之处，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单位制在城市还起着重要的代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作用，今天绝对优势的单位制之外的人群则缺乏有效的中介机制进行与国家的有效互动，于是以上访、群体性事件、自残自杀、泄愤式报复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冲突出现了。之前，我国用“维稳”的压制性思维对待这些社会问题，走的是一条治标不治本的路子，而且有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紧张不断累积升级带来更大的危害。但是，之所以采用“维稳”的思路，又是从原有的制度体系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制度依赖，因为政府的强势使得这种选择最为便利。
广东近年来探索的以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则探索了新的社会治理路径：以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提供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广东省500多家社工机构的成立和发展成为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现代性的关键是消除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an absolutist state）和绝对主义教会（an absolutist church）。但是，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特别的话，那是它需要每一个人为共善（general good）做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我牺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4]自由结社形成各种社会组织是西方国家现代转型中的共同经验。托克维尔评论说：“追求个性的精神是英格兰民族性的基调，结社则是人们感到无法独立成事时采取的必要手段。”而这种精神“促使英格兰人汇集众人之力，去实现我们法国人绝对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去抵达的目标。英格兰有各种社团，旨在促进科学、政治、娱乐、商业等等”[5]。
中国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但是也必须面对我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起点：我们有强大的党和政府，这个党和政府曾经领导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跻身世界前列的强大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力量曾经被强力整合进国家，社会力量非常薄弱，像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第三部门这些在西方国家可以与国家、市场三足鼎立的力量在中国还非常弱小。人们渴望在这些领域可能带来的自由、汇集众力改善社会的力量，并进行着小范围的艰难探索，这是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NGO）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生存状态。从2007年开始，随着政府转移职能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政府对NGO的态度发生变化，希望能够将其纳入社会治理的助手或伙伴的关系，在政府文件中NGO以“社会组织”这个新名词出现，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
在合作主义的视角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是广东省社会改革正在进行的探索，其中的经验和问题值得总结。本文将对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进行分析探讨，希望这种崭新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示范，也为国际上在现代转型进程中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借鉴。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有文献研究、实地调查、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的对象是指各级政府颁布的相关制度和法规；实地调查是指笔者有一年多的督导经历及多次的评估经历；深度访谈主要是指在2013年12月到2014年4月，笔者采取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两种形式与受访者交流的情况，所有访谈资料经受访者同意之后都进行了录音，事后由招募的学生进行誊写；问卷调查在2014年5月进行，以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上提供的机构名单为基础，然后笔者逐个用电话联系确认对方是否愿意填答问卷，经同意后通过电子邮件传送回收问卷，对其中填答不清楚之处研究者再致电进行询问补充。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朋友和工作关系选取了深圳、中山、东莞和惠州的部分机构为调查对象，总共回收101份有效问卷。所以这是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非随机抽样的样本。
[1] Taylor，S.，Sociology：Issues and Debate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pp. 15-16.
[2] 中国目前只有6000多万人的工作具有单位制特征。引自徐永祥：《新社会组织、新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平台》，在兰州举办的“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3]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
[4] 〔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59页。
[5] 〔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