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古代科举，自隋炀帝时正式开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近一千三百年的时光，也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国家政治制度之一。今天，人们对科举制度的优劣和历史作用仍然褒贬不一，这里我们不想对科举制度做一个当今意义上的评判。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而且是以一种凌厉姿态存在的政治制度，科举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完全评估的。在一定程度上，科举确实限制甚至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这在晚清的国家发展中尤其明显，客观上造成了数不清的生命悲剧。但作为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方式，从科举的现实结果看，它是那个漫长年代普通人出人头地的最大的平等机会，历史上大量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从科举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尽管这条路异常艰辛。
浙江是人杰地灵、人文蔚起的一方热土，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尤其是南宋建都杭州以来，浙江在历代都涌现出不可胜数的文化名人，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做出突出贡献的浙江科举出身的人物也历历可数。如北宋博学善文、“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钱塘沈括，南宋抗金英杰义乌宗泽，文名远播的爱国大诗人绍兴陆游，为明代奠定国策根基的开国宰相进士青田刘基，文武全才、学术流备的余姚王守仁，民族英雄钱塘于谦，定海抗英名将山阴葛云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绍兴蔡元培，等等，数不胜数。一批批优秀的浙江儿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浙江科举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代和北宋浙江人的科举成绩实际上是不突出的。这一方面是地域色彩浓郁的中国古代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也是浙江人基本状态的表现。这种规律性的特征，在定都杭州的南宋也体现得十分充分。政治中心的地位，为浙江的经济、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高速前进，提供了优越的动力。优秀的浙江儿女抓住了历史赋予的重大机会，并将这种机遇充满活力地延续下去。本书的初衷是就科举而科举地展开叙述。然而即将完成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最初具体历史状态的呈现开始的研究，其实是一个认识和理论走向深入的过程。具体地说，浙江科举历程其实只是历史的客观表呈，而最终，我们觉得，我们提炼出了一种以浙江科举为表现形式的浙江文化精神。当然，这种归纳来的精神，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发掘。我们同样希望，通过这些浅显的文字，我们能在浙江先贤们踏过的脚步中，共同经历一次以科举为形式的浙江文化巡游。
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化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学界比较热衷的话题。可能的考虑，第一，中国科举制度以及科举文化，突出地体现了古代士人的价值取向。中国自西周开始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政治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间，大多数是属于封建时代。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主要以贵族世袭和军功取得功名，子孙也因此得到庇佑。但从汉武帝开始，这种靠世袭、军功以及特殊的贵族身份（如皇族成员）进行国家治理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板滞和僵化，不利于帝国的持续发展。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必须要将全社会，尤其社会下层人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国家发展补充新鲜血液。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既能保证士阶层对国家的忠诚和尽责，也能使国家向士阶层打开一个吸纳人才的渠道。从汉至清，越是中央集权加强的时代，常常也是科举活动越活跃时期。普通的士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向上进入政治核心的管道，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可以说，封建科举制是连通上下社会阶层特别合适的一个桥梁，也同样是士阶层获得政治和社会地位，以此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方式。
第二，一个士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庞大的家族，甚至牵动多个家族或多个地区的各种势力。士子获取晋身之途带来的荣耀，同样也将一个家庭、家族构成的亲属生态圈，包括这个士子平时结识的同学、师生、朋友等形成的社会生态圈聚集在一起。唐代宰相崔群进士及第的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同年之间相互友与，多人为相。崔群本人也以三十门生为其三十亩良田之喻（《独异志》卷下），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国家来说，一个及第进士就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也是一个家庭、家族或社会团体的前进动力源，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第三，科举制度和伴随它的形形色色的科举活动，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单纯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行为。每个时代的科举过程和结果，都是那个时代政治趋向，国家和以每个举子为代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达程度等的综合体现，比如录取数目与首都空间距离的正比例分布规律、与经济发达程度的正比例规律、与显宦势族势力的正比例规律、与文化传承度高低的正比例分布规律等。可以说，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中，很少有哪一项制度能像科举制那样，广泛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学术上也很少有哪一类学科专题，能像科举研究那样，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民俗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关联密切，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宽广学术视野。
有关历代科举制度的资料，在各代正史《选举志》中有比较简略但集中的胪列，其中也间或有重要的科举论奏和重大科举事件的记录。各地域的选举名录则主要存在于各地方志中。历代实录、起居注、会要中也有重要的补充。此外，不少类书（如王应麟撰《玉海》）和史著（如“十通”、通鉴系列和野史笔记）中有或集中或分散的记载。当然，历代作家的诗文集、墓志铭等也有虽然分散但价值珍贵的记录，这些共同构成比较完整又相互补充的史料体系。
有关历代科举名录的编纂和整理，以最显要的进士科为主。最主要存在于唐代即开始的诸多《登科记》《登科录》中，如唐代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等。这是最原始的珍贵资料，可惜都已不存。清人徐松撰《登科记考》是近代以前有关唐代登科名录的最完整记录。孟二冬汇集近年诸家对是书订补增削作《登科记考补正》（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燕山出版社，2003），是目前唐代科举诸科登第名录最为完整的著作。宋代登科记，现在完整的仅存353人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601人的《宝祐四年登科录》，残存的有提供了前三名登科名录与五甲人数的元刘壎《咸淳同年小录》（《宋登科记考》叙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列有“《宋登科记》总目”，标列开科年份及省元、状元姓名，算是宋代三百一十余年逐科取士之总目指引。宋元登科录还有《宋元科举题名录》，明人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元朝历科状元姓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第2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和清人钱大昕《元进士考》（陈文和点校，《钱大昕全集》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13）。明清登科记相较唐宋要完整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据美国夏威夷大学藏清光绪三十年本影印，更名《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本来是清乾隆十一年(1746)刊行，后世递修至清末。据华文书局编辑部所撰《景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缘起》，是书“辑明洪武四年至光绪三十年间所有进士名籍祖贯，详予登录，五百三十三年间科第鼎甲，硕学俊彦，悉备一册”。此后，房兆楹、杜联喆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2006），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等皆循此而来，不断完善补充。另外，屈万里汇集台湾部分图书馆所藏之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武举录等六十六种，成22巨册《明代登科录汇编》（屈万里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篇帙浩大。
近二十年来，与科举相关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迅速而广泛地开展，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绩。大者如龚延明先生主持的《历代登科总录》的全面展开，工程浩大，学界瞩目。断代的史料整理，前述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外，还有《宋登科记考》（龚延明、祖慧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郭培贵著，科学出版社，2008）、《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陈文新等主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明清进士录》、《清朝进士题名录》等。
有关浙江科举的文献资料，我们下面分类作简要介绍，以便读者检索查询。
一、登科名录
浙江专门的登科记、登科录，隋唐迄宋代均寂寂无闻，目前只能从相关文献中析出。最早在地方志、史籍等中统合为一的是雍正《浙江通志》，光绪修《浙江通志》基本照录。目前最为完整的是龚延明、祖慧撰《宋登科记考》（《历代登科总录》第一批成果），总文科、武科进士并诸科、童科等于一体。
明代登科录，雍正及光绪《浙江通志》亦有按年收录，迄崇祯十六年(1643)最后一科。近些年，关于补充明代进士登科录的著作较多，如前述《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进士录》等，但尚无以浙江进士登科录为单部名录著作。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罗列明代可析出浙江进士姓名的文献达84种，该书附录一份《明代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收录有明88科浙江进士名单，应是目前最为完整的。
除会试、殿试名单外，明代浙江乡试名单，迄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保存。较集中的有三处。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其中浙江乡试有三种：
《正德十一年浙江乡试录》一卷，明彭流等编，明正德间刊本。
《嘉靖七年浙江乡试录》一卷，明陆粲等编，明嘉靖七年刊本，近人罗振常手书题记。
《万历十年浙江乡试录》一卷，明周溥等编，明万历间刊本。
2010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其中收全国各地乡试录二百九十七册，浙江乡试录共三函（第33—35函）21册：
《永乐十八年浙江乡闱小录》 《天顺六年壬午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七年辛卯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十年甲午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十三年丁酉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十六年庚子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十九年癸卯科浙江乡试录》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科浙江乡试录》
《正德五年庚午科浙江乡试录》 《正德八年癸酉科浙江乡试录》
《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录》 《嘉靖七年浙江戊子科同年录》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浙江乡试录》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浙江乡试录》
《嘉靖二十八年乙酉科浙江乡试录》 《嘉靖四十年辛酉科浙江乡试录》
《隆庆四年庚午科浙江乡试录》 《万历元年癸酉科浙江乡试录》
《万历四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录》 《万历七年己卯科浙江乡试录》
《万历十年壬午科浙江乡试录》
此外，官方藏书机构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检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除以上所列外，尚有数种：
《成化四年浙江乡试录》
《正德二年浙江乡试录》
《嘉靖四年浙江乡试录》
《嘉靖二十五年浙江乡试录》
《万历二十二年浙江乡试录》
《正德十一年浙江乡试录》
清代的浙江登科录，因为年代较近，保存相对便利，目前还是比较易得，也特别丰富。雍正《浙江通志》列顺治三年至雍正十三年。光绪二十五年重刻《浙江通志》时，也一仍雍《志》之旧，未予增补，殊为可惜。
清代浙江登科录，目前最为完整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国朝两浙科名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该书主体是清道光间黄安绶编《国朝两浙科名录》。据该书《出版说明》言，《国朝两浙科名录》，不分卷，清黄安绶编，是收录清代浙江乡试中式者的科举名录。黄安绶，字蒨园，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汀漳龙道道台、福建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黄安绶在京师仁钱会馆支持下筹划编撰《国朝两浙科名录》，收集《浙江通志》、各府县方志、《吴兴科第表》《嘉禾科第钞》等史料，详加参核。咸丰六年(1856)十月开雕，七年(1857)夏刻成刊行。
黄安绶所编《科名录》，收录年限自顺治三年(1646)至咸丰五年(1855)的浙江乡试正榜名录，不录副榜，并附载此年中“鸿博特科、召试旷典、经学特荐诸贤，以及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三名”者。与其他进士科名录或乡试录相比，此书不能算全面，进士、诸科、乡试皆选又不全录，还有些芜杂。《科名录》成书后多次增刻，续补前书，总共达七种刻本。为达完秩，浙江图书馆将馆藏咸丰七年刻本光绪末增刻本影印出版，此本下限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废除科举前浙江最后一场乡试），在各种增刻本中收录最多最全。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还在国内抗战的困难时期，当时被迫迁址云和的浙江省政府就成立由余绍宋为主任委员的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开始了浙江省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次年委员会改为浙江省通志馆。1949年三月八日，因时局紧张，浙江省通志馆无法维持，重修《浙江通志》工作就此结束。但就这数年的时间，浙江省通志馆做了大量史料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图书馆开始请人誊录这些通志初稿，并以《重修浙江通志稿》为名，分125册，1984年又由杭州古旧书店公开印行。《重修浙江通志稿》虽是未竟之作，但保留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清朝以来至民国时期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2002年，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对《重修浙江通志稿》进行校点整理，勘误考订。2010年，新版《重修浙江通志稿》正式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重修浙江通志稿》对嘉靖、雍正和光绪《浙江通志》做了详细的考订，在资料整理上更加严谨规范，纠正了旧志的一些讹误，新增了诸如表格等较多内容，使修订后的新《通志稿》具有了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本书在写作中也对选举、学校等部分进行了参考、吸收、引用和再考订。
二、地方志
除了上述提及的明清三部《浙江通志》外，浙江各地诸多地方志也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全省历史资料的整理和保护起到了巨大和重要的作用。浙江素有方志大省美誉，中国地方志中较早的《越绝书》《乾道临安志》《嘉泰会稽志》《咸淳临安志》《剡录》《宝祐四明志》等名志起自浙江。自宋以降，浙江的地方志得到广泛修纂，不仅各县、府有志，并不断修，而且山志（如《四明山志》《大涤洞天记》）、水志（如《西湖浏览志》），甚至于寺观志（如《虎跑定慧寺志》《明州岳林寺》）、坊里志（如《武林坊巷志》）等一应俱全，一地多志更是普遍存在，互为补充、递相沿续，形成完整的地方志系统。因为数量庞大，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本书在写作中也参考了大量地方志史料。
三、史籍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人文渊薮，文化鼎盛。八千多年的浙江史，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很早就开辟了浙江的历史和人文先河，为祖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关浙江历史的著作中，除了《国语·越语》《战国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历代正史《选举志》外，一些地方性的史籍也对浙江历史的保存和记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浙江文化发展和浙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也对本书的写作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下面略作介绍。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是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地方史的著作。全书十五卷。所记史实，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是全面展示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的重要史学著作，被学界称为“地方志鼻祖”。《越绝书》在记录子贡、范蠡、文种、计然（计倪）这些对越国政治、军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言行时，描写栩栩如生，特别是记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灭吴的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也是对浙江精神的一次充分体现。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今本十卷，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的史学著作。《吴越春秋》前五卷记吴事，自吴太伯至夫差;后五卷记越事，自无余至勾践。其中尤为注重吴越争霸的史实。较《越绝书》的严谨朴素而言，《吴越春秋》在注重史学价值的同时，文字优美，表达生动，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描摹，很有可读性。但并不削弱其史学价值。
《吴越备史》，专记自五代钱镠建国迄钱俶纳土入宋百年间吴越国史事的著作。全书四卷，《补遗》一卷。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使掌书记范坰、巡官林禹撰，有学者认为系钱俶之弟钱俨假托范坰等人而作。全书以吴越国自钱镠以下诸国王（元帅）、后妃公主、王子事迹为主，仿照正史帝王本纪之例，分年记载重要史实言论，不设臣僚列传。另有《年号世系图》《诸王子弟官爵封谥表》《十三州图》《十三州考》。今唯存《十三州考》一篇，其他图表俱佚。因为系吴越国钱氏子孙或与其关系密切之人所记，又距吴越归宋未远，故其所载史事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不足。
《十国春秋》，是清人吴任臣编撰纪传体史书，记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君主臣僚事迹。全书共一百一十四卷，其中吴越十三卷（前六卷世家，后七卷列传），又有《十国纪元表》一卷、《十国世系表》一卷、《十国地理表》二卷、《十国藩镇表》一卷、《十国百官表》一卷。吴任臣在《凡例》中说：“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远，正史故多遗失，而欧史载十国事尤缺略。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若《册府元龟》……愚辄荟萃成书，都为一部。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又附加识语：“十国典故散佚，捃摭滋艰，卷中偶获琐事纤语，不忍遽弃，时复登载，用资见闻。虽延寿繁猥之讥，知所不免，而心期广搜，珍惜片羽，后有同志，当鉴微怀。吴任臣识。”撰写态度还是诚恳和实事求是的。《十国春秋》掇拾诸书，增加列传和诸表，在史料的丰富性上，要胜过《吴越备史》。但毕竟年代久远，同时也不避小说家言，所择事迹间有讹误。
有关浙江科举的史料，极少有类似唐末五代《唐摭言》那样叙一代科举盛事的专书出现，大都散见于各种正史、杂史、笔记小说、诗文集、类书、诗话词话等中，非常零散分散，需要分类拈出再行归类整理。比较重要的有历代正史的《选举志》、宋代杭州四书（周密《武林旧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等。这些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四、今人研究
对浙江科举的深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浙江通志馆应是重镇，但因国乱，并无公开成果问世。章乃羹《清代两浙科第表》（《文澜学报》，1937年3月第3卷第1期）是较早关注浙江科举的专文。之后直到1978年才有王杰谋的论文《清代的科举与浙江状元谱》（《浙江月刊》1978年第8期）出现。目前的浙江科举研究重镇，主要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何忠礼、包伟民、祖慧等先生以及他们的弟子多洛肯、陈长文、夏卫东等，多年来进行宋史及科举、官制等研究，成就卓著。龚延明、祖慧等《历代登科总录》（全书待出，已出阶段成果《宋登科记考》）是古代科举研究的恢宏之作。包伟民先生的两宋财政史、城市史，何忠礼先生的两宋史料学、政治史（含选举制度史）等研究，都取得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多洛肯的《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是两部浙江进士的断代研究专著两书和夏卫东博士论文《清代科举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浙江大学，2006）在史料挖掘和文献梳理上都细致入微，显示良好的学术功底。此外，近年也有一些年轻力量加入到浙江科举研究中来。王红春《明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两篇硕士论文体现了对浙江科举研究的关注。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十二卷皇皇巨著《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和张彬等著《浙江教育史》（后增订为《浙江教育发展史》，杭州出版社，2008）也是近年浙江学界的重大成绩。两书虽非浙江科举专门研究成果，但对于宏观了解浙江八千年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都有开眼目、广见识的大益。此外，其他通代或全国性的研究大多数也与浙江科举研究有关，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浙江科举文化史》的写作工作，是对浙江科举文化的一次壮丽回望，更是在了解浙江省科举文化史这个省情的基础上，对如何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地方优秀文化，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省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从而提升我省文化品格、提高我省文化生产力的一次努力和尝试。这是我们的小小初衷。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时间的紧迫、宏富资料取舍和表达上的艰难、学识的浅陋，都常常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离理想的目标还很远。有时想想，既然是“史”，也不必做过于艰深细微的研究，理清大致脉络即可。这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推脱了。但真的印出来，错误是一定会有，推脱不掉的，恳望学者先生和读者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本书获得浙江省社科联2015年度重点课题立项，才有面世的机会。笔者所在单位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研究生杨新红、白湛钰、王佩佩、郑亚兵参加了部分资料的整理和校对工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宋旭华编辑做了大量细致辛劳的工作。在此一并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