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要修改的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一场极其隆重的葬礼在大唐的首都长安城举行。参加这场葬礼的人员级别可谓非常之高，当时朝中的重臣如魏征等人无一例外地前来为逝者送行，甚至刚刚即位的皇帝李世民也亲自出现在现场，不仅走在送行队伍的最前端，据说还哭得异常悲伤。应该说，这是继几年前平阳公主出殡之后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最为轰动的国葬，但有趣的是，参加者除了失声痛哭之外，并不敢直接抒发对逝去者的深切怀念，这是因为这次葬礼的主角身份过于特殊（或者说是敏感）：他的名字叫李建成。

虽然帝位已经在手，玄武门的血迹也早已洗净，但李世民悲哀地发现，自己这辈子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李建成这个坎儿了。平民百姓或许并不了解李建成的为人，但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他们很清楚李建成是一位仁善的储君，是一名忠厚的长者，是李渊实至名归的继承人。而宝座上的那个人则是一个残忍的篡位者，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只为了获得权力！

每次居高临下之时，底下的大臣们虽说个个都不开口，但李世民似乎总能从这些人的眼神中发现类似的信息——

你不是合法的皇帝，而是可耻的反贼！

李世民并不打算公然惩治那些实际上对他夺得帝位抱有鄙夷态度的人，因为他足够聪明。李世民清楚地知道舆情、民意这种东西一味靠堵是不成的，最佳的应对方式应该是疏导，所以继承皇位不过两个月，李世民就立即着手为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部分恢复名誉。他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赠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剌，以亲王之礼进行改葬，同时命令东宫、齐王府的旧有官员务必悉数到场，为二人送葬。

事实证明，这一招相当有效，不但东宫、齐王府故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就连李世民本人在举办完这一仪式后，心理压力也得以减轻，睡眠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大有改善。可是，李世民依旧不放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名垂千古的明君，而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李世民”这个名字不能与任何污点有丝毫联系，所以他必须修改历史，删订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录，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指点江山，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地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世民找来了负责编修实录的史官，委婉地表示自己希望御览下高祖（李渊，当时已驾崩）的实录。

然而令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他找来谈话的史官竟然无一例外地以“恕难从命”四个字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一无理要求。

这倒不是史官不给皇帝面子，而是职业传统要求如此。

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的记录，因此史官这一职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历代的史官在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岗位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秉笔直书。

关于这一点，还有个著名的先例。

话说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庄公同大臣崔杼的老婆东郭姜私通，崔杼知道后气不过，找了个机会把齐庄公堵在了家里，干掉了，然后改立庄公的异母弟弟继任国君，自己由此自认相国，专断朝政。

有一天，崔杼突然心血来潮，就找到了当时的太史索要史书来看，于是崔大人就在史书上看到了那五个让他当场吐血的大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勃然大怒，当即处死了当时的太史，然后让他的弟弟重新书写这段历史。没承想，崔大人又一次吐血了，因为这位兄台在竹简上写下的是五个相同的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二话不说，也处死了这位不上道的史官，又找来了他的弟弟来写。然后相同的状况再次重演。在杀死了太史家三位兄弟后，崔杼凶恶地告诫太史一门最后的太史季，如果他再固执下去，那么他们整个家族将面临灭门之祸。

太史季平静地点点头，随即在史书上写下了同样的字。

崔杼无话可说了，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家人是不怕死的，在史官尊严和自身性命的抉择前，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

一声叹息，崔杼认输了，他默默地示意太史季退下，呆坐当场。而在那位勇敢坚持原则的太史季离开宫殿的路上，他惊讶地碰上了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宫氏。

南宫先生更惊讶：你怎么没死？！

原来这位南宫先生听说此事，以为太史兄弟皆被杀害，这才匆匆赶来候补，而在他预先写好的竹简上留下的是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几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虽刀刃加身，亦不得损其节，毁其志！

有这些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忠实记录事实真相的史官在，唐朝以前的皇帝们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不干预史官工作。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独断的皇帝，也不敢修改国史，特别是皇帝的实录（起居注）。所以在朝堂之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底下的大臣把皇帝批驳得一无是处，一点儿面子也不给，而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着身旁史官匆忙记录的毛笔，只能生生地把即将脱口而出的一大段不文明用语压回肚子里。

就是这么一手，搞得许多皇帝痛不欲生，在公开场合像小媳妇儿似的，不敢信口开河、随意乱讲，不然弄个“青史留名”、遗臭万年那可真是糟糕了。

然而这个优良传统最终被打破了，打破他的正是青史流芳的李世民。

在再三被恪守职责的史官婉拒后，李世民并不死心。消停了几年后，他找到了负责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万分客气加小心地问道：“先生主管起居注一般都记些什么事情？我能够看看吗？”

褚遂良老实地回答道：“起居注就是用来记录君主言行的，无论国君为善、作恶都必须忠实记载下来，如此才能督促君主不去做坏事。但是观看相关记录的君主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爱卿一定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当即予以确认。

就在李世民准备更进一步提出要求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假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录下来的。”

接茬儿的是黄门侍郎刘洎，此人素以敢于直谏著称，而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插话，言下之意也很明白：我知道你想干吗，但这事不能干，虽说褚遂良是你亲信，但他也不敢擅自做主替你回护，所以你趁早断了这个心，该干啥干啥去。

这一次，刘洎错了，他低估了李世民的毅力，更何况，如果李世民是肯向传统低头的那类人，他也不能坐在现在的位子上。

所以虽然又一次碰了钉子，李世民依旧不气馁，他相信坚持就是胜利：老子就跟你们这群老中青顽固杠上了！

事实上，为了在同史官们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达成自己的愿望，李世民早就暗中玩了一个花招。

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李世民突然下达谕旨，将原在秘书省下的史馆从中独立出来置于禁中，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直属于皇帝的独立机构。与此同时，下令让亲信房玄龄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监修国史。

这在当时的史学工作者看来是一个值得放鞭炮庆祝的利好消息。此举体现了领导对史书修撰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大大提高了史官、史馆的地位，简直是送来了修史业界的新春天。

然而史官大人们很快就会发觉，春天总是短暂的，而春天之后即是漫长的寒冬。

贞观十七年（643年），寒冬来临。

一天，李世民突然找来了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老调重弹，询问史官不让皇帝看国史的原因。李世民的心思房玄龄自然懂得，但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好迎合，只好回答说是怕史书中的某些记录影响到皇帝的心情，故而不方便拿出来看。

听到房玄龄这样回复，李世民立刻抢白：我的用意和以往的帝王不同，现在想要看国史是为了对自己之前的错误有一定的了解，以免再犯啊！爱卿可将国史按时间顺序整理完毕，呈送上来。

事已至此，房玄龄也不好说就不给看，只好将修好的国史本子略作删节，随即送交李世民过目。

果然如房玄龄所言，李世民在翻完国史后整个脸都黑了，他对这套国史史稿表现出极度地不满，特别是对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那一天的记录，更是很有意见。于是皇帝当即叫来房玄龄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王室才稳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方得以安宁。朕所做的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为什么要有隐讳呢？你们应当删改一下内容，直书其事嘛。”

这是中国权谋宝库中博大精深的一招：正话反说。其真实的含义是认为房玄龄等人编修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述还不够完美，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所以皇帝这才亲自出马，明确指示了修改方向：“周公诛管蔡。”

对于最高领导定下的这一调子，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尽可能地留下了可供推断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可问题是，担任主修的许宗敬是一个典型的除了脸什么都要的人，此君为了逢迎李世民，亲自操刀对高祖、太宗两朝的实录进行了全方位（好在有死角）删节与修饰，同时加入了大量低劣至极的小说级别的内容，如李世民是晋阳起兵到一统天下几乎所有大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因之李渊一直很欣赏李世民，对长子李建成并不满意，屡次三番强烈要求把皇位传给李世民，但都被高尚的秦王殿下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又如李建成、李元吉居心不良，始终对能力超群的李世民保持羡慕嫉妒恨的心理不平衡状态，为此曾故意送劣马给李世民骑，希望李世民落马不治；等等。

这些内容“相映生辉”，成功地将李世民塑造成一身正气、仁者无敌的英主形象，同时也让昏庸无能的李渊、嫉贤妒能的太子和残暴嗜杀的齐王等反面角色变得栩栩如生、深入人心。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有心骗人的李世民还是用心骗人的许宗敬都不可挽回地失败了。近代以来，在陈寅恪、章太炎等宗师级历史大家的研究下，史学界对武德年间的历史事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遮盖在这段历史上的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即便连普通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李世民虽为明君却绝非完人，李渊老头的精明实在不亚于深山里的老狐狸，而李建成、李元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两个废柴。一切正在慢慢地走上正轨，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一天即将到来。

所谓真相可以掩盖，但永远无法掩埋。对此，我坚信不疑。

李世民歪曲历史的行为没能取得圆满成功，不过他创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宰相级别人物领衔监修的史馆制度却就此流传了下来并成为定制，直至清末亦未曾断绝。话说回来，虽然官修史书的确存在钳制思想、乱改史实等弊端，但相对于之前的私家著史之风，它还是具备若干优势的，比如可以集思广益，方便史官交流，提升史书撰写的质量；直接取用国家一手档案（皇帝实录、起居注等），保证了史料主体内容的可靠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从制度的层面保证了此后历朝历代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无论多穷都必然修好前朝的史书。这无疑对于中国历史的保留颇有助力。

唐朝的第一届官方史馆及其史学工作者们也以其踏实肯干的精神，为后代做出了榜样，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自开馆修史以来，在史书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七年奋战，史馆完成了对北周、北齐、梁、陈、隋五个朝代（国家）史书的编订。此后大家又再接再厉，耗时两年完成了对《晋书》的编写工作。如果再考虑史馆工作者李延寿根据馆中官方资料私下撰写成的《南史》和《北史》，那么唐代的史馆就为后世正统的“二十四史”贡献出了多达三分之一的史籍（后世统称为“唐八史”），可谓成绩斐然。

该除的除掉了，该改的也在改着，李世民的皇帝位子看似坐稳了。其实不然，因为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一直在虎视眈眈，威胁着李世民乃至整个帝国的安全，这一强敌正是北方的突厥人。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早就十分清楚，若想实现大唐真正的繁荣发展，和这个敌人注定将有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