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关系述评[1]

李吉奎

（一）

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至1925年3月去世，孙中山革命凡30年。其间，将近十年两度流亡日本。此外的20年，亦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研究孙中山，便不能不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根据孙中山的终生朋友萱野长知的说法，孙中山的日本关系者将近300人[2]，这些人中，包括政界（如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板垣退助、后藤新平、桂太郎、古岛一雄等）、财界（如梅屋庄吉、三上丰夷、平冈浩太郎、安川敬一郎、大仓喜八郎、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久原房之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坂谷芳郎、森恪、松方幸次郎等）、军界（如儿玉源太郎、田中义一、秋山真之、福田雅太郎、上原勇作、青木宣纯、本庄繁、松井石根等）、外交界（如中川恒次郎、山座圆次郎、有吉明、小田切万寿之助、加藤高明、铃木宗言、天羽英二等）、知识界（如南方熊楠、菅原传、山田良政、副岛义一、寺尾亨、池亨吉、秋山定辅、和田瑞、高野太吉等）、大陆浪人（含国权扩张主义者，如头山满、内田良平、宗方小太郎、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平山周、和田三郎、美和作次郎、北一辉等），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如中村弥六）、妇女界领袖（如下田歌子）、新闻记者、佛教界人士大谷光瑞、水野梅晓，以及一些难于归类的如菊池良一、坂本寿一，等等。在辛亥革命和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期，以依靠浪人和日本军人为多。

（二）

在不同历史时段孙中山寻求支持或支持过孙中山的日本人士中，梅屋庄吉可谓独树标格：[3]

首先，据现在能看到有关梅屋生平的资料，他一生的对华活动没有官方的背景。孙中山认识他的时候，他在香港开照相馆。后来梅屋在新加坡，接触到最初的电影（映画），回日本后，在东京成为电影制作人，还开了一间酒店松本楼，家境殷实。他是一个守法商人，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其次，他与孙中山结交，并未加入孙党（包括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也未参与孙党的党务活动；辛亥革命前后，日本有影响的对华组织不少，如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但在相关资料中并未发现梅屋的介入。

第三，孙与梅屋的个人关系，发展成两个家庭的友谊，这一层，在孙宋结合后尤其如此。

第四，孙与梅屋的交往，时断时续，其高潮是孙第二次流亡日本时期（1913.8-1916.4）。在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病重之际，梅屋关心备至。但当孙中山政途“辉煌”的时候或相对稳定时期，则看不到梅屋有多少反应。

第五，孙中山的日本朋友中富于财力者不乏其人，但大多数人在孙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并未考虑应为孙文做点什么事；梅屋则不然，他不但尽了力，还在孙去世后自费为孙铸造了四尊铜像，送到中国来，以作永久纪念，其中便有我校这一座。梅屋对孙中山无欲无求，交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实在可以了。

从严谨的记载中，不难发现，梅屋对孙中山是有求必应，甚至主动对孙提供帮助。1895年年初，孙中山准备发动重阳起义，经其师康德黎介绍，在香港结识了梅屋庄吉。为寻求经费和军械支持，梅屋将孙介绍给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与日本官方发生联系。[4]有的记载称1899年2月16日梅屋写信将菲律宾反美领导人之一彭西介绍给孙中山，此事似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前的1898年11月10日，孙与彭西已两次会晤。从1895年至1913年3月这18年间，未见孙中山与梅屋往来，其间如果还有一点关系的话，是1900年6月在拟议孙中山与李鸿章方面搞“两广独立”（因为当时清廷尚未对外宣战，还谈不到启动“两广独立”的计划。故孙李合作，是为“除康”，即为行刺康有为）的谈判中，为李方（实际是刘学询）在广州谈判后给孙方提供3万元巨款作征信，宫崎寅藏等三名当事浪人在梅屋照相馆拍照，交给李方。在李方而言，这笔款子是用来收买孙中山，并是用之刺康；即使刺康不成，也能使孙、康成死敌，故外国学者称之为“一石二鸟”的谋略。在梅屋照相馆拍照，是这18年中梅屋唯一一次助孙。[5]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6]对于中国政局巨变，作为近邻的日本，朝野反应异常剧烈，包括犬养毅、头山满等纷纷来华，日本舆论称，中国似在“开浪人展览会”一般。据事后回述，梅屋庄吉曾经持积极支持态度。[7]1913年二三月间，孙中山正式访问日本。这是孙中山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官方身份出访外国。他之访日，由日本政府安排，大体上是官方接待，很少对私人的拜访。有著作提到1913年2月16日之后，即17日，孙在东京松本楼与日本日华同志恳亲会成员合影的事。问题是，所记之事，似不准确。松本楼合影照片，记为3月1日，而据此次日本之行的记录，3月1日孙从箱根回东京后，即赴中国驻日各政团的欢迎会，晚上出席去年访华商业团体举行的宴会，并无赴松本楼与日华同志恳亲会见面之事，故此次访日孙与梅屋的交往情况，尚有疑问。

（三）

1913年3月上海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引发“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日本。对于是否接纳孙中山，日本当局颇费周章。孙中山先到神户，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8月18日秘密抵东京，入住赤坂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勇彦宅，隔壁是浪人领袖头山满居所，有日本警察24小时保护与监视。至1915年10月因准备与宋庆龄结婚，始迁至原宿新居。日本警方的记录逐日报告，使我们今日能够知道孙中山流亡期间的所有活动与重要言论。[8]

当孙中山第一次流亡日本时，经犬养毅等人中介，由福冈煤矿主平冈浩太郎（黑龙会主干内田良平的舅父）每月提供100日元生活费（当时一日元可买一担大米）。第二次流亡，则由实业家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1万日元。有此收入，孙中山的生活及相关活动的费用得以解决。有的著作提到，孙中山的生活费、活动费，都由梅屋负担，1914年1月11日给了零用钱2000日元，以后的零用钱仍每月继续提供。此说可疑。不排除梅屋向孙提供过金钱支持，但每月提供之说则不甚可信。因为根据警视厅的材料，孙与梅屋并非每个月都见面，有时却一个月见几次。

从俞辛焞、王振锁二位先生编译的日本外务省所藏资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中，可知梅屋与妻子（德子）访孙宅加起来达36次，孙访梅屋宅16次，有多次使用梅屋家的私车。据现有资料，第二次流亡后孙与梅屋第一次见面是1913年9月18日，孙赴大久保百人町梅屋宅，与殷汝骊密谈。利用梅屋宅作为孙与中、日、印人士交谈的场所，可列举不少例子。[9]

孙中山为准备发动“三次革命”，向日本人多方寻求支持，他甚至向田中义一提出借4万元，并求为代印制军用票。梅屋为之介绍企业家久原房之助，并与记者波多野春房一起，带着帝国（东京？）大学教授印度人巴拉卡茨拉去见孙，欲为之补充一些军费。这个阶段，梅屋还拉一些亚洲人士与孙会晤，所为何事，史料缺载。

日本对华外交采取双轨制，即外务省与军部（参谋本部），在对华扩张大前提下各干各的。外务省因为要与西方列强协调，主缓进，与财阀倾向性相近；军部主急进（参谋本部不归内阁管辖，直属天皇），与浪人群体关系密切。在1915年11月内阁决定“排袁”，成为国策后，于是有对华二十一条、第二次“满蒙独立”活动以及允许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日占青岛及胶济路沿线活动之事。就是在此背景下，用孙反袁，将青岛原德国殖民地总督府（今仍存）交孙作东北军司令部。孙乃任命萱野长知为东北军顾问，梅屋庄吉为购械委员，梅屋将其门人石浦谦次郎介绍给孙（石浦联队驻潍坊），对东北军多有帮助。袁世凯卒后，萱野还与梅屋函商民军（东北军）遣散问题。

中华革命党时期日本人对中国流亡者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由水野梅晓牵头办了浩然学舍（浩然庐），一是寺尾亨主持的政法学校，一是梅屋庄吉“全资”办的飞行学校。飞行学校负责人坂本寿一经梅屋介绍给孙，1916年5月4日正式训练，称“中华革命党近江飞行学校”（在琵琶湖西岸的近江八幡，现八日市附近），后“成军”迁山东潍坊，坂本任东北军航空总司令。据载，梅屋为该校提供了数万元资金。

前面提到，梅屋夫妇支持孙宋结合。梅屋夫人及其女国方千势子还与宋庆龄结下深厚的友谊。梅屋夫人与宋庆龄的交往在警视厅留下了包括参观、购物等方面的记录，但缺失1915年11月10日的记录。1916年5月19日宋庆龄回到上海，27日长函致梅屋夫人，告以孙返国后从事革命运动各事。数日后袁世凯卒。孙中山为反袁在日的流亡活动，留下了许多历史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有志竟成”这一部分中提到了支持他的二十几位日本人，但其中没有梅屋庄吉，其原因何在，不详。

（四）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这是一个很值得做的题目，但国内除了俞辛焞、熊沛彪先生写了一本《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之外，未见有人去深入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可供研究的关键材料不多。1989年3月13日，我去日本东京的宪政纪念馆参观，看到该馆正在展览梅屋庄吉与孙文的资料，其中便有墙上挂着的一件内里孙中山题“贤母”二字的和服外套。同行的木田知生先生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明白。不明白去强解，便不是治史者的态度了。随后，久保田文次教授带领去参观日本女子大学的一处资料室，让我翻阅了复印的梅屋庄吉日记，边页上是“当用日记”而不是“永代日记”，我将部分内容与纸页存疑处，与久保田教授说了，他说，确是问题。能否将这部日记以及“备忘录”“梅屋庄吉文书”、《我的影子》等影印或翻译出版，供治史者征引？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一书，因为是口述加文学传记，我们征引时真费思考。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有人详细研究过，有的报导说梅屋为重阳起义和惠州起义出资购械，如前所述，恐非事实。据可靠记载，梅屋在经费上援孙，是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据孙方向黎、段北京政府提交的偿还借款请求清单，借日人（有借条者）100万日元（久原80万，犬冢15万，山田经手5万）；另189万余元是无借条的，包括安川及梅屋提供的生活费、零用钱及办飞行学校等项费用，应在此总数之内。梅屋总共提供了多少款项，史无明载，但若说此数目相当于今日2万亿日元[10]，则殊不足信。我说这些，丝毫无贬损梅屋援孙之意，只是力图还原史实而已。只有弄清史实，才能更准确表述梅屋对孙中山的援助和诚挚的友谊。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