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现代性政治伦理的本体论区别
政治伦理本体论以探究政治现象的伦理本原和基础特质为核心，现代性政治伦理的本体论主要关涉四方面内容：（1）人类政治活动时空条件的重大转换。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展开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各民族政治活动的开展都与特定空间区域的时间坐标密不可分，由之构成了不同民族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时间计算方式，世界各地生成的种类繁多的传统历法就是明证，如：阴阳历、希伯来历、伊斯兰历等。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基督教纪元方式的出现、国际时区划分的逐步推广、全球空间场域（经度、纬度、高度）的统一设定，使得各国政治活动的开展和政治信息的传播，呈现出超越传统局部时空观的全球化总体性时空图式，这种高度抽象化的新型时空图式把人类的各种政治活动纳入一种全新的境况之中。（2）人类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刻转变。在传统社会的时空场域中，人匍匐在上帝和各种神灵的脚下，必须接受其护佑才能避免忧心忡忡，获致心安理得的生存状态。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伴随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每一个体都在力图摆脱神圣教会或宗族群体的超验性束缚，大力强调个人在经验世界中肉身生命的解放，努力伸张个人权利与义务的优位性，并通过自主自律观念倡导一种自我负责的生存方式[4]。它具体表现为现代人类身体、欲望、心灵共同构成的内在心性结构的重大转型，使得人类的生存状态指数和生存价值标尺发生根本性位移。（3）人类理性反思能力的迅速擢升。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旧有的社会习惯和固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个人将自己的生活嵌入反复实践和世代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传统社会自然演化的合理性不证自明，自己只是祖祖辈辈生活链条上的普通一环。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开始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必然性之外，逐步把现代观念与传统状态区别开来，不断反思性地运用已经掌握的现代知识来检审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通过与过去的撕扯或决裂，来重构依靠自己理性所预设和期冀的未来。（4）社会进步与风险防控的二律背反。伴随人类主体性的张扬和理性反思能力的擢升，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身心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获得空前进步，特别是建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得到极大提升，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不断进步并实现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之中。与此同时，其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犹如海啸掀起的滔天巨浪接踵而至，诸如：技术风险、环境风险、能源风险、疾病风险、安全风险、金融风险等，且各种风险呈现出局部与全球相互转化、传统与非传统彼此交织的局面，它超越了自然地域、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迅速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风险，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发作，已经成为人类认识现代风险特质的分水岭。而对巨大风险的全面反思、深刻批判和未来重构成为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另一重要面相，如：马克思对资本运行风险的揭橥、贝克对现代人类风险社会的深入考察等[5]。
搞清了政治伦理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之后，我们会发现中西方在国家治理逻辑上之所以出现王道与霸道的伦理冲突，与双方在现代性政治伦理本体论转换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体多元特点密不可分。
（1）西方直线型时间观和中国循环型时间观的历史积淀为中西政治伦理的王霸冲突奠定了形而上的本体论根基。由希伯来和希腊文化塑型的西方文明，在早期时间观上同样具有循环型特征，如在希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经典文本中就强调“时间的复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反复提及时间的循环往复特征。但自从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国教之后，基督教的时间观逐步演化为西方世界的主导性时间观，进入近现代以来，基督教时间观又借助欧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强势力量逐步成为主导人类的全球性时间观。这种以耶稣为开端的基督教时间观把两希文明中的循环型时间观，拉直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直线型时间观，耶稣基督既是历史的起点，又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克服重重阻力征服一切之后，走向末日审判并再次复活，迎接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时间计算、节日仪式、行为方式等均以上帝为核心得以展开，这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霸道政治的生成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依据[6]。与之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生成的时间观，主张天地遵循着太阳与月亮的阴阳平衡法则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循环往复地运行于宇宙之间，人类必须按照大自然的各种时节、时令来划分时日和规整生活，人类的劳作、饮食、衣着以及各种行为方式只有与大自然相符相类，才能获得整体生命的完满和全部人生的幸福。皇帝、大臣、官吏只有“使民以时”，才能实现所在王朝的兴旺发达，于是出现了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历法、年号、节日等时间制度。辛亥革命后，根据孙中山1912年颁布的《临时大总统历书令》，国家公共领域的一切政治活动开始按照西方基督教公元纪年法贯彻实施，但在民间，百姓仍然遵循着中国传统的历法规则来安排和调适自己的日常生活。经过一百多年的缓慢演化，最终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西结合的时间制度模式。这种时间制度排列有序，功能各异，将我们的生活点缀得色彩斑斓、意趣盎然，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价值观，以至于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都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这里的“复兴”二字就是用古代撞击现代，赋历史以新意，它深刻蕴含着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循环型时间观的核心价值取向。
（2）西方个人主义主体观与中国集体主义主体观的天壤之别是中西王道与霸道伦理冲突赖以产生的价值论根源。在西方个人主义主体观的各种源头中，基督教提供了最充沛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它将人的生命尊严和精神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人对上帝的信仰而使其摆脱了凡俗的负累和束缚，以超越主义的价值取向将人从有机的世俗性整体主义社会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性和个体性特征[7]。文艺复兴之后，近代思想家在汲取基督教个人主义主体观合理因素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体理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充分确认了个人的认知主体地位；洛克对个人自由权、生命权、财产权的强调进一步凸现了个人的权利主体地位；而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则进一步彰显了人的价值主体地位[8]。尽管当代西方思想家中出现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德里达的“多元他者”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等理论，试图走出和超越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主体观，努力迈向多元性的他者世界，但正如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指出的那样，对个体性认知主体、权利主体、价值主体的高度重视，仍然是近现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与西方现代性个人主义主体理论不同，中国的现代性主体理论更加强调集体主义主体观，因为这种主体观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中，任何个体在宗法家族中皆把“仁爱孝悌”作为最高德目，浓烈的家族亲情时时刻刻都在制约和融化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对“克己奉公”的提倡，要求个人必须克制私利来超越自我、服从整体，个人对家族、民族、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感，远超个体性的认知主体、权利主体、价值主体要求。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始让每一个体先从无差别的笼统的族群认同和王朝认同中剥离出来，再以神圣的方式加入群体契约式的现代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来，从前个人拥有的光宗耀祖和精忠报国的奋斗精神，转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集体主义奋斗精神。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性集体主义主体观更加强调，在开放自我与多元他者的互动中，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实践中，丰富自我并挺立起主体的道德人格。
（3）西方工具理性和中国通情达理精神的本质区别是引发中西王道与霸道伦理冲突的重要思想根源。近现代西方人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理性精神，他们不再到超绝的上帝那里寻求人类进步的根本依据，而是通过理性精神来透视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并试图在揭示其内部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正是这种现代理性精神极大地提升了西方人认知和探究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由此引领人类社会逐步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快速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其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理性思维达至近现代顶峰的重要标志。但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构成的西方整全理性日渐偏狭化，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从工具的有效性层面来看待和评价一切事物，事物原本具有的价值理性走向衰微。特别是现代理性由原来仅是指称人的合理思考、科学判断和正确行事，逐步转变为通过理性化宏大叙事来证成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人生目的等问题，致使其原本包含的具体内容变得面目全非，这种对理性的偏狭化理解和宏大性运用，成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不断指摘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对现代理性的认知路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通情达理”精神，这种精神以情感为基础，以理性为指导，以合情合理为目标，在情与理的相互交融中化解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冲突。由之，造就了中国人讲情理、懂人情、知世故的精神特质，在高度重视血缘亲情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只有从人情出发，才能达到诸情中节、诸事合宜、不偏不倚的所谓“中庸”境界，同时，也只有讲道理才能不固执于己，因为这里的理是有情有义的情理而非死理。这种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人情高于公理、人情大于王法的政治伦理法则，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双向（正反）调适作用。但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法治社会的到来、多元文化的激荡，特别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公共领域不断扩张，私人领域日渐萎缩，在摆脱了血缘亲情的陌生人社会里，在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社会通情达理精神的同时，更要高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辩证统一的现代理性精神，这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研究者的普遍共识。而在中西理性混溶发展基础上创生的新时代理性精神，正在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王道精神的确立，从而与西方在纯粹理性或工具理性基础上生成的霸道精神区别开来。
（4）西方宰制性思维方式与中国和合文化观念的本质差别是导致中西王道与霸道政治伦理冲突的文化根源。伴随西方近现代以来对个人主体性的高度重视和对理性能力的充分肯定，主体的理性能力逐步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宰制性力量。首先是对自然界的宰制。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主体理性能力的最高体现，但现代科技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以科技对自然的破坏为例，在传统社会人们总是把自然界看作养育众生的母亲，但建基于主体理性之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人类借助科技化、机械化的巨大力量，逐步把大自然视作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由之，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人类不可承受之重。其次是对不同人类族群的宰制。近代欧洲主要大国借助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生成的强大综合国力，开始了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侵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庞大殖民地体系，就是现代西方宰制性思维方式在族际与国际关系上的具体表征。与之相反，中国文化自古就把和合观念当作处理人身与人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核心价值追求，这里的“和”主要指和谐、和平、祥和，“合”则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文化强调在承认万物之间存在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到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由此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与进步[9]。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人身与人心的关系上就是“中道圆融”，强调人在追求物质财富不断丰裕的同时，更要懂得由逐物外驰返归自性圆满，高度重视内心世界的精神幸福，努力追求生命品位的高尚脱俗。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即人的行为要与自然协调一致，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要彼此统一，人要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利用自然和调整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无度地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反映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即在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要以广阔博大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魄，去促进民族国家间的多元交流，只有通过沟通、合作与融合，才能达至不同国家间共生共在、和谐相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正是现代西方宰制性思维逻辑和当代中国和合文化观念的迥然有别，构成了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王道与霸道伦理冲突的重要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