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11年，张岚老师的《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　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一书在日本由青弓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备受关注，长期以来被奉为日本遗孤研究的“圣经”，成为在日日本遗孤研究不可或缺的代表著作之一。在此书的基础上，张岚老师的中文版新书《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增加了大量调研资料，经过大幅的更新和完善后，于2024年在中国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产生的日本遗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为研究近年来的世界局部地区冲突产生的战争孤儿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战争孤儿的世界性研究奠定了宝贵基础。

中日战争前期，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居住着155万日本人（含军人家属则为210万）。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伪满洲国瓦解，大部分居住在那里的日本人被驱逐回日本。然而，有1万多名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养子或妻子留在了中国。在日本，前者被称为中国残留孤儿（即中国所称的日本遗孤），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残留妇人。张岚老师的这本书正是关于前者的重要研究。

中国残留孤儿和中国残留妇人一生经历了两次“越境”，即从日本社会到中国社会，又从中国社会到日本社会，可谓是东亚地区最特殊的“越境”人群。因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开始受到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关注，继而出现在小说、电影和社会科学研究中。

尽管他们被悲剧性地描述为“战争孤儿”“生离死别的家人”，日本的日本遗孤研究却较少关注他们在中国的前半生，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回国的经历、回国后的适应过程以及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中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从历史学的视角关注日本遗孤的前半生，尤其是他们被遗留在中国及被中国养父母和中国当地社会收留的过程。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在基于本国时代背景的遗孤研究上，虽然合情合理，结果也导致了双方的研究都缺乏对对方的审视，甚至容易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

张岚老师的研究巧妙地克服了上述难题。在日本留学期间，她一直坚持采用生命叙事法，对日本遗孤以及他们的子女和中国人养父母这三代人进行扎实细致的深度访谈，不仅关注他们回国后的生活，而且追溯他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史，包括他们是如何留在中国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中国生活的整个过程。

张岚老师卓越的日语能力，令其在处理民族主义问题和吸收中日两国先行研究成果之间游刃有余。她认真地研读了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成果，熟练运用中日两国语言进行深度访谈，努力克服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她深得其硕士导师——生命叙事法研究的先锋人物樱井厚老师的指导和真传。

众所周知，生命叙事法是以叙述者的生命故事为对象，通过与叙述者的“对话”，积极倾听叙述者的生命故事，从而接近叙述者生命世界的一种研究方法。张岚老师的研究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研究方法。首先，她用中文采访了文化根基源自中国的日本遗孤及其家人，并实现了对三代人的采访——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日本遗孤、生活在日本的第二代日本遗孤以及生活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养父母。同时，她还用日语对日本志愿者组织和政府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以访谈为中心的田野调查均衡地涵盖了经历了两次“越境”的日本遗孤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潜在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仅关注遗孤的部分生活世界的缺陷。

张岚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她通过对三代与日本遗孤有关的人的生命叙事访谈，描绘了与日本遗孤息息相关的多样的经历和情感。其中，描写两代人不同的跨境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身份认同的章节最引人关注，这两代人分别是：① 回到日本挣扎的日本遗孤、② 选择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遗孤、③ 少数的无法回到日本的日本遗孤，以及④ 日本遗孤二代。

90%的日本遗孤已返回日本，①是日本遗孤的主要类型。传统的研究将①视为全部的遗孤，并将他们构建为在中日的夹缝间，苦于身份认同危机的人。对此，张岚老师提出了“矛盾的自我”“灵活的自我”和“固化的自我”三种类型进行了均衡的表述，呈现了日本遗孤自我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矛盾的自我”是指拥有日本人的自我认同，但由于被日本社会排斥而被迫构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灵活的自我”指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灵活而积极地表达自己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的身份；“固化的自我”则体现为坚定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此外，④关于遗孤二代的自我认同，张岚老师清晰地刻画出了“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的积极身份认同，而非“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的摇摆不定的消极身份认同。

本书中，张岚老师的研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生命叙事法的优势，描绘了日本遗孤积极向上的自我认同，揭示了日本遗孤的多样而积极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主流叙事强调的日本遗孤在中日两个故乡之间“撕裂”的人生悲剧和“在两国的夹缝间摇摆不定”的自我认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都归功于张岚老师对日本遗孤的细致深入的访谈、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

当然，在日本出版书籍时张岚老师才20多岁，采访的深度总体上略显稚嫩。如今，她再次审视和打磨这部作品，让本书以更为深刻和丰富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目前在日本，中国残留妇人和中国残留孤儿的后代正逐步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这些在日本出生、以日语为母语的遗孤三代、四代，大多已经完全融入日本社会，甚至无需再以“残留妇人/残留孤儿三世、四世”自称。当然，仍有一些人面临经济困难，但也有一些人利用其中国背景及在中国的留学经历，逐步成为跨越中日两国（甚至在新加坡等地）的全球精英。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直面“残留”这一历史，主动以“残留妇人三世、四世”自称的人开始出现。这些人的出现意义重大，而对他们进行研究的起点，正是张岚老师的旧作《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我相信，张岚老师的这本新书在未来新一代的研究中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最后，衷心祝愿张岚老师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祝日本遗孤、残留妇人及其家人幸福，愿中日两国友谊长存。

日本上智大学名誉教授　蘭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