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祥瑞再现
1271年，对于忽必烈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也是他发出历史最强音的关键一年。不仅仅是在这一年，他剪除了内外部威胁，实现了蒙古帝国的“形式上”统一，自此时起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万人之上、莫敢不从，一令通行、无人敢抗”权力具象化的含义。
同时也是在这一刻，忽必烈才真正感受到“欲戴其冠，必承其重”的沉甸甸感，自己要为身后的900万百姓负责。这种无形的重压之，难免让他有些失神。
正在出神时，近臣刘秉忠上前禀报道：“如今形式大朗，应及早着手改制国号等事宜”。同时，刘秉忠还建议“迁都至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
因早期忽必烈首次到燕京时，就曾感慨：“今天下已定，我要进奏主上成吉思汗，驻跸回鹘，仗兵息民。”当时的随侍的蒙古贵族巴图鲁劝阻忽说：“幽燕是虎踞龙盘之地，形势雄伟，地理险要，其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正是天子居中接受四方朝觐的理想帝都。大王如果经营天下，驻跸所在，非此不可。”
这番话给忽必烈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此他在内心就升起了入主燕京，雄霸天下的想法。只是当时条件不成熟，一直未落实。如今，自己已贵为皇帝，改国号、迁都已是可完全做主的事情。
于是，年底的时候，忽必烈将国号从“大蒙古国”更改为“大元”。虽然只是名称上的更替，更为深层次的是忽必烈对汉文化的理解和接纳。
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将新国号定为“大元”，忽必烈此举的寓意明显，希望蒙古帝国背后的王朝能够如同乾元一样，拥有广袤的疆土和无尽的生机。同时，乾元也象征着宇宙间万物创生的本源和动力，刚健、向上。
一切都是刚刚好，从“大蒙古国汗”变为“大元皇帝”，忽必烈正式成为了大元朝的首位皇帝，正式开启自己的蒙古帝国发展新篇章。
这是忽必烈的胜利，同时也是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胜利，在继承蒙古传统的同时，也积极融入汉文化的精髓，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元王朝文化。
当忽必烈坐在属于自己的王位上，双手自己握住龙椅的扶手时，颇有种“天下尽在我手”的快感。
“报”随着一阵急促的禀报声响起，一个身影自殿外冲到近前。“报，都城内发现祥瑞”，原来是有两只白鹿出现在了城内。忽必烈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与期待，抬手示意继续说下去。
“陛下，那两只白鹿周身雪白，毫无杂色，身形矫健，丝毫不惧怕人。所到之处，似有奇香。百姓们都称这是陛下洪福齐天，才引来如此祥瑞现世。”那传报之人神色激动，话语中满是敬畏。
闻听此言，忽必烈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暗自思忖：白鹿向来被视为吉祥之物，如今出现在都城，定是吉祥如意之意。想到此处，一边对一众大臣们说：“天佑我大元，降下如此祥瑞，真是可喜可贺”。一时间大殿内赞颂之声此起彼伏。
万分满意的忽必烈说：“传帝师来觐见”，不待反馈，又改口说：“朕亲自前往求解”。
由于忽必烈设立总制院，帝师僧帕思巴（八思巴）领总制院事，负责掌管天下佛教僧徒以及吐蕃地区事务，协助自己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而此时的帕思巴正在努力创制蒙古新字，因忽必烈嫌弃原有的文字不方便使用，专门委派此项任务给他。
城中出现祥瑞，如此大消息也没有干扰到帕思巴的“工作”热情，当忽必烈进门时，他还在“死磕”新字。待忽必烈说明了来意后，帕思巴抬头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此等祥瑞出现，我大元无忧了。”忽必烈还想进一步问清楚这一事宜时，帕思巴已经继续低头创制文字去了。
意兴澜珊的忽必烈，突然想起了成吉思汗时期老萨满塔塔统阿的预言，第一条预言内容已经在成吉思汗身上实现了。“自己会是第二条预言的验证者吗？”忽必烈暗自思索道，边想边往外走，对手下安顿道：“选良辰吉日，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昭告天下，以安民心。”
几天后，城内四处张灯结彩，人们都沉浸在祥瑞降临的喜悦氛围之中。祭祀仪式隆重举行，忽必烈身着华丽的祭祀服饰，缓步登上祭坛，神情庄严肃穆地对着上天虔诚地行礼祷告。
待礼成后，百姓们纷纷欢呼起来。忽必烈在城上望着百姓们，心中感慨万千。回到宫中，便立刻召集大臣们商议治国之策，决心借着这祥瑞带来的契机，让大元的国势更加昌盛。
在漫漫历史长河的浩渺星空中，预言如同闪烁的星辰，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古往今来，从神秘的占卜到高深的天象解读，从民间的谶语到智者的断言，各式各样的预言充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古老东方王朝中对改朝换代的隐晦预言，还是西方文明里对世界末日的惊悚传言，它们或披着神秘主义的华丽外衣，或藏身于晦涩难懂的隐喻之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究、去解读。
然而，当我们以理性的目光，拨开岁月的重重迷雾，深入剖析这些预言背后的真相时，就会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合时宜的暗示罢了。许多预言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彼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未知充满恐惧，对未来满怀期许，于是，预言便应运而生。它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当时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担忧，巧妙地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与氛围。例如，在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之际，若有预言暗示将有圣主降临，拯救苍生，这无疑给陷入绝望深渊的民众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让他们在黑暗中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前行。但实际上，这些预言往往缺乏确凿的科学依据，更多的是在特殊情境下被人们赋予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走向。
此刻，站在权力巅峰的忽必烈，心中装着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亟待稳固发展的大元朝，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诸如老萨满塔塔统阿所做出的美好预言之中。于他而言，预言固然能在某些时刻给予心灵慰藉，带来对未来的美好遐想，但身为一代雄主，他深知治理国家的重任远比沉醉于预言更为紧迫和现实。
他将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毫无保留地放在了管理和统筹大元朝之上。每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尚未完全驱散皇宫的寒意，忽必烈便已端坐在书房中，审阅着堆积如山的公文。这些公文来自大元朝的各个角落，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方面，每一份都关乎国家的兴衰荣辱。他逐字逐句地研读，时而眉头紧锁，思考着其中复杂的局势；时而奋笔疾书，下达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指令。在政治领域，他致力于完善官僚体系，精心选拔贤能之士，力求让每一个官职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人选，使整个朝廷的运转如同精密的机器一般高效有序。他大力整治官场风气，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现象，以铁腕手段维护着政治的清明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