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难忘的记忆
我是新中国麻醉学第一个研究生
1932年，我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现为江津市）白沙镇。1950年12月，我读高三时从重庆市清华中学参军入伍，1951年1月就读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一期，1952年转入天津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1954年天津第一军医大学搬迁至长春（与第三军医大学合并），1956年我毕业留校，被分配至第三临床学院麻醉科任住院医师（助教）。1973年我晋升为主治医师（讲师），1984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88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1994年，我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邓硕曾
88岁近照
邓硕曾1954年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本科读书时拍摄
我从医从教60多年，至今仍未脱离临床第一线。两次读研究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也见证了我成长的奋斗历程。
一、第一次读研
1964年我32岁，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麻醉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麻醉专家尚德延教授，攻读心血管麻醉，成为尚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国内第一个麻醉学研究生。入学后先安排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上课，学习政治、英语、生物化学和医学统计学课程，由基础医学老师教授。
邓硕曾第一次读研时，1964年8月成为尚德延教授首位研究生，在白求恩医科大学校部大楼前与科内同事合影，前排左起张荫隶、邓硕曾、潘耀东、尚德延（导师）、王纶辉、王仰槐、王庚显
邓硕曾第一次读研时，1964年9月研究生入学后在阜外医院主楼前留影
1976年以前我国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一个医院不过三五名。当时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尚属实验阶段，只有硕士没有博士，学制3年（基础和临床占一年半，科研占一年半）。培养科技精英，主要借助苏联培养副博士的经验。为了防止我们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曾组织我们去北京胡同里淘粪，背粪桶。对于我而言，本来英语还没有学好，又要求掌握两门外语，所以我又同时选修法语。研究生的培养究竟走什么路也面临“十字路口”，左右摇摆。
1965年9月，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安排我们参加中央工作队，赴湖南湘阴县范家园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5个月。1966年2月，我返回阜外医院麻醉科进入临床麻醉实践，在导师指导下，学习专业英语，阅读专业文献，同时协助导师开展“深低温停循环”动物实验，着手考虑研究生课题。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停止研究生培养，1967年11月我被迫结业，再返回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科。
二、结业回到原单位
回到科室后正值全国掀起针刺麻醉（简称“针麻”）高潮，麻醉医师必须首选针麻。由于针麻镇痛不全和效果欠佳，促使我去寻找自制“麻沸散”的配方：洋金花、川芎、川乌、草乌。1970年的一个冬日，大雪纷飞，吃罢午饭，科里将麻沸散熬成棕色糊状，我吃了小半碗，大约30min后，我开始昏昏沉沉，躁动不安，步态蹒跚，失去定向，双侧瞳孔散大，复视，神志恍惚，出现谵妄。领导立即找来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并喂给我一片苯巴比妥钠，我自觉意识存在，自试有痛觉，第二天醒来似乎一切正常。洋金花的主要成分为东莨菪碱，即“中麻二号”，注射后实为东莨菪碱麻醉。但用中麻二号必须加用局麻和冬眠一号（氯丙嗪50mg，哌替啶100mg，异丙嗪50mg），否则病人手术的时候会躁动，出现抗镇痛反应。
1971年开始，两年的时间里，我连续下乡开展教育革命，带教“赤脚医师”。我们走村串户，送医送药，并开展“炕头手术”，在局部麻醉（简称“局麻”）下做些中、小手术，这可能就是今天的“日间手术”吧！
三、第二次读研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通知规定，凡1964—1965年未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可重新报考。我喜出望外，重新激起麻醉梦，于是决心第二次考研。但第二次考研报名，院长不予批准。他问我：“在哪里都可以提高嘛，为什么非要读研呢？”我说这一辈子研究生没读完，心里不甘。后来，我的导师到长春协助我院开展心脏手术，做通了院长的工作，准予报名。
我再次进京赶考，时年46岁，成为全国年龄最大的研究生。重新回到阜外医院时，老师们见面祝贺：“啊！‘邓大人’又回来了！你这个13年未毕业的研究生又回来了！”
邓硕曾1980年第二次读研时与导师合影，右起邓硕曾、岳云、尚德延、薛玉良
邓硕曾 1980年第二次读研时与尚德延导师组合影，左起邓硕曾、徐守春、岳云、尚德延、薛玉良、胡小琴
由于以前的研究生档案和学历已丢失，入学后我必须从基础课学起，课程仍然是政治、英语、生物化学和医学统计学，还是原来的老师。一年基础课学习后先回到临床做麻醉，尚德延教授希望我做肺保护方面的研究生课题，因为心肌保护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而肺保护还没有人做，我同意了。那时，心脏手术体外循环后常发生肺不张、肺水肿、肺出血及灌注肺等并发症。我的科研题目定为“静态膨肺在体外循环中的肺保护作用”，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是适当静态膨肺（5cm H2O）可减少肺不张、肺出血和肺水肿的发生。我还研究了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肺水肿的防治。1981年8月，我参加了硕士论文答辩并通过。参加答辩的评委有阜外医院郭加强院长、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苏鸿熙教授和友谊医院麻醉科谭蕙英教授。
感谢国家给我第二次读研的机会。1987—1988年，我被公派赴美国洛杉矶洛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怀特纪念医院（Los Angeles 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进修。
邓硕曾第二次读研时，1981年12月2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合影，第四排右1为邓硕曾，前排左1为陈在嘉，左2为陈星，左3为吴瑕，左4为刘玉清，左5为蔡如升，左6为陶寿淇
邓硕曾1998年补照的毕业照
邓硕曾在美国洛杉矶洛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怀特纪念医院（Los Angeles 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门口留影
邓硕曾在美国怀特纪念医院（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进修期间参加麻醉科晨会，由主任Dr. Brandstater（中）主持，左起为Dr. Lao，右起2为邓硕曾
四、血液保护
研究生毕业不是科研工作的结束，而是在已有基础上创新前行。我提倡麻醉科医师向临床科研型发展，从临床出发解决病人诊疗中出现的问题。1994年我因研究“心脏黏液瘤病人肝素耐药的机制”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同时获得卫生部科研基金6万元。我的科研方向逐渐向血液保护转移。
1984年毕业后，我留在阜外医院工作。在工作中发现心血管手术用血量大，术后病人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的感染率高达10%～30%。1994年，在广州举办的麻醉与复苏进展会议上我提出了“血液保护”的理念，英文名称blood conservation，当时有专家认为conservation应译成“保存”，但为了使心肌保护、脑保护、肺保护、肾保护与血液保护并列形成五大保护，大家逐渐取得一致意见。1995年我们发表“节约用血和血液产品减少输血并发症”。1998年发表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实施血液保护三年取得显著成效”。
1999―2011年，我到全国各地讲学，先后到武汉市、成都市及佛山市担任客座教授，继续宣传节约用血措施，号召麻醉科医师站在血液保护第一线，把血液保护的理念推向全国。1992―2002年，我在阜外医院麻醉科把血液保护作为研究方向，共培养硕士研究生8名，其中6名成为麻醉科或输血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研究题目有体外循环后凝血系统的变化、心肺转流围术期血浆肝素浓度的变化及抗纤用药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血小板受体的保护作用等，有力推动了心脏手术血液保护的临床工作。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至2014年，阜外医院成人心脏手术七成无输血。
邓硕曾2003―2008年在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任客座教授，2006年6月参加博士后论文答辩，左起为李国华教授、杨静博士、邓硕曾教授
邓硕曾2016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麻醉科办公室学习
我的研究生纪宏文教授，现在是阜外医院输血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已接过了血液保护的接力棒，把血液管理做得更好。
2018年为表彰我对血液保护的执着与成绩，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液管理分会特授予我“终身成就奖”。我想只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无血手术不是梦。
五、从医从教60年
我从医从教已60多年，至今仍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任客座教授，负责病人术前访视和评估，以及术后镇痛的调查，将医学人文与麻醉学更好地结合，在88岁高龄继续发光发热，为此北京中西医结合麻醉学会授予我“终身成就奖”。
我心中的四十年
十年“文革”终落幕，改革开放换人间，
重燃麻醉中国梦，决心进京再考研。
四十读硕很少见，五十留美有点晚，
从医从教六十年，传承麻醉新理念。
走遍大江与南北，客座华西与佛山，
研究节血二十年，“红色保护”谱新篇。
无血手术不是梦，一代接着一代干，
耄耋仍在第一线，关爱病人把好关。
（邓硕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