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经”析疑

目前，在研究《伤寒论》的六经实质问题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围绕对六经的不同认识而展开的，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见解认为，《伤寒论》的六经，继承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以经络学说为根据，从而反对六经不是经络的观点；另一种见解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虽有“阶段”“地面”“症候群”“六病”“八纲”等等说法，千姿百态而蔚成大观，但都与《热论》之经络六经风马牛不相及，从而否定了经络六经之说。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展开的讨论，必将促进学术上的繁荣和发展，并能澄清长期以来六经中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故为广大医家所瞩目。为了交换意见，本着抛砖引玉的态度，试对六经问题进行辨析，借以就正于各位同道。

我认为对中医古典医籍的研究，一定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了这一前提，才能克服主观片面与割裂历史的流弊。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体会：《热论》之六经和《伤寒论》之六经，虽有一前一后之分，但从年代来看，距离并非甚远，而后者受前者影响之深也自不在言外。如果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伤寒论》的六经已是“天马行空”般完全脱离了《热论》之窠臼而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则无论从历史年代还是从学术渊源来分析，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在当时仍居于权威地位，而经络学说尤为当时医家所推崇，那么，张仲景为何摒弃经络而不用，这是令人费解的。日人丹波元胤曾就此事发表了他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说：“阴阳五行，汉儒好谈之，五脏六腑、经络流注，《史记·扁仓传》间及于此，《汉志》亦多载其书目，仲景生于汉末，何独屏去？”这种尊重客观事实，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观点，不能不令人为之首肯。当然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只讲六经的继承而不讲六经的发展。但是，继承和发展乃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继承的前提下，然后方可谈发展。事实上，张仲景也承认他撰用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书（以为借鉴），从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此，明朝鄞县人吕复说：“《伤寒论》十卷，乃后汉张机仲景用《素问·热论》之说，广伊尹《汤液》而为之。”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本于《热论》，而其中的汤液治病则源于伊尹的《汤液经》。吕复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该为之补充，使之全面。即仲景虽然继承了《热论》的六经，但是比《热论》有新的发展。具体而言，他不但用六经辨热证和实证，而且同时扩展到辨阴证、虚证和寒证。所以，张仲景发展了《热论》的六经，在《热论》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而为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由此可见，如果不承认《伤寒论》的六经有继承性，则难免犯割裂历史的错误；反过来说，只看到继承，而看不到发展的一面，也难免有“厚古薄今”与固步自封之诮。所以，我们研究《伤寒论》，应当既看到它的继承，又看到它的发展，方不至于片面。

然而，有的同志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对经络学说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欠严谨，因而在学术上表现了轻率的态度，想把经络学说从六经辨证中一脚踢出门外，而创立出“六经与经络无关”之说。殊不知，如果《伤寒论》没有经络的存在，没有脏腑的核心，而欲完成辨证论治的任务，可以说是“未之有也”。这是因为，经络、脏腑、气化的系统体系，是病因与病理变化的客观基础，是辨证治疗的内在依据。如果废弃了这一系统，而代之以其他名目，那么，对致病之因、受病之所，以及证候的复杂表现，就会感到头绪万千，毫无层次可言。由于失去了理论上的指导，辨证论治就成了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也就必然背离了中医之道。

《灵枢·经别》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它说明了凡病的所成与所起，都与经络有联系。经言皇皇，昭如日月，那么，六经辨证岂能与经脉无关？由此推论，无论任何疾病都不应离开经络而存在。所以，如果否定经络的存在，不独《伤寒论》一书为然，而且整个经络学说也同样将被人所废弃。如果经络学说从中医理论上砍掉的话，则中医还有什么特色可言？

《伤寒论》这部书贯彻了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所以才能成为不朽之作。然而，整体观和辨证观都是在六经经络学说指导下实现的。兹分述如下，以见其义。

1.整体观

由于人体经络内连脏腑，外络肢体与孔窍，网维周身，而使表里内外、上下左右，互相沟通，息息相关，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故扯一毛而动全身。如足太阳膀胱虽居下焦而有主一身之表的功用，足少阳胆虽居右胁内而有主半表半里的功用，等等。同时，经络脏腑在统一的整体下，又有它们各自的部位与界限，因此在病理上也有各不相同的反映。根据每个经的特殊性，在病理变化上去辨阴阳、划表里、分脏腑、定寒热，以知某经、某腑、某脏之为病，以及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与由阳转阴，或由阴出阳等等的变化。因为有了整体观的认识，所以辨证时会有机联系，不局限一处；因为有经络规律可循，则对病变的或表或里，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这样辨证识病就井然有序。

2.辨证观

在整体观的前提下，我们掌握了经络脏腑的阴阳表里关系（如太阳与少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等），由于阳经与阴经互相联系而相通，因而无论病发于阴，或病发于阳，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都有一个阴阳互根，一分为二的问题。所以，古人说：“实则太阳，虚则少阴。”可见，太阳病中内伏少阴之机，凡是具备了“虚”的条件时，太阳就可变为少阴，而少阴“实”时又可外出太阳。大家知道，六经阴阳也包括了八纲辨证的内容，但由于六经阴阳具有可变性，所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可能向各自对立的不同方向转化。应当看到，这样的变化决定于经络脏腑客观条件的改变。所以，我们强调经络学说这一中医特色，是从尊重经络学说带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内核出发的。因此，割断经络这个沟通阴阳脏腑的纽带，对中医的辨证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凡是研究《伤寒论》的学者，都知道太阳主表，为一身之外藩，总六经而统营卫，肥腠理而司开阖，卫外而为固。那么，太阳之气又是如何主表的呢？《素问·热论》说：“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太阳经脉上连于风府，而为诸阳之属（张隐庵注：属，会也），故为诸阳的主气，从而获“巨阳”之称，乃有主持一身之表的功用。假如说太阳之脉不上连风府，而不与督脉会合，则就不能为诸阳主气，所以也就不能主表。从《热论》来看，文义是大致如此的。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六经正义》中有“不为经络所拘”一语。他认为经络循行部位比较局限，于是乃有以“六经地面”而代替经络之论。实际上，柯氏正是忽视了“其脉连于风府”所起的整体作用，才致有此失的。

《伤寒例》说：“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它说的“太阳受病”是指经脉而言，其义与《素问·热论》“其脉连于风府”遥相呼应，是前后一致的。仲景在《太阳病篇》的第一条又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个“头项强痛”也是反映太阳经脉上连风府的一种病变，而与《热论》《伤寒例》如出一辙，故可见六经为病内有经络之实，则不辨而自明。所以，我们说太阳病有经证与腑证之分，是以经言为宗旨的，并非出自臆断。然而有的同志不从以上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而是望文生义，认为仲景在“太阳”之下，没有写出“经”字，就认定张仲景不讲“经”而讲“病”，因此提出一种“六经无经络”的论点。他们不知道，太阳是受邪之体，风寒乃所受之因，故在第四条的“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一句话里，乃是讲的能病的是伤寒，所病的则是太阳经。如果认为太阳无经络，则太阳就名存实亡，那么，又以何物接受其邪呢？由此可知，太阳经是客观存在的，是在受病之先，而太阳病是在太阳经受邪之后，故称“六经之为病”而不称“六病之为病”，其理由就在于此。正因为先病于经，而成太阳表证，如果表证不解，则邪可随经入腑，而构成太阳腑证。太阳的经证，一般则使荣卫不和，而有荣弱卫强的中风与荣郁卫闭的伤寒；太阳的腑证，则可使膀胱的气血不利，故有气化不行的蓄水证和热与血结的蓄血证。这种以太阳经、腑为系统的表里内外与荣卫气血的病理变化，看来是变化多端，难于辨认，但掌握了太阳经的发病规律，就能执简驭繁，做到心中有数，井然不紊，从而也就发挥了六经辨证的临床作用。至于六病辨证，虽然亦能从客观的病证出发，而分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但总不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对疾病的系统认识，又不讲生理、病理的原委，想仲景之学谅非如此简陋。

太阳经脉不但下连膀胱，而且下连于少阴之肾，形成了膀胱与肾相表里的特殊关系。以是之故，在太阳病中，或因年迈，或因下虚，或因误治，导致少阴阳气先拔，不能支援太阳之气抗邪于表，反使太阳在经之邪从太阳之表而飞渡少阴之里，故表现脉来微细，神疲欲寐，而发热、脉反沉的证象，称之为“太少两感”证。亦有少阴病发生八九日之久，如少阴阳气得复，寒邪化热，正气拒邪，外出所合之膀胱，则可出现一身手足尽热之证。因其热在膀胱，必迫血妄行，则有便血之证发生，然阴证转阳，则如理而为顺也。

上述以经脉为联系的太阳与少阴发病关系，表现为由阳入阴，或由阴出阳的阴阳转化之机，以体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可见经络学说是构成中医辨证理论的基础，对临床既非常实用，而其义理又较为深奥。所以，弃之则甚易，而学之则又甚难。张仲景笃信经络之学，在自序中才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而宋人朱肱也深深体会到经络在《伤寒论》中的重要性，而又有容易被人所忽略之弊，所以才说：“张长沙《伤寒论》……其言雅奥，非精于经络不可晓会。”

朱肱重视《伤寒论》的经络学说，但他并不是以经络而论六经的创始人。察“六经”之名，始见于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然而一些排斥六经的经络者，往往认为朱肱是“从经络为六经”的始作俑者，以讹传讹，故愿为之更正。

或有人问：《伤寒论》经王叔和之撰次，已失其真，《伤寒例》乃王氏托名仲景旧论，而塞进了他自己的经络之说。如柯韵伯所论：“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方有执和喻嘉言亦驳其舛谬，并削去《伤寒例》而将原文亲为考定，已为伤寒家所称颂。而今反以《伤寒例》经络之说，亦为不可移易之理，岂不谬哉？余曰：君只知其一，而反被方、喻之说所左右。王叔和以功遭忌，蒙此不白之冤而直至今日，实亦不平之甚矣。平心静气而论，“张经王传”，赖以行世，况叔和距仲景年代甚近，故考核遗文，采摭群言，甚得仲景之旨。林亿曾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成无己亦说：“仲景之书，逮今千年，而显用于世者，王叔和之力也。”他们的话是对的。因为仲景之书散失于三国兵燹之中，若无叔和为之整理、撰次，则劫后余灰，安得流传于今日？至于《伤寒例》本为仲景之旧论，而实出于《内经》之旨，验之临床，又多能中病，故其实用价值甚高。今方有执创之于先，而喻嘉言又步之于后，他们虽为伤寒大家而未可妄议，惟其臆断孰为仲景文，孰为叔和文，活龙活现，俨然以仲景化身自居，肆意颠倒叔和撰次之文，故汪琥为之不平，而有：“三家（方、喻、程）之书，皆倒乱仲景六经篇原文，彼虽各有其理，要之六经原次，或当日叔和未尽改易，其间仲景妙义，焉知不反由此新编而尽失邪？”（《伤寒论辩证广注·凡例》）他的话简当有力，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由此可见，方、喻等人名曰维护仲景之旧，实则反乱原书之真，明为贬王，暗则褒己，由明、清迄今使叔和冤枉如此之久，吾辈忝列医林，岂能坐视而闭口不言，使其说流散无穷耶？况且，王叔和与皇甫谧皆为同时之人，而又知之甚详。《甲乙经》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由此可见，若王叔和果如方、喻等人之所谤，则皇甫氏岂能用“撰次甚精”四字而称许之？以此而言，在中医学术界里还有一些混淆视听的问题，而且往往以讹传讹，流布甚广。对此，本着争鸣的愿望，谨抒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