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三日后结案

刘时敏再次陈述兵部堂会的过程：

“兵部观政李伯弢，上议李如柏四大功......其后，京畿巡按潘汝桢据理陈言，极力辨析辽东军略......最终说服众科道，皆附其议。”

这番话一出，殿中顿时静了一瞬，众人虽面色如常，心中却早已波澜起伏。

李伯弢这个名字，如今在朝中已快成了绕不开的焦点，从最初的文选司荐举、到牵涉“鞑案”风波，再到今日兵部的会议，也有他的身影——简直处处有他，人人皆知！

殿内众臣神情各异，有人皱眉，有人低头，有人吃惊！

万历坐在御座之上，听着刘时敏的汇报，脑中思绪翻涌。

他心中微沉，暗自思忖：一个新进观政，初入仕途不过几日余，怎会连连牵涉要务？

可是听着刘时敏的汇报，在整个兵部会议之中只有两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就是潘汝桢，另一个正是李伯弢！

这潘汝桢，既能洞察人心、识得各方利害，又能分寸拿捏得当。话语诚恳，既不偏私一人，又能广结人缘，竟使得原本对立的科道、都御史，纷纷点头首肯。

更难得的是，他不是单凭言辞辩捷，而是通盘谋划，环环相扣。

——此人不独能言，更能谋；不独能谋，更能合众。

万历听得入神，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几下御案，心中暗自赞叹：此潘汝桢，真乃朝中不可多得之人才。

至于这李伯弢，不过是一个刚入仕不久的新科郎官，按理说尚属庶僚末等，既无资历，也无根基，原本应只是随班观政、旁听学习。

然其在兵部堂会上所言所论，却颇为不凡。

先是为李如柏辩护，条分缕析，既引据实事，又不失法理仁心，剖析其守辽得失之处，更是兼顾人情与军情。

此言一出，竟使原本偏激之反对李如柏之论略现回缓，可见其言辞之有力，立论之稳健。

再者，对于“开原必守”之议，其陈词清晰，视野开阔，既有战局之全局观，又识兵粮调度、边防形势之细节，言之凿凿，引得满堂震动。

最令人侧目的是，他并非一味高谈，而是讲究逻辑与谋略布局，兼顾兵部、辽东、朝廷之权衡，洞悉建虏之军略。

万历心中暗忖：此人虽年轻，然识见老成，且临场不惧、言辞有据，有胆有识，断非泛泛空口阔谈之辈，乃朝中少见。

不亏是大司寇一路耳提面命栽培而来！

若真能稍加历练，将来不失为中枢之才。

更难得的是，这李伯弢原本本可顺利入选吏部，循着典选之道步步高升，清贵稳妥，少有波折。

然他却毅然谢绝吏部之召，转而自请入兵部观政，投身于军务纷扰之地，旁人皆为惊讶。

要知吏部素为六部之首，事务清简，声望素重，凡初入仕途之人，莫不以入吏部为荣。

而现时兵部，则多涉边事军情，事繁且险，既难得功，又易惹祸，非有胆识与抱负者断难自投其门。

李伯弢此举，非是因一己好恶，而是见边疆之危、国势之弱，愿以微命投身其间，力求有为。

万历更觉其人有识、有勇，更有一腔报国之心，不慕虚名，不趋利禄，甘入风口浪尖之地。

如此心志，配上其堂会上所展之才情眼界，可见李伯弢并非等闲郎官，而是胸有丘壑、志在经国的大才。

万历不禁心生爱惜之意。

只不过，他现在居然有案在身......

万历原本想要拒绝吏部尚书赵焕所奏，不再让兵部观政诸郎官面圣。

但此时，他心念一转，开口说道：

“赵爱卿所奏，朕已细细思量。眼下既有兵部观政牵涉‘鞑案’，此时召见，恐非良时。”

“待三日之后，‘鞑案’了结，朕自会一并召见兵部观政，以彰其志。”

随后，万历缓缓看了看站在殿中的内廷，外廷和勋贵，心中暗道：

看来内廷和外廷依然没有走到一起。

而勋贵明显说动了内廷，只不过，只是卢受这一边。

朕的身边宋坤看样子是三边不沾——这样的局面，让万历安心下来。

于是，他再次开口说道：“今日，朕乏了，就这样吧，都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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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四月初九的下午。

张问达正坐在刑部东朝房内，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悠悠地翻阅着桌上堆得整整齐齐的案卷与公文。

自从大司寇李志以“回避”为由，不再到部中理事之后，张问达只觉一身轻松。

仿佛这刑部部堂，全都尽归自己掌控。

他心头畅快，嘴角也时常挂着笑，整个人神情松弛，倒真有几分大权在握，天下有我的意味。

这几日，张问达行事颇有章法，不急不躁，反倒稳扎稳打。

他心里明白：大司寇不在，这正是自己立威树信的大好时机。

于是次日一早，他便果断任命裘时一为文书房大书办，算是对这位老成稳重、深得自己信任的官员表示重用。

至于原任大书办沈成，他起初是想直接调离，换个闲职，借此彻底清除李志旧部。

但转念一想——此时自己刚刚临时掌权，若是一上来就大开杀戒，恐惹人非议，令部中原先那些大司寇的部署心生忌惮，不利于后续笼络。

更何况，这沈成原本就在李志手下不受重用，早被边缘化。

如今若自己稍加宽容，反而能收买人心，树立起“张尚书宽厚仁德”的好名声。

于是张问达便示意沈成留在文书房，挂个副手的名头，继续做个文书房“二号人物”。

这样一来，不仅避了争议，又能借此稳住刑部内部人心，可谓一举两得。

他手指轻敲几下案面，笑着自言自语：“这刑部，还得是本官来打理才见章法。”

正在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一声通禀：“山东司员外郎杜乔林求见少司寇！”

张问达闻声收起心思，身子坐正了几分，语气沉稳地道：“进来。”

不多时，只见一名身着六品朝服的中年官员走入屋内，步履不疾不徐，进门之后恭恭敬敬地朝张问达拱手行礼，道：“禀少司寇，属下有山东司公事奏报。”

张问达抬眼细看来人，心中已有印象——这杜乔林乃南直隶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入刑部不过三年，已从主事升任山东司员外郎，这仕途之快，在刑部诸司中虽称不上凤毛麟角，也绝对算是拔尖之辈。

更何况，他的升迁正是在李志为大司寇期间完成的，张问达一向心细，自然将此人归作“李系旧部”一类——即便眼下不曾站边，也绝非可轻信之人。

心中转过这层念头，他面上不动声色，只微微一顿，口气平静却不失威严：“何事？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