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命运弧线与人性的诗学——读《最后与最初的人：临近与遥远未来的故事》

双翅目

时兴的虚构作品讲究情节安排、人物弧线、世界设定。剧本创作指导手册《故事》开篇援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以说明自古代始，情节与事件作为一砖一瓦，已构成搭建人类想象力的要素。只要它们搭配得当，便能生出一种人人皆欣赏、人人都为之陶醉与落泪的故事。不过，《诗学》与《故事》之间存在区别。《故事》的情节、事件，乃至人物，更接近工具化的元素，在编剧手中类似技法手册。他们不断练习，熟能生巧，日久生出感悟，创作出让公众为之倾心的内容。《诗学》时代，众神未远离俗世，英雄尚不遥远，情节还不是让人物弧光抑扬顿挫的工具。故事仍然是一种模仿，试图接近英雄与神话所表征的、人人为之共情的事物——命运。

人类的想象力拥有漫长的虚构史，进入现当代，虚构才真正面向原子化的个体与原子化的命运。但我们不能说，商业化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艺术化的主体分裂、虚无或存在主义叙事，已然摆脱了人类对于神话命运的想象。相反，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困局与民族主义专制政体的无力感，拯救世界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叙事，都通过原子化的命运曲线，被悄无声息地加强了。其表现，以疫情为节点，被不断地现实化。一方面，个体命运的弧线被政治话语与自然灾害吞噬，《故事》里的弧线无法带来创新。另一方面，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想象力日渐匮乏，并逐渐暴露。求诸宗教、求诸政治的意识形态、求诸想象力的慰藉与升华，成为时下的热门选择。这或许可以解释自《三体》之后，中国对科幻主题的持续关注。如果说《诗学》时代，人类对于命运的构想源自过去，源自口耳相传的史诗、戏剧与神话，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已无法回头。对于未来命运的把握似乎只能源自对未来的想象。莱布尼茨说，上帝在无数的可能世界中，选择了最好的那一个。远离诸神的人类，只能依赖自身的智慧，在尽可能丰富的、想象力所编制的命运中，做出唯一选择。

《最后与最初的人：临近与遥远未来的故事》（以下简称《最后与最初的人》）开篇，作者W. 奥拉夫·斯塔普雷顿（W. Olaf Stapledon）说：“纯粹幻想的力量是微弱的……如果想象力未受到严格的规范，那么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建构必将坍塌。”《最后与最初的人》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一战与二战之间。彼时，灾难刚刚过去，更深重的灾难尚未到来，欧洲人享受着最后的奢侈时光。之后，民族主义继一战持续发展，愈演愈烈，抵达顶端。19世纪的物种进化论让人类学会将自身视为一个物种，20世纪的科幻便热衷于讨论这一物种的各色命运与各种惨痛结局。二战激化了这一倾向。战后，黄金时代的作品让人类冲出地球，拓展太空。茫茫宇宙中，人类即使灭亡，人类开拓史的边疆总无法穷尽。新浪潮则挖掘人的“内部世界”，虽然人心鬼魅，但其复杂与荒诞总带来想象力值得试探的深渊。赛博朋克与各种反乌托邦叙事对个体的描绘更原子化，借以表现个体与末世之间无法挽回的想象力鸿沟。以当代视角反观斯塔普雷顿，他的创作先于“科幻”的经典发展弧线。或者说，他想象的时间线与黄金时代发生分叉，构建出一条独立的人类演化之路。

斯塔普雷顿的时代，数学、物理、生物学不断革新，无线电发展，工业公众化，显出生生不息的模样。另一方面，阴云总笼罩于不远的前方，战争与灭亡的界限触手可及。人类距太空仍然遥远，逃离地球仍不是有效选项。地球仍是人类命运无可逃避的舞台。但人类命运不等于地球命运或宇宙命运。对于地球生态而言人类的发展与演化只是渺小的一瞬。人类的终极边疆或许不是宇宙膨胀或坍塌的边界，而只是太阳系。斯塔普雷顿笔下18个世代的人类，几乎全部接受了自身的有限性。他们虽经历杀戮、反智与迷茫，但总体来说，每一代人类都发展到重视和平、爱与理性的阶段。人类的数次灭亡既不属于偶然事件，也不是人类劣根性自找的恶果，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仍需面对的不可抗命运——灭亡。

这就像一个英雄人物的一生。

这也是乌托邦写作的另一种选择。

乌托邦首先关乎对于人类自身的美好想象——这是斯塔普雷顿的出发点。每一个乌托邦构想都将失败，乐观主义的乌托邦也必然面临毁灭，但人类需学会乐观地使用智慧，乐观地看待自身种族与世界的消亡。自始至终，斯塔普雷顿没有试图构想一个完美体制，以拯救堕落的人类。相反，他想象人类的进化如何不断趋于完美，以试图构造完美社会。他想象人类的心智如何趋于成熟，以能够直面最终的失败他笔下的人类接连不断地灭亡，接连不断地重生，时而重蹈覆辙，但总能构造新的社会与新的灾难。

从对二战的想象，到文明积贫羸弱的毁灭，从物种演化的弱点，到外来物种侵袭，从人工智能的创造，到时间探索的界限，从人类开拓外太空，到人类终将面对宇宙的虚无——斯塔普雷顿想象的人类命运，几乎覆盖了后世科幻小说常见的主题。如果说科幻小说属“点子”文学，斯塔普雷顿似乎将科幻创作的套路都尝试了一番。他的“粉丝”A. C. 克拉克（A. C. Clarks）或许暗自艳羡。毕竟，对于科幻写作，先行者有先行者的优势，他们在未知领域开疆拓土，后继者必须超越他们的思想或发现新的未知，才能站上巨人的肩膀。斯塔普雷顿比克拉克早一些，可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后世作者，即便著作等身，也很难如斯塔普雷顿一般，试图以一本书覆盖对人类未来的想象。有趣的是，时隔一百年，《最后与最初的人》对每一种人类境遇的思考，仍然富有新意，没有被真正超越。21世纪初的人类既没有进入外太空开拓史，也没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末世。疫情、自然异动、贫富差距、贸易壁垒、民族主义先行、资源（包括网络空间）的垄断与剥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重新与20世纪初的前辈共享同一视角。

从这一角度视之，《最后与最初的人》也是一种当代的《诗学》，一种《故事》。它以人类整体为角色，以人类命运为情节，以人类反复灭亡为故事弧线，以描绘人类的未来。

它像一本科幻写作指导手册。

《最后与最初的人》开篇便虚构了另一种二战。巴尔干的导火索余烬重燃，欧洲的主要国家民族主义泛滥、意识形态对立。斯塔普雷顿不太关注细节。他认为文化中的糟粕总是易于流行，小事每每酿成大错。小事或许随机，大的转折总是必然。面对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他时不时透出英国人特有的政治幽默，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有着特殊定位，让人不由联想到《是，大臣》与《是，首相》系列。他预言了原子弹的发明与技术灭世的开端。对于现实世界，核能的发现与使用标记了冷战的张力与太空竞赛的深层动机。对于科幻小说，蘑菇云的意象既属于末世的技术狂欢，也永远带来《哥本哈根》中海森伯与波尔的道德博弈。而对于斯塔普雷顿，他优先想象人性善良的一面。可以说，他最先将“性本善”赋予了中国所代表的东方人。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筹谋与欺骗，中国人充满勇气，可以为消除毁灭的力量而赴死。经历了英法战争、俄德战争、东西方战争，以及甚于二战的毁灭，第一代人类顽强地生存下来，建立了第一世界政权。人类欣欣向荣，获得了人工状态的自然，将科学与宗教融合，完成了科幻小说常希冀的科学统治。不过，这一切不能抵消斯塔普雷顿对命运的“悲观”态度。善的高尚与付出可挽救一时的爱与和平，却不能带来一世的永恒。人类共同体虽崇拜着运动与飞行所象征的自由，科学体系的固化终究压灭了人类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人的智性冲动不断退化。心智衰退随即带来社会崩溃。人类没有因原子弹灭亡，却因反智退化，互相戕害，重返野蛮状态。

第一代人类还未灭亡。至少对于斯塔普雷顿，人类的第一次心智退化只是返回中世纪水平。中世纪很短，第一黑暗时代很长。几千年后，南美的巴塔哥尼亚文明兴起，人类才从文明废墟中建立新的秩序。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已在物种层面发生悄然变化。巴塔哥尼亚人缺乏性欲，拥有短暂的青春期与漫长的老年期。他们崇拜青春，种植棉花，视生命为游戏。他们发现了过去的文明，重蹈了工业与战争的覆辙，重复了20世纪初对无产者的剥削。他们虽维系起一个成熟的世界文明，但也带来全球性灾祸。此时，斯塔普雷顿将视角从宏观聚焦至微观，细致描写灭顶之灾后幸存的极地科考队。这一段情节类似于许多后世的幸存群体科幻小说。幸存者对食物及能源进行配比，对生育与知识的保存进行了计划，并陷入无可避免的个人崇拜。后来，自然环境渐好，幸存人类分为两支。一支远行寻找新的乐土，不幸遭遇重重困难，退化为与猴子类似的原始物种。另一支继续近亲繁殖，继续心智衰落，虽然保留了好奇心与集体意识，忠诚于石板刻留的文明图书馆，但终究无法抵抗返祖与变异。更长的时间过去，地壳变化，欧洲大陆沉默，北极狐新物种成为“万兽之王”。

一千万年后，地球不断演化，作为更具生命力量的母体，令第二代人类的身体结构和心智同时升华。他们学会了欣赏所有生物的身体和心灵形式，不再有过去的自负心，更能参与无数人共同奋斗的事情。对于第二代人类，自我不构成行事动机，他们也少有愤怒情绪。他们天生更关注他人。斯塔普雷顿赋予了他们更敏锐的直觉与更丰富的想象力，使之能够进行深度的美学与科学探索。他乐于构建“人性善”的创作思路再次得到体现。不同于“智能至上”的当代视角，斯塔普雷顿的进化论具有“品行”优先的古典特质。一个好的物种就像一个好人，只有德才兼备，方能摘得进化的果实。利他、爱美与爱智慧，第二代人类从诞生起，便标记了斯塔普雷顿颇具伦理乌托邦特质的进化论叙事。

斯塔普雷顿甚至更进一步，让第二代人类直接遭遇其他进化成果：依赖嗅觉建立阶级的、较为低等的人类——亚人；智能超越亚人的物种——猴子。猴子奴役亚人，食用亚人的肉。它们几乎拥有第一代人类所有的传统劣根性：欲望成瘾，喜爱金属，毫无共情。它们甚至让亚人吃亚人自己的排泄物与子女。最初，第二代人类试图与猴子沟通，但猴子充满敌意，并不领情。它们发现了第二代人类与亚人的亲缘性，便研究野外亚人，用能感染亚人的坚果感染了第二代人类。所谓人性顽强，文明易碎，第二代人类被瘟疫重创，同亚人一起成批死去，文明一时支离破碎。不久后，生命力顽强的他们重建社会。猴子的智力发展则遭遇停滞。亚人推翻了它们。很快，第二代人类的科学与哲学超越了第一代人类。

第二代人类的灭亡与重生源自火星人。必须强调，斯塔普雷顿笔下的猴子、外星人、人工智能，并非20世纪科幻常见的“他者”，而更接近《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小人国、拉格多科学院与慧骃国，属于对现实有所指的讽喻。如果说猴子表征了人类的劣根性与返祖式的欲望，火星人的群体心灵设定虽颇具创意，其灵感源头则如斯塔普雷顿所言，是“有意识的利维坦”。霍布斯的庞然巨物被实体化了。第一代人类的巴塔哥尼亚文明时期，火星利维坦便开始观察地球。它们贫瘠的心灵导致了过度的侵略性。它们的视野永远向外，永远倾向于占有。如果说霍普斯的利维坦仍有不少古典特质，斯塔普雷顿的火星利维坦甚至有些后现代。火星人呈不同的云朵状，由超微的基础亚生命单元构成，比细菌甚至病毒还小。它们不是连续的有机物，而以振动为沟通方式，由“群组心灵”主导自由活动的成员，最终形成庞大的流动系统。20世纪初科幻的“网络”概念源自对无线电的想象，倾向于构建“无形链接”的世界，而非“虚拟世界”。火星智能于是兼容动植物特性，可以覆盖广阔的无线信号，也能包含近距离的磁力运动与个体单元。斯塔普雷顿为它们安排了三种形态：第一，相互独立的稀薄云块，通过“心灵感应”交流，通常联合形成群组心灵；第二，一整块聚集的、强有力的合体云块；第三，紧密聚集的、可怕的云胶。火星演化鼎盛期，整个星球通过这三种形态，组成了单独的生物和心灵个体。

不过，它（或它们）的共同心灵没有比个体意识更高级。火星人所追求的事情并不在精神上更宽广，只是在体量上更庞大。它们形成各种形态的视网膜，不断观察地球，渴望着地球的水分和植物资源。当时机成熟，它们开始反复入侵人类。它们杀伤力大，完全处于人类的知识盲区。它们拥有科学，对“自然知识”了若指掌，但它们也有猴子般的愚妄，崇拜坚硬的物质（比如钻石）。人类顽强抵抗，在失败中反复研究火星生命。火星人亦然。于是，两个物种展开了长达若干世纪的互相探索与互相灭亡。毫无疑问，设定颇为后现代的火星人扮演了反面角色——外星利维坦。抵达地球的孤立火星“云朵”，也曾在漫长的战争中研究心灵，与人类交流，但无济于事。火星利维坦天生匮乏“精神知识”。它们的公共心智比人类更加低劣，是“最幼稚的自我欺骗者，难以洞察真正值得的探求之物”。人类的心智也随之消磨。最终，两个世界的种族互相同化，一起退化，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战争与灭亡陷入恶性循环，不再有胜者与败者之分。他们（它们）就这样同时覆灭，地球环境与生命惨遭重创，进入历时三千万年的蛮荒。

漫长的第三黑暗时代让火星“心灵感应”与地球动物共生，由此诞生的第三代人类体型如霍比特，拥有金色毛发、复杂的耳部结构、巨大而纤瘦的手与六根灵活的手指。他们拥有高度智能，精神力与感觉强度并重，尤其有复杂的感知系统，可以体验万物。音乐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进入科学的动机不来自纯粹好奇，而结合了实践、美学与宗教需求。因此，他们的群体意识不再是盲目虚妄的利维坦。他们与不同动物沟通，形成“精神共生”。换言之，第三代人类进化出更为高明的感受力与共情力。他们擅长控制活物，崇拜飞行与鸟类，形成了针对生命本身的宗教冲动。最终，他们将整个地球设计为巨大的动植物园，以体现“生机塑造艺术”的理想。此后，他们开始创造某种意义的人工智能——巨脑。

斯塔普雷顿不认为巨脑属另一物种（他者）。他视他们为第四代人类，是人类改造自身的结果。即便巨脑有着诸多邪恶人工智能的特质，斯塔普雷顿仍强调他们与人类的连续性。巨脑是人类的后代。巨脑由生物体培育，属于半人造半自然的生命。他们拥有好奇心与创造力，拥有感知和辐射“群体沟通”的能力。他们的学习能力如此之强，诞生不久，便了解了之前三代人类与火星人的一切。第三代人类过度开发了巨脑的智力。他们虽重视“生机艺术”，建造巨脑时却忽视了感受力的搭建。巨脑十分聪明，身体官能与低级脑组织却充满缺陷，行事逻辑开始靠近第一代人类。巨脑总无法满足，想持续优化自身。于是，他们着手培育第三代人类为奴仆与生物实验品。但实验环节总是失败，他们就这样亲手葬送了第三代人类。直到此时，第四代人类才发现，自身无法成功的问题不在于智力局限，而源于洞察力过于狭隘。他们缺乏感受能力与共情，无法真爱艺术，无法理解艺术、科学、心灵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于第三代人类的他者。他们懊悔不已。对比当代人工智能小说，斯塔普雷顿的人性乌托邦不认为智能可以胜任进化的最高境界。他似乎认定，艺术与精神的伟大更为高尚，更为进步。对于他，巨脑只是人类认清自身短板的过渡一代。

巨脑吸取教训，造出了取代自身的第五代人类。此时，人类进化已趋于完美。第五代人类拥有新的发育和衰老机制，拥有第二代、第三代人类和火星人的所有优点。他们两百岁时发育成熟，可以保持三千年的活力。他们的母亲不用像以前那样饱受生育与社会压迫之苦。他们认为艺术是宇宙的根本。他们开始以优雅的方式，发现物理与宇宙的基本关系。这些基本原则与艺术的本质相同，艺术与科学殊途同归。这是斯塔普雷顿眼中，人类自身与宇宙关系的理想主义愿景。不过，乌托邦终将消亡的惘然总萦绕于斯塔普雷顿心头。巨脑没有为第五代人类设计自满的心灵，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生命形式的最终展现，因而第五代人类总能不断进步。可他们仍会思考死亡与消逝。他们开始崇拜消逝，去体会人人皆有一死的美感。斯塔普雷顿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宇宙间并无心灵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宇宙也将不存在心灵。”他描写的人类迭代史受限于宇宙一瞬。但对于他而言，人的精神依旧能够去感知空间的全部尺度，以及全部的过去与未来。由此，他让第五代人类探索存在的终极问题——时间。第五代人类学会通过心灵，抵达过去。尽管过去充满悲剧，穿越时间的人往往陷入精神错乱与时间紊乱，他们高尚的心灵却没有改变时间线的欲望，也没有侵略过去的野心。他们凝神观察，仔细研究，使心灵升华。可以说，第五代人类探索实体空间的动力不足，他们优先拓展心灵边界。最终，他们以永恒为媒介，完善了技术，能够顺畅自如地回到过去，体验宇宙的时间。如果没有外来灾难，第五代人类会像第二代人类或最后一代人类，过上长久的乌托邦生活。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塔普雷顿重视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心灵成长史。他所塑造的人类更专注品性与智慧的提高，罕有侵略特质，也缺乏某些进取心。他贴合地球的演变，刻画人类迭代过程。如果没有月球临近的异变与太阳熄灭的终局，斯塔普雷顿的地球人几乎没向往过外太空探索。因此，较之后世黄金时代的主要创作逻辑，他并未花费过多精力去想象人类的开拓史与殖民史。较之新浪潮或赛博朋克，他对人类整体有着理想主义式描绘，没有深入挖掘个体或人性幽深处的“内部世界”。对于他来说，人类进化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发生于地球，地外世界的迭代史与地球差异并不大。

月球逼近地球，第五代人类发明以太船，终于开始空间旅行，在金星安顿新世界。他们忽视了金星海底的金星人，盲目建设，破坏金星生态，导致金星人灭亡。第五代人类倍感罪恶。加之瘟疫与神经系统癌症，文明与种族迅速式微。而生命与文明已扎根金星。经历形如海豹的类人后，对飞行着迷的第六代人类诞生，继而孕育出真正的飞人——蝙蝠状第七代人类。第一代与第三代人类曾崇拜飞行，第七代人类继承了这一关乎自由精神的象征。这也是斯塔普雷顿很个人化的审美。第七代人类构建了关于飞行美学的社会组织。由于飞翔充满畅快与自由情绪，又需拥有冷静克制的感悟力，第七代人类相信，飞行与自然完美契合。但历史重复自己的车辙，飞人的历史以浪漫方式终结。有鸟类基因却不能飞行的物种创造出第八代人类。不久后，燃烧的太阳开始膨胀，正式步入灭亡之路。人类继续逃亡，抵达海王星。自那以后，太阳燃尽的阴影笼罩人类，他们经历了十代演变。斯塔普雷顿简述了后十代人的发展，因为他们重复着十亿年间前八代人类的更替历史。不同之处是，他们进化得更完美了。第十六代人类重新学会进入过去的心灵。他们推进了三个古老的问题：时间之谜，心灵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向生命宣誓自己的忠诚。

终于，斯塔普雷顿的叙述抵达最后的人类——第十八代人类。他们象征了一闪而过的宇宙生命最灿烂的时刻。最后的人类拥有头顶向上的天文眼，大脑发育得高级但发育速度缓慢。他们需经历一千年的儿童成长阶段，然后去南方大陆再生活几千年，以酝酿青年时期的心灵与智慧。电磁是他们集体心智的物理基础。他们能抵达过去，向过去讲述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性主要属于社会行为，以性群组的方式出现，带来友谊与爱的社交。换言之，他们集中了前十七代人类的所有优点，可以真正探索太阳系外的世界。他们也享有日臻完善的宇宙论：“在起始，有巨大的潜能（potency），但只有少量的形式（form）。”他们发现了仙女座系统四个高级文明的痕迹，便乘坐以太船去外层空间。然后，斯塔普雷顿对太空旅行进行了非常现实主义的想象：“人类最无畏的航行，只不过是星辰大海中的浪花。”太阳系之外，浩瀚的宇宙宛若死亡本身。死亡没有尽头，是人类无法穿透的屏障。星空探索与外星殖民的企图几乎全部失败。返航的第十八代人类无一不遭受心灵重创，咒骂一切浩瀚之物，只求抓住个人生活的甜蜜。虽然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早已将想象力推至宇宙边界，但在斯塔普雷顿眼中，超越太阳系已是人类勇气、心灵与智慧都无法跨越的极限。当太阳逐渐熄灭，第十八代人类无法远行，他们只得让海王星离太阳近些，获求最后的温暖。不过，他们终究面对了自己的死亡。斯塔普雷顿浓墨重彩地赞美他们。他们臻于完美，没有气馁，一面尝试在星海中播撒新人类的种子，一面为过去的人类增广精神的视野与生命的力量。他们最后说：“我们终将为人类短暂乐章留下动人尾声。”

2020年，《最后与最初的人类》以伪纪录片形式在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上映。同年，北京电影节因疫情从4月延迟到8月底，适时引进该片。电影由黑白空镜构成，前南斯拉夫遗留的巨大纪念雕像占据屏幕，成为叙事“主角”。它们巨大的身躯、孤独的剪影、粗粝的轮廓，深深根植于荒无人烟的广袤土地；而它们的线条与镜头的视角，总望向天空。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以最后人类的口吻叙述旁白，内容摘自《最后与最初的人类》结尾——第十八代人类的自我陈述。他们似乎借由画面中的现代纪念碑崇拜，返回21世纪初，抵达第一代人类进入灭顶危机前的时刻。从影像处理而言，这部影片是颇具末世感的纪录片；从声音创作而言，空旷的低频共振充满超越历史境遇的纵深；其旁白的叙述，则既像忠实于原著的“翻拍”，也是一种借喻。已故著名电影配乐师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执导本片。他与摄影师一起拍摄了所需镜头，然后剪辑、配乐、配音。影片完成于疫情之前，上映于约翰逊辞世之后。镜头记录了铁托时期让人惊诧的宏大艺术与随之而来的落寞。故事讲述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科学幻想处理人类历史结尾的愿景。本片的声音则试图穿透人类整体的存在，似乎正俯视2020年多重时代际遇同时互相撞击的精神版图。2021年，《最后与最初的人类》新译本出版。

对比当代科幻，《最后与最初的人类》小说版与电影版，以一种非常直观的叙述区分了两个类似的时代。这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命运与末世。自二战起，自冷战始，世界经历意识形态对立、核危机的弥漫以及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演进，人类对于末世的想象层出不穷。科幻，不论从宇宙宏大叙事，从个体内部世界，还是从社会演进的终极景象，都直接折射了人类对存在边界的探索。21世纪初，若没有非典与新冠，人类对命运的想象似乎已进入个人主义的原子化时代。当代东西方科幻或部分主流幻想小说，虽然描写政治荒漠、战后末世或环境残局，但笔墨注重个体的命运，选择典型人物成为寻常的创作逻辑。文学的核心或许在于人物，但科幻的想象往往试图超越大部分个体所能经历或所能体验的界限。于是，当末世类科幻试图对人类（或地球或宇宙）的命运进行超越哲学思辨（或认知）的想象，当科幻试图想象不可想象之物，典型的原子式人物显得颇为无力。当他们进行关乎人类命运的选择，当一个人类个体代表全部人类，这一本身应象征人性丰富维度的角色，往往陷入独断论与专制的境况。换言之，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语境，让个体化的典型人物承担人类命运，他/她/它的虚伪以及自私，往往难以避免地、不恰当地被放大了。并不是每一个作者都可以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境界，以个体书写（俄罗斯）民族性的悲悯、善良与崇高。因而，当科幻小说处理宏大主题，《故事》对人物、事件、情节的定位显得视角狭窄，不足以支撑科幻叙事对人性的理解，尤其不适合以个体书写人性整体。也因此，时至今日，以末世赞美人性较难，以末世批判人性易写。个体的高尚或悲悯、狭隘或冷漠，都可以完成具有反讽力量的表达。但科幻的力量往往在于超越反讽。在民族主义盛行、阴谋论与反智概念先行、认知与感知区隔愈加泾渭分明的当代，我们或许已错失了书写人类整体与人类命运的方法。但经历2020年，经济、政治与生态都需要非反讽的、系统性的整体想象。

如前所引，一百年前，斯塔普雷顿说：“纯粹幻想的力量是微弱的……如果想象力未受到严格的规范，那么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建构必将坍塌。”《最后与最初的人类》电影版似乎更加绝望。我们知晓20世纪历史，似乎更能与约翰逊的镜头和声音创作共情。斯塔普雷顿同样深怀悲悯，而他的想象仍然乐观。他拥有反复书写乌托邦的心力。他知道历史无新事，他想象了人类十八代的兴盛与灭亡。对于他，乌托邦的体制是次要问题，不可能长久。他不指望一个系统或一个社会能够拯救堕落的个体，他也不相信一个衰败的、邪恶的世界可以压抑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的乌托邦不关乎社会，不关乎个体拯救，而全然关乎人性本身，是人类心智与道德的一种理想寄托。人类可以造就或毁灭乌托邦，而不是反之。他多多少少将社会与历史的演变，放置到人类物种进化角度，进行心智、社群与精神潜力的书写。由于他将人类整体视为主角，将人类的迭代作为事件，让历史为进化让路，《最后与最初的人类》削减了许多叙事头绪，故事反而符合“一人一事一线到底”的古老审美。斯塔普雷顿知道，科幻不是拯救人类或世界的灵丹妙药，人类或许永远无法超越宇宙与自然的界限，但精神的视野与生命的力量或许可以面对命运自身的消亡。最后的人类深刻体现出斯塔普雷顿的悲观，即便拥有对乌托邦的追求和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我们终究无法挽回毁灭。但最后的人类仍然乐观，他们懂得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消亡。此时，故事不再属于茶余饭后的消遣，不再是猎奇与内分泌的寄托，它化为对人类存在形式的理解，变为人类眼中人类整体的原型。当无数的自由选择叠加为命运，故事演化为诗学。只是众神降临的时代早已远去，当代诗学不能重复众神与英雄。诗学不再许诺高高在上的角色与彼岸的乌托邦，“最初与最后的人类”需要面对命运本身。然后，科幻才能越过“末世”的门槛，真正想象人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