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克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经过约翰·杜威（John Dewey）、查尔斯·库利、乔治·赫伯特·米德等学者的积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对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走入鼎盛期。罗伯特·帕克无疑成为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与领军人物。这位大器晚成的社会学家于1922年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第一部学术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外文报刊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包括孕育于其中的社会土壤、不同类型报刊的内容、移民报刊的自然史，以及报刊的控制机制。帕克借助报刊这种媒介挖掘出移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情感结构，并由此为促进移民的美国化提出了相应对策。《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用极具芝加哥学派特色的方式，翔实细致地阐释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帕克也因此被赞誉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
一、成书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大步向前，传统的村庄在消逝，崭新的城镇在崛起。帕克本人的家庭就亲历了城市化的过程，帕克的父亲一生基本在乡村度过，帕克则一生都在研究城市社会生活。彼时的芝加哥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全美铁路的枢纽，也是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崛起的新城。大量乡村人口的涌入必然对城市的负载能力提出挑战，社会矛盾在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剧的贫富分化、政府腐败、道德滑坡等因素的刺激下凸显。芝加哥贫民窟就是城市化的负面典型，在狭小、缺少阳光和空气的小房屋以及堆满垃圾和满地脏水的大街小巷，犯罪率飙升。1904年，马克斯·韦伯造访芝加哥时将其描绘为“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人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肠子在工作”（罗杰斯，2005：122）。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一方面，正在经历现代化、工业化的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和自由土地，这吸引了大量为谋生奔波的欧洲农民。另一方面，欧洲的革命、战乱以及政府迫害也促使大量知识分子迁移到美国。根据帕克的统计，1877年至1907年间移民人数增长了9倍以上（帕克，2011：254）。芝加哥在这方面也特别典型，1900年的170万人口中有一半生于外国。这些来自欧洲农村的移民不仅需要适应城市化的浪潮，而且还要想办法融入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逐渐成为美国城市的“边缘人”，这种不适应往往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对于身处芝加哥的帕克而言，不做调查都能感受得到。
经济高速发展、国民财富骤增的光鲜背后，是垄断组织的扩张和兼并狂潮，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已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掀起了名为“进步运动”的社会风潮。这是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旨在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并力图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的改革运动。新闻记者和作家是这场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将其称为“扒粪运动”。受斯宾塞影响，彼时的新闻界强调事实、观察和实证，标榜新闻的“客观性”（舒德森，2009：63），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来揭开美国社会的黑幕。记者出身的帕克深受鼓舞，以他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迅速成长的城市、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罗杰斯，2005：11 9）
若从现实层面来看，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恰好伴随着美国从一个内向的、区域性的国家向一个外向的、世界性大国的转变；从思想理论层面上看，其发展又恰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欧洲经典社会学思想不断碰撞的时代。以帕克为例，他的人生历程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共生性与复杂性。
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帕克在杜威那里学习了6门哲学课并成为他的门徒。杜威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主张用实际调查说话，用经验结果检验理论假设，反叛欧洲学者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在《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中，帕克就谈到“经验和实验科学将其推论与现实世界对照而避免了单纯从逻辑上解决问题，而纯粹的思辨式科学有可能陷入脱离实际问题而仅仅沦为思维万物的危险”（Park，1940），体现了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的继承。至于对传播本身的理解，杜威重视传播对民主活动的重要意义，认为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完美的、参与性的成员的手段。他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受其影响，帕克对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深信不疑，也对报纸、电话等媒介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帕克并未选择学术道路，而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892年，他欣然接受了杜威和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的邀请，开始从事报纸《思想新闻》的出版工作，期望借助报纸改变社会政治的图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杜威、库利还是帕克，芝加哥学派的众人都对媒介技术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乡村迈向城市的过程中，人民需要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来适应变化，而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实际上肩负了这一责任。
1899年，帕克离开哈佛大学哲学系前往柏林大学深造，其间注册学习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社会学课程。如果说杜威带给帕克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启蒙，那么从齐美尔处帕克则得到了欧洲经典社会学思想的给养。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社会化的理解，而社会又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构成的。人类借助传播满足基本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本身也会形成文化和社会结构（罗杰斯，2005：130）。这种对“交互性”的重视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的思想基础。而齐美尔提出的对“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写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等社会关系的重视，也启发了帕克。在与吉伯斯合著的《社会学引论》中，他归纳出竞争、冲突、调适和同化这四种人类互动的社会过程。此外，帕克提出的“边缘人”也进一步发展了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将现代性的宏观理论落到中观的现实问题层面。
帕克被认为是将杜威、米德奠定的芝加哥学派精神真正变成现实的人（刘海龙，2008：57），还主要在于他对经验社会学路径的奠定。正如帕克所言：“一位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位更准确、更负责和更科学的记者。”（罗杰斯，2005：163）伴随着矛盾丛生的美国社会现实和“进步运动”的风潮，深入现实、扎实调研、获得一手资料成为芝加哥学派所推崇的方法，这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欧文·戈夫曼等人。
1912年，帕克和W.I.托马斯在黑人问题国际会议期间相识。托马斯的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以下简称《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最先关注到了移民报刊与移民美国化的问题。不仅报刊呈现的内容受到关注，报刊本身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托马斯的研究给了帕克极大的启发。移民问题的显著性不仅在于种族、民族之间的冲突，还在于这是一个经历了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群体，移民问题因此带有丰富的时代意义，成为当时最完美的研究对象。而移民报刊则揭示了移民的内部生活和他们在新文化环境中调整自己的努力，也必然成为移民美国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移民报刊的功能：制动器还是加速器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的写作带有极强的现实目的和问题意识。在城市化和移民问题困扰芝加哥乃至整个美国的背景下，帕克期望用这项调查研究弄清移民报刊在移民的美国化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换句话说，移民报刊究竟充当了美国化的制动器还是加速器？对此，帕克从移民报刊形成和发展的条件、移民报刊的运作和移民报刊的自然史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帕克看来，语言尤其是本国语言的书面语，对移民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母语是人类协作和组织的天然基础，语言和文化遗产比政治忠诚更能使外来人口团结（帕克，2011：5—6）。民族的情感往往扎根于语言，报刊语言又是被规范化的母语，民族意识的复兴无一例外地与保持本土语言报刊的斗争相连（帕克，2011：36）。由此报刊作为串联语言与民族的中介有了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移民报刊在美国发展得比欧洲更兴旺，原因在于：一方面欧洲异族统治对当地语言使用进行压迫，而欧洲语言复兴运动又催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美国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差异较小，对移民而言阅读不再困难，且言论环境开放，并未禁止办报。两方面因素结合，使外文报刊这朵奇葩盛开在了美国，且相较于欧洲获得了更大的移民影响力。在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倾向和对美国同化的抗拒是显著存在的，但帕克认为这种主观上的抵御并不及客观上移民报刊使外国人适应美国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如意第绪文报这样成功普及的报刊正在给移民群体带来智识激荡。
帕克展现了芝加哥学派“发现事实”（fact-finding）的经验研究特色，对移民报刊的现实运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罗列了大量的报刊一手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同时呈现了生动的移民生活图景。帕克发现，广告揭示了移民社区的结构以及移民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帕克，2011：114）。通过对地方报刊和大都会报刊中的新闻进行比较，他发现前者面向农民，主要是熟人旧地新闻，而后者面向产业工人移民，主要是犯罪事件和都市生活。这种结果也与芝加哥学派“乡村—城市”的社会分析模式吻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帕克首次发觉了报刊背后错综复杂的势力角逐，以及舆论是怎样操纵民意的。除此之外，外文报刊为了同时满足读者的需求和应对政府的新闻审查，往往用英语说一码事，而用移民语言说另一码事，这种摇摆不定也显示了移民报刊本身的粗鄙和简陋，帕克称之为“分裂的忠诚感”。
为了对移民报刊的现状有更深入的分析，帕克又进一步梳理了移民报刊的自然史，其中包括对纵向的时间阶段和横向的空间、人群和报刊类型的梳理。“自然史”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帕克希望以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将报纸视作社会制度演化史的一个缩影。正如帕克所言：“由于报刊或多或少反映了在发行期间其读者的利益和社会环境，通过了解那些创立和支持报刊的人们，报刊的历史可以被揭示。”（帕克，2011：229）以1870年为节点，他将移民报刊划分为早期移民报刊和晚近移民报刊。前者更多讨论宗教、政治议题，集中在乡村；而后者则展现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题，集中在城市。不同外语报刊的发行区域很大程度上又是移民在美国的聚集地，帕克称之为“文化区域”（帕克，2011：287）。移民群体也被划分为定居者、移住者、流动产业工人和异域者，他们的移民时间长短和被同化程度依次递减，流动性和城市化程度则递增。通过对地域、刊期、出版物类型、读者兴趣等几个变量的交叉分析，帕克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1）从地域来看，面向定居者和移住者的报刊主要在乡村，城市出版的报刊面向的是产业工人和从商的异域者；（2）从刊期来看，超过一半的发行量来自日报，那么这个报刊就属于异域者，周报或月报发行量占一半以上就属于定居者或移住者群体；（3）从出版物类型来看，商业性报刊占外文报刊的绝大多数，它们往往发展得最好；（4）从读者兴趣来看，定居者对美国生活的关注大约占其总关注量的83%，对故国的关注占17%，异域者恰好相反，其他两个群体则各占一半。此外，通过对移民报刊数据波动的分析，帕克发现，20年来移民增长数与新创报刊数呈正相关，由此得出结论：外文报刊是一种移民现象。在探究移民报刊的生存策略时，帕克发现幸存下来的商业性报纸在尝试走美国式报界之路，主编们明白报纸的兴旺在于提高发行量，而这不能靠提升公众的智识和道德标准，而要靠利用他们的情感、偏见和特质（帕克，2011：320）。这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世界报》因煽情主义特色在美国民众中大获成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事实上，外文报刊也确是在对《世界报》风格的模仿中习得生存经验的（舒德森，2009：87）。
经过翔实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帕克认为移民报刊首先是一种新近的移民现象，它所对应的读者主要是各移民群体中新到的移民，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英文，与外界的隔绝使他们尤其依赖母语来了解美国和故国的新闻（帕克，2011：299）。其次，移民报刊的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每年会有很多新出现的报刊，但最后极少能存活，整个移民报界在报刊质量、编辑水平、商业运作等方面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用帕克的话说这是一个“未成熟的报界”。但是，它们在移民群体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可小觑。其中，从深层的文化机理上，这是文化上孤立的各民族在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来接近和融入世界大都会文化的一场斗争（帕克，2011：421）。其中，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通过其母语的出版物，散落在各地的同一种族的人才能维持联系和沟通，以此保存他们的民族组织、共同传统和共同语言（帕克，2011：360）。由此观之，移民报刊本身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它使得不能直接进入主流社会的群体有一个缓冲和准备的阶段，不至于因过分的心理震撼和文化冲击走向极端（胡翼青，2007：250）。
三、如何管控移民报刊
帕克曾提出人类互动的四种基本类型——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适（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他对种族、人种以及移民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即认为这是群体互动必然需要经历的阶段。帕克是带着理论预设和现实的功能诉求去研究移民报刊的，他一方面希望结果印证和丰富这种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探求解决美国社会移民问题的对策。因此，《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必然要评述并构想控制移民报刊的策略。
至于在现实状况中移民报刊是加快还是阻滞了移民群体的美国化，帕克认为要看具体的内容：如果报界持续挑起移民与美国的对立，并聚焦于使之革命化的努力，那么无疑是在起负作用；如果报界将美国介绍给移民，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就能促进在外国出生的各民族移民的美国化。因此报刊的管控似乎是必需的，帕克首先肯定了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中介机构和利益集团基于敌视美国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去控制移民报界。如果诚实的和忠诚的美国人拒绝在此事上采取任何步骤的话，他们就会将潜在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不那么规矩的人。”（帕克，2011：329）然而，这种控制已经是对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再控制，它应该是一种温和而非强硬的手段。帕克在书中对当时美国政府已实施的报刊控制手段给予了肯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即使像战时邮政审查部这样的部门也没有制造殉道者，他们往往在进行一次彻底调查和举行双方意见都得以表达的听证会之后才作出裁决。而对公共信息委员会、跨种族委员会、外语信息服务局这样致力于满足移民的需要、获得移民本人的支持的机构，帕克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控制”的态度彰显出芝加哥学派自然主义的倾向，帕克坚持认为对移民报刊的控制应该是自然的而非专断的，这种控制应该与报界自身的生存逻辑并行不悖。
帕克谈到了订阅费、广告费和补助津贴这三种移民报刊的收入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平衡是怎样控制报刊的内容的。他发现，发行量大的报纸往往能够最有效地反映最广大公众的利益，可以更好地抵御商业对内容的干预；而比较弱小的商业性报纸，它们的社论和新闻最容易受广告的影响。当全国广告的潜力逐渐彰显时，移民报刊和广告主之间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帕克以哈默林的美国外文报纸协会为案例展示了“一个寡廉鲜耻而富有效率的组织在控制移民报界方面能走多远”（帕克，2011：343），当然这是作为反面教材警示世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战时管控是为了应对敌方的宣传和煽动，而非遏制言论自由。并且，政府设立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和委员会是有效的，它们除了成功地影响了战争行为，还对作为一种同化手段的外文报刊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帕克，2011：378）。移民报刊将加速发展成为美国化的工具。
最后，帕克对管控移民报刊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一视同仁地“审查”移民报界和其他报纸；二是公平分配广告业务，积极为移民报刊提供有关政府的新闻；三是对美国外文报纸协会的重新改造，应该摈弃其职业性的美国化推手的角色，转而将其塑造为一个为广告商购买物有所值的外文报刊广告版面的单纯商业组织。
四、评价与反思
虽然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学者始终将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放在第一位，并未将新闻事业视为焦点，但无心插柳之中，《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最终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毫无疑问，帕克对移民报刊的考察客观上开拓了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当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时，以人际传播为核心的初级群体关系也正在被大众传播主导的次级群体关系取代。《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首先指出了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一战时移民报刊挑起的民族主义敌对、阶级斗争情绪就是很好的佐证。正因为舆论可以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帕克认为对舆论的控制是必要的，至少它有助于将移民社会心理引上正常的轨道，减少美国社会中的矛盾。其次，著作还探究了报刊内部的控制机制，即新闻如何被生产的过程。在分析移民报刊编辑如何筛选内容、选择机会主义方针以谋求更好的生存条件时，帕克实际上比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戴维·怀特（David White）更早地注意到了新闻“把关”的现象。此外，帕克还注意到了报纸对公众和公众心理发挥的注意力捕捉功能。他认为：“个人受到无数刺激的冲击，而注意力以这样一种选择机制介入：它在每一时刻决定每个这样的刺激的相对重要性。报界由于成功地捕捉到和聚焦了公众的注意力，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机关。”（帕克，2011：302）这实质上已经发现了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最后，帕克对报刊的“控制”研究也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的思路，亦是新闻社会学的开端，这种倾向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基调（胡翼青，2022：375）。后世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对传播功能的探讨、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对选举的调查等，都延续了传播效果研究的范式。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位理论家”，帕克是当之无愧的。
帕克之于芝加哥学派，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认为，他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这个学派的思想领袖。詹姆斯·凯瑞在20世纪末提出的“回到芝加哥学派”、重新建构美国传播学的过程中，也将帕克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而《移民报刊及其控制》这部写作于学派鼎盛时期的作品，也展现了芝加哥学派的特色。在研究目的上，这一著作以美国城市化和移民潮中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直接导向，探究移民报刊在美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敏感性。在研究方法上，帕克采用了经验社会学的路径，强调基于经验材料的分析而非欧洲的经院式思辨。在这一著作中，帕克不仅剪裁了大量的报刊信息内容，还收录了访谈记录、法院证词、听证记录、往来信函等内容，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真实的移民报界。这种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传统，为以布鲁默、戈夫曼为代表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研究主旨上，帕克贯彻了将文化与传播作为社会调解、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这一中轴线（柯泽，2013）。传播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区隔两大社会功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帕克将媒介看作致力于恢复受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侵蚀的大众民主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期待通过传播实现社会的整合，这也正是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灵魂所在（张军芳，2006）。
任何学术研究都难言是完美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上，帕克对经验材料的整理只能说是一种原始、粗糙的分析，和科学的质化研究还有相当的差距。在对移民报刊的内容分析中，帕克对四个移民群体的划分并未给出严格的标准，比较随意；在阐释不同读者的关注兴趣时，采用了经验性的判读而非更为科学的问卷调查方法；而在研究移民人口和新增报刊的数据波动时，他也并未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些缺陷一方面受限于帕克所处的时代，美国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尚非常年轻；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帕克本人对统计分析的偏见。在学术贡献上，《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更像是一部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而非学术专著，原因在于帕克并未通过该书建构或回应某一种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固然重要，但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就是丧失了理论观照的维度。正如胡翼青在该书的译序二中所说，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的成果当然要源于生活，但必须通过理性的扬弃而达到高于生活的境地。过分地强调应用于生活的有效性，就会失去学术的创造性。最后，帕克这部著作的一大问题在于其批判锋芒的缺失，它实质上是站在美国政府立场上的对策性研究。在该书的前言部分作者就写道“本书是由纽约卡内基公司提供资金而准备的以美国化方式开展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帕克所期待的移民报刊对移民美国化的推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为政权的合法化统治做注脚。这种学术独立性的丧失让这部专著大打折扣。
然而，将这种缺憾置于彼时彼地的美国社会时，我们发现库利、杜威、帕克们共同的期待就是现代传媒能够成为一种引导社会进步的力量。帕克期望报刊肩负起社会整合的责任，帮助移民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生活，以实现杜威“共同体”的大理想。这种诉求是朴素和人道主义的，而并非汲汲功利的。正如帕克在该书结尾所谈到的：移民的语言与其记忆一样，是其个性的一部分。这些不是他在奔向目的地的旅途中可能丢失的行李。美国化的目的不是移民的屈从，而是同化。当精神冲突消失，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孵化出新的忠诚时，同化就欣然发生了。作为深受“进步运动”感召的一代人，帕克一生观察和研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和移民社区，揭示他们的生活状况，并致力于提出改善他们困境的对策，这种对底层的关照和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其知识分子的品格，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曹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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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柯泽：《帕克社会学理论中的传播思想及其反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66（3）。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美〕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张军芳：《经验社会学路径下的传播研究——论罗伯特·E·帕克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06（2）。
拓展阅读
〔美〕罗伯特·E.帕克：《新闻与舆论：罗伯特·E.帕克论文选》，刘娜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
〔美〕W.I.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