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榆树谷的秘密
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想象，而不是真实。
——塞涅卡（Senaca）
纽约伊顿小镇，那座与邮局相连的假灯塔令人着迷，是以前叫作塔楼加油站的建筑物的一大遗迹。两层塔楼刷着红白相间的油漆，呈螺旋状，让人想到理发店的彩柱招牌。它窥视着这个坐落于纽约“肚脐”深处、只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大约一个世纪前，灯塔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了你未曾听闻的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心理学研究。
1932年，一位来自雪城大学、名叫理查德·施恩克（Richard Schanck）的博士生来到这个小镇。当时，社会心理学还是全新的领域，作为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者之一，施恩克想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体验社群生活的。他之所以选择伊顿小镇（在其长达128页的博士论文中，他称之为“榆树谷”），是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型宗教社区，远离复杂的都市生活，人人都彼此熟悉。同所有小镇一样，榆树谷居民也热心地盯着彼此，坊间流传的闲言碎语悄然为每个人贴上标签。小孩放学回家路上摘了邻居的一个苹果，或者有人深夜匆忙回家途中被树根绊倒，肯定都会有人注意到。
榆树谷居民知道，施恩克来这里是为了研究他们的社会行为，但他们很快就把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学者及其妻子当作了自己人。在三年的小镇生活中，施恩克夫妇同榆树谷居民们成了朋友，融入了这个社群。夫妇俩每逢礼拜日都会去教堂，因此，他们也受邀参加小镇上的洗礼、婚礼和葬礼，还受邀去参加人们的家庭晚宴。
施恩克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记下他观察到的小镇居民的行为。他询问他们对公共行为规则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教堂布道坛发布的各种社会禁忌的看法。
他问：“洗礼应该采用浸洗礼还是洒水礼？”
“礼拜日去剧场可以接受吗？”
“可以玩人头牌扑克游戏吗？”（源于新教徒仇恨英国王室以及嗜赌肮脏观念的一种禁忌）。在公众场合，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他询问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认为，即使是用人头牌扑克玩其他游戏（比如桥牌）也应该被禁止。
在榆树谷待了一年后，施恩克发现：榆树谷人和他们在教堂以及别的地方假装的那种人不太一样。他们公开宣称要如何如何去保持健康的习惯，私下却开心地抽着烟。他们还喜欢其他有“原罪”的乐子，比如喝威士忌酒、烈性苹果酒和杜松子酒，偷偷在家玩人头牌扑克游戏。
对此，施恩克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与意志相悖的现象？他们为什么会私下一套、当众又一套呢？
私下交谈时，施恩克请求他的新朋友们实言相告。为了弄清楚出现背离的原因，他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永远改变我们对公众舆论的认知方式——也是直接促成本书问世的一大原因。
他问：“你认为，这个社区的多数人如何看待抽烟、喝酒、打桥牌？”
他得到的回答是：“多数人都会说，这些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原罪。”(1)
例如，77%的榆树谷人告诉施恩克，他们本人觉得玩人头牌扑克游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相信社区里多数人都赞成严禁玩人头牌扑克游戏。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其实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接近3/4的榆树谷人都沉迷于这种“恶行”，但他们都秘而不宣。就连年轻而直率的牧师弗格森先生，私底下其实也是一个忠实的桥牌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在公众场合对桥牌持有原教旨主义立场。
施恩克还向小镇居民询问了其他的宗教和世俗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和邻近社区共建一所新中学（争执特别激烈，甚至引发了斗殴），结果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分裂现象。人们的公开意见和私下想法之间存在这种奇怪的“鸿沟”，让施恩克感到不解，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采取多数人立场的程度，恰好是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可接受的小镇成员的程度。但他们为什么遵循个体和群体都不喜欢的那些规范呢？小镇居民彼此之间怎么会存在如此误解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一位名叫索尔特的孀居贵妇的文化控制力。她的父亲以前是弗格森所在教堂的牧师，因此，索尔特夫人自称代表着该教堂的历史和伦理规范。她也是该教堂最大的施主，弗格森先生得靠她领薪水。
索尔特夫人用她的铁腕控制了整整一代小镇人。凭借自己的个性力量，她规定着人们在公众场合要怎么做、怎么说。
“索尔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习惯对公共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施恩克写道，“人们经常听见教堂宣扬她的观点，然后就将她的观点视为小镇居民的代表性看法，根本没有评判到底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相信这些。”
然而，这位年迈的女士去世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就在她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那位似乎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牧师和他的妻子参加了桥牌派对，当众玩起了人头牌扑克游戏。这个现象立即引发了一波闲言碎语，如野火般传遍了整个榆树谷。如果牧师能玩桥牌，那还有谁不能玩呢？人们在交谈中相互坦白，说他们也不反对玩桥牌。他们开始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他们还在哪些事情上做错了？“魔咒”就此被打破。
理查德·施恩克总结说，榆树谷居民愿意听从索尔特夫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她代表着多数人的看法。施恩克告诉我们：人们（哪怕是小镇上的人们）并非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彼此了解。他的研究表明：“音量高”的极少数人（在榆树谷只有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代表和误导群体中的其他人。由此，他的研究让我们第一次窥见了本书的主题。
施恩克博士是最先研究我称之为“群体错觉”（collective illusion）(2)的学者之一。简单地说，群体错觉就是社会谎言。某个群体中的多数个体私下都反对某个想法，但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多数人都接受这个想法，因而也接受这个想法，这就是群体错觉。个体服从他们所认为的群体需要，但最终谁也不需要他们的所为。这就是群体错觉的“黑暗魔法”。
最著名的群体错觉例子，是汉斯·安徒生1837年出版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两个骗子说服自负的皇帝，为他缝制精美的新衣。他们说新衣异常漂亮，但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自然，谁也不想被视为笨蛋，因此，即使新衣根本就不存在，每个人也都附和骗子。皇帝在城里巡游，趾高气扬、几乎一丝不挂。直到一个小男孩说出了真相，这个“魔咒”才被解除。
如果群体错觉只限于童话故事或宗教领域，那它就不会显得如此重要，本书也没有写作的必要。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今社会，群体错觉无处不在，而且危险性越来越大。
当代人的普遍性误解
如果我让你定义成功，你会选择下面哪个答案？
A．成功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和才华，成为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的出类拔萃者。
B．成功是：富有、职业光鲜或知名度高。
好了，你认为多数人会选择哪个答案呢？
如果你自己选择的是A答案，但认为大多数人会选择B答案，那你就是活在群体错觉中。
这个问题来自2019年的一项研究：我的“民众智库”（Populace）调查了5200多人，询问他们对成功的个人看法。结果发现：97%的人选择了A答案，但其中92%的人认为其他多数人会选择B答案。
这一发现还只是一个开始。为了让调查对象做出真实的个人权衡和选择，我们采用了规避社会压力影响的方法，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人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功标志是一些特质，诸如品格、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等。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认为其他多数人会优先选择财富、地位、权力等成功标志。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来看看名气。在这项研究中，从76个备选的成功标志中，调查对象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出名”是其他美国人定义成功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优先选项。但在个人层面，名气排名却垫底。
没错，私底下多数美国人对出名不感兴趣。但他们认为，在美国文化中，名气是大多数人的“北极星”。“民众智库”的这项研究结果很清楚：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追求有意义的、有使命感的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我们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总是拧巴自己，尽力去符合我们以为的他人的期望。
个人成功并非“民众智库”发现的存在群体错觉的唯一领域。数年来，我的智库一直在关注各种重大的群体错觉现象，包括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想居住的国家类型、对他人的信任度，甚至是我们对刑事司法、教育、医疗等机构的使命的看法。我们发现，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几乎都存在群体错觉。
“民众智库”也不是这个领域里的唯一研究者。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全球各个角落、各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群体错觉。一切都染上了群体错觉的色彩，从我们对战争和气候变化的看法到我们的政治观点。它影响着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态度，包括性别歧视、心理健康以及我们对身体魅力构成要素的看法。它影响着我们的道德行为，甚至影响着我们的食物选择。
例如，在美国，多数人都看重并希望利用雇主提供的各种家庭福利计划（弹性工作安排、资源转介计划、托儿补助等等）。然而，他们又认为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因此，受制于这种群体错觉，人们实际利用这些福利计划的可能性都较低，即使他们个人很想这么做。
不幸的是，群体错觉往往会放大人们的刻板印象。
在日本，大多数男性都想休陪产假，但认为其他日本男性大都不想休陪产假。因此，那些想休陪产假的男性休陪产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在美国加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对方持有更极端的观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而形成了对政治极化的自我应验式的错误认知。大多数美国学生运动员都对学业成绩持有积极的看法，但他们认为大多数其他学生运动员并非如此。因此，他们对学习成绩表现得漠不关心，最后影响了自己的学习表现、强化了群体错觉。
仅在过去20年里，群体错觉出现的频率和影响程度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标志性特征。毫无疑问，它会带来深远的后果。
以政治中的性别代表性问题为例。尽管女性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但她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性别歧视（明显的答案）只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民众智库”进行的一项民意研究发现，79%的调查对象都认同“女性和男性一样能胜任美国总统”。(3)而且，女性参加普选——不管是地方、州还是全国普选——获胜的概率其实和男性是相同的。(4)
但如果你问：“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候选资格吗？”一切就变了。原因在于：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候选资格是你认为其他人会怎么认为，而不是你认为哪个候选人最能胜任。
例如，政治学家雷吉娜·贝特森（Ragina Bateson）发现：就个人而言，多数人并不关心候选人的性别。然而，一旦他们得知某竞选人拥有与其他竞选人相同的资格且为白人男性，他们就会压倒性地认定他最有候选资格。
鉴于我们“赢者通吃”的政治结构，选民经常玩这种凸显社会偏见的“谁赢”游戏。他们会认为：“我不是性别主义者，但其他人是，因此，我要投票给白人男性，因为我希望我的党派赢得选举。”这恰恰是群体错觉问题。事实上，你可能是地球上最没有性别歧视观念的人，但你对他人的误读可能会使你成为性别歧视的一部分，而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这并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显露出这个问题。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前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雪崩战略”（Avalanche Stratege）公司询问选民：如果选举当天举行，他们会选谁？
调查对象给出的选择依次为：1）乔·拜登；2）伯尼·桑德斯；3）伊丽莎白·沃伦。
然而，当被问到：如果他们可以挥动“魔杖”，让那个人自动当选为总统，他们会选择谁？调查对象选择了伊丽莎白·沃伦，她轻易胜选。
贝特森将这种现象称为“战略歧视”（strategic discrimination）。她解释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对候选人的敌视。相比于直接歧视，战略歧视的动机是认为候选人的身份会让其他人不给他或她捐款、动员或投票”。因此，“美国人认为，白人男性候选人最有候选资格，其次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再次是黑人男性”。
不幸的是，群体错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它都会造成重创。你随便举一个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我都敢打赌：你对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的看法，至少一半都是错误的。而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群体错觉拥有巨大的破坏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它。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为什么会存在群体错觉。
个人力量VS群体共谋
公元1世纪时期，罗马从圣坛上跌落，不再是一个令人引以为豪的共和国，转而变成了自私而堕落的皇帝们相继统治下的愤世嫉俗的专制帝国。罗马公民被专横（如果还没有彻底疯狂的话）的皇帝们压在其强有力的大拇指之下，他们发现罗马根本没有法治，只有自我审查。说错话经常会让人失去生计（很多时候甚至会失去生命）。因此，最重要的是自我审查——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私下生活，但不能当众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我想，1世纪时期罗马公民的感受，与当今我们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
我们来看看伟大的罗马政治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塞涅卡（Seneca）。
塞涅卡出生于公元前4年，此时正处于罗马始皇帝奥古斯都的专横统治时期，他还近距离地目睹了提庇留的暴政、克劳狄的偏执、卡利古拉的变态以及尼禄的自恋。皇帝们即使赤身裸体，他也能一一认出来。虽然塞涅卡不敢当面批评他们，但他创作的戏剧、散文和演说词对皇帝们的恶行起着“解毒剂”的作用，而对于这些恶行，皇帝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推动者、共谋者和顺从者。
塞涅卡是我愿意与之共进晚餐的历史人物之一。我发现他永远能激起我的兴趣，部分是因为他身上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受过良好教育的他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却宣扬禁欲生活；他是智者，却未能远离宫廷阴谋；他是精英主义者，却谴责同僚们的失控的生活方式；他是实用主义者，却研究人类的情绪（也感受到了情绪）。
塞涅卡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所写的有关斯多葛主义的著作，这种哲学为众人所摒弃，把它简化为一种默默忍受、压抑情绪的自我约束。（现在，如果有人甘愿忍受艰难的处境，我们通常就会称之为“斯多葛人”。）但塞涅卡的斯多葛哲学要比这更为丰富、深刻，也更实用得多。
同所有斯多葛主义者一样，塞涅卡也相信：消除痛苦的办法不在于外界，而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他认为，要想过上满足的生活，你就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情绪，而应该为自己的情绪承担起责任（他称之为“自我塑造”）。最重要的是，他表明我们拥有的个人力量和自主能力要比我们意识到的强大得多。
塞涅卡还指出，恐惧、怨恨、嫉妒、色欲和其他情绪刚冒出来你就屈服于它们，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结果——他认识的许多罗马皇帝任性冲动，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因而这种见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他给他的追随者提供了一个求知计划和简单可行的建议，以此来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推断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例如，他说，害怕失去金钱的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财富赠予他人，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部分财富也能生活得很好。他还给出了如何实现自我矫正的温和建议。塞涅卡认为，你不要为情绪失控而过度自责，相反，你可以晚上躺在床上，反思你屈服于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的那些时刻。接着，他希望你原谅自己。要知道，反思那些情绪爆发的时刻后，下次情绪出现时，你的自控力就会更强。(5)
两千年后的今天，塞涅卡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事实上，我就是希望你采用他的方法来反思从众行为和群体错觉。如果我们将他的“情绪”一词换为“社会影响力”，结果都是一回事。同情绪一样，社会属性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大内在特征。盲目地屈服于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危险而有害的。塞涅卡的情绪控制方法，我们可以拿来解决社会影响力问题。
虽然社会属性是我们的生物学部分，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社会本能的反应。用正确的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我们就不必在做与众不同的人和做盲目从众的旅鼠之间做出选择。本书旨在为你提供必要的工具，让你真正理解我们为何会从众、从众如何表现、从众如何直接导致社会错觉，以及你应如何学会控制社会影响力而不受其控制。
为此，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你可能熟悉英国前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提出的“第一洞穴定律”（first law of holes）：身处坑洞中，就不要再挖掘。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大坑，系统性地彼此误解就是我们挖坑用的铲子。上篇“从众陷阱”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轻易就掉入了盲目从众的深坑——在这个深坑里，我们很可能不再自我思考，而是屈服于群体错觉。本篇讨论了三大陷阱，陷于其中，你就可能做出有悖于你的个人偏好或价值观的、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错误决策。学会识别这些陷阱、采用几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你就会慢慢地获得自由，不再受所谓社会影响力的强烈影响。
不过，群体错觉依然会无处不在。在中篇“社会困境”中，我将讨论我们大脑的生物学局限是如何让我们屈服于群体错觉的。要真正驾驭群体错觉，就得理解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是如何成为它们的共谋的。具体而言，我们社会属性的构成要素是模仿和比较，它们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追随过时的规范，误以为那些非主流的“大嗓门”——世界上的索尔特夫人们——就代表着大多数人。在本篇末尾，你将获得所需的知识武器，在更大范围内同群体错觉做斗争。
上篇和中篇包含的信息，你可用于个人生活。下篇的范围更广，涉及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重拾力量”将告诉我们如何驾驭社会的影响力，为创建一个完全没有群体错觉的世界做出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致力于两件事情：恢复自我一致与恢复社会信任。这样做，有助于创造必要的文化“接种”，确保我们社会运行体制中的群体错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挑战：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归属感而应付、漠视或哄骗自己的个人信念。但盲目从众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它会夺走我们的幸福，阻碍我们挖掘个人和集体的潜能。
有了本书的助力，你可以避开那些导致群体错觉的从众陷阱。你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你可以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更有成就感并最终造福所有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共谋者
你上完厕所后洗手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1989年一项研究的核心问题，该研究针对的是59名女大学生使用学校图书馆卫生间的情况。在一次实验中，31名女生上厕所时，研究人员待在卫生间显眼的地方，扮演观察者角色；而在另一次实验中，其他28名女生看不见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发现：当女生认为有人看着时，77%的女生会洗手；当她们认为自己独自一人时，只有39%的女生会洗手。
这项研究听上去虽然有些愚蠢，但它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群体错觉的深层原因的信息。我们人类是彻底的社会性动物，哪怕只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我们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这种与他人保持一致的渴望——社会学家称之为“从众偏误”（conformity bias）——并非选择性的：它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生物学部分。
例如，2016年，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MRI），在被试者观看各种食物图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这些食物包括西蓝花等营养食物以及糖果等垃圾食品。被试者看见某张图片后，立即被要求就个人偏好度评分，从“1”（不喜欢）到“8”（喜欢）。
被试者对某种食物给出评分后，接下来，研究人员向他们出示以前200名参与者的评分均值，如果被试者的个人评分与群体评分均值相同，就会出现“一致”这个单词。如果不相同，就会显示个人评分与群体评分均值之间的差异数字。最后，被试者完成所有的个人评分并获得群体评分的反馈后，研究人员请被试者对这些食物再次进行评分。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再次评分时，被试者陷入了从众偏误，他们对食物的个人偏好度更接近于群体评分的均值。有意思的是，受影响的并非只有他们的行为；他们负责处理不同食物价值的脑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也被从众偏误改写。被试者一旦知道群体的偏好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就显示：他们的这个脑区从追踪各种食物的健康度转向追踪它们的受欢迎度。
然而，这些被试者不知道的是：那些群体评分均值完全是编造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操作，让被试者的评分显得与群体均值相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我们从众偏误的本质：事实并不重要。
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大脑会对我们所认为的群体想法做出反应，而不管这种想法是否根植于事实。
就像是地球持续而强烈的拉拽引力，我们对从众的渴望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几乎无法逃避的穿行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哪怕它完全是编造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随时都可能误读他人，还可能盲从我们认为或期望的某种错误观念。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种从众偏误使我们很容易成为群体错觉的猎物。
疫情期间，我自己就短暂陷入过群体错觉，加入了疯狂抢购厕纸的行列。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就让我这样的购物者抢光了超市货架上的厕纸，尽管北美厕纸生产商报告说供应根本没有短缺。可一旦人们跑去多购厕纸，抢购比赛就开始了。(6)
即使是在这种群体错觉期间，我清楚厕纸没有任何短缺，但似乎其他人都认为会出现短缺，因此，我无法控制自己。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行为，仿佛厕纸确实会短缺。于是，这种错觉滚雪球般地迅速蔓延。我们还没发觉，整个国家都在抢购和囤积这个东西，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超市的厕纸货架都空了！我还没发觉，这种群体错觉就已经成为现实。
社会学的一大核心原则恰好表达了我们相信群体错觉的情况。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及其妻子多萝西于1928年提出的“托马斯定理”指出：“若人们把情况定义为真实，则情况的后续结果也必为真实。”换言之，如果我和你都真的认为脸上长有雀斑并单脚跳跃的人是女巫，或者新冠流行期间没有厕纸可买，那这种想法的后果就绝对是真实的，不管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基于真实情况。
由于从众性偏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大小小的群体错觉的共谋。不过，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也都在玩完全相同的游戏。我们内在的从众驱动力过于强大，稍不注意，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个人判断扔出窗外。于是，我们都会集体陷入榆树谷那样的误解。
在社交媒体时代初期，“脸书”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认为，新科技将开创一个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的时代。他在2019年10月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最初那几年塑造了我这样的信念：让每个人发声，就可赋能弱势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推动社会变得更好。”根据这种逻辑，由于发声的人更多，群体错觉现在应该已经灭绝了。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普罗米修斯从诸神那里盗火之日起，新科技的故事就一直和意外后果密切相连。
今天，群体错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强——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感谢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创造的奇迹。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做索尔特夫人所处时代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榆树谷居民来说，误解来源于旧的宗教传统和当地的历史。相比之下，今天的社交媒体使得所谓的共识的转换更加便利，通过创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多数人的印象，那些非主流“演员”就可以制造出群体错觉。
假如推特上有数十万个索尔特夫人，那你早就猜到了故事的结局。那些非主流声音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认为自己没有和大多数人同步，有效地迫使我们沉默，从而加剧了群体错觉，我们成为他们的共谋。
在全国范围内，这些群体错觉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我们这个社会有问题。过去数年来，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某种怪异的、煤气灯光般昏暗的迷离噩梦。上下颠倒、左右难辨、对错不分。几乎一夜之间，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仿佛都发生了改变。我们感到迷惘、沮丧、不满，彼此猜忌。我们问自己：是我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两者都疯了？难怪美国人正在向信任开战，煞费苦心地构筑怀疑“城堡”，危害我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繁荣。
在世界各地，民主正受到威胁，部分原因是各种社会问题通过法律或技术得到解决。毫无疑问，群体错觉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最大，因为社会要正常运转（更不用说要繁荣）就必须依赖这几点：共享现实、共同价值观，以及理解不同观点的意愿。这就是我将群体错觉视为人类生存威胁的原因。
坏消息是：我们每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负有责任。不过，这也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单独地或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消息是：虽然群体错觉力量强大，但它们也非常脆弱，因为它们根植于谎言，通过个人行为就可以消除。借助正确的工具和明智的指导，我们就能摆脱群体错觉的诱饵。
我认为，我知道如何进行这种指导。
一旦屈服顺从，一旦人为亦为，
呆滞就会潜入灵魂所有灵敏的神经和官能。
她变得外表美丽而内心空虚。
——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 非原话引用。——作者注（本书没有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
(2) 历史上，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多数的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不过，我认为该术语不太恰当，让人困惑。处于群体错觉中的个体，其问题不是他不知道群体的想法，而是他认为自己知道但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是无知；这是错觉。
(3) “民众智库”未发表的调研数据。“Project Delta 2.0 Results,”2020,7.
(4) 美国“反思民主运动”（“妇女捐赠者网络”发起的一个计划，致力于审视美国政治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对2018年美国大选所做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联邦、州和县层面的大约3.4万名竞选人，发现女性和有色竞选人获胜的比例与白人男性竞选人是相同的。
(5) 塞涅卡最厌恶的事情就包括盲目从众。他说，让自己毫无意识地跟随群体，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自主性，不但会伤害我们自己，还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由于意识到他所在的社会反复无常、缺乏道德，他喜欢引用一则伊索寓言：“我们不考虑道路本身是好是坏，我们只数脚印的多少，但这些脚印都不会走回来。”
(6) 1973年也发生过类似的危机。《今夜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随意开玩笑说厕纸出现短缺，造成顾客们恐慌抢购持续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