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 民族精神的时代展开——陈来先生学术研究略记

一

陈来先生，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1969年春天，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奔赴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刚刚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先生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1978年，先生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后首届研究生，进入北京大学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2年，考取北京大学首届文科博士生，师从张岱年先生。198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任冯友兰先生助手。1986年破格升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0年破格升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获发“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2009年转任清华大学，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四十年来，先生著作等身，著有论著四十多部，论文四百多篇，而这些研究和成果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那就是儒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先生的著述始终代表了本学科的前沿，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近年来先后获思勉原创奖（2015）、孔子文化奖（2015）、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2017）、汤用彤学术奖（2020）、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2020）、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2020），等等。四十年来，先生自觉地、始终不渝地以儒者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关怀从事儒学研究，其人其学，沉潜、刚健、中正、平和、直率、明达。据说，先生早年电脑上贴有八字，一侧曰“刚健不陷”，另一侧曰“敬慎不败”。这两句话分别出自《周易》需卦彖辞、九三爻小象辞。这可谓先生独到的修养工夫。我们知道程朱特别强调“敬”的工夫，先生之主“敬慎”，于程朱有承焉。近代以来，熊十力对“刚健”一词的本体论意义有特别发挥，而先生于熊氏哲学也深有契焉。先生明通粹和，中立不倚，不将不迎，为而不争，可谓一代儒宗！

本书节选即突显了先生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精神与境界的阐释。开篇所论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世界观、价值观，主要是依于儒家思想所作的展开。之后论孔孟、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和依于仁学谈论的儒学之现代价值，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从中可以窥探先生对儒学与中国哲学内在价值的传承和发展，先生的这些探索也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逐步打开，思想大解放，正常的学术活动与学术研究得以展开，儒学与中华文化固有的生命力开始复苏。冯友兰、张岱年等学界前辈也开始反思自己在极左意识形态下的学术研究，重新延续自己内心固有的学术思考。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入北大，就得以承接冯先生、张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学脉真精神。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978年，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一元复始”、生意盎然、充满力量的年代。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治朱子学始。朱子是宋明以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近代以来其思想又遭到猛烈抨击。如何认识评价朱子，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研究。近代以来的儒学大家，主要任务是在思想上回应西学，提炼儒学的哲学思想与普遍性价值，激发儒学常新之道。由于当时的民族危机、思想危机，故而现代新儒家有着一种普遍性的孤愤、沉痛、紧迫之情，同时也有着一种承续民族文化慧命的强烈使命感，要使儒学与中华文化在思想上重新发光出彩。与现代新儒家相比，先生治学时所处的年代虽在大背景上，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都是“拨乱反正”的时代，但中华民族早已坚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在政治格局上总体上是稳定的，精神风气上是勃勃向上的。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从容的学术大环境，先生治朱子学，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扎实的文献根基，先生对朱子书信作通盘考证系年（《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子重要著作语录了然在胸。就对朱子文献的全面了解与熟悉程度而言，近代以来，罕见其匹。当然，这并不是目的，先生要以这些文献来呈现、构建朱子理学思想的演变脉络，显然这又需要很强的思想分析与逻辑思辨能力。达到这些也还只是一般的专家学者。先生还同时是一位自觉的儒者，故在朱子研究中，在文献梳理、思想辨析中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呈现出朱子思想的价值世界。故而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是文献、思想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其《朱子哲学研究》赢得了广泛称誉，使先生一出道，即蜚声海内外汉学界。

与现代新儒家一样，先生是有使命与担当精神的，一方面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同时思考儒学的现代价值。学术上，先生一直努力对儒学有个通贯的了解与全面的认知，儒学不能限于朱子学。故而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上通三代东周，溯源儒学之根与魂；下贯阳明、船山，一直到现代新儒家。近代以来的儒学发展，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一是要返本开新，一是要综合创新，不同的学者虽在这两个方面可能有所侧重，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创新离不开综合，也离不开返本。先生的儒学研究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在返本开新上，先生对儒学的根源及其形成有非常深刻的考察，而这种考察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多学科的视域与方法。在思想上，儒学研究固然以哲学的方式为主，但儒学同时又有综合性，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融入，特别是对早期儒学的起源问题上，上溯三代文化，又离不开考古。先生综合运用这些学科视域对早期儒学的起源与形成，特别是其思想价值系统，作了立体而且非常富有说服力的呈现，廓清了晚清近代以来一些“原儒”研究的迷雾与迷思，可以说以坚实、开阔的现代学术精神，真正树立了儒学的大本大源（见先生之《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珍贵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简帛学兴起，先生与李学勤、庞朴等先生一道深度参与了早期的简帛学研究与相关讨论。先生以其独到的儒学视野与眼光，借助简帛文献，对先秦儒学，特别是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作了深入刻画，与相关同行一道推进了对战国儒学的叙述与研究（见先生之《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先生无论在先秦儒学的整体刻画上，还是在孔子、孟子、荀子等最为重要的标志新人物的个案研究上（参见先生之《孔子·孟子·荀子》），都有独到的把握与突出的学术贡献。欲开新，必返其本，“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把握了大本大源、源头活水，才能谈得上进行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就代表了一种返本开新的维度，当然这种返本开新，同时也是一种有综合性的创新。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研究重镇，也是儒学发展最具哲学性的时代。先生的儒学研究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最具功力。朱子、阳明、船山是宋明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大儒，而先生关于他们的研究与代表著作（《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等）在这一领域有着不可绕过的权威性。除朱子、阳明、船山三大家外，先生对宋明理学的所有重要人物皆有涉猎和重要论述，这些体现在《宋明理学》《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中国近世思想史》《宋明儒学论》等著述及系列学术论文中。《宋明理学》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广为使用。先生与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者接触也较早，作为宋明理学的延伸，先生对东亚儒学也早有关注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系列论文，这些集中体现在《东亚儒学九论》《近世东亚儒学研究》等书中。现代新儒家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宋明理学研究都有着明显的以论带史的色彩，他们或偏向理学，或偏向心学。与他们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先生是本着张岱年先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学精神，顺着宋明理学本然的精神与思想脉络作了内在化、客观化的立体呈现，对宋明理学的各派各系总体上均能予以相应的同情的理解。先生虽在朱子哲学研究上用力最深，而且在精神上倾心朱子；但先生又说《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如果说《朱子哲学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厚重性，那么《有无之境》应该说又透出了一种精神境界，两书皆能深契朱子、阳明哲学之精神。《有无之境》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一些西方哲学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思想文化的视野里更好地理解阳明学的精神，但这些西方资源只是一种“镜鉴”，是“客”，并未喧宾夺主，先生非常审慎地使用这些资源，绝非随意或刻意比附，因此不至于模糊掉阳明学作为东方哲学的独特魅力。与《朱子哲学研究》的厚重性、《有无之境》的灵动性相比，《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则更多体现出一种思想的深邃性。《诠释与重建》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探赜索隐，发微显幽，深入船山思想世界的根与魂，特别是对其神化论与生死论的阐发，刷新了近代以来的船山学研究。

先生儒学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重镇就是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先生即是现代新儒家的传人，先生亲炙于冯友兰先生，是冯先生晚年的重要学术助手，先生之学识、见地深得冯先生称许。冯先生基于程朱理学创建新理学，陈先生的学术也是由朱子学起家，深得朱子学之精髓，这大概是晚年冯先生欣赏陈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陈先生既治朱子学，也攻阳明学，有综合贯通之气象。先生虽与冯先生有“法缘”，但对熊十力、梁漱溟也非常推崇，对两人均有深入的研究；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表现出对两人智慧的钦佩。先生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一书中，当然，在《仁学本体论》中对熊十力的仁学思想也多有讨论、称赞。在现代新儒家中，先生特尊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对马一浮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先生与牟宗三的不少弟子也很有交情。这些都显示出先生的开放胸怀。

先生三为“祭酒”（连任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先生之中国哲学研究是自觉地以儒学为主体、主线，上通下贯，把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限于一宗一派，以孔子为宗，会通孟荀，综合程、朱、陆、王，整合现代新儒家之理学、心学，结合新时代，以开儒学新慧明。先生之儒学研究以文献为基础，以思想为血脉，以价值为灵魂，注重历史，着眼未来，坚持中国主体，又不失世界眼光，可谓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先生为张岱年先生之嫡传，深得张先生治学精神，那就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先生也曾自称为张先生门下之“心知其意”派；张先生主张综合创新，实际上在综合创新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先生在传统文化之转化创新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推动工作。从“心知其意”，到“综合创新”，再到“转化创新”，就是儒学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路。冯友兰先生为先生命字“又新”，对先生寄予殷切希望。先生四十年来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可谓不负冯先生之厚望！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生站在儒学与传统文化价值立场上，就传统与现代、儒学与现代社会等相关主题持续发声，先生立言旗帜鲜明，铿锵有力，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代表。先生的总体意思是，在现代多元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儒学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无须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儒学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价值支撑，儒学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诉求。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儒学去开出什么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已经很成熟的普遍共识和强大力量，我们只需要说明儒学与这些现代价值不矛盾，可以有机结合即可。现代社会如果只有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等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礼俗信仰等精神与心灵价值系统的支撑。这些正是儒学可以发挥其长处的领域。特别是对中华民族这样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伟大民族，虽然在历史上也有外来宗教与思想文化对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有着一定或较大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礼俗文化、做人准则、伦理秩序、道德修养、精神信仰等主体上是由儒家的价值系统在支撑。再者，外来宗教与思想文化在中国发生影响，甚至有的也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有机体，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当然，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吸收了外来宗教与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从而保持了其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孔子儒学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重要标识。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精神生活、心灵信仰，中国社会的伦理规范、风俗礼仪、价值秩序，总体上由一种非儒学或与儒学对立的另一种价值系统来指导，这是不可想象的。完全抛弃传统、背离传统的现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儒学为中国社会提供精神价值支撑时，其本身也需要自我调适、自我革新、吐故纳新，扬弃其非本质的不合时宜的价值因素，同时积极广纳一切思想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的价值内涵，有能力较为广泛地回应现代社会中一些新问题和困境，并积极开出化解之方，提供解决方案，以资社会参考。应该说，先生在这些方向上作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一书中有集中体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反传统的势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先生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辩护，还是面临着较大的思想压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与认可。先生在这一时期也更加活跃，有学者用大陆新儒学来叙述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发展，那么，在这一时期，先生无疑成为大陆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先生不激不随，持论中正，既深谙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义理价值，又以宽阔的学术视野与开放的现代意识，对儒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再诠释，有力地推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先生生长于北京，长期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身处思想文化的中心与重镇，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情结，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意识在先生心里根深蒂固，有着很强的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儒学有着很强的民族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特殊的处境与身份也使得先生自然而然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思考儒学在当下中国的建构，推动儒家话语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同时，先生也站在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角度，对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现代意义有深入思考。这些探索也集中体现在《孔夫子与现代中国》《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散论》等书中。

在四十年来儒学与中华文化艰难曲折的复兴历程中，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都是突出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前辈先后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谢世。他们一方面在儒学与传统文化领域有自己专精的专业研究，另一方面有坚定的传统文化价值信念，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在社会文化层面为传统文化发声、呐喊，并努力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推广与现代转化。先生承前启后，与这些前辈相比，先生的儒家色彩、儒家精神、儒家立场要更强，四十年来的研究总体上不离一个“儒”字，在对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全面理解与深入把握上，先生也有超越前辈之处。当然，这四十年里，与先生同辈的学人，也有不少在儒学研究与传播方面做了很大贡献，近些年来以“儒生”自称的新生代知识分子或民间学人也蔚然成林。总体上来看，先生是四十年来儒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在通贯而深厚的儒学研究基础上，进入21世纪，先生也在努力探索儒学理论的建构，2014年出版的《仁学本体论》和2019年出版的《儒学美德论》，代表了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最具标志性的范畴，一部儒学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仁学的发展史。先生抓住儒学这一根本范畴，通古贯今，回应时代，在世界哲学与思想文化视野中为儒学的再发展植根立本，为新时代儒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如果说，《仁学本体论》有着儒家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是道体，那么，《儒学美德论》就有着实践应用向度的现实意义，两书也可谓体现了道为体、德为用的思想。儒家的社会性突出体现在伦理性上，这也是儒学影响中国社会至今最为深刻的地方，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在遭遇批判中也在自我反思、自我调适。先生在近三十年世界范围内美德伦理运动的背景下，对儒家的美德论作了现代性阐释，强调了私德、品格、人格乃至境界论在儒家美德修养中的重要意义。对比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先生关于儒学发展理论性创作也有六部：“新原儒”：《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新原统”：《传统与现代》；“新明道”：《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和新心学》；“新世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新原仁”：《仁学本体论》；“新原德”：《儒学美德论》。我曾经认为先生此六书为“元亨六书”，为儒学从“元”走向“亨”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成果。现在我可能更倾向于用“乾元六书”来表述先生的这六部具有时代标识意义的代表作，也代表了这一时期民族精神的新展开。

翟奎凤

2023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