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意蕴和群体特征
不同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存在差异，我们无意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定义作出一一陈述。知识分子是一个开放的文化观念，伴随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嬗变，它呈现出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可谓历久弥新。Концепт（文化观念、文化概念、心智概念）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术语，它源于数理逻辑学，在哲学和逻辑学中盛行后，被引用到文化学中，成了文化学的核心术语。Концепт“是人心智世界中最基本的文化储存单元”（основная ячейка культуры），“是人认知思维和意识中的文化凝结体”（сгусток культуры），“文化正是以这种凝结体的形式进入人的心智世界，人（一般人、普通人，并非文化珍品的创造者）则反过来借助一系列文化观念得以进入文化之中，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文化产生影响作用”[12]。在俄罗斯文化中，存在一系列文化观念：弥赛亚意识（мессианизм）、聚义性（соборность）、大一统（всеединство）、自由（свобода）等，它们是叩开俄罗斯文化的钥匙。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无疑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其与上述术语一样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知识分子并非完全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存在与其对应的特殊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化观念。鉴于此，我们从历史和文艺两个维度对俄罗斯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独特的发展脉络、嬗变路径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群体特性进行简略梳理。
在俄罗斯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强调的是拥有许多共性的个体所构成的独特社会群体。费多托夫（Г.П.Федотов）和利哈乔夫（Д.Лихачев）都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斯受洗时代。早在罗斯受洗时期，得益于基督教的传入及与拜占庭的文化交流，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批传教士、僧侣和修士。当时的圣徒传和“编年史大都是由神职人员、主教、普通僧侣和教士编撰的”[13]，而这些书的出现无疑使原本相对落后的古罗斯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的僧侣、修士和大公们已经初步拥有知识，也是当时社会的典范。他们是沟通罗斯与希腊拜占庭的桥梁，是文化的传播者与载体。因此，他们可谓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知识分子的雏形，也正是当代著名学者梅捷托夫（В.С.Мететов）提出的“前知识分子”（пре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14]。所谓“前知识分子”是指：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人。从历史时期角度加以限定的话，应该是18世纪以前的知识分子。
茹科夫斯基于1836年首次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他将上流社会一小部分接受过欧化教育，具有良好修养的贵族精英视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此时，“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在保留“拥有丰富知识的人”这一基本语义的基础上，增加了道德的联想意义。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一般被认为是有良好教养、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的精英分子。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然诞生了。或者说，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显性的文化现象登上历史舞台。在文学中，作为“时代英雄”的“多余人”登场了，他们具有突出的教育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养，怀有救世济国的理想与抱负，虽没有付诸实践的能力，却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综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创作，不难感受到作品中“多余人-知识分子”因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填补的沟壑而萌发的“俄罗斯忧郁症”，以及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爱国情操。此后，十二月党人更是以自身的行动来践行这种独特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激情和忧思情怀携带了浓厚的弥赛亚情绪。历经近千年的发展，随东正教进入俄国的弥赛亚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民族记忆。俄罗斯文化学者扎比亚科（Забиянко В.С.）认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特征”[15]。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拉东诺夫等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无不传承了弥赛亚思想。因此，可以说，弥赛亚思想是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独特的文化标记。
著名作家、评论家、科学院院士博博雷金在1866年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这一用语，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有知识、有教养、先进的社会阶层。”[16]换言之，这个概念在茹科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基础上，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社会学含义，他承认知识分子并非抽象的“理性”“知识”，而是一部分具有社会职责的精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因此，斯捷潘诺夫（Ю.С.Степанов）认为：“19世纪60年代起，知识分子正式成为俄罗斯社会中承担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者和民族使命的背负者。”[17]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在19世纪30～4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18]真正发育成熟，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演变为俄罗斯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观念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知识分子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扎根并得以积极传承下去。
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内涵，从历史视角对其进行界定，“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由不同社会阶级构成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职业的和经济的集团，起初这个集团主要由贵族阶层中比较有文化的一部分人构成，后来由神甫和助祭儿子、小官吏和小市民构成。农奴解放后——由农民构成。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它完全是由思想，同时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一些思想联合起来的。”[19]别氏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他将之作为界定知识分子的核心要素，而将职业、知识、文化修养等置于次要地位。他认为，别林斯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之父。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对真理的执着探求和对专制的勇敢、坚决反抗。正是这种强烈的自由渴望、迫切的精神探索和无畏的斗争精神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诉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政权总是处于对立的立场，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对政权提出批判。换言之，独立的批判精神使知识分子拥有戳穿官方所宣传、营造的乌托邦迷梦的内在冲动，反极权的乌托邦式统治是他们始终坚守的战斗阵地。然而，他们也怀揣着用另一种“完美的”制度取代现行制度的幻想，在反乌托邦的同时又在编织另一个如“水晶宫”一般的乌托邦。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在他们身上体现为一种二律背反和两相角力中的动态平衡。
平民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决绝地否定传统，这使他们成了虚无主义者。《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肖像。他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这一职业本身有着显性的寓意：平民知识分子们将手握锋利的手术刀，切除社会的弊端和陈规陋习。因此，他们设想的革命是“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做了判决”[20]。然而，这种手术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般精准，而有时呈现出“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的效果。在否定陋习的同时，也否认有益的文化传统，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最有益的事情是否定……否定一切”[21]。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即使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虚无主义也是一种带有“积极”意义的虚无主义，其本质是否定固有的陈规，从而开辟全新的发展道路。虚无地否定只是一种手段或策略，探索和提出新的发展方案才是其目的。
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运动，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精神斗争性尽显无遗。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民粹派知识分子将革命斗争视为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基本的和内在的必然方式。革命斗争信念是他们的信仰的重要内容。显然，这种革命斗争性并非民粹派知识分子所独有，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之一。十二月党人革命走向失败，民粹派运动同样没有取得成功。在思想上，他们视人民为自己的后盾和基础，以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为己任；在行动中，他们始终不能真正了解人民，不信任人民乃至对其持有偏见。俄罗斯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的力量“表现在心灵和良心上，他们的心灵和良心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却总是找不到方向”[22]。思想愿景与理性实践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克服的“豁口”和“落差”。导致这种“落差”的最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生活环境等方面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完全了解底层民众，而民众对其所作所为也未能真正理解。这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和“漂泊性”。从贵族知识分子到平民知识分子，再到民粹派以及其后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上与底层人民存在巨大隔阂是他们的共性。在俄罗斯社会中，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
19～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活动迎来了第一次爆发，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哲学家在痛苦与惶恐不安中写出了著名的《路标》。《路标》不仅是知识分子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和方向盘，也是知识分子深刻的反省、诚实的自我评价和反思，尽显其独特的批判精神。当代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С.С.Хоружий）认为，《路标》显示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极端、无情、彻底的批判姿态，这种姿态的纯洁性是永不褪色的”[23]。因此，《路标》是一份时代危机的诊断书，是俄罗斯文化中独特的里程碑，也是白银时代文化的纪念碑。在文艺领域，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勃洛克、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等作家都在尝试找寻人摆脱危机与困惑的方法，探求国家未来之路。
浓厚的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显性特征。在俄罗斯，拥有深刻复杂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及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往往又是确定无疑的神学家与宗教哲学家。正是他们促进了俄罗斯所特有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宗教性是俄罗斯的民族特性之一，也是知识分子必然的本质属性。著名思想家、神学家赫克写道：“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勃洛克等人，他们都笃信宗教。他们的文学作品讲述关于他们的精神斗争、他们几乎不顾一切去寻找上帝，以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故事。他们被称为‘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几乎他们所有人都‘通过基督听命于上帝’，他们把基督称颂为世界唯一的希望……”[24]这些文化名人正是各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尽显了这一群体固有的宗教性。事实上，“东正教精神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主题、样态以及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探索起着重要作用”[25]。俄罗斯作家偏爱借助文学文本探究重大的宗教哲学命题，大多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是典型的“时代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成为精神生活的绝对主题，知识分子显然不可能公开信教。赫克认为，革命前后的“俄国知识分子宗教史是一个悲剧”，“教会不能接受知识分子，不能和他们团结，因为这意味着背叛它永恒的传统，意味着崇敬世间的王侯。”[26]即使如此，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彻底断绝宗教性，“寻神”热潮时有兴起，更有大批知识分子为了信仰甘愿背井离乡、流落天涯。“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即使不信教的人也仍然有着宗教的忧虑。”[27]宗教信仰之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是宿命，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简而言之，在传统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固有为国家探求发展道路，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强烈弥赛亚意识；固有批判政权、针砭时弊的独立批判和斗争精神；蕴含浓厚的宗教思想。文化生态骤然变化，知识分子群体演变为具有时代印记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其群体特性也体现为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和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