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说的历史

从前文的讨论可见，唐代名臣魏徵主持编修的《隋书》，用褒赏的笔调塑造了三代忠心，能运筹帷幄、行军作战的女将冼夫人。然而，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几部史书，就会发现，并非当时的史家都以如此欣赏的态度去书写这位南方女首领。

姚思谦和魏徵是同时代史家，姚于贞观三年至十年（629—636）主修《陈书》和《梁书》，魏徵也是这两部史书的监修史官。[18]但是，两部史书都没有专门为冼夫人立传，也极少提及冼夫人。[19]在姚氏的叙述中，灨石大捷的主角，不是冼夫人，而是陈霸先讨伐侯景的前军大将周文育。[20]魏徵辞世当年（贞观十七年），唐人李延寿开始编修《北史》。《北史》很明显地借鉴了《隋书》，其《谯国夫人传》只是在《隋书》的基础上稍做损益。[21]为什么同时期姚、魏两位史家对冼夫人形象的书写有如此明显的不同？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魏徵与冯冼家族的渊源，冯氏在地方的处境以及其与唐王朝的关系。

隋仁寿初，冼夫人卒，谥号为诚敬夫人。冼夫人去世以后，在平定王仲宣之乱中脱颖而出的孙辈冯盎逐渐成为冯冼家族的主要首领。隋朝，冯盎多次助隋文帝与隋炀帝南征北战，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新唐书》记载了隋文帝初见冯盎时的情形：

隋仁寿初，盎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请讨之。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素奇之，曰：“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即诏盎发江、岭兵击贼，平之，拜汉阳太守。从炀帝伐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22]

隋末动乱之际，深得隋帝赏识的冯盎并没有勤王保隋，而是奔回岭南，“啸署酋领，有众五万”。[23]当时，岭南各处豪酋世家都卷入了扩充部武与争夺土地的斗争。冯盎投奔崛起自江西虔州、自称南越王的林士弘麾下。[24]在扩张领域的战争中，冯盎并没有因为对手同处于林士弘麾下而留情。番禺、新州豪酋高法澄、洗宝彻杀隋官，据州，附于林士弘。冯盎击破之，得二十州，地数千里。《新唐书》的描述显示了冯盎在岭南一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信：

番禺、新兴名贼高法澄、洗宝彻等受林士弘节度，杀官吏，盎率兵破之。宝彻兄子曰智臣，复聚兵拒战，盎进讨，兵始合，辄释胄大呼曰：“若等识我耶？”众委戈，袒而拜，贼遂溃，禽宝彻、智臣等，遂有番禺、苍梧、朱崖地，自号总管。[25]

经过隋末唐初与其他地方首领的斗争，冯冼家族的势力范围显然比隋时扩大了许多。唐武德四年（621）高祖大定中原之后，派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招抚岭南各州。武德五年七月，“酋领冯盎等皆以子弟来谒，南方悉定”。唐王朝将冯氏的势力范围分成了八个州。《新唐书》载：

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盎徙封耿。[26]

从这八个州的地理位置可见，今天的高雷半岛、海南岛以及广西博白、桂林均是冯盎势力所及。[27]

初唐时期，冯氏在地方上面对的主要威胁是与岭南另一大豪酋宁氏的矛盾。《新唐书·南蛮传》语焉不详地记录了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冯暄与宁长真的斗争：

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又以其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28]

这次动乱的起因既有宁氏家族内部的分化，又有冯暄等人的煽动。唐初，宁氏分裂成了两股主要力量。钦州都督宁长真，是岭南一带较早降唐的土著首领，唐王室给予其的地位比另一支——宁宣更为显要。宁越、郁林一带原为长真的统治领域。而在廉州、南越州一带则盘踞着宁宣与族人道明的势力。宁氏两支的地域范围都与冯氏家族统辖地域的西线接壤。从史料可见，冯氏支持道明与长真抗衡，而朝廷则站在了长真这边。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无法了解冯氏与宁氏的具体恩怨。但是，从地理位置而言，唐代由广州通往广西以及安南的重要路线——容州路的广西段主要位于宁长真的统治领域之内。[29]如果冯氏联合道明反宁长真成功，则可以控制通往越南的主要道路。这次动乱，王朝没有派遣军队前来镇压，冯暄似乎也没有因此而获罪，朝廷以“宣谕”的方式平定南方。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改变高祖时期“割置州县”以笼络来归豪杰的政策，因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30]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远在蛮烟瘴雨之地的冯盎的举动受到了唐太宗的相当关注，贞观初期，他两次颁布敕书给冯盎。据岑仲勉考证，前一篇敕文发于贞观二年之春初：

言无心信受，又以卿每年恒遣爱子入京，使人朝集不绝，所以虽闻卿有异图，不发兵马。去岁遣刘弘基等纂集，亦有所云，卿已破新州，复劫数县，恐百姓涂炭，无容不即防御。闻卿自悔前愆，令子入侍，更令旋旆，不入卿境。此是朕惜卿本诚，意存含育，卿既有心识，亦应具朕怀。去冬又令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等殷勤慰谕，想寻达也。比得卿表云，既老且病，寒暑异宜，山川遐阻，岂可令卿冒涉远途，有劳筋力？自今以□，但宜在卿家将摄，以自怡养，更不得遣山洞群小钞掠州县，仍年别恒令儿子更番来去，又依式遣使参朝，朕即知卿赤心，自然不畏他人表奏。若其掠夺不止，衅恶日彰，欲人不言，其□□也。□至五月末以来宜遣一子，尽心闻奏，若无使至，朕即发兵屠戮卿之党羽，一举必无遗类。今遣朝集使还示卿此旨，宜深识机微，自求多福，春首尚寒，比无恙也。家门大小，想并平□□□□及。[31]

如果从上下文去推想写作这篇敕文时的复杂情势，或者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景：“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等殷勤慰谕”并没有让冯盎停止扩张的脚步，他已经夺取了梦寐以求的新州。当时有“他人”频繁奏报朝廷冯盎的“异图”，朝廷也要求冯盎赴京。不过，冯盎则上表以“既老且病”为由拒绝前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宗发下这道敕书。它看起来像是对冯盎的一个警告，同时却显示了王朝的妥协。尤其是对冯盎托病不进京所表现出来的容忍，显示出当时朝廷对于岭南鞭长莫及。

该敕三次提到有关遣子入朝的事宜，唐太宗两次明确表示之所以听闻冯盎有“异图”，仍按兵不动，主要就是念在冯盎“每年恒遣爱子入京”。于敕文末，他再次谆谆督促冯盎“仍年别恒令儿子更番来去，又依式遣使参朝”。看来，对于唐太宗而言，“遣子入朝”就意味着地方首领的忠诚。可以猜测的是，这不是单纯的进京朝贡或朝拜，而是将“爱子”作为人质扣留在朝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再次向冯盎颁发敕文：

敕。高州都督耿国公冯盎，安州都督府使人周怀义还，及张赟等至，并具来表。省览周环，良以增叹！唯公之识量不喻朕怀，亦由朕之风化未能及远，君臣疏离，遂至于斯。永怀鱼水，望古增愧。朕祗承天眷，□最□中，弘济艰难，抚育黎庶，有生之类，咸思乂安，一物失所，增其兢惧。然海隅辽旷，山洞幽深，蛮夷重译之方，瘴疠不毛之地，得之未有所益，失之固无所损，何假殷勤远相征召？但□□□□后朝夕相寻，咸云公心迹未纯，侵掠不已，新州以南，多被毒害。朕既为之父母，须拯艰危，所以聊命偏师，将救涂炭，亦未纵兵威，即入彼境。公又前遣智，数命使人，每自申陈，辞请恳切。云刘感构恶，妄相谗毁。朕谓公□□□未相见，无以自明，是以频遣敕书，令公入觐。公尚然疑虑，犹怀偃仰，似矜遐阻，未欲朝谒。复有推注，更遣行人，云高州正被兵临，蹊径壅塞，又惧刘感谮诉，投杼为疑。既有此辞□□□□□，命所司尽公本意。刘感既不能绥卫藩服，与公失和，即令真定公齐善行代为郡督，见集兵马，亦各散还。朕之此情可谓贯彻幽显，若犹不为公所信知，复何言如能悉朕虚怀以取富贵？即宜驰传暂至京师，旬日□□□尽心曲，便命旋轸，委以南方，子子孙孙，长飨福禄。倘其必存首鼠，不识事机，积恶期于灭身，强梁不得其死，自取夷戮，断在不疑。大兵一临，悔无所及。纵令巢穴之内数日偷生，□□□□□牙投窜，冤仇非一天罗□举□□□广，何处求安？当深思此理，自求多福。春序已暄，想无恙也，家门大小，并得平安。今令使往，指不多及。[32]

这次的事件，同样交织着复杂的地方政治与恩怨：其一，据王兴瑞考证，安州都督府的都督为宁据，而宁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与冯暄兵戈相向的宁长真之子。[33]其二，冯盎所憎恶之刘感，在冯暄之乱时，曾镇压与冯暄遥相呼应的冈州刺史冯士翙。冯刘亦为宿敌。安州都督府的使者与刘感在唐太宗面前状告冯盎，可以说是武德六年冯宁矛盾的继续与激化。

不过，从敕文来看，宁据等人表奏冯盎“心迹未纯”，也并非捏造之词。前敕发出五年后，冯盎依然在扩充其控制领域，“新州以南，多被毒害”。没有史料清楚说明，冯盎为什么对新州如此虎视眈眈，三番两次欲收入囊中。但是，从其扩张的路线来看，他似乎致力于打通一条从高凉通往西江的道路。武德末年，与宁氏的斗争失败后，其统治领域西侧的道路不可能为冯氏所掌握。于是，开辟东路尤显迫切。单从地理位置而言，唐宋期间，六条古道与新州江连网，东北通广州、端州（肇庆）、罗定州，西南通高州、春州（阳春）、东合州（雷州）、琼州、廉州，有“八州通衢”之称。初唐时期，这八州之中，有六个州为冯盎所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州江连通西江。从西江经灵渠，入湘水，入长江，是沟通岭南与长江流域的最重要水网。

从以上讨论可知，冯盎生活的时代，广东西南一带的地方政治相当复杂。在两则敕书中，唐太宗均表示，虽然没有真正兵临城下，但都有发兵讨伐之意。在是否出兵攻打冯盎的问题上，魏徵对于扭转局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情发生在贞观初，即撰写前敕的时代，据《资治通鉴》记载：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謩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34]

魏徵因建议“怀之以德”而止息了唐军攻打冯氏的战鼓，从其后的史迹来看，也的确缓和了冯氏与唐王朝的关系。贞观五年，冯盎派遣儿子智戴和使节申陈冤情。而唐太宗则坚持要求犹疑不定的冯盎前来入觐。这就是后敕撰写的理由。冯盎接到敕文终于于同年进京朝贡，并随后破罗、窦诸洞獠叛。《旧唐书》记载：

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聚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于簿领，诘擿奸状，甚得其情。[35]

在唐太宗看来，冯盎来朝，算是表明了“心迹”。盎破诸洞獠叛后，太宗令留在京城的智戴回乡慰省。如果联系到土酋之子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则不难想见太宗的这一举动不仅在于褒扬盎之功勋，至少在表面上也宣告了他对冯盎的信任。贞观八年（634），唐高祖宴请西突厥使者，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智戴咏诗。智戴的诗作得到唐太宗的欣赏，并欣然称赞：“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36]

贞观二十年，冯盎卒。盎有子三十人，《新唐书》特别提到的是智戴和族人子猷：

智戴知名，勇而有谋，能抚众，得士死力，酋帅皆乐属之。……后入朝，帝劳赐加等，授卫尉少卿。……

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至洞视其资。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后率子弟数十人，击铜鼓、蒙排，执瓘而奏其罪。帝驰遣御史杨璟验讯。璟至，卑辞以结之，委罪于瓘。子猷喜，遗金二百两、银五百两。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归。”璟受之，还奏其状，帝命纳焉。[37]

可见，直到高宗时期冯氏的族人子猷还是富甲一方的豪强。但是，盎之孙辈就鲜见于历史的记载了。王兴瑞认为，由于南选制度的实施，冯盎后代正和岭南其他豪强家族一样，充任地方要职的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在《广东通志·职官表》中几乎见不到冯盎孙辈以下名登仕版。[38]武则天时期，这个大家族遭受了严重的变乱。没有史料说明具体的缘由和经过，我们只能从盎之曾孙高力士的生平中寻得蛛丝马迹。据《新唐书》记载：

高力士，冯盎曾孙也。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力士幼与母麦相失，后岭南节度使得之泷州，迎还，不复记识，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环，曰“儿所服者”，乃相持号恸。帝为封越国夫人，而追赠其父广州大都督。[39]

可见在高力士幼年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家庭变故，以致母子离散。直至力士得势后，这一段尘封的身世才被揭露出来，而其父母也因力士的关系得到了追封。力士逝世后，时人为其撰写的神道碑这样讲述其家族源流：

公本姓冯，讳元一。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广管潘州人也。冯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怀化□业以至于盎，五岭之表，推□名族。皇唐初，盎使持节高州都督、广韶等十八州总管，封耿国公。耿公有三子，智戣为高州刺史，智戴为恩州刺史，智为潘州刺史。咸有德义，实为人豪。家雄万石之荣，橐有千金之直。潘州府君生君衡。潘州薨而君衡袭位。象贤之礼，主记守封。且有旧章，斯为代禄。使有辀轩□察者，不知承式，高下在心。因以矫诬罪成，於乎。裂冠毁冕，籍没其家。开元中，天子广锡类之恩，览先贤之状。初赠潘州刺史，又赠广州大都督，公即广州之少子也。[40]

这段材料追溯了冯氏的谱系，冯盎之子智玳[41]生了力士之父君衡，君衡“因以矫诬罪成，於乎。裂冠毁冕，籍没其家”，此事给冯氏家族以重大的打击。为君衡所立之《赠广州大都督冯府君神道碑》也语焉不详地把这一场变故概述为“子幼家艰，丧礼盖缺”。[42]有众多学者希望考察出冯氏分崩离析的原因，但因为资料的阙如，没有定论。

王兴瑞依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考证过唐代海南岛曾存在冯氏的割据势力。玄宗天宝年间，鉴真一行人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解缆渡日，中途遇台风漂流至振州江口（海南岛宁远河口），受到了临振郡（今崖县境内）别驾冯崇债的护送，又曾得到万安州（又作万安郡，郡治在今陵水县）大首领冯若芳的迎接供养。[43]唐中后期，岭南一带的动乱中频频有冯姓人参与，但是没有史料证实这些人是冼夫人后裔。可以说，高力士之后正史中很少再有关于冯氏子孙事迹的明确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