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语言产生之后、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的信息传播主要借助于言语，即所谓的口头传播或言语传播。传播者通过有声语言，同时运用各种辅助手段向接受者进行信息输送，是人类最原始的传播方式之一。除去不拘于时空的流言传播，在纵向的神话传说，小范围的聚议、游说，单对众的授课、宣讲、演说，以及鼓儿词、评书等诸多言语传播渠道中，新闻性较强、宣传效应较强、应用最为广泛的，莫过于宣讲和演说。
作为面对面、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学堂授课、聚众演说与宣讲最为接近，但学堂授课因注重系统的知识传授而明显区别于宣讲；聚众演说则因时间、场地、传播主体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宣讲略有差异。总体看来，宣讲和演说更为相似，故晚清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赵尔巽就视“中国之宣讲即外国之演说”[1]；彭翼仲提出开民智要“多作对众演说，照着讲圣谕的办法”[2]，在他眼里，演说与传统的圣谕宣讲亦是难分彼此。现实中两相混用者，比比皆是。宣讲所开展的言语传播活动称作演说，或者报刊演说栏目列载宣讲文，都再正常不过，如题《十二月初十日天津河东地藏庵宣讲所开讲唐县尊演说》[3]、《光州宣讲所开讲演说》[4]，《四川官报》演说栏则频刊宣讲文[5]。显然，时人眼中两者并无二致。1903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湘抚批示》，其中演说和宣讲即为混用，“该绅等拟仿东西各国社会章程定期演说，延聘讲生八名，轮赴城乡各处，宣讲《圣谕广训》，并刊刻通俗报章，一并于城乡演说”[6]。后来出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言：“外国有一种演说会，每日夜晚或礼拜日，趁各处放工众人闲空时候，拣那好报纸，与一切新闻，向众演说。所以外国虽是下等之人，于国家事情、普通道理，没有不晓得的。故尔人人有爱国之心。……我今奉劝诸君，如喜看这种白话，有钱人家，可以请人按时演说”[7]，可见他对于讲报和演说，也没有清晰的界限。有人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宣讲二字，也就是演说的别名儿。这宣讲所主讲的诸公，担着一个开通民智的极大的责任。”[8]当然，两者之不同，也引起了注意。因考虑到二者差异而相互窜改者，亦不乏其例。1905年，《广益丛报》就刊登一篇题为《论某省改宣讲为演说之宜仿行》的论说[9]；同年，《教育杂志》载有《本处奉院批饬威县广育演说会更名为宣讲所札》[10]。
那么，何谓宣讲，何谓演说？二者有无关联，差别何在？
所谓宣讲，按字面含义，就是宣读讲解，意即通过口语言说对特定的思想内容进行面对面的传播，以收影响之效。宣讲的形式非常丰富，诸如讲学授课、说书、讲圣谕、讲善书，特别是演说，都可算作宣讲范畴。而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宣讲，特指政府、组织、团体或者个人出于教化、宣传等目的，在特定场所——宣讲所、阅报讲报社，定期向听众讲读特定书刊、文稿的活动。清末特有的讲报，当属宣讲范畴。
演说，或称演讲，也是一种运用口语言说对众宣传鼓动的重要方式，形式上与宣讲极为接近。1900年，冯自由以“冯懋龙自由氏”的笔名在《开智录》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演说学之义，英文名之曰Elocution，即雄辩博言之意。”[11]实际上道出了演说与宣讲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往往较后者更具煽动力。此外，虽有个别演说是临时铺排、即兴发挥，但大多需要事先组织，规模也要比宣讲大。演说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或借剧场戏院，或利用街市通衢、花园酒肆；而清末宣讲所开办演说又比较常见，如南开私立一中开通俗演说会便假借西马路宣讲所，由学生演说，劝导国民人人自治。[12]定期举办演说，也是某些阅报、讲报社的重要活动内容。如直隶宣化县阅报研究所“名曰阅报所，则演说其附设也”，每月朔望定期演说，如有急需，则另定讲期。[13]据悉，“运署奎星阁上新创设启智阅报社一区，每星期演说一次，已于十一日开社，是时有课吏馆员项君演说立宪宗旨”[14]。
宣讲与演说并非一式，清末人早有认知，如云：“讲报是讲报，演说是演说，抬杠又单是抬杠，三样事大不相同。”[15]对此，学者杜春燕也曾做过细致观察：“相比较而言，宣讲更类似于近代的演讲，但还不是演讲。演讲一般脱稿为之，一场演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它采取评论、呼吁、富有情感的阐述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明确的呼吁诉求；宣讲内容庞杂并非单一事件，以讲述为主要传播形式，内容多是社会上的新闻、故事等。”[16]认为两者无论在主题、内容设置，还是在讲述方式上，都有明显之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有无讲稿，以及表演性的强弱。演说往往要求演讲者脱稿发挥，运用逻辑说理，通过富有感染性的语言、语调，配合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达到说服、打动，进而影响听众的目的。可以说演说是一门表演的艺术，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和现场感，对演讲者的口才、表演技巧等素质要求极高，未经特殊的训练恐难胜任。恰如清末人表示：“讲报不同演说，演说的口才，可不是随便就能会的。那也是专门的学问。”[17]宣讲则是当众宣读特定的文稿，讲报选读报载文章，发挥的空间有限；虽不免存在一定的朗读技巧要求，但只要略通文字且口齿清晰者，便大致可以胜任。宣讲和演说在功能诉求上也各有偏向，尽管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宣传、鼓动争取同情，但演说似乎更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极强的煽动性，宣讲却重在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演说常常是一场一主题，宣讲的主题则往往是同场多元，依靠持续定期举办保持连贯性。综上，针对两者的研究需分开缕述。
宣讲与演说活动古已有之，尤其是演说，早在先秦口语传播时代，便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上自王廷发布政令，下至被压迫阶级起义，都主要借重演说动员与鼓荡。当文字产生以后，宣讲与演说之类言语传播虽然以其截然有别于文字的特质得以存续，甚至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主体地位终究被文字载体所取代，成为文字媒介的辅助传播手段。这种文字为主、言语为辅的传播格局在清末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宣讲与演说等言语传播骤然勃兴，与新兴传媒近代报刊并驾齐驱，主导了当时的传播领域。对这一特殊媒介文化现象的关注，成为促发本书选题的直接动因。
一
本书聚焦清末，即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言语传播渐兴之际到1912年民国建立清王朝最后十几年间的宣讲与演说活动，以清末社会变局与转型为背景，探究言语传播兴盛之致因，以及这种媒介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时代征象。在客观展现清代前中期与后期不同历史时期宣讲与演说内容、面貌及特点的基础上，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进而探究其生成的社会机理及其所传达的社会征象。当然，宣讲与演说的盛况并未随清王朝覆亡而式微，民国年间依然畅行，但已不作为本书探讨的内容范畴。
清末言语传播引起笔者的兴趣，不只缘于爬梳清代史料时所发现的大量有关宣讲与演说的记载，更由于长期以来传播史学界对这一领域普遍的漠视与忽略。在文字成为贵族精神特权的时代，言语传播大多作为文字载体的辅助手段，通常应用于特定场合或底层社会。清末言语传播的勃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媒介文化现象，它绝非新闻传播发展史上一次寻常的异动，也并未攀缘媒介技术革命的便车，却从独特的角度和窗口透露出丰富的社会变迁讯息，具有深远的社会史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学界的视线大都集中于晚清的新兴媒介——近代报刊，对于报刊之外丰富多彩的新闻传播现象，特别是言语传播，关注不多，相关研究极其薄弱。清朝演延近三百年，处于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新闻传播活动极为丰富驳杂，既包括古代新闻传播，又有新兴的近代传媒活动；在报刊之外，还有流言、告示、宣讲与演说等传播形式。而几乎在所有清代新闻传播史著作中，它们都成为严重缺失的部分，未得到应有的反映。
二
目前，对清末言语传播的研究业已展开，但成果多限于零散篇章，侧重传播内容分析及其社会功能发掘，研究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
仅就宣讲活动而言，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如胡全章所著《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18]，从清末白话文运动辅助手段的角度，分析了阅报社和讲报所高潮时期的状况；刘晓云的《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19]一文，对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的创办、宣讲内容、宣讲员的培训及宣讲的场合与地点等问题，做了详细的钩沉；杨晓的《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及其影响初探》[20]，则把宣讲作为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来考察，着重论述宣讲的教育功能。类似主题的，还有裴文玲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21]，将宣讲所作为社会教育的渠道之一置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背景之下进行审视，梳理了1907年至1909年全国宣讲所的设立、经费收支状况，呈现其数量变化的趋势，对三年间全国宣讲所的开办情况进行全景扫描；徐冬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通俗讲演所述论》[22]，也涉及了宣讲活动，主要考察民国时期通俗讲演所的前身机构。该文的独到之处在于详细列举了宣讲书目。在知网中以“清代宣讲”为主题进行搜索，检索出的相关论文达数十篇之多，但总的看来，多是在探索清末新政、教育改良、开民智运动、阅报社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等主题之下，对宣讲活动有所旁涉，少有专题考察。而针对圣谕宣讲制度的研究，则与清末的宣讲活动截然割裂开来。总体看来，有关清末宣讲的研究尚处于支离、零散的状态，缺少系统的探索与宏观审视。比较而言，对清末演说活动的研究更为匮乏，且大多与宣讲活动混为一谈，专题性的文章为数甚少。袁进的《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23]一文，将圣谕宣讲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宣教活动进行了细致比较，着力探寻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刘秋阳的《清末民初的演说活动》[24]，对清末重要的开民智手段——演说的场所、内容及接受情况，做了简单的勾绘；亓丽的《试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演说》[25]，着力于厘清演说在清末政治小说中的各种形态，意在从演说这一特定视角入手探索晚清政治小说的特质，演说传播无疑只是作为观测的视角；苏全有、张超的《新清末演说补议》[26]，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呈现了清末演说宣传军政改革与时事、改良经济及发展实业、改良社会陋俗、革新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对其特征及影响进行了评述。二人合作的另一篇论文《清末宣讲所探析》，全面细致地梳理了1906年《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颁布后，清末宣讲所在各地的设立情况、宣讲书目与内容，集中论述其影响及局限。[27]张谦的《“戏中演说”成因考论》[28]，深入剖视了20 世纪初近代早期戏剧中的演说现象，发掘其渊源，展现其在清末时代环境下得以进一步孕育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显然着力点极其分散，尚无法反映清末演说活动的基本轮廓。
迄今为止，对清末宣讲与演说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唯见台湾学者李孝悌所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29]。该书运用大量报刊史料揭示了清末宣讲、演说等诸多言语传播形式的发展规律、运演轨迹及其所蕴蓄的深刻社会历史内涵，全面呈现了清末最后十年知识精英的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相当深入，然而演说和宣讲活动只作为其考察的部分内容，虽说各种言语传播的相互关联参照，更能展现清末启蒙社会思潮的整体和真实风貌，但其侧重点在言语传播的内容实质，所关注者乃知识精英的“开民智”运动，因之不可避免地落入从传播内容剖视、展现社会变迁的传统研究思路，与上述其他研究别无二致，皆属于历史学角度的审视，观测点与旨归在于传播内容及其社会意义，对传播形制之变迁、媒介形式变革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并未留意。王东杰的《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30]，正如其所言，没有对近代“言语文化”诸现象作一罗列式的描述，亦不涉及其对近代中国文化走向的具体影响，而是从“交流模式”变革的视角，把这些现象视为彼此相关的一组文化，探讨其兴起和清末民初整体社会转型（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首先注意到白话文、演说、宣讲等不是孤立的传播活动，而这一系列变化，是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次，避开老生常谈的内容与功能，把现象本身视为观测对象，探讨社会关系，属前所未有的尝试，但偏重于语文方面的考察，对言语传播的追根溯源，对政治与言语文化勃兴之互动关系的探究，都缺少传播学理的支撑。因之，从传播学视野，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对清末言语传播盛况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者，尚未见著。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讯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率先抛开将媒介视为容器的狭隘视阈，关注媒介自身衍化给文学生产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史学领域亦注意到近代报刊的“公共空间”属性在清末社会变革中所隐含的象征意义；而唯独传播学者们依然对媒介的内容、样貌及社会功能情有独钟，完全忽略其作为传播载体本身所具有的讯息价值。媒介的承载物，可以作为时代的镜像，记载、表达、反映社会状貌与时代气息；而传播媒介实际上也以其自身的衍化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音讯。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言语传播之勃兴，在迎合下层社会启蒙的时代思潮之外，一定别有深意。
三
本书选取言语传播中贯穿有清一代发展历程的宣讲以及清末异军突起的演说为观测对象，在宏观系统梳理清代宣讲与演说传播的基本轨迹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透过这两种言语传播形式在清末的剧烈变革，揭示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及人际交往关系之变，进而探索传播媒介进化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重构之间的互动机理。
言语传播在清末的勃兴究竟具有怎样的媒介文化意义，透露了什么社会讯息，一直是传播史学界从未触碰的领域。首先，本书尝试对清代的宣讲与演说活动进行独立的整体考察与系统梳理，追溯其源流，探索其发展演变轨迹，揭示这种媒介文化现象的社会致因，进而深入剖视媒介文化运演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尝试引用西方流行的“底层研究”的相关理论，借鉴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路向，突破以往新闻史单纯描述官方新闻传播的局限，重点探索清末宣讲与演说等言语传播活动，不仅有助于完整呈现清代新闻传播的风貌，还可以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视阈；最后，当前新闻传播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从探索历史中寻求答案。清代跨越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分期，处于社会转型期，总结这样一个非凡历史时期重要的媒介文化现象，对同样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面临国际化、新媒体挑战的当今新闻传播业，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本书研究力争突破传统史学以描述、解释历史为主的叙事模式，运用传播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史学等理论，对清末宣讲与演说进行分合有致的论述。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在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揭示清末言语传播兴盛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媒介选择角度切入，展现知识分子简化繁复思想向下层社会传播、落实的途径与过程，揭示清末知识分子由“开官智”、“开绅智”到“开民智”的观念嬗变，从而有效解析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对清末宣讲与演说活动分而论之，力图打通清古代、近代言语传播史彼此独立、相互疏离的研究模式，勾连清前、后两期，建构清末宣讲与演说等言语传播活动的整体脉络。具体涉及各自的源流、内容、组织形式、社会效果等，特别是其在清前、后期发生的深刻变革。此外，着重发掘媒介衍化所表达的社会征象与社会意义。
[1] 《湖南巡抚赵通饬宣讲章程公文》，邓实辑《光绪癸卯政艺丛书·内政通纪》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8辑第272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第368页。
[2] 彭望苏：《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商务印书馆，2013，第176页。
[3] 《十二月初十日天津河东地藏庵宣讲所开讲唐县尊演说》，《敝帚千金》1905年第9期，第42～44页。
[4] 卢懋功：《大同报》（上海），第7卷第8期，1907年，第6～8页。
[5] 《绥定府儒学周奉饬宣讲戒烟说》，《四川官报》1908年第27期，第69～71页；《绥定府学周宣讲禁止赌博白话》，《四川官报》1910年第5期，第71～74页；《绥定府学周宣讲禁止缠足白话》，《四川官报》1910年第3期，第83～86页。
[6] 《湘抚批示》，《申报》1903年5月20日。
[7] 《敝帚千金第二集序》，《大公报》1904年5月25日。
[8] 《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大公报》1905年8月16日。
[9] 《论某省改宣讲为演说之宜仿行》，《广益丛报》1905年第19期，第3页。
[10] 《本处奉院批饬威县广育演说会更名为宣讲所札》，《教育杂志》1905年第14期，第9页。
[11] 冯懋龙自由氏：《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1900年12月22日，第3页。
[12] 《中学开通俗演说会》，《北洋官报》1909年11月18日，第11页。
[13] 《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清折》，刘瑞兴：《连续出版物管理史料选》，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22页。
[14] 《官设阅报社》，《大公报》1906年10月29日。
[15] 高子江：《奉劝诸位讲报的先生》，《京话日报》1905年12月30日。
[16] 杜春燕：《声音·报刊·小说——论晚清新小说在下层社会的传播》，《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9年第2期。
[17] 《劝立讲报处》，《京话日报》1905年6月2日。
[18] 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9] 刘晓云：《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兰台世界》2010年第11期。
[20] 杨晓：《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及其影响初探》，《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
[21] 裴文玲：《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0。
[22] 徐冬：《民国通俗讲演所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2。
[23] 袁进：《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4] 刘秋阳：《清末民初的演说活动》，《档案》2007年第6期。
[25] 亓丽：《试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演说》，《名作欣赏》2012年第17期。
[26] 苏全有、张超：《新清末演说补议》，《大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7] 苏全有、张超：《清末宣讲所探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8] 张谦：《“戏中演说”成因考论》，《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0] 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