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与生态人类学
东北满族生境与族群原生文化探析
江帆
摘要：满族先民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摸索、创造、累积了带有原始渔猎文明特色的族群原生文化。满族先民以此适应自然和社会，其文化建构手段与思维逻辑逐渐定型为族群心理的一种深层结构与精神内核。这些可称为满族原生文化的要素及其特质，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哲学意蕴，渗透在后世满族民众的生存实践之中，成为后世满族文化建构与精神滋育的支点。
关键词：满族 生境 原生文化 文化建构
作者简介：江帆，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教授，沈阳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东北地区是我国满族生存的特定的自然空间，这一空间所有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生境。满族的生境是满族社会运作的产物，是民族特有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
若对满族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做出比较全面、系统的把握与诠释，必须溯本求源，从满族文化生成的“源头”处扫描，对东北地区的“生态场”有一个宏观的基本把握，进而才有可能体悟到东北地区生境对于满族文化的生成与衍化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以及在族群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满族先民及其后裔是怎样伴随着生境的变迁而不断进行文化调适与互动的。
一 东北地区“生态场”与满族先民生境
如果鸟瞰我国的东北地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山环水绕的马蹄形的地貌轮廓。我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面都被山脉环绕，呈马蹄形环抱着东北大平原。三面群山都没有太高的山岭，海拔一般在800～1500米之间。长白山脉的白云峰是东北地区的最高峰，海拔也只有2619米。东北地区地貌丰富多样，有山有水，有内陆有海洋，境内分布有丘陵、阶地、高平原，还有平原、低地、谷地、河漫滩、海岛等，是中国境内一个比较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
东北地区位于北纬40度以北，地处北温带，极地湿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大高原肆虐南下，却被阻挡在外兴安岭以北。在它南面，形成了植被茂密、草肥水美的丘陵平原。但由于纬度较高，冬季漫长寒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不能耕种，甚至人类在这一地区都不适宜长期在户外活动。同时，在嫩江流域，又广布着亚洲较大的沼泽地区。茫茫林海，皑皑雪原，坑洼相间的沼泽地，构成了独特的东北地区自然景观。东北地区自然气候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除部分高寒地区外，大部分仍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表现为季节变化明显，天气变化显著，热量资源较少，降水变率大。若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东北地区气候的共同特点就是寒冷，特别是位于北纬50度线附近的吉林和黑龙江广大地区尤为突出。
东北地区的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丰饶。东北的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外兴安岭和西伯利亚荒原，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寒冷的气候使人难以逾越。东部和南部是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太平洋，对东北又形成天然的屏障，西部是万里的蒙古戈壁。地理环境对东北的民族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这种隔绝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生文化。另外，东北区域有很好的气候条件、地形条件和地理环境，这里原始森林密布，是天然的动植物资源宝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便是对历史上东北地区丰盛的自然资源的真实写照。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不仅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水产亦极为丰富，盛产各种鱼类，其中鳌花鱼、鳇鱼、大马哈鱼、胖头鱼、鲟鱼、东珠（珍珠）等都是驰名的特产。尤其鳇鱼，最大的长达四五米，重达七八百公斤。大马哈鱼在鱼汛中数量极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如《黑龙江志稿》曾记载：“每年秋天自海逆水而上，入江驱之不去，充积甚厚，当地人竟有履鱼背而渡者。”[1]乌苏里江每年有四个多月的结冰期，完全不能通航，但仍可凿冰捕鱼，河面变成了雪橇飞驰的平滑大道。
东北地区属寒温带—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凉爽，南北温差大，最北端甚至长冬无夏。以满族先民曾长期生活的黑龙江地区来看，冬季平均气温为零下31℃～零下15℃，据近50年来的资料记载，黑龙江地区的极端最低气温达曾达到零下52.3℃（1969年2月13日，黑龙江漠河地区）。夏季的平均气温为18℃～23℃，无霜期仅3～4个月，年平均降水量为300～700毫米。东北地区的寒冷，自古有名，许多史志都记载了这一地区的寒冷气候特点，如《黑龙江述略》记载，当地“入冬以后，窗皆高丽坚纸蒙蔽无隙，辄上厚冰寸许，视如积雪，盖屋中之火，与庭中之雪，相薄而成，至次年三月始消。北墙尺许厚亦然。每雪落地，则散粒如砂，往来行步踏之，有声而不滑足，其下坚冻二三尺不等，经春间东风迅起，渐化为水，市中至泥深没马，月余乃平。入伏后小热数日，然即晚辄凉，当身必须夹衣”。[2]康熙年间成书的《龙沙纪略》也记载此地“四时皆寒，五月始脱裘。……七月则衣棉矣。立冬后，朔气砭肌骨，立户外呼吸，顷须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温耳鼻，少懈则鼻准死。耳轮作裂竹声，痛如割”。[3]即便寒冷如此，原住民却“近颇称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知复有暑也”。如此寒冷的气候，决定了东北各民族民众的生息处于一个“先天性不足”的生态环境中。在这一背景下生成的满族原生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族群生境特点。
二 满族原生文化的生成与建构特点
提及满族原生文化，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以往的研究视角中，多将“满族原生文化”定位于满族共同体的直系祖先——东北女真人文化。然而，若以满族孕育与形成历史来看，满族原生文化的建构绝不仅限于女真时代这一个时段，而是波及一个更为宽远的历史范畴。因为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满族原生文化的各种特质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满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满族原生文化是一个不断建构（construct）的过程。因此，满族原生文化应包括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前，由历代满族先民创造、积累的带有族群特色的所有文化。皮亚杰认为，发生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的结果”，看不到认识的建构过程，而“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4]把握满族原生文化，不能只关注满族文化建构的“最后的结果”而忽略建构的过程。诚然，明代女真族作为满族主体的直系祖先，其文化可视为满族原生文化；但也应顾及满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建构因素。明代女真文化是对辽代黑水靺鞨文化的继承；黑水靺鞨为勿吉黑水部的后裔；勿吉黑水部的先辈则是更早的东北古族挹娄人和肃慎人，这样一来，满族的文化建构过程便可一直推及到3000年前的肃慎古族。正是上述这些栖息于东北地区白山黑水之间的古老族系，在其不断地分化与聚合过程中，创造、累积、承袭、发展出许多独具区域与族群特点的文化，孕育、滋养了满族先民及其后裔，使其成长、壮大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确切地说，满族原生文化是裹挟着上述这些古老族系的文化与文明质素，从远古一步步走来的。
在满族研究中，对满族原生文化进行勾描与探讨，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不仅因为满族的先民女真及其先世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历史的文字史料，而且对女真人及其先世文化的研究，现在的学者多依据女真社会之外的明朝、朝鲜的一些记载，以及后来的清代满族统治者对其祖先生活的追述。同时，由于满族与汉族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文化上互相融合，加之社会的发展，除了文献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和考古发掘发现的线索之外，满族原生文化的完整形态在后世满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多已不复存在。然而，这种境况近二十年来有所改变，这得益于一些学者在东北满族进行田野调查中，陆续发现的一些重要线索：在东北地区一些古老的满族村屯中，有些满族人家至今仍保存着祖传下来的家谱、神偶以及祖先的画像，还有一些珍藏在民间的包括萨满服饰、神谕、法器、卜具等在内的萨满传世文物。这些散佚在满族民间的弥足珍贵的手抄资料和文化遗物，为考察满族原生文化提供了可做参考的重要实物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洞窥到满族原生文化的一些内容与形态。笔者在近年来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即使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在一些满族聚居的老村老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带有满族原生文化印记的民俗文化事象，诸如一些老者会不经意地道出几段非常古老的满族神话或故事；一些满族老户仍在使用或保留着祖辈传袭下来的带有满族早期生活特色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品；甚至在一些满族乡间，至今仍可采录到满族世代流传的带有口述史性质的长篇说部与一些叙事长诗，这些口头文学作品生动地记述了满族先世各个部落的崛起、壮大或衰落的过程，包含着大量的反映满族在部落时期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文学、艺术等文化信息，折射着满族早期社会的风貌与生活图景。正是这些极具价值的田野发现，为我们进行满族原生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佐证。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应包含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物质构成（民族的生境与生计方式）、组织构成（民族的社会组织、语言、习俗）、指导构成（民族社会传统、知识、技能）、精神构成（民族的信仰、伦理、道德、意识、艺术）。[5]其中，第一层次的内容是民族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民族文化构建的物质基础及文化自身的底层部分，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奠基功能。这一层次的文化主要指向民族的生计方式（Means of Sub-sistence），生计方式是最先发生的文化现象，也即民族文化的基元。
“生计方式”是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量食物和蔽所，以及获得这一最低量的手段，也即不同的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一整套的谋生手段。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共发展出五种生计方式，依次为狩猎和采集（包括捕捞）、初级农业（原始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工业化谋食方式。其中狩猎和采集是向自然界攫取和收集食物，后四种才带有生产食物的性质，才可被称为产食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多数社会群体并非只采取一种谋食方式，经常是几种方式混合使用。如在狩猎和采集的同时兼营原始性耕作；在畜牧的同时又从事采集以补充植物性食物。类似多种谋食方式混用的情形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民族中都可以找到例证。但是，即使在多种谋食方式混用的人类群体中，往往也是有一种生计方式占主要地位，正是这种占主要地位的生计方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该群体文化的性质。若对不同的民族或族群所承袭的生计方式进行生态人类学的审视，不难发现，无论在谋食与产食方式还是在消费习俗上，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不同的人类群体对所居处的不同的生态环境的适应。也就是说，所有的生计类型无一不带有文化主体所栖居的特定区域生态环境的鲜明印记。生存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计方式，而生计方式作为文化的基础部分，对文化系统的其他部分的生成与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生活在东北生态区位中的满族先民，只能选择采集和狩猎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围绕这一生计方式而衍生的文化事象，都可以称为满族原生文化的基元形式。
从满族先世肃慎人及至满族共同体形成，经历了长达3000多年的民族孕育史。而这数千年的民族进化历程，基本上是以渔猎文明为主向前推进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满族原生文化的基元形式是渔猎文明。人类学的研究证实，渔猎生计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古老的类型，是一切经济类型的先驱。当今世界上一切民族在其初民阶段都曾经历过这一类型，有的民族至今还未脱离这一类型的经济生活。渔猎经济类型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却是人类摆脱动物性、获得社会性的基础。自人类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以渔猎为谋生方式，依靠天然食物为生。虽然后来人类又发展了捕鱼技术，但仍然不会从事任何生产食物的活动。渔猎经济的食物资源波动性较大，得不到保证，收获极不稳定。同时，对于持这一生计方式的人类群体来说，食物基本上是肉类，也过于单一，因此在渔猎经济中，采集始终是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在渔猎生计中，狩猎和采集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情况下，狩猎民也是采集民，其群体的劳动分工一般多为男子从事狩猎，妇女采集植物。学术界在习惯上一般将狩猎列在前面，但在实行这一生计的群体生活中，采集也很重要。通常所说的渔猎文化，一般已将采集包含在内。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渔猎、采集、捕捞三种谋食方式称为“攫取型经济类型”，并将捕捞一并归入渔猎中。渔猎生产属于依赖自然的攫取经济类型，在人类历史上，攫取经济占据的时间最长，人类延续这一生计方式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有资料显示，地球上自古以来共曾生活过800亿人，其中99%以上的人是狩猎-采集者。即使进入了畜牧与农耕时代，渔猎与采集也一直是农牧民族重要的补充性谋食手段。因而，这一类型既是众多民族起步的经济类型，又是影响深远的孕育了各种文化的基础类型。
三 满族原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精神内核
在我国东北地区，很早就形成渔猎、游牧、农耕三种经济类型并存的格局。尽管这三种经济类型始终彼此渗透、互相影响，但总体来看，三种经济类型不仅在地理分布上有明显界线，而且每一种文明类型都是由不同的语系民族作为开拓者。具体来看，东北地区的西部，曾是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蒙古语族各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场所；东北区域的南部，很早以来便为汉族农民所开拓；东北地区的东部与北部，即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为主脉连接的密林河谷，是以狩猎网捕著称于世的通古斯语族各民族——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以及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世世代代生活居住的地方，是古老的渔猎文化的摇篮。这一区域的满族先民，与其他族群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相近的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了相同、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满族原生文化的属性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是同源的。
满族先民栖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带，以及由此向北直抵西伯利亚的广大腹地，自远古直至近代始终是世界范围内分布最辽阔、形态最完整的渔猎文化区。渔猎文明的出现是栖居于这一区域内的一些古老的族群对当地自然生境适应的结果，而渔猎文明在这一区域的绵延不绝，又托庇于当地远离当时的文明中心的社会环境。在3000多年前的肃慎时代，我国东北地区一片蛮荒野壤，山高林密，泽深水阔，野兽成群。生息、繁衍于此地的满族先民肃慎人，以血缘氏族为单位，据晋书记载，“夏则巢居，冬则穴居”。肃慎人以射猎为主要生计，将获取的野兽皮肉作为衣食，同时辅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这一时期，肃慎人养猪已比较普遍。据史料记载，肃慎人在舜禹时代就开始向中原地区以弓矢纳贡，到周王朝时，仍贡献“楛矢石砮”。而居住在三江沿岸的肃慎人在这一时期则以捕鱼为主要生计，在黑龙江省宁安东康遗址和林口县三道通古城遗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已发现有鱼钩、鱼叉等捕鱼工具。
战国时期，肃慎改称挹娄，其活动区域与肃慎时大体相同，生计方式仍为狩猎与原始农业、畜牧并存。关于挹娄人的生活，史料中这样记载：“有五谷、牛马、麻布，出赤玉，好貂”；[6]“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7]。
南北朝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其时仍以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据《北史》记载，勿吉“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8]这一时期，勿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魏书·勿吉传》记载：“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服饰则“妇人则布裙，男人猪犬皮裘”；“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9]足见勿吉社会仍很落后，尚未形成部落联盟。北朝末期，勿吉又被称为靺鞨，靺鞨人的生活与勿吉时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仍以渔猎为主业。唐末至五代时期，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直”（真），从此，女真这一族名逐渐代替了靺鞨。
辽金时代，大量的女真人迁居中原。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这部分女真人多数融入当地的汉族之中，与后来的满族主体已没有渊源关系。这一时期，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处于原始社会的落后状态，保持着女真人固有的文化传统，过着“以射猎为生”的生活。其时，东北女真各部“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10]并将步射发展为骑射。辽金时代的女真人以精于骑射著称，“耐饥渴苦辛。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11]同时，女真人的狩猎经验已非常丰富，“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12]“自过滨、辰州，东京迤北，绝少麦面。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禽兽莺饭”。[13]金灭亡后，元朝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地区推行屯田，给女真人耕牛、农具和籽种，在当地发展农耕。到元朝后期，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生计已呈现“涉猎为主，农业次之”的格局。随着生产的发展，女真原始社会也开始解体，早期奴隶制度逐步确立。但这一时期，东北女真各部落之间仍经常发生掠夺财产和奴隶的战争，社会并不稳定。
明代女真是当代满族的基本来源，其时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集团。明代女真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其时，海西和建州女真已经过上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事畜牧、狩猎，社会形态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到努尔哈赤时期，即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相形之下，分布在今松花江同江县以北、黑龙江南北两岸的东海窝集部（窝集，满语老林之意）野人女真则落后许多，主要从事渔猎和畜牧，只有少数部落从事农耕。由于东海女真社会发展滞后，明代将其称为“生女真”，一如《大明一统志》所载：“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对于生女真的生产与生活，史料多有记载：“其以桦皮为屋，独木为舟，以毛皮为市，以貂鼠为贡”；“略事农耕，聚会为礼，人持烧酒、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14]海西女真“俗善射驰猎，分屯各处，累日打猎”；[15]“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16]可见明代女真人主要以狩猎、采集、畜牧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来维持经济生活，生产的粮食用来果腹，马匹、人参、兽皮则用以交换。这种生计方式一直持续到清朝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乃至皇太极在致朝鲜王的信中仍感言“满洲、蒙古向以取资他国之物为生”。[17]
鉴于渔猎生计的特点，东北女真人长期过着游走流动的生活，不仅无暇顾及政权建设，也疏于文化创造。东北女真人虽然早已开始农耕生产，但始终没有形成连片的农业垦殖，一直保持着原始农耕的特点。由于农业生产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从未占主导地位，女真人的土地观念淡薄，再加上迁徙游动的生活使其不能久居一地，因此女真人难以拥有世代积累的不动财富，在文化传承上，也难以形成较为深厚的积淀。与中原区域相比较，明代的东北女真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仅举两例：东北女真人从公元11世纪就掌握了炼铁及其他工艺技术，但始终没有发展起自己的手工业；后金政权虽早已拥有织布的原料与工匠，但一直没有生产出供本民族使用的棉布，冬夏衣着多为皮毛制品，丝棉麻布皆需与中原地区交换。对此，连皇太极也不由得慨叹：“丝枲相继，故不以织布为意耳。”正由于上述等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女真社会一直处于水平比较低级的社会形态，在衣食住行、婚丧伦理等民俗文化方面，也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大相径庭。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广袤的森林与荒原是满族族群与社会赖以发育和生长的一个基本的地理环境，也是其经济和文化生成的根本背景。满族原生文化，是满族先民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能动地驱适所处生境的产物。这一特点既表现在满族先民的宇宙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上，也表现在其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满族原生文化表层结构的各个层面均带有由渔猎生计类型衍生出来的文化因子，诸如满族的语言、认知能力、技能、信仰、习俗等。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即民族的性格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也深受区域生境与生计类型的影响。
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探究文化特质的地理分布原因时曾指出：“寒冷的空气把人们身体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增加了纤维末端的弹力，并有利于血液回归心脏。寒冷的空气还会缩短这些纤维的长度，因而更增加它们的力量……所以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的跳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分泌比较均匀，血液更有力地走向心房；在相互的影响下，心脏有了更大的力量。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结果当然产生不同的性格。”孟德斯鸠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认为环境是使文化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原因，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过时。大量的文化实证研究都证实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与单一性，因为其忽略了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学者们现在都已通晓，环境对于人类文化的形成只能说具有一种“限制性”，而非“创造性”的作用。但是，孟德斯鸠提出的环境对人类不同种群影响的生物性差异，以及对人类不同群体的心理、性格的模塑与影响，也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具体的民族文化研究时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世代生息繁衍于东北地区的一些族群的民众来说，在寒冷的气候下，只有人的身体和精神都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才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生存活动。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东北地区各民族形成了一些带有共性的体态特征和性格特点，即身体强壮魁伟，沉敏罕言，勤奋、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能够抵抗各种外在侵扰。我们不难想象，与相对成熟的农耕生计相比较，持渔猎生计的满族先民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危险与风险。农耕生计可以带来剩余的食物，使农耕民获得闲暇休息，而狩猎生计只能不停地奔波劳作，不停地搏斗厮杀，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食物不中断。原始的狩猎是极其残酷的，虽然满族先民已经拥有了尖锐的利器，并且采取群攻猎物的方式，但每一次狩猎都几近于一次动物间的搏杀：猎人能吃到鲜美的肉，但稍不留意也能变成动物口中的美味。正是数不清的血腥厮杀，铸就了满族先民及其后裔勇敢、坚强、剽悍、善战的群体性格，这种群体性格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狩猎生产活动之中，也显见于满族共同体内部各部落之间的争战以及对邻近民族的掠夺与伐讨战争中。如《后汉书》记载挹娄“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邻国畏患”。[18]《契丹国志》记载“三人渤海当一虎”，[19]《宋史纪事本末》称“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朝鲜实录》记载，女真人“勇于战斗，喜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20]满族先民不仅性格勇猛，而且极具耐力。满族民众将这种文化个性视为同尖石利器一样重要和宝贵的文化财富。历史上，满族先民在从氏族向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部族的过渡与进化过程中，族群内部各支系可谓连年征战不断。在满族共同体内部实行了集团化和组织化之后，更是频频地对邻近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发动掠夺战，靠战争掠夺所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比原始的渔猎生产高得多。“久而久之，这种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就硬化成一种习惯，以致在人们看来，‘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21]这种如尖石利器一样的文化个性，当是满族原生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当然，满族原生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特点，是历史上满族及其先民所处的区域生境铸就的。
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满族先民不断摸索、创造、累积着带有原始渔猎文明特色的族群原生文化。最初，满族先民以此适应自然和社会，久而久之，这些手段与思维方式便定型为族群文化的一种结构。这些可称为满族原生文化的要素及其特质，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作为一种族群文化的基本特征，渗透在后世满族民众的生存实践之中，成为满族的文化个性与民族精神的支点。满族原生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结构，其要素与特质必然被整合进此后的满族社会的文明结构和习俗传统之中，举凡满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均带有由原始渔猎经济所造成的“文化残存”，诸如满族的语言、认知、技能、信仰、习俗的基本构架等，有许多发端于这一经济类型的生产需要。在满族文化系统中，我们毫不费力便可以辨识出这些带有文化“酵母”特点的原生文化要素，同时，也不难把握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环环相扣，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可以说，满族原生文化不仅是一种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生成的文化生态链条，也是一种相对稳定而成熟的人类文明类型。
Analysis of the Manchu Habita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Jiang Fan
Abstract：During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ancestors of the Manchu explored，created and accumulated a vast array of knowledge of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formed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Their culture was shaped heavily by a hunter gathering subsistence method which evolve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was honed and shaped by long-term adaption.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med an intrinsic part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allow 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 ec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world around them.
Keywords：Manchu；Habitat；Traditional Culture；Logic of Construction
[1]张伯英：《黑龙江志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702页。
[2]（清）徐宗亮等：《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80页。
[3]（清）方式济：《龙沙纪略》，载（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著易堂铅印本。
[4]〔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7～18页。
[5]有关民族文化构成的理论，可参见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42页。
[6]（唐）杜佑撰《通典》，卷186《边防二·东夷下·挹娄》，颜品忠等校点，岳麓书社，1995，第2623页。
[7]（唐）杜佑撰《通典》，卷186《边防二·东夷下·挹娄》，颜品忠等校点，岳麓书社，1995，第2623页。
[8]（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3124页。
[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中华书局，1974，第2219～2220页。
[1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6，第1400页。
[11]（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12]（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13]（清）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卷一，中华书局，1980，第23页。
[14]（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三秦出版社，1990，第1368页。
[15]（明）茅瑞征：《东夷考略》。
[16]《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丙午条。
[17]参见孔经纬主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一卷《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63页。
[18]（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65，第2812页。
[19]（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二十六，中华书局，2014，第277页。
[2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
[21]高亚彪、吴丹毛：《在民族灵魂的深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