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布尔迪厄的习性》：早期教育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1]。

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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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亚恩

布尔迪厄出生的贝亚恩（Béarn）地区位于法国西南部，距离地区首府波城（Pau）有不到20公里的路程。[3]根据知名的DK公司出版的法国旅游导读介绍，这个地区即现在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the Pyrenees），与西班牙接壤。此处山势陡峭，位置偏远，土著居民主要是巴斯克人（Basque），属于西班牙巴斯克人的一支。法国此地区的巴斯克人口约占全体巴斯克总人数的10%，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贝亚恩语言与文化风俗。贝亚恩语语法复杂，与其他欧洲主要语言之间差别很大。这里居民从事的音乐休闲、娱乐游戏等文化活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也与欧洲其他地区明显有别。[4]此处还流行橄榄球运动，其激烈刺激程度，使素以强健暴力著称的美式橄榄球相形见绌。

这就是布尔迪厄早期主要生活的比利牛斯山区。根据地质学家考察，此处山脉形成于地中海沿岸的近期褶皱，最厚地方的褶皱达1000米以上。大块石灰质水成岩沉积层贴附在古老的岩垒上，形成这一带陡峭的岩壁和深邃的山谷。特殊的地形造成这里冬天寒气袭人、夏季雨水丰沛的气候特点，也将这里的山区隔离成布罗代尔笔下的“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处在缓慢传播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5]。的确，在比利牛斯山区历史上，由于山势陡峭以及与西班牙接壤的地理特点，这里往往成为逃兵和游民的聚集地，因而暴力横行，民风剽悍。时至今日，“尽管有现代行政机构的重压，山区的这些自由还是保存了下来，而且至今还相当明显，相当根深蒂固”[6]。逃兵和游民的历史虽已成过往，但民风剽悍依旧，从他们竭力捍卫贝亚恩语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贝亚恩人“成功地抵制住了法国政府使他们同化的多次努力，捍卫了地区语言的强势地位”[7]。

在家庭成员中，父母给布尔迪厄的影响最大。布尔迪厄的父亲尊重小人物，加入工会，帮助过人民阵线的成员，还投票给左派。这些行为态度以微妙的方式影响和教育了儿子。布尔迪厄母亲爱面子，守规矩，曾经向抵抗组织者通风报信，让他们能及时逃脱追捕。[8]布尔迪厄在他后来对习性的分析中曾强调过：“人们‘摆脱’其早期教育的情况非常罕见。”[9]这一说法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习性生成：来自家乡和家庭的影响，形成布尔迪厄身上贝亚恩地区的特殊习性——“男人的傲慢、炫耀倾向，爱好争论、为一点小事而愤怒”[10]。待布尔迪厄赴巴黎求学后，这种地区习性同巴黎人的超脱和自信之间的对比更加显而易见。布尔迪厄这一早期成长经历与他后来把自己定位为陌生人，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化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无论在社会空间中还是学术场域中）显然不无关系。布尔迪厄身处的早期社会空间所具有的边缘特性，延续并发展为他后来在学术领域的异端习性。正如朋尼维兹（Bonnewitz）所言，布尔迪厄“扛起自己过去的包袱”，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11]。对他而言，边缘地位并没有制造出自卑和退缩，反而贡献出源源不断的信心与斗志。

分裂的习性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41年至1947年间，布尔迪厄升入当地首府波城（Pau）的首席中学——波城中学（the Lycée de pau）就读。这段寄宿求学时光并没有给布尔迪厄留下美好的回忆，他认为寄宿学校（不仅是波城中学，也指布尔迪厄后来在巴黎求学时寄宿的路易大帝寄宿中学[the Lycée Louis-le-Grand]）是“社会现实主义的可怕学校”，存在着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各类机会主义行径——“奴性、告密、背叛”[12]。寄宿学校是一个循规蹈矩、单调重复、没有隐私可言的空间，“与监狱、精神病院、或教养院等机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13]。布尔迪厄在“倔强的愤怒中过着寄宿生活”[14]。在这里，布尔迪厄震惊地发现：“暴力经常表现为一种依靠外表或姓名的阶级种族主义形式”，“无论在日常生活或者考试中，外表和衣着在同学和教师眼里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知识和道德属性的假定标志”[15]。通过教师和同学的眼光反观自身，他充分体会到作为农民的后代、边缘群体，与主流价值观所赞赏的品质之间的距离。

在这里，布尔迪厄形成了他最初对学校教育的矛盾心情：赞扬学校明亮可敬的正面——提供了学习机会；同时厌恶学校阴暗卑下的反面——歧视寄宿生和小村镇儿童。这是一种双重经验，布尔迪厄称之为一种分裂习性（a cleft habitus），一种学校教育认可和低等的社会出身之间的巨大差距。分裂的习性是“对立面的重合，持久地建立起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双重和矛盾的关系”。他自感被学校机构认可，并为之自豪；同时又受折磨于对该认可机构的“极度不信任”[16]。这种习性产生于充满“失谐、冲突、失败”的变形形式，“因矛盾和内在的分裂而备受折磨，深感痛苦”[17]。因此，布尔迪厄将学校比喻为具有双重角色的母亲——自负的生母和骗人的乳母。前者培养起由于渴望知识与认可而形成的驯顺与服从——对学校机构的游戏规则、修辞的服从；而后者奠基于失望并激起强烈和持续的反抗——坚定拒绝制度化游戏规则的诱惑。

布尔迪厄认为，他对一切唯智主义的批判，与他开始进入社会世界时的位置有关，也与该批判所促生知识世界的独特关系有关。这种独特的关系指向“学校教育赋予的、让他得以克服学术语言审查的工具，让他可以说明那些被学术语言排除在外的东西”[18]。由此，布尔迪厄对学校教育的矛盾心情清晰可见：他受益于它，却以一种反抗的方式受益。学校教育的结果就是形成布尔迪厄身上的一种谦卑——源自靠努力获得成功的人所具有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则是高傲——来自在学校教育中“幸免于难”的人的自信。谦卑的品质使他兴趣盎然地投入卑微的苦差事（比如田野调查）之中而不以为苦；高傲使他身上具有与贵族主义相连的“好学生主义”，同时又使他反感自己身上的这种好学生主义，因为这是曾卷入学校游戏规则的羞耻。自那时起，布尔迪厄充分把握了这种“分裂性的习性所包含的种种对立性倾向”，并得以将对立面协调于一体：他既可以把宏大理论投入看似低微的经验对象，投入既雄心勃勃又谦卑的科学方法。同时他拒绝轰动效应，坚持谨慎的贵族主义——蔑视来自学校和媒体的喝彩。[19]

为了避免因学业成功而被认作已被驯服，布尔迪厄加入了住宿生的橄榄球运动队，在他看来，这个组织具有男子汉气概，是真正团结一致的组织：“为了取胜而共同斗争，在斗殴时互相支持，对战绩不吝颂扬。”[20]他认为运动队团体不同于划分等级区隔的阶层，也不同于通过分裂来孤立个体的寄宿学校。布尔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用“赛局/比赛”作比来阐释自己最重要的实践理论[21]，还多次将社会行动描述为斗争[22]，也许就奠基于这时期作为橄榄球运动员的深刻记忆。

巴黎高师

“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鼓励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往往近乎对无可辩驳的无知的无意识。对修辞创造的无限权力的信仰，只能在哲学即兴创作的巧妙戏剧化卖弄中得到最大的支持。”[23]巴黎高师（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的文科预备班乃是基于学校教育的捡选作用形成社会方面相当同质的集团。此同质集团必然会强化封闭作用，同时还促进了与世界和社会的精神距离。这种精神距离无法通过政治介入重返真实世界，因为那种做法只会导致自相矛盾，其结果无非是导致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和脱离现实的激进性。[24]

从这里，布尔迪厄进入对他影响最大的场——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家”场。“理解，就是首先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意洽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布尔迪厄后来从哲学转向社会学，正是出于对20世纪50年代哲学场的了解与反对。“一个人变成‘哲学家’是因为他被认可，而且他通过为自己取得‘哲学家’的权威地位认可自己。选择成为哲学家因此是身份自信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又强化了身份自信[或傲慢]。”[25]经过不断努力，布尔迪厄得到哲学家身份的认可——进入巴黎高师。在法国，获得巴黎高师的录取通知书犹如拿到“政府贵族”的许可证，因此对于布尔迪厄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获得巴黎高师的录取通知书不啻获得进入哲学贵族场的入场券。

布尔迪厄于此时获得其思想最主要的理论渊源，以及在其学术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哲学训练。当时在巴黎高师，具有上流社会形式的存在主义占据学校主要教育形式位置。在萨特（Satre）的影响下，鼓励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导致“哲学即兴创作的巧妙卖弄，同时还形成对无可辩驳的无知的无意识，以及对修辞创造的信仰”[26]。此中代表者有亚历山大（Michel Alexandre）和波弗莱（Jean Beaufret）。与此相对，在巴黎高师之外，存在着另一股反抗的潮流，那就是试图与占统治地位模式决裂的人，他们聚集在康吉翰（G.Canguilhem）周围，组成布尔迪厄所说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布尔迪厄认为，这些人都是与他一样对存在主义心存厌倦者，他们力图“超越对经典作者的阅读，并试着赋予哲学意义”[27]。这股反抗潮流之中既有与科学史紧密相连的哲学史传统，代表者有盖鲁（Martial Guéroult）、维耶曼（Jules Vuillemin），还有认识论兼哲学史潮流，主要包括康吉翰、巴什拉（G.Bachelard）、库瓦雷（Koyére）、威尔（Eric Weil）。康吉翰起初受到孔德（Comte）与涂尔干（E.Durkheim）的强烈影响，但到20世纪40年代，他基于尼采（Nietzsche）式的批判立场，开始批判在先前法国理论中曾经非常重要的病理学范畴。[28]在他们的精神或理论的影响下，布尔迪厄开始逐渐摆脱对学校教育贵族的承认，怀疑“贵族要行为高尚”的意识事实上阻碍他致力于某些“低微”学科或学科对象的力量。他因此具有了一种变化的性情：“这种‘变化’的性情不断地把我推向新研究、新对象——或者，促使我抓住所有机会夺取新的研究领地，这种性情也许使我在从未怀着明确意愿，尤其是不带丝毫的‘帝国主义’野心的情况下，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场中。”[29]此种习性与社会空间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张力，因为呈现给布尔迪厄的可能性空间无法简约为社会学空间中他所处的位置为他提供的空间。[30]对布尔迪厄而言，他所面对的哲学可能性空间表象认识的来源有二：一是主流的经院式封闭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二是在哲学场中占据了既主要又次要位置的那些人——康吉翰等人的思想。相较于存在主义的宰制而言，他们位居次要，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潮流开始主导未来的哲学与哲学家，渐渐开始在大学体系中占据重要的机构位置，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学院控制无处不在，即使最脱离学院控制的研究依旧有等级制的痕迹。这里不妨举一个知识分子场中最常见的例子：博士论文答辩需要的大论文与小论文的对立。二者一大一小、一主一次之间的等级差异已被纳入了学术分类系统和认识结构：大论文被看作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抱负、最出色的载体；而小论文则要求用拉丁文写就，致力于考据或卑微的人文科学研究。这种等级化的“对立即是理论与经验、一般与特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31]，也是布尔迪厄所厌恶的知识空间中的对立在真实世界的对应。

除了巴什拉和康吉翰所代表的法国认识论传统之外，涂尔干所开创的法国社会学传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重要的结构主义思潮中最杰出的代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也构成了布尔迪厄思想的重要来源。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与巴什拉和康吉翰所代表的法国认识论传统契合之处在于，他们对智力活动的新式理解在法国知识界产生巨大效应。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与萨特那种总体性转向政治的做法形成辩证对立，从而使知识分子可以结合两种职业：科学与政治/伦理的职业，或者说将理论意图与实践意图结合起来。布尔迪厄认同这种认识/智力条件的看法，即知识分子职业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智力活动的新方式，亦即理论方面的前提条件，以及对政治和伦理的要求，亦即实践方面的考虑。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看作是提供理论研究成果武器，以供政治活跃分子在各种反对统治斗争中使用。在他成长的年代，萨特强调自由选择的、创造性的、未被决定的个体主体意识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则关注结构的因果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个体意识之外所起作用——塑造个体的选择。通过反思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布尔迪厄发现了构造所有知识思想的对立根源。这一基本根源存在广泛，阻碍了社会科学发展成为真正的实践。因此，布尔迪厄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努力识别出那些使这两种知识形式成为可能的社会与认识论条件。

布尔迪厄思想上的发展并未止步于高师毕业，而是深深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局势的发展：令人惊心动魄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向他表明，社会学和人类学比起抽象玄奥、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争论，更能提供一种政治上更为有效、伦理上更为切合的思想天职。[32]对此，布尔迪厄曾经总结道：“我的社会学任务，对我而言既不表现为一种天赋也不表现为一种责任，更不表现为[过于浮夸的]‘使命’，相反毫无疑问包含义务的一种特权。”[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