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标“新”小说的发展过程

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晚清标“新”小说的数量多达286种（除去转载、再版、伪作，先载报刊后出单行本或现有单行本而后报载者仅以先出一种为算——这种本书称为“净”作品数量——则为248种，见附录一），实际还应不止此数。其各年的刊载、出版数量如表1-1所示：

如果画一个曲线图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单行本类标“新”小说的数量呈现出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又盛极而衰的规律，报刊小说虽略有波动，但大体的走向亦是如此。根据各年的数量变化，如果以10为一个参考单位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一现象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时间、载体不详者暂忽略不计），如表1-2所示：

这样其变化的曲线就更鲜明了，虽然实际作品数量应与笔者的统计还有出入，但总体的趋势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根据这四个阶段产出数量的变化，笔者姑且将之命名为标“新”小说的发轫期、上升期、繁荣期、衰退期四个阶段。下面依次介绍一下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概况。

1．发轫期（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即1902—1905）。此四年间，标“新”小说从无到有，数量基本成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各年均在20种以下，标“新”、翻新小说的主要类型几乎都于此间萌芽。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等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是最早标“新”的小说刊物（此类刊物亦为小说标“新”现象之一种，详见第三章第一节所论）。在其创刊号的开篇，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是“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正式揭开了“新小说”的序幕。而该期《新中国未来记》的“横空出世”，又成为标“新”小说的发轫之作，除以往学界所论的各种意义外，对标“新”小说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详见本章附文）。而本年《新小说》第三号和下一年第六号刊载的《新骨董录》虽为札记小说，但实开晚清翻新小说之先河，为“外围”翻新小说的第一篇。虽影响不大，但很可能启发了该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七号所载平等阁（狄葆贤）的《新聊斋·唐生》，这是一篇完全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也是从形式上借鉴《聊斋志异》的特点，而写当下时事，是翻新小说中较优秀的作品，应对接下来这类小说的创作启发很大，翌年的《新儒林外史》（白话道人）、《新水浒》（寰镜庐主人）等亦属此类。

接下来的光绪三十年（1904），标“新”小说的数量稳中有升，10种作品中至少有7种为翻新小说。而《新舞台》也是标“新”小说中第一种翻译作品。这一年的六月七日（7月19日），《时报》中断了连载的《中国现在记》和《伯爵与美人》（标“多情之侦探”），刊载了一篇名为《〈新水浒〉之一节》的作品，为第五十二回“黑旋风大闹书场 智多星巧弄包探”之一节，概括起来就是李逵打东洋车夫事件，无头无尾，莫名其妙。其篇首有作者“识语”:“《水浒》千古奇文，作者何敢漫拟。只因爱之过深，不肯自量，戏效一节。所谓画虎类犬，以博一笑，阅者即以犬观之可也。”这透露出两个信息：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游戏，而选题原因是个人爱好，那么其创作动机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呢？且看篇末作者补言：“本报自开始以来，间登《中国现在记》及《多情之侦探》小说两种，今日此作，不过偶一游戏而已，非别又加添也。自明日起，仍如前例。如有喜阅此稿者，则请投函本馆。俟该两种登完后，续登此稿。作者又记。”据此可知作者应为《时报》主笔之一，其创作动机除游戏外还有“投石问路”的意图，看看读者对此作的反应如何，归根结底是为吸引更多读者。以小说作为招揽读者的重要手段是《时报》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该报几个主笔中，陈景韩、包天笑二人负责小说栏，两人也都喜游戏、翻新之作，晚清的《时报》小说中，陈有《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新西游记》《猪八戒》等，包有《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新黄粱》《〈新水浒〉之一斑》《〈新儒林〉之一斑》等，都有此倾向。但该年稍后包天笑方在《时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年后方加盟《时报》馆[1]，故可排除。这样陈景韩的“嫌疑”更大，但还缺乏足够证据。

而这篇小说确实引起了一定反响，该报在接下来六月二十三日（1904年8月4日）刊载的小说《黄面》结尾处有一段“译者附言”[2]，其中有“再日前《新水浒》投函诸君，俟后统覆”的话，但此后一直未见消息。直到翌年三月初十日（1905年4月14日），在《白云塔》后的“小说余话”栏目中开始连载《〈新水浒〉题解》，作者署“冷”，即陈景韩，其在“叙言”中说：“《新水浒》不敢作，作必被人笑杀，不敢作《新水浒》，作《〈新水浒〉题目（解）》，无聊极矣。虽然，过屠门试大嚼，虽不鼓腹，亦复称心。题而解之，勿可已也。”[3]这便是对上年读者来函的“统复”。联系到陈景韩的作品喜标“新”字，连译作都另设标“新”之题，如《新红楼》《新蝶梦》，又创作了《新西游记》《新中国之豪杰》等，而从《〈新水浒〉之一节》的风格与笔法看也与陈景韩一致，则可推知此篇应为陈景韩戏作，这也是目前所知陈景韩第一篇创作小说。

至于该作因何未署名，原因其实不难推测：一是这种形式的尝试还属首次，未可预料读者的反响，读者对此可能是欢迎，可能是漠然，也保不准是“拍砖”；更重要的在于这篇所谓的“一节”实际是一个“骗局”：从表面看，该小说已至五十二回，似已完成很多，但从“戏效一节”“偶一戏作”及《〈新水浒〉题解》“叙言”所说“《新水浒》不敢作，作必被人笑杀”的话可知根本未有上下文，甚至这一回也未必写完。陈只是突发奇想，欲以此投石问路，看看读者有否兴趣而已。如若署名，一旦读者纷纷要求连载，陈景韩就无路可逃了，而且写得太让读者失望亦不可。为避免背上这个“包袱”，最好是不予署名，这样还可以在接下来的策划中占据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借此抓住更多读者，这是陈景韩作为报人小说家的精明之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推出具有一种广告的意味。而面对读者的要求，陈景韩最后如何圆场呢？这便是用刚才提到的《〈新水浒〉题解》以代之，为摆脱“忽悠”读者的嫌疑，陈景韩还在《叙言》中否认曾有过试笔（见上文所引），但这是欲盖弥彰的，如非陈景韩所作，谁又会愿意出来替他“顶缸”呢？

从《〈新水浒〉之一节》到《〈新水浒〉题解》可称为一个系列“游戏”，是陈景韩因势利导以吸引读者、扩大销路的一个策略。“题解”的具体做法是每期拟出一两句章回题目，而后略作解释。这种做法形式简短灵活，趣味性强，可随意发挥想象，减少了完整创作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这一创意看似平常，字体、版面也都很小，以致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但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自十四期开始，不断有读者参与其中，十五期后基本以来稿为主。此活动自该年三月初十日（1905年4月14日）一直断断续续载至四月二十三日（1905年5月26日），凡三十三节，其中有十四节为外稿。先后有署名“山凤”“天下有心人”“退庵”“玖仙”“傲骨”“水”“伯横”“竹西”“阿英”“白衣”“挽澜”“笑侬”“大悲”“睡豪”“顾影”“厌世”“大雄”等及未署名者参与其中。除为《新水浒》拟想题目和选登来稿外，陈景韩还出题征对，如索对“轰天雷笑读《轰天雷》”，后选登有“笑侬”所对“小旋风爱听小旋风”、“阿英”所对“混江龙高唱《混江龙》”[4]。可以说这一栏目后来成为编读互动及各展创意的“游戏”平台。

《〈新水浒〉题解》系列活动的成功显示了翻新小说可能的受欢迎程度，即市场潜力，其向大量作者或潜在作者反复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小说可以这样写，这样写会有很多读者。可以说是这一系列“游戏”无意中打开了晚清翻新小说创作风潮的闸门。而这篇无头无尾、莫名其妙的《〈新水浒〉之一节》也成了核心类翻新小说的发轫之作，同时开翻新小说中滑稽游戏之作的先河（此前的《新笑史》本为短篇笑话集，与此有所不同），还首创了以速成的翻新小说补白的先例，为其后包天笑、泖浦四太郎等反复运用。更重要的是，其首次在翻新小说中使用了时空错置（穿越）的手法，成为后来翻新小说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篇小说还较早采用了片断化的写法，虽未必出于有意，但在形式上却暗合了现代短篇小说的特征。翻新小说是晚清小说一大创作风潮，但其两种类型的发轫之作却都不甚了了，真可谓“风起青萍之末”了。

而陈景韩“新水浒”系列活动的启发很快出现成效，该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年9月19日），《南方报》开始连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5]，这是翻新小说中较优秀、影响也较大的一部作品，对接下来的该类小说产生了更大的垂范作用。本年还出现了标“新”小说中一类特殊现象：翻译小说重命“翻新”之名，即根据某些联系，赋予该作品以中国原有作品（或典故）的名字并标以“新”字，且有三部：《新红楼》、《新黄粱》（侠译）、《新蝶梦》，成为徒有其名的“翻新”小说。翻译小说重命名本是晚清小说中的普遍现象，但“翻新”的命名更具有某种特殊性和代表性，是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翻译策略和迎合市场需要的广告设计相结合的产物。而冷（陈景韩）译的《新红楼》（正名《白云塔》）本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只因小说中有一“红楼”故名，从某种程度说亦成为标“新”小说商业炒作的始作俑者。本年中还有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是第一篇以外国小说为对象的翻新小说，亦是翻新小说中较优秀的篇章。

2．上升期（光绪三十二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即1906—1907年）。这两年标“新”小说的年产量均升至20多种，翻新小说的质量亦有较大提高，在陈景韩“新水浒”系列和吴趼人《新石头记》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冷血（陈景韩）《新西游记》、大陆《新封神传》、钟心青《新茶花》、西冷冬青《新水浒》、萧然郁生《新镜花缘》等有一定水平和影响力的翻新小说作品。陈景韩的《新西游记》在《时报》上时断时续地刊载了两年多，其间又先后有“笑（包天笑）”“伻”与未署名者续作，其中陈作虽仅成五回，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其带动下，本该以《封神演义》为翻新对象的《新封神传》（大陆）却以猪八戒为第一主角，该书多次提及陈作，而后来《天趣报》《申报》刊载的小说《猪八戒传》《猪八戒》也都提到了《新西游记》与《新封神传》这两种作品。钟心青的《新茶花》总体水平一般，但在商业运作上却很具有代表性，同时因其对时事的全方位反映而具有“稗史”的价值。萧然郁生的《新镜花缘》是第一种标示“寓言小说”的翻新作品，饱含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此前的《新法螺先生谭》《新石头记》等还只是含有一些寓言因素。西冷冬青的《新水浒》则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尝试“翻新”水浒的作品，体现了对世态的犀利洞察和对现实的深入思考，直接启发了其后陆士谔和泖浦四太郎的同题作品。

此阶段，标“新”小说在形式上也趋于多样化，主要的经典名著几乎都有了相应的翻新作品，如《新石头记》（云芹）、《新三国》（白眼）、《新西游记》（陈景韩）、《〈新水浒〉之一斑》（包天笑）、《〈新儒林〉之一斑》（包天笑）、《新聊斋·黄生》（汉魂）等。而“翻新”的对象除经典名著外亦有普通作品，如漱六山房（张春帆）的《新果报录》；除古典外亦有当时作品，如“杭州老耘”编的《新官场现形记》；除小说外又兼及经史，如《新货殖列传》《四书新演义》。而新中国之废物（陈景韩）的《新中国之豪杰》是首篇以塑造“新人物”为中心的标“新”小说，以康梁新党为解构对象，其命名盖由《新中国未来记》而得，“新”“豪杰”均是一种反讽，但接下来出现的《新少年》（剑雄）、《中国新女豪》（思绮斋藕隐）等作品中“新人物”则又为正面形象。至此，标“新”小说的各种类型基本都已出现，预示着其即将走向繁荣。

3．繁荣期（光绪三十四至宣统元年，即1908—1909年）。这两年标“新”小说产量比前六年的总量还多得多。光绪朝最后一年，标“新”小说产量突进至53种，约等于前两年产量之和。至宣统朝第一年，标“新”小说数量升至68种，单行本小说首次超越报刊小说成为标“新”小说的主要形式，且数量远超报刊小说。这两年间大量的作者、报刊、出版社参与其中，作品转载、再版量亦达到最高，是为小说标“新”风潮的顶点，标“新”小说市场一派繁荣景象。

这从当时报刊登载的广告也可以看出来，如《时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一日（1909年5月10日）刊载的“上海鸿文书局‘新小说广告’”，其中列有18种小说，其中标“新”者7种，均为翻新小说。而该报同年六月初十（7月26日）所登鸿文书局“消夏品大廉价，新小说出现”广告中共有25种小说，标“新”小说达15种，占六成，“新”字号小说已成为小说市场上的一个主打“品牌”，以致有专门的商业炒作甚至造假现象出现，如化身《新西游记》《改良新西游记》[6]的《西游补》，化身《新野叟曝言》[7]的《蟫史》等。陆士谔曾在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新野叟曝言》中借文圉之口感叹：“现在世风日趋日下，有几个书贾往往把旧书改上个新名儿冒充新书骗人家的钱，我是很上过几回当儿。”[8]从出版于同年的《最新女界鬼蜮记》（蹉跎子）第三、第四回“二美购书”的描写中，也可见其时各类书籍均好标“新”，标“新”的小说更是充斥市场，俯拾即是[9]。这时的小说市场繁荣与混乱并存，标“新”小说作为一类商品已经达到饱和阶段，大量粗制滥造的标“新”小说势必无法继续保持其市场占有量，将会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4．衰退期（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即1910—1911年）。由于宣统朝小说整体上走向低迷等原因[10]，标“新”小说在经历了宣统元年（1909）的高峰之后，盛极难继，第二年下跌至36种，“净”作品仅33种，下降近50%，第三年继续下滑至33种（“净”作品30种），再版之作也大大减少，没有转载和报刊小说结集出版单行本者。这两年标“新”小说强势不再，光芒渐趋收敛。而类似标“新”的“最近”系列小说（如《最近女界秘密史》《最近上海秘密史》等）则在宣统二年（1910）集中出现，至少有8种。报刊标“新”小说在宣统二年跌入低谷，仅剩14种，约同于三四年前的水平。单行本小说产量也在这一年锐减，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存在。在晚清最后一年中，报刊标“新”小说又有所抬头，该年30种“净”作品中即有20种为报刊小说，而此时单行本标“新”小说则约已下滑至四年前的水平。民国后，标“新”小说仍时有出现，至今不绝，但其内涵或有不同。最重要的是，再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集中出现、形成风气的现象了。

而如果将报刊小说与单行本小说分开后逐年观察，会发现报刊标“新”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起伏，特别是后一次起伏（从宣统二年到三年）比较明显。报刊小说既是晚清标“新”小说的开创形式，又在其最后一年衰落时挑起了大梁。而单行本标“新”小说的变化则较有规律，从无到有，盛极而衰。两者出现的高峰与低谷不尽相同，其成因有同有异，容第三章第二节详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