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逃兵故事

我望着夜的海的波光度过剩下的那些日子，我想只有走入那青灰色的光潋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自由。母亲说人一出生便要开始学习忍耐。大哥说制度考验人的耐性，耐力胜人的就在制度中出头。

——《逃兵二哥》

（一）秀才是一颗螺丝钉养猪兵

《逃兵二哥》乍看起来，是比若干年前的现代主义习作和偏爱古意的《微细的一线香》都要平易近人的作品。时而交叉时而汇合的两条线索，针脚细密，叙述“我”和“二哥”各自逃兵的经历。收放自如，不再“俨然”，而且多了丰富的自嘲嘲人的幽默。这是归来的舞鹤交出的现实主义成熟之作吗？

且看舞鹤如何讲述两个逃兵的故事。

“我”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因此被二哥叫作“秀才兵”。秀才当了兵，很快就被“思想列管”。起因是“高雄发生暴乱事件”，“我”在军队组织的讨论中发表了“思想有问题”的言论。

“高雄暴乱事件”即一九七九年的“美丽岛事件”。[4]小说里写“美丽岛事件”在部队里的反应饶有趣味。事件发生时这个山脚下的部队奉命“加紧戒备、防范”，气氛十分紧张，而后几个月“电视教学再教学、小组讨论又讨论”。被点名发言的“我”“说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类话”而被“小政战”（“政治作战”，即负责思想训导的长官）斥为“读死书不用脑筋”，因为“人人看得出证据是那样的雀巢，他把确凿念成雀巢，是那么样雀巢的证据”。但同时小政战又“赞同我宽大为怀的看法，做错事的孩子，父母打他几下屁股也就算啦，何况是我们一向行仁政的政府”，他预测会轻判。判决出来，“我”发言说“这真是个屁都不通的政府”，小政战大吼“拖出去”，“随后消毒：刚才那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讲的思想有问题的话”。

一九七九年的台湾，虽曰时势动荡，民心思变，在公开场合说“反政府的话”不但仍是危险的，甚而对许多接受体制教育的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九七八年尚未成为“第一位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的排湾青年莫那能帮朋友贴选举标语，第一次听到党外演讲，又惊讶又害怕，找到友人说：这些人怎么能反政府？他们是“共匪”吗？[5]

在党国的军队里骂政府的“我”，从此成了思想列管分子，先被免除卫兵勤务，因为“脑袋邪门的，不敢让他拿枪”。连长在军中训话：“——不让他拿枪，就是要叫他当不成军人，不能履行军人的神圣使命：军人不像军人，甚至可以说是不像人——”，“既然不像军人，只能分派不像军人的工作，时常是厕所或菜圃的临时帮工”，是临时的，因为“思想列管分子不能有固定的工作，固定了安定了，他便有剩余的精力，不知再要生出怎样异端的思想？同时，思想列管分子也不能独自担当一个工作，他必须时时在同伴的监看下——为什么抽水马桶老是坏（断）了螺丝钉（线）？小心有人在水肥中下药，长出畸种包心菜”。“我”于是身兼三种临时工：不定时厕所打扫工，早晚两回菜圃水肥工，另加一次午后猪圈清洁工。政战长官常拦路突击检查衣裤口袋，“重点在查缉任何可能的文件书摘或纸条，上面写着任何可能的反政府宣言或颠覆‘国家’的阴谋计划”。思想有问题的人＝可耻＋危险，轻则搞小破坏，扰乱生产秩序，重则以反动思想言论蛊惑人心，甚至叛国投敌。今天看起来荒谬的，是当日的常态和道理。

因为不能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我”被罚每天午睡时间顶着被评定为“馒头”的被子在大太阳下出操跑步。秀才“我”决定绝食抗议，展开了颇显示小聪明的斗争：“我避开思想，将矛头对准不涉思想的‘馒头或豆腐块’这个日常生活习题”。但小政战骂：“小心你的思想，绝食是如假包换的思想问题。”指挥部政战主任（“我”称之“大政战”）来视察，也道“绝食是道地道地的，也可说是如假包换的思想问题”，要“我”放弃绝食这种“无谓的抗争，把你宝贵的精力奉献给军队”，“我”顺势道：因为精力浪费在猪圈才不能奉献。主任恍然“我”的抗争“是属低层次的思想问题”，也便低一层次地开导秀才了：“养猪到底为了养人……如同一颗螺丝钉养猪兵，没有这颗兵整个军队这部大机器就转不开啰啦更甭说国家。”“我”很通窍地说“我志愿成为一名正式的养猪工兵”，再进一言：“猪圈是改造思想的好地方”——主任大为赞赏，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蛮棒的政战术语”！“我”才低下声腔：“大太阳底下出馒头操是极不人道的事。”政战长官即刻肯定“我认同豆腐块这个事实，即可说是认同了我们这个大有为的体制，充其量是属一种‘体制内的抗争’，显然思想上我还有改造的希望”。“你的存在肯定在军队中是有存在的价值的，提供一个反面教材，给我们思考反省的机会，希望你把见到的以及所思所闻到的，报告上来给我们参考知道——”“我”还被亲切地留下陪同长官吃饭，被鼓励多吃，“壮大起来我这丝毫不像军人体魄的、‘畸形知识分子’的病体……”

是“我”的小聪明在博弈中胜出，戏耍了政战长官吗？从此“我”免了“馒头操”，馒头也开始被评定为豆腐块，“毕竟，只要抓稳思想，‘馒头或豆腐块’的问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重点是“我”从此成了“密告者”。显然，政战长官是比“小政战”更深谙统治之道的。

相比直接的“拖出去”和身体惩罚，让人们互相监督、人人自危，才是更厉害的手段；这也正是身处“戒严”社会如影随形的“恐怖”，陈映真所说“人人心中有个警备总署”。

舞鹤对此的敏锐和文学处理的方式出人意料，开始真正显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力道。小说里，“我开始把所见以及所思所闻到的，报告上去给‘国家’参考知道。报告是以私函的方式，寄给指挥部政战处一位业务士”。“我”先是告了营内性嗜色情录像带的作战官“时常带了两名跟屁兵，锁在会客室从深夜战到破晓”；随后是“流动赌局”，“我私函细绘了赌局流线图，同时直指小政战是‘那只看不见的黑手’为了抽头”；后来，“我”上参小政战的不当言语、“居心叵测”。表面看起来，“我”的密告很有效：作战官被调职、赌局被破获。似乎“我”在利用政战长官对“我”的利用，抵抗军队腐败。然而事实是，作战官被调，调成训练官，明目张胆地贪污——整年不打靶，子弹却照样报缴报废；赌局被破获，抓赌的人是有抽头的小政战。“密告”终于成了“卑鄙”的密告，身陷其中的“我”，开始经受精神的沦丧——这才是“我”的又一次败给政战长官吧。于是，舞鹤在“我”的种种“告密”叙述中，仿如意识流般，交错着“我”越来越严重的“性骚扰”劣迹。在假日往返兵营的客运车上，“我”一次次把手伸向身旁的女人，少妇、高中女生、农妇。从第一次“我禁不住内心的蛊动，颤着手触摸前座女人的发颈”到“裆凸抵着一个农妇的瘦臀”、趁刹车时撞她到足跟离地，“我”的行为越来越大胆，然而如同卑琐的告密无从撼动铁板一块的军队体制一样，以最猥亵的方式堕入“色情的暗窟”，也无法填满“我”心中的黑洞。当“我”终于解除了“思想问题”，初次拿起编派给“我”的那支枪时，“一种恩怨情愁爱恨交织的炙烧烫伤了我的指掌”。是夜当“我”第一次持枪在猪栅站岗时，终于悟到：

原来枪身是仿阳具构造，子弹从枪管射出结束精子带来的生命，军队是“国家”公开展示的大阳具，无数精子枪管朝外也向内，任何个人的小阳具必要阳痿在这大阳具的柄垂下，不然随时他肏到你的屁股：原来，被死肏屁股的同时不禁我伸出可怜的求救的手势——触摸任何一个可能的女人。

这个关于军队与士兵、国家与个人的色情譬喻大有意味。军队与士兵的关系被比喻为一种不平等的同性恋性关系——没有“恋”，只有嫖客恩主般的淫威和个人屈服的耻辱。回顾“我”在“美丽岛事件”讨论时因之获罪的发言“这真是个屁都不通的政府，硬是把塞子塞到人家的屁孔去——”，已经无意中预示了这个磨难后的了悟。在军队——国家的压制之下，个体被迫“阳痿”，放弃独立思考与身心自由。在此扭曲的境况中，“我”的性骚扰成为一种“求救的姿势”。

重新被给予拿“枪”资格的“我”，却痛感到扭曲的反抗中“我”已是“心身颠倒”。于是，在一个站哨的夜里，“我”把枪插入泥土，挂上军服，越过了铁丝网墙——终于，“我”要逃了。

（二）逃兵二哥：像鹰隼一样狠飞

在“我”逃亡之前，其实一直在受着逃亡的蛊惑，那是来自逃兵二哥的蛊惑。如果说“我”的军中经历是个人在体制压迫下，一步步生命萎缩精神沦亡的悲剧，二哥的亡命天涯则颇有一种“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的大气魄。二哥入伍四五个月后开始逃兵，“这初次的逃兵生涯，历时三十五天又九个小时。这个纪录，虽不顶光彩但也不输人了，多的是挨不到三五天，就被无声无息的猎人扑倒。”这个开头隐含“逃兵者众”的社会背景。如小说中小政战说：“人人有逃兵的心态但不会人人逃兵。”当多数人选择混沌无聊熬过两年、秀才“我”在曲线救国中痛苦挣扎时，无知无识、全力逃亡的“逃兵二哥”反倒吊诡地产生了某种“英雄”的意味。

二哥之逃，似乎发自本能。他甚至不需要等待机会，因为“机会多的是，他只等待一个理由，好对自己和别人交代”，而这个理由可能是午间点名时赖在床上被班长踢了一脚铺板。第二次逃兵维持不到二十天，二哥被守候在妻子与婴儿车旁的“猎人”抓住。面对家人的苦劝，二哥却总结说“败在太顾妻儿”，在军监中，他回信给我说“有一天他要像狼一样的横行，要像鹰只一样的狠飞”。果然回役不到四天，二哥就飞越营区的矮墙，开始了“长征短驻”、遨游岛屿的胜利大逃亡，这一飞“撑了将近六年”。根据“兵役法”，逃兵要被判刑坐监狱，刑满仍要回到军队服役，二哥就因不断地逃兵、不断地被抓坐监狱，两年的兵役没了尽头，成了一个“永远的逃兵”。

“逃兵”似乎是二哥在人间的唯一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他是如此生机勃勃，从不因为惩罚而改过自新，几乎是每一次被捕的同时就总结经验并预谋下一次的逃亡。同时，他像一个降落凡间的天神，拥有人间的情感，却还有人间情感所不能解、不能系的钟情。“母亲恳求他好坏挨过剩下的役期”、“母亲希望他至少看在日渐长大成人的儿子分儿上”——都全然不能阻挡他逃兵的脚步。“他驻在大岗山大寺后修道人的洞房，真正是冬暖夏凉”、“他驻过废屋空屋或建筑中的半屋，自由逍遥药酒自备梦中美女到处是，只差蚊虫多兼又不时飘来尿溲味”。

有意味的是，“我”以性骚扰向每一个可能的女人伸出求救的手；二哥的逃兵生涯中，色情，情色，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二哥第三次被捕是在二嫂娘家附近一家放映色情片的小戏院中。后来他讲起这次逃亡：“他在静浦海滩驻扎了几天，某日清晨起望着海，突然想念安平的蚵仔煎，他即刻出发回来，吃过蚵仔煎蚵仔汤后，只剩一张戏票的钱”。在狱中他仍然惦记着那色情小戏院：“他怀念那香艳激情的影片，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好好去那家戏院看它个够。”当他终于“厌倦了长征短驻的生活”时，他用多年坐监练就的本领，“自闭”在情人二姊的洞房。风尘女郎二姊窝藏、养活了二哥。当“我”致谢时，“二姊黯然地微笑说：这是她初次如此完整地拥有一个男人”。宛若地母与英雄的传说再现。

如此，在“逃兵”与“英雄”这两个似乎碍难发生关系的指称之间，我们却看到二哥蓬勃着强大生命力的身影，仿佛为自由而受难的英雄的另类演绎，或曰，反英雄的英雄。这样的书写究竟是何用意？“我读大一那年，二哥开始他的逃兵生涯”、“当我被固在某个山脚下，成为思想列管兵时，二哥不知横行在何方”；当“我”痛恨被军队“阉割”、困守在“猪舍”的时候，二哥在岛上困苦亦逍遥地长征短驻——叙述交织并行，二哥与“我”构成奇妙的对照。二哥无知无识、不思不想，只管逃出一片山河天地，倒有着别样灿烂。“我”谋心谋略，却无法撼动体制分毫，反倒让自己堕入深渊。或说抵抗本发自生命对自由的本能渴求，而“我”的反抗源自知识、尊严和所谓思想。因此，“我”的逃亡注定以妥协告终。这才是“正常人”的宿命。

（三）反叛的现实与梦想

“我”在军中那次唯一的“逃兵”，没有逃回“散漫的人群”，而是转身向山腰颠跋而上。那时“我‘决心’以个人意志的钢铁放手一搏集体意志的钢铁”。原来，是“我”而非二哥的逃兵，才有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出发点。

这段逃亡的旅程先是充满诗意：

夜色中，我经过橘园菇棚竹林，爬陡峭的涧谷，营门那两盏聚光灯的强光交叉成弧蒙晕影在胯间时隐时现，仰头山后披满珠星迎面泄下来。我在半山腰一处两尺半见方的平台待了三夜四天。

然而不需要集体意志的钢铁，仅仅是蚊虫和饥饿，就足以战胜“我”的个人意志。

第二夜搔着肿痒，尤其是大腿内侧和腋窝的痛痒，我感到，兵役制度是一个大王八，必要强奸每一个处男，在每一个男人身上留下污辱的痕迹，几乎空了的胃翻绞着渴求早餐的大馒头，咽着口水我凝望海茫茫的星，为什么人一出生便要隶属某个国家，为什么国家从来不必请问一声你愿不愿意当它的国民？

这个不无荒谬情境下的“天问”里，似乎听到的不是反体制运动，倒是某种出自文艺青年血缘的无政府主义的控诉。质疑国家机器对个人的压抑，离弃一切束缚以获得人性的无拘无束。但“我”似乎既缺乏强悍的思想支撑，也根本无行动的可能。种种暗中动作，孤军奋战，只是再度证明了体制的强大（狡猾）和个人的渺小（天真）。当“我”试图模仿二哥的逃兵，“彻底的叛逆是自我救赎唯一、根本的形式”，却逃无可逃，“我”甚至不具备最低层面的预备衣服粮草的“技巧”！在饥饿造成的眩晕中“我”最终返回了军营，而且反讽地再度被体制宽大——依据连长“整个后山都属营区范围”的解释，“我”被特赦为“违纪”，而非“逃兵”，免于移交军法的处置。至此，“我”与军队-国家之间所有的抗辩关系画上一个句号：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注定失败，不能“彻底叛逆”，只能彻底妥协。

“我”度过役期，回返社会，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平和的小学教师。“我”终于找到失踪多年的二哥，他在秘密躲藏的二姊家中，学会了卤牛肉土豆猪脚熬粥——“乱葬岗似”的空间里的饮食男女——然而二哥的人生因此不是“无味”，东躲西藏到神经也一度错乱的二哥，方是一个自由人！小说快结束时，“在米酒醋的微醺中，我想象同时重演二哥的逃兵生涯”，似乎与二哥零星散落的自述构成重复，但这重复是有意义的，算是把“我”和二哥的精神血缘做了一次交代：与其说，二哥的一切（包含失败的）诗意，是文明教化（所以狡猾？）的“我”所无法获得的，何不说，二哥是因“我”的匮乏与渴望而生，或说，是“我”渴想的“真我”。

“我”的军中经历，俨然是舞鹤自我经验与所见的投影和整理，而二哥的胜利大逃亡，则在超现实的层面驰骋，进入个人与体制对抗互生的辩证关系，寄托了舞鹤对于个体“绝对自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