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诗与长安文化

长安作为唐代的国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唐代文人云集于此。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行，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文人对长安的向往。韩愈在《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中指出，当时在长安参加考试的人数在五千至七千之间。不仅应考士子，而且还有全国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或求仕，或为官，或游历，都在长安有过短暂的停留，甚至长期居住。“如画家阎立本和李思训，曾分别住在延寿坊和通义坊，白居易先后在新昌、宣平、昭国、常乐、永崇等坊居住。……杜甫家住在城南少陵原下，陈子昂住在宣阳坊，柳宗元住在亲仁坊，杜牧住在安仁坊，书法家褚遂良和欧阳询分别住在平康坊和敦化坊，医学家孙思邈住在光德坊。诗人贾岛、韩愈、刘禹锡，曾分别住在延寿、靖安、光福各坊。”[1]

唐代长安多诗人，前代遗留的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和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促使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他们相互交游，切磋诗艺，不仅在长安留下大量的诗作，而且多以长安作为抒写的对象，长安的“每一地区，每一名胜，每一古迹，每一节日，每一习俗，每一政治问题，每一历史事件，每一社会现象，甚至一花一木，都同时、先后有多人歌咏”。[2]

马凌诺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可分为三个层面：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此为依据，长安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山川景观、宫廷建筑等，精神层面包括人文景观、艺术、文学风气等，制度层面包括节日、科举等，皆与唐诗的形成息息相关。以下分别从长安文化对唐诗的题材、主题、风格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