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歌谣
1.歌谣研究发展的历史
中国对歌谣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歌谣的关注，中国自古有之。在中国古代时期，大家关注的着力点在于歌谣的“言志”功能。秦汉之前，由于统治者认为民间歌谣能够观风俗、察得失，采集歌谣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于是形成了采集歌谣的制度，我国早在周代就有了采集民间歌谣的制度。据历史学家研究，采诗是我国氏族社会的遗风，周王朝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制度，设立了专门的采诗官员来负责收集歌谣，《礼记·王制》载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汉代，出现了专门的采诗机构负责收集民间歌谣。之后，唐宋以后各种正史或者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民间歌谣。在采集的基础上，政府对民间歌谣加以修整以为统治服务。秦汉之后，儒学从自己的政治观念出发，把民歌集《诗三百篇》作为道德教科书来对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阐述，这一程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著名经学家刘毓崧为《古谣谚》作序，他仍然认为诗歌的本质特点在于“言志”，风雅之诗是“言志”，民间歌谣也同样在“言志”，所不同的只是前者“著于文字”，后者“发于语言”罢了。“言志”就是民间歌谣和诗歌的根本。
民国时期是歌谣研究的黄金时期。20 世纪初期，民国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民间，挖掘民间要素，在此背景下，歌谣从传统文化的边缘被拉到了学术的中心地带。民国年间的歌谣研究高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歌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对民间歌谣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在歌谣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朱自清《中国歌谣》的论述，其雏形为朱自清先生在1929—1931年的大学讲稿，后经整理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中国歌谣》大量征引了《歌谣周刊》的材料，全面地梳理和批判继承了此前本土学者的种种理论学说，吸收了国外现代歌谣研究理论和成果，所论包括歌谣的起源、演进、分类和修辞等问题，形成了中国歌谣学的基本理论框架。[1]“《中国歌谣》以国学的传统为背景，将歌谣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到国学并且融会进国学。《中国歌谣》是晚清以来歌谣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在歌谣收集和整理方面，民国时期在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发行了第一本有关歌谣的刊物——《歌谣周刊》，它是中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学刊物，在歌谣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周刊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日创刊，1925年6月28日停刊，约10年后于1936年4月4日复刊，1937年6月27日又停刊，前后共存在三年零九个月。《歌谣周刊》实际发行三年多来，征集歌谣成为其重要成就之一，歌谣因其自身的地域性、民间性等特点，收集工作难度不小，《歌谣周刊》的歌谣收集工作是歌谣研究的基础工作。在民国年间，一些刊物也刊登歌谣，如《北平晨报》《新生活》《民众文艺周刊》等，这些刊物大多是零散的或是以“歌谣”专栏、“民间文学”专栏的形式登载歌谣和相关文章，它们的影响力和研究成绩自然无法与《歌谣周刊》这一专门的歌谣刊物相比。《歌谣周刊》创刊后仅两年半的时间便征集了歌谣13339首，发表歌谣2226首。[3]在收集歌谣的基础上，《歌谣周刊》开始确立了中国的歌谣学研究。“使中国歌谣学研究初具形态与规模并为以后的歌谣研究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则非《歌谣周刊》莫属。《歌谣周刊》确定了歌谣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探讨了歌谣研究的方法、歌谣的性质、起源、分类、特征、功能和传播演变的规律，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对歌谣研究的目的、歌谣收集整理的方法和歌谣研究方法的探讨。”[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歌谣研究在民国歌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前，新中国对歌谣的研究重点在于各地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958年，由于中共和毛泽东本人的提倡，《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民间文学》杂志也发表了《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 〈民间文学〉 编辑部》的文章，采风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地掀起，出版和编印的民歌集数以千计。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文学和歌谣学活动复苏，全国各地有大量民歌选集出版。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力，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中国歌谣集成》等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年，中国歌谣学会成立，出版不定期的《中国歌谣报》，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为新中国歌谣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0 年代之后，歌谣初步进入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这是新中国歌谣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主要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进入21 世纪，歌谣研究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含量增加，二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正在形成。歌谣开始进入各种社会科学视野范畴下，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介入，丰富了中国歌谣的研究。[5]
2.歌谣的定义
何谓“歌谣”，中国自古定义不一，复杂多样。最早给歌谣下定义应该追溯到《毛诗》，《毛诗》中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初学记·采部上》引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朱自清解释说：“章，乐章也”，“无章曲，所谓 ‘徒歌’ 也。”[6]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凡例说：“歌与谣相对，有独歌、合乐之分，而歌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之后民国学者在“歌谣运动”中对歌谣的定义继续进行分析和发展，周作人认为：“歌谣”的字义与“民歌”相同，指“口唱及合乐的歌”；民歌就是“原始社会的诗”。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对歌、谣、谚、个人诗歌等的来源和区分做了简要分析，但并没有对歌、民歌、谣、歌谣等关键词做出释义，而是运用外来因素来释义歌谣，他较为认同英国学者F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中对民歌的释义，认为歌或者谣就是“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诉述者。就其曲调而论，它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正如一切的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者改变。它的起源不能确实知道，关于它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7]朱自清并没有厘清歌、谣、民歌之间的区分，认为歌谣同民歌相同。胡怀琛的专著《中国民歌研究》指出，民歌就是“流传在平民口头上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歌咏平民的生活、浸染着贵族的色彩，没有经过雕琢，“全是天籁”。可以看出，民国学者并没有对歌谣、民歌、谣等关键词做出明确区分，更关注他们的民俗学属性，认为他们来自民间，表达民众情感，传达民众心声，而其中的“民”更专指“大不受着文雅教育的阶层而言”。
而现代学者也是如此，他们无意关注歌、谣、民歌等词之间的异同，而关注它们在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的意义，关注歌、谣、谚与俗民大众及社会的关系及文化史意义，较少留意它们之间形式上的分别，一般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余英时把歌谣看作相对于精英文化的通俗文化。谢贵安认为歌谣谚语是“风行于群众之中的一种潜流文化”，是相对于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而产生的，是下层群众的专用语。李传军则将之定义为一种公共舆论。称歌谣也好，谣谚也好，民谣也好，都包含了大致相同的取向，即对民谣民众性的把握。民谣的民众性在此有两个内涵，其一，民间歌谣是一种民众话语，在平民俗众中产生或传播、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其二，民间歌谣反映的是包括民众的生活、情感、体验，以及对社会世界认知在内的民间意识形态。[8]因此，本书的歌谣定义也较为宽泛，形式包括歌、谣、谚等多种形式，只要是在晋东南地区民众中为民众所广泛流传的话语形式，本书全部收录在内。
二 抗战歌谣
歌谣划分的标准很多，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曾“以时为标题”“以地为标题”“以人为标题”来划分民谣。顾颉刚在其所辑著的《吴歌·吴歌小史》中把歌谣分为儿歌和成人歌，其中成人歌又分为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和杂歌。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一书中则列举了十五种分类标准。这些分类，显示了歌谣庞杂的题材内容、广阔的地域和恒久的历史跨度。[9]
但针对一定历史事件中的歌谣研究较为薄弱，向德彩《论社会运动中的歌谣》是其中卓越的代表，该文提出了社会运动中歌谣的分类方法，并以红色歌谣和红旗歌谣为例进行了分析，是对歌谣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该文认为：以往的歌谣研究鲜见社会运动的视角，但在大规模运动中，尤其是组织化程度较高、持续时间较长的社会运动中，总会产生伴随以该运动为中心的歌谣。歌谣依社会运动而产生，又对社会运动产生重要影响。歌谣话语是一定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社会运动的宗旨、诉求。策略方法和纪律，乃至对运动本身的记录与宣传鼓动，往往都采用贴近大众话语形式和传播方式的歌谣来表述并得以广泛传播。因此，研究一定社会运动中的歌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向德彩指出：对社会运动中的歌谣进行研究，就需要阐明歌谣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生产机制，歌谣表达的内容，歌谣包含的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结构、歌谣的社会功能，等等。例如，在社会运动动员理论框架下，歌谣话语策略的选择如何引导了社会运动的方向，以什么样的情感来鼓动和凝聚大众，传播什么样的知识以改造运动参与者的认知结构使其符合运动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都需要进入具体的历史事件过程来了解。[10]
主题歌谣类型中，学界研究较为深入的是“革命歌谣”，产生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例如史学界对革命歌谣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有的从地域范围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歌谣是指最早在革命根据地诞生后流传到全国的歌谣，如中央苏区歌谣、大别山山区歌谣、川陕革命根据地歌谣、晋冀鲁豫歌谣等；有的从内容上认为只要歌谣中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就属于革命歌谣，不论它是否产生在根据地。同时，对革命歌谣所反映的时间也难以统一，有的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歌谣等同革命歌谣，有的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歌谣也应该属于革命歌谣范畴。笔者认为较为妥帖的是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一书中对“革命歌谣”一词定义的界定，在该书中著者认为，革命歌谣——只要歌谣反映的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无论它处于革命的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地域。[11]书中对红安歌谣的背景、革命歌谣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革命歌谣在红色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下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与“革命歌谣”相比，同为主题歌谣的一种类型，抗战歌谣虽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学界似乎对于抗战歌谣的定义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不似革命歌谣，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有地域与时段的界定。从研究成果大体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定义预设：认为只要反映抗日战争背景的民歌民谣均属于抗战歌谣的范畴。因为歌谣本身具有的流传不确定性、大众性等特点，具体考证抗战歌谣是否出自抗日战争时期已无从谈起，因此，反映时代内容成为定义是否属于抗战歌谣的标准。本著也采用这一定义前提预设。
学界对抗战歌谣从历史学、民俗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对抗战歌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如王兆辉是研究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主要学者，连续发文从各方面对解放区抗战歌谣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主题意蕴、历史意义、传播方式、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解放区抗战歌谣的艺术特点》[《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与流传的特征》[《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价值》[《抗战文化研究》2012 年第00期]、《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主题意蕴》[《公共图书馆》2011年第3期]，等等。总体来看，王先生主要从文学、艺术学的角度对解放区抗战歌谣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在此基础上，学者从国家意志、国家记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1.从国家意志角度进行探讨
扶小兰《内化与自觉：抗战时期国家意志的民众化——以大后方抗战歌谣为视角》一文认为：大后方歌谣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基础。[12]
2.从历史记忆角度进行分析
林继富《河南桐柏抗战歌谣研究——基于历史记忆的视角》从社会历史记忆的角度认为：桐柏抗战歌谣记录着桐柏人民抗战时期的生活，是桐柏革命历史的重要内容，抗战歌谣是桐柏民众歌唱传统传承、发展的产物，歌谣描述的抗战人物、历史侧重情感的抒发，是桐柏民众形成历史记忆的重要路径之一。[13]
3.从社会动员和女性角度进行论证
侯杰、王小蕾《晋察冀妇女歌谣与抗战动员》从抗战歌谣中的女性声音、女性话语出发探讨歌谣与抗战动员的关系，该文认为：晋察冀边区流传的妇女歌谣，作为抗战动员话语的一种，对边区女性产生了很大作用。这些歌谣不仅表达了抗战动员者的思想主张，更诠释了边区女性在接受抗战动员及参战时的所思所感以及她们希望通过参战所要实现的目标。抗战女性歌谣反映出广大参战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呼声，也包含了抗战动员者对女性的同情、理解等意涵。[14]总之，随着学界的不断努力，抗战歌谣的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
三 晋东南抗战歌谣
基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性，抗战歌谣的研究不可能全国通一式，几乎所有研究都是以一定区域作为切入点，从上述抗战歌谣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选择标准不一。以政治区域为标准，抗战歌谣可以划分为解放区抗战歌谣、大后方抗战歌谣、东北抗战歌谣等；以地理区域划分，抗战歌谣的类型就更为多样复杂，有的以省为例，有的以县为切入点。本著以地理区域——晋东南为切入点对抗战歌谣进行研究，原因有三：第一，晋东南地区现在包括山西省长治市和晋城市两个地级市，自古被称为“上党地区”，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直到1985年才实行现有市管县体制[15]，相似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赋予了歌谣一定的相似性，可以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二，晋东南地区是抗日战争中太行根据地、太岳根据地中心腹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有着丰富的抗战红色资源，保留了大量的抗战歌谣，这是本著能够成书的重要依据和资料来源。第三，同中有异，晋东南地区虽然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红色资源丰富，但是在其内部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方言的差异，习俗的差异，抗战中根据地、维持区、交战区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利于抗战歌谣研究的深化。
现在史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晋东南抗战歌谣，对晋东南抗战歌谣的产生背景、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如段友文《太行革命根据地抗战歌谣的时代特征》一文认为：正是太行根据地自身的自然地理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为民间文艺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能量储备，孕育了太行根据地抗战歌谣。[16]赵艳霞《抗战歌谣的史学析——以武乡县为例》一文从史料理论方面重新解读了抗战歌谣，该文认为：产生于抗战时期的抗战民谣以其贴近生活的内容、富有情景化的表现方式，鲜明的时代价值取向成为抗战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抗战历史的重要遗存。在“新史学”史料理论的实践中，将民谣纳入历史学史料研究的范畴，是对现有文本史料、口述史料的有益补充，可以进一步拓展与丰富抗战史的研究。[17]前者探讨了太行根据地抗战歌谣的产生因缘，认为太行根据地自身的自然地理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是这一区域抗战歌谣产生的深厚来源。后者从史料类型角度探讨了抗战歌谣与文本史料、口述史料的异同，认为抗战歌谣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综上可以看出，学界对晋东南抗战歌谣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著拟对晋东南抗战歌谣进行整体性研究，希望能深化此方面的研究。
以前，我们对抗战歌谣的关注基本是在文学史或者政治史的范畴内理解的，但是随着社会史理论的发展，更多的视野和角度使我们对抗战歌谣的诠释发生了变化。虽然“国家—社会框架的基本主旨是建构在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对市民社会的自主空间如 ‘公共领域’ 的构成分析，使得这一框架的使用在西方社会学界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效与阶段性内涵”。但是，“我们仍应该看到，西方中国学界应用国家—社会框架开辟的地方史分析路径，仍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受。”杨念群认为：“国家—社会的框架虽然没有在中国社会史界正式形成以方法论相号召的局面，但其切入角度已开始广泛影响社会史个案研究的选题角度。”[18]在山西文艺领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一文正是运用此理论进行研究的杰出代表，该文认为：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19]本著拟以此视角对晋东南抗战歌谣进行分析，探讨政治在晋东南抗战歌谣的产生、流变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改造后的晋东南抗战歌谣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1].马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变迁中的地方社会——以歌谣为中心的解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2].徐建新：《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1—236页。
[3].朱爱东：《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意义》，《思想战线》2002年第2期。
[4].朱爱东：《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意义》，《思想战线》2002年第2期。
[5].闫雪莹：《百年（1900—2007）中国古代歌谣研究述略》，《东北师大学报》2008 年第4期。
[6].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8].向德彩：《民间歌谣的社会史意涵》，《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9].向德彩：《论社会运动中的歌谣》，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
[10].向德彩：《论社会运动中的歌谣》，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
[11].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2].扶小兰：《内化与自觉：抗战时期国家意志的民众化——以大后方抗战歌谣为视角》，《求索》2013年第1期。
[13].林继富：《河南桐柏抗战歌谣研究——基于历史记忆的视角》，《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5期。
[14].侯杰、王小蕾：《晋察冀妇女歌谣与抗战动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15].晋东南地区具体行政演变详见王建华《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区域化分异——以晋东南地区成汤信仰和三嵕信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期。
[16].段友文：《太行革命根据地抗战歌谣的时代特征》，《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5期。
[17].赵艳霞：《抗战民谣的史学析——以武乡县为例》，《山西档案》2014年第4期。
[18].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19].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