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区域选择与研究选题

本书研究的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江南西道辖境为准（见图1）。唐开元二十九年江南西道的地域范围，约当今江西省全境，湖南省雪峰山以东地区，湖北省东南部的鄂州、黄石、咸宁全境及武汉市的部分地区，安徽省的宣城、池州、铜陵及马鞍山市境以及江苏省南京市的部分地区[1]。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视实际研究需要偶有盈缩，特别是本属开元江南东道的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与江南西道的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市）于唐初的“贞观十道”中同属江南道，于自然、经济、人文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关系极为密切。安史之乱以后，唐廷设宣歙观察使，至唐末，宣、歙往往并提，故本书对宣、歙二州一并进行分析。除特指外，本书“江南西道”即指上述地域范围。

这里首先要对本书所采用的“行政区划”这一概念进行交代。行政区划，即政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是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如先秦已经产生的郡、县及汉末以后的州，元明清的省等；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区域职能的区域。其中有些区域本来或为临时性质，或为局部范围内施行的制度，或为其他职能性质的区域，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兼有部分或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区域包括监察区域、军事管制区、财政督理区等[2]。

众所周知，无论是唐代的道制还是宋代的路制，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两个王朝前期，仅仅是承担某种或某些特定行政职能的区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中后期开始具备行政区划的特征。典型如唐代的道，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形成了道（方镇）、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层级，然则这一演变轨迹本身便是地域不断发展的体现，故本书借用“辖境”这一行政区划术语，后文还有详论，特此说明。[3]

开元末年的江南西道，实际上是监察道；宋代的路制，则一般理解为转运使或安抚使路，两者同属广义的行政区划范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唐代的道制，还是宋代的路制，到了后来都越来越具备狭义行政区划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言论中，已将道、路视作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了，如：“唐贞观十三年（639），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始分为十道。一云在元年（627），并省州县，始因关河近便分置也。《唐会要》云，贞观元年三月十日也。开元中又为十五道。宋朝曰‘路’，又分为二十四路矣。”[4]监察道与转运使路并称，是宋人的一种思维定式。以“道”或“路”来按区域划分全国的州县，甚至直接将其作为高层政区，已是唐宋人的习惯做法，本书依照这个原则，把“道”和“路”看作高层政区，展开对唐宋“江南西道”发展的讨论。

由唐至宋，“江南西道”行政区划的剧烈演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唐贞观元年（627），因关河近便，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见图2）。其范围，“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5]，地域范围过大。至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原江南道一分为三：东部为江南东道，西部置黔中道，中部地区为江南西道，是为开元江南西道。至德（756—758）以后，为应付安史之乱，唐廷将全国划为四十多个方镇。其中，江南西道主要拆分成宣歙[6]、江西、湖南及鄂岳四个观察使辖区（见图3）。宣歙观察使辖区约当今皖南地区；江西观察使辖区则与今天江西省境基本一致；湖南观察使辖区相当于今湖南中南部地区，与湘、资二水流域基本一致；鄂岳观察使辖区约当今鄂东南及湘东北的岳阳等地；西北一隅的朗、澧二州则北属荆南节度。

安史之乱以后，“天下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7]，道逐渐成为凌驾于州以上的高层政区。随着唐中央集权的衰落，地方分裂倾向日趋明显，大的节度使纷纷僭号，终于导致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形成。江西观察使辖区演变为十国中吴和南唐的疆土，而湖南道观察使辖区则成为马楚的前身。

宋代广泛推行路制，但太宗至道三年（997）以前，“以转运使领诸路事，其分合未有定制”。至道三年，方正式分天下为十五路。唐江西观察使辖区与江南的东部地区整合为江南路，湖南观察使则变成荆湖南路（见图4）。真宗天禧四年（1020）四月，又“分江南转运使为东、西路”[8]。此后，除南宋建炎四年（1130），江南东、西路再度合一，至绍兴元年（1131）复分为二（路以）外，终宋一代，除统县政区偶有调整，江南路一直分为东、西二路。而荆湖南路，自荆湖路分南北后，终宋一代始终没有合为一路。鄂、岳二州与朗（鼎）、澧二州则大部分时间隶属荆湖北路；宣、歙二州则一直隶属江南东路。

在唐以前的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中，“江南西道”一直没有整合为一体，即像江南西道这样整合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记录。王朝势力一般对其分而治之，汉、晋乃至三国的吴，对该地区的划分，几乎都是以中间的罗霄、武功、万洋等山脉为界，将江南西道西部亚区划归荆州，东部亚区则划属扬州。降至李唐，江南道将这两个区域首次捏合在一起。而且，开元江南西道的辖境远远大于江南东道。此后，由幅员过广的江南道到江南西道，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承平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江南西道一分为四，始有后世湘、赣二省雏形。其后历五代十国，到北宋的江南东、西二路，再经元明的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至清，湘、赣二省最终确立。

由此可见，唐开元末的“江南西道”的划分可谓空前绝后，唐代是今江西和湖南地域分化与整合史上的关键阶段，宋代则是这种新分化的发展及初步定型的时期。宋代的“路”制表面上看是对李唐“道”制的一个扬弃，实则体现了继承与发展。并且，以“贞观十道”为代表的唐“道”的地域划分，后世尤其是五代及宋，依旧盛行。[9]然则以“道”的地理范围讨论该地域在唐宋时期的演变，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内在动因与影响。本书不拘泥于一朝一代，以唐、五代、宋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时段，首先将江南西道在唐宋时期政区分化演变的过程描述出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线索。

其次，江南西道行政区划剧烈调整的背后，又与这一区域内交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江南西道内部有湘水及赣水两条南北贯通、逾越五岭的交通大动脉。秦汉时期，湘江水道的地位要比赣江水道的地位重要得多。六朝时期，赣江水道的地位开始上升。随着隋代开通大运河，唐代赣江水道的地位开始超过湘江水道，宋代赣江水道的这种交通重心地位则得到进一步确立，奠定了宋以后过岭交通的格局。本研究除对唐宋时期该地区交通路线进行整理之外，对于这两条南北大动脉地位的变迁，展开深入的讨论，以期反映出唐宋湘、赣地域发展的特点。另外，对于交通路线所涉及的“五岭”进行了考证，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

最后，江南西道的发展，在城市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唐宋时期该地区县邑的增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反映了该地区开发的深入，经济实力的增强。比较而言，江南西道内部东部亚区县邑增置的数量要比西部亚区多一些，除了反映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外，还能体现出帝国交通重心地位的确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城市面貌的变化，特别是城墙的扩筑，也是唐宋时期该地区发展的一个表征，较大的城市如南昌、长沙等都有扩城的记录。

交通、城市及经济的发展，对唐宋江南西道地域政区的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交通路线的便利与否，城市的位置等因素，必然影响到政府对州县的析置、改属甚至废弃等举措的制定与实施。而唐宋江南西道地域的发展，又以交通、城市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本书以唐宋时期湘赣地域发展与政区演变为研究中心，除了对唐、五代及两宋江南西道的政区演变进行梳理外，还要从城市及交通两方面的变化来展开讨论，并试图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唐宋江南西道地域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又有自然地理上的依据。在中国地势图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以南，有两块都是中间低，东、西、南三面高，总体呈“U”形、较为完整的自然区域。这两块区域与今日湖南、江西两省政区基本吻合，而将这两个U形区整合起来，又会呈现出一个“W”形，基本与本书所要研究的地域范围，即唐开元末年的江南西道相对应。以自然地势论，江南西道三面阻山，西界武陵，东临武夷，南面更是东西横亘近千公里的南岭山区[10]，大江是江南西道的北界。江、山相合，在这个“W”上又加了一道横线，从而形成一个近乎密闭的区域。这个区域中部以幕阜、九岭、罗霄等山脉为界，又可分成东、西两个近似的亚区。区域内的水系，西部亚区主要以湘江流域为中心，辅以资江、沅江、澧水等流域组成；东部亚区则以赣江流域为中心，辅以抚河、信江、修水以及饶河等流域组成。唐宋时期江南西道（路）的发展及其在后世的演变，如安史之乱以后的四个观察使区及宋代的江南西、荆湖南路，乃至发展至今日的湘、赣两省，其间种种发展变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内展开的。

综上所论，选择唐开元末年江南西道的辖境作为研究区域，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有机结合：①唐宋江南西道地域相对完整的“W”状自然地势；②以唐、五代及宋为时段，注意到了江南西道区域分化与整合的过程；③无论是对整合的江南西道，还是对其以后地域分化的分析，都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区域背景下探讨其整合与分化的规律；④江南西道地域在唐宋时期的发展变化，孕育了后世湘、赣二省的雏形；⑤湘、赣二省今日发展的诸种差异，甚至都可以从唐宋时期该地域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根源。

二 过往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开元末“江南西道”的研究，属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区域历史地理学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产生了大量成果。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科本身的探讨也受到了重视，首先综述一下这方面的成果。

（一）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讨

对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国外学者关注的较早。如美国学者普林斯顿·詹姆斯认为，在具体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是一个按一定的指标划定的可供思考的空间实体[11]。苏联地理学家B.C．热库林则说：“区域的完整性提供了将所获得的结论与其他时期的资料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的许多奠基性著作由于研究区域的不一致，就难于和地理学对象的现代研究作比较。……因此，应当建议研究地理学对象发展全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家从工作一开始就确定研究区域的界线。”[12]美国学者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着重从美国某些不同的地区，来揭示其地理的前后变化[13]。

国内老一辈学者，如谭其骧、黄盛璋等先生，虽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进行阐述，但他们在著作中适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谭其骧先生认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14]谭先生阐述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必要性，意在最终建立系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观点对于进行某一时期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1964年，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新四分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和历史地图学。他对历史区域地理学的界定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从地区上各种现象的分布开始，而最后必须综合到地区之上，所以除了部门的研究外，还必须有区域的综合研究，这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学。”[15]前辈学者的这些观点和见解，为后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及《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16]两篇论文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回顾了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的原则，并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区域多样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综合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界对研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的依据，鲁西奇将其归纳为四种情况：一是先秦时期（主要是战国时）诸侯国的疆域；二是行政区（包括以某一历史阶段的行政区或现行行政区作为研究区域划分的标准）；三是民族聚居区域；四是某些特殊的地理景观特征（如黄土地貌、盐产区、黄泛区以及各种农业经济形态）[17]。对于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划选择的依据，鲁西奇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以自然地理区划作为基本构架；第二，注意研究区域的历史连续性；第三，保持区域的完整性；第四，考虑区域的现实性问题。“我们将以上四点分别称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划分的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原则，如何将这四个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划分的关键所在。”[18]专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是他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运用到个案研究的集中体现[19]。

（二）有关唐宋时期政区沿革的研究成果

史念海先生的《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20]，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唐代十道与十五道的划分、道与军事的关系及道内户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于江南西道，史先生认为该道从江南道析置出来，基本与唐初划分十道时一样，大体仍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唐代，江南西道的与江南东道的经济都是相当良好的，唯有黔中道较差。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21]一文对唐代十道的析置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开元年间并不是十五道，应是十六道，而且江南西道的分置，亦不在一般志书上记载的开元二十一年（733），而是在与山南道分东、西的同一年，即景云二年（711）。郭峰《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22]一文则主要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分两个阶段分析了唐代道制改革过程，探讨了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体制形成的积极与消极意义。张家驹《宋代分路考》[23]、王文楚《北宋诸路转运司的治所》及李昌宪《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沿革研究》《宋代的军、知军、军使》等，分别对宋代诸路的沿革，北宋转运司路的治所，诸路辖区与治所的沿革，宋代军、知军、军使及其关系进行了考证。

（三）有关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研究成果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江南西道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主要有以下三部专著：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24]、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25]、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6]。《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以今湖南省辖境为限，对自先秦至清末该区域文化发展的背景、格局，及其地理环境、行政建置和移民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进行通代的研究。黄玫茵和刘锡涛两位进行的都是断代性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以今江西省境为限，讨论了唐代该地区户口、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探讨了唐代江西的发展成果对于宋代江西地区的影响。《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宋代江西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探索。在叙述宋代江西文化迅猛发展的同时，着力揭示宋代江西文化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以及导致这种不均衡性的因素。

在区域的选择上，三位学者都是选择一个当代省级行政区为界定范围，进行专题研究。这种选择区域的办法，正是当前学界在开展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时，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以现代政区范围进行通代研究尚可以接受的话，以现在的政区进行断代性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其结果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如唐代的湖南道以及宋代的荆湖南路，都是北面不含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市），西面不包括雪峰山以西地区。以当今湖南省区去讨论当时的人文现象，就显得不够专业，而且，由于采取了这种区域选择的办法，可能会忽视一些隐藏在区域分合背后的潜在因素，既有可能人为地割裂一些时代、地域特征非常明显的文化现象，更多地则可能会出现为了迁就今天的政区而生拉硬拽、勉强拼凑。区域选择方法的不当，可能会导致最终的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偏差[27]。一些著名学者，在进行区域史的研究过程中，十分注意区域的时代性，如韩国磐《唐代江西道的经济和人文活动一瞥——读唐史札记》[28]，就是以唐代的江西道，而不是今江西省境为限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值得肯定。

对唐宋“江南西道”进行通代的研究，除《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外，相关论文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代表作有：肖华忠《隋唐以前江西地区的建置与沿革概述》[29]，肖华忠、刘有鑫《江西古代的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30]，对江西古代政区的沿革进行了梳理。

此外，对一些较大的区域如江南，以及唐、宋两代全国性的专题研究中，也常常涉及江南西道。交通方面：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31]、刘希为《隋唐交通》[32]、曹家启《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33]、曹家启《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34]、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35] 等。

经济史方面：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36]、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37]、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38]、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39]、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40]等。

人口和移民方面：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第四卷）[41]，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42]，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唐后期政区与人口》[43]，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44]，等等。

（四）其他相关研究成果

其他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该地区自然地理的研究，非唐宋时段的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如城市，对其他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等等，成果同样丰硕，如高冠民、窦秀英《湖南自然地理》[45]，江西农业地理编写组《江西农业地理》[46]，沈兴敬《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47]，刘馨珺《南宋荆湖南路的变乱之研究》[48]，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49]，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50]，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51]，斯波义信《南宋米市场分析》与《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52]，田边健一《都市的地域结构》[53]，等等。

综观现有成果，目前学界对唐宋“江南西道”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内容涉及政区沿革、社会经济、城市面貌及交通路线等方面，使唐宋“江南西道”发展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于本书的写作也大有裨益。同时，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基本上以现有省级行政区为限，将“江南西道”分开来讨论，未见到有将“江南西道”视作一个区域的。有的学者，如黄玫茵在进行唐代江西地区的研究时，虽然提到江西与邻近的湖南有很多相似之处[54]，可惜并没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第二，对历史自然地理，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与区域人文现象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够。区域自然环境，如地质地貌、河湖水系以及气候等，是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在研究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历史时期该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区域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人类在该地区的活动产生了差异，如城市的选址、城池的迁移以及城市内外部形态特征、城市的总体拓展及分布情况等。人类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区域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尽管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研究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第三，区域内部各地（亚）区间没有进行适当比较。多数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区域内部的差异，但大多仅限于对这种差异的描述，对于各地（亚）区间的差异并没有进行比较，对于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要进行亚区间的比较，参照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进行，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第四，静态研究较多而缺少动态观察。这里所说的动态观察，是指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探索，注重某一事物本身产生的前因后果及与其他事物间的关系等，从而对事物有整体、深入的了解。以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对“江南西道”政区的设置为例，六百多年间产生了很多新的行政区划名称。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静态、孤立的，实际上彼此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目前的研究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无论是断代性的研究，还是通史性的研究，都往往注重李唐或赵宋出现的行政区划，对于不同朝代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前后衔接，特别是这种分化演变的深层次原因，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况且，唐、宋之间还有一个五代十国，行政区划的演变也相当剧烈。过往的研究似乎最终只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这种现象需要着力改变。

三 研究方法、目的及意义

从前引江南西道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以往的研究多以现行省级行政区为限，将江南西道分开来讨论。大一些的区域选择，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不仅囊括江南西道，同时将江北，如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划在其中，未见有将江南西道视作一个区域进行研究的。江南西道最初从江南道中析置出来，除有江南道辖境过大的原因之外，也反映出时人，特别是位于北方的李唐统治者对于南方的一种地域发展现状的认识，即以今武夷、怀玉等山，而不是以界限更为明显的罗霄、武功、万洋等山为界，东、西两部可以明显分为两个亚区。再到开元年间又从江南西道中析置出民族杂居、经济相对落后的黔中道。从黔中道的析出，可以看出开元末年的江南西道，实际上是一块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因而在时人的眼中是可以划作一块完整的地理区域的。对这一区划出现的内在动因、所体现出的地域发展及其深远影响，过往的研究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以往研究方法问题主要存在于：区域的划分与选择的原则错位，缺乏充分的比较以及静态的研究较多等方面。为尽量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本书将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与以往不同的区域划分原则，选取唐宋江南西道地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进行研究，对唐宋这个充满社会变动与秩序整合的时段进行动态的观察和探讨；注重该区域与其他地区间的互动关系，区域内部差异及区域内部不同亚区间的比较。在具体研究中，在充分使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现代地理学、社会学、考古学及地图学等方法进行研究。

本研究目的有三：一是了解处于转型时期的唐宋江南西道地域发展的诸种变化和表现，对该时期江南西道的面貌进行整体把握；二是探讨唐宋时期江南西道地域的发展，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进一步探讨这种转型在整个中古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特别是对两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本选题的意义有三。首先，选择唐宋江南西道地域，即开元末江南西道这样一个当时长期存在的行政区进行研究，这是以往学者没有尝试过的。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西道在开元十五道中也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地区。江南西道的最初整合为一体，有内在必然性。但由于中部山系的分隔，江南西道可以截然分成东西两个相对完整的地理亚区。这两个亚区在自然条件上又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唐宋时期的发展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又成为江南西道后来分置的根源。选择江南西道作为研究的区域，便于在对各个要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对比，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偏差。其次，搞清楚唐宋江南西道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如行政建置的演变及原因、特殊政区与新增建制城市的设置原因及分布特点、交通路线的拓展与交通重心的变移、旧有城市的繁荣以及个别具体问题的考证，等等。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江南西道内部亚区发展的异同之处，揭示唐宋江南西道地域发展的根源。最后，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发展面貌，试图揭示其发展的深刻根源，为研究唐、宋区域社会的秩序与流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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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所用今日行政区划，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底为准，详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1）》，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2].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33页。

[3].江南西道，当时也被称为“江西道”，后文若非特别说明，江南西道或江西道即指开元二十九年的江南西道，与“唐宋江南西道”一词互用。

[4].（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州郡方舆部第三十五·路》，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356页。

[5].（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条，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70页。

[6].据（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及《旧唐书·地理志》，开元江南西道不包括歙州，《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所记相反，当以前者为是。如本书开篇所言，宣、歙两州本身相似之处甚多，后又合为一个观察使辖区，故放在一起讨论，详见第五章论述。

[7].（宋）洪迈：《唐观察使》,《容斋三笔》卷七，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第509页。

[8].《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68页。

[9].（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选事》:“后唐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格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333—334页）;（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景德重修十道图》:“淳化四年，分天下为十道。景德四年八月己酉，命知制诰孙仅、龙图阁待制戚纶重修十道图。祥符六年十月戊子，判吏部真从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图》，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法，官亦以定刑，而户口岁有登耗，请校定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影印本，第272页下栏）。宋淳化四年（993）一度分天下为十道，又《十道图》本为唐修，不仅有十道域分之图，且包含大量铨选、定赋、土贡等方面的文字材料，应该是类似图经一类的总志书，不管怎样，《十道图》以“道”为纲并为五代及宋沿用是没有问题的，后文还有论及。

[10].现代地理学中“南岭”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若要讨论历史时期的“五岭”，则要将今天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考虑在内，则南岭东西绵延近千公里，详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考证。

[11].[美]普林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3页。

[12].[苏联]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13].[美]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14].谭其骧：《东北历史地理·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地理集刊》第七号，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

[16].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81—86页；《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222—228页。

[17].详参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83—84页。

[18].详参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85页。

[19].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相关论著还可以参考朱圣钟《简论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第87—89页；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0—11页；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20].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页。

[21].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六本，1964年，又收录于《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93—200页。

[22].郭峰：《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95—108页。

[23].张家驹：《宋代分路考》,《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1期，第25—44页。

[24].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5].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96年版。

[26].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1年。

[27].参考李刚《唐代江西道教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第52—59页；毛炳汉：《论唐代的湖南文学》,《云梦学刊》2000年第11期，第84—86页。

[28].韩国磐：《唐代江西道的经济和人文活动一瞥——读唐史札记》,《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78—88页。

[29].肖华忠：《隋唐以前江西地区的建置与沿革概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第76—81页。

[30].肖华忠、刘有鑫：《江西古代的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第42—47页。

[31].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又收入《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刘希为：《隋唐交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

[33].曹家启：《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杭州大学，1997年。

[34].曹家启：《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01年11月。

[35].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5年（1946）版。

[36].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7].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8].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9].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

[40].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353—357页。

[41].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2].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5].高冠民、窦秀英：《湖南自然地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6].江西农业地理编写组：《江西农业地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7].沈兴敬：《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

[48].刘馨珺：《南宋荆湖南路的变乱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4年版。

[49].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0].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1].[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52].[日]斯波义信：《南宋米市场分析》，原载《东洋学报》三九—三，1956年，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1—310页；《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版，方健、何忠礼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3].[日]田边健一：《都市的地域结构》，东京大明堂1982年版。

[54].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绪论》，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9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