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庆乡土品格的经验意义和精神意义
重庆品格的经验意义和精神意义的素朴和古旧，还表现在莫怀戚小说的许多叙事细节。比如《白沙码头》里面，他写“现代”重庆人在他们最钟情的旧式茶馆里听说书先生“讲评书”，这种风土意味浓厚的场面就非常有意思：
讲评书的还是那个沙喉咙面带菜色的山羊胡子老头，讲的还是“秦琼卖马”，或者“武松醉打蒋门神”之类。上面在不断拍着惊堂木，声嘶力竭，下面一派肃然，眼睛耳朵都在上面，谁也不注意谁。
《南下奏鸣曲》赞叹巴渝民谣的地域文化品格，其经验意义和精神意义可谓精彩绝伦，叹为观止：“民谣所述也是一种人生，野蛮而质朴，真实而自然，痛快淋漓，死而无憾。”尤为称奇的是，甚至在莫怀戚的罪案叙事中，也鬼斧神工般地写出这种经验和情韵的文化意义。《被误伤的渡者》里面，莫怀戚竟然将“魔芋烧鸭子”这样的乡土菜肴与人物的犯罪策略融为一体而且不留痕迹：“这是道正宗的川菜，是好菜；其规模，也可成为主菜。但这是‘冬天的菜’，在四月中旬已有暑气的重庆，并不合适。这个菜，一定要老鸭子，而四月，是最不好找老鸭子的季节。嫩鸭子又腥，又不好拔毛。大律师接着说，做这道菜并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拖时间，让余南凯‘脱不开身’。烧这菜本就费工序费时间，若要自己拔毛，就更是脱不开身了——后来了解到，余商凯果然是自己杀的鸭子。而一般年轻人都习惯在市场上请人宰杀。”嫌疑人的犯罪的处心积虑和烹调乡土菜肴的讲究，读起来竟然是那么的妙趣横生，一点也没有叙事的恐怖感，而只有世俗生活的情趣质感。
莫怀戚擅长于写江河的重庆性格，他的小说“场域”中经常出现的嘉陵江，就具有这样的乡土文化特性和人格化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地方经验主义”特性。《南下奏鸣曲》叙事展开的许多现实场域是在深圳，然而，小说通篇却笼罩在重庆“地方经验主义”的文化性格的氤氲当中。其中写嘉陵江边澄江镇的风土人情，这样的阅读感受就非常令人神往：
当地民谣“北碚豆花土沱酒，好耍不过下溪口”，一说下溪口就是澄江镇，而所谓好耍，并非歌舞游戏，而是那种事情。山水使然，这一带的女人姿色可人，风流性感，精力旺盛，所以又说“两巴掌打了二岩有，二岩找钱带不走。”被撵出的败家子尚可去二岩挖矿找钱，钱好找，但有豆花、美酒、女人，谁也扛不住那诱惑，所以离开之时依然囊空如洗。
“地方经验主义”的重庆乡土性格和精神气象被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来。“豆花、美酒、女人，谁也扛不住那诱惑，所以离开之时依然囊空如洗。”显然，作家在这里并不是在进行一种伦理的评判和追问，不是要否定身体在乡土情欲诱惑下的放纵，恰恰相反，这是在颂扬乡土生命的自由与奔放；在回味乡土精神的奇异和舒张——享受肉体之乐趣与实现精神的超越。“前现代”的重庆乡土文化与江湖快意就是在这样的乌托邦境域中得到了美学的升华。再看，晚景中的嘉陵江，世俗生活处处洋溢着这种乌托邦世界的无穷乐趣：
船上的灯亮起来，被江水拉成锡箔，远去了。有大功率的小轮船，突突突地飞快上行，像顽皮的孩童在且跑且叫，又归于平静……突然有很高亢的声音在喊：“快点哟！水桶水桶！”好像是夜渔者有了收获。立刻就有一阵骚动。一阵风来，那一边也平静了。飘来炒菜的香味。
《叫化烤鸡图》描写隋清明和他的一帮“兄弟伙”在乡土气息十分淳厚的嘉陵江游玩的情景也具有这种“地方主义经验”的特异体验和感受：
从北泉公园横渡嘉陵江，在河滩上点火野炊。其时春日高照，春江微澜，满山嫩绿；有樵夫的斧子在“梆梆”地响着，紫色的翠鸟落在江心，又飘飘地飞到对岸，斑鸠在竹林里咕咕地叫……一阵阵花香雾一般地罩过来，有人叫“栀子、栀子”，其实那是西山坪的广柑花香味飘然而来。
《帽上蓝鹰》描写仲夏的薄暮时分，崔伟和秦月两个恋人俯瞰汛期的嘉陵江，心事重重，但是民风民俗气息完全盖过了他们的惆怅与伤感：
古城墙蜿蜒数里。嘉陵江如飘逸的黄绸绕城而过，从天边来，往天边去。美丽的沙洲之上是彩色的泳者，而今已无船帆，但小巧的渔船们在往返，孜孜不倦地下网，向自然作沉默的索取。夕阳西下，雾气渐消，重庆的酷暑已是强弩之末。崔伟和秦月坐在城墙边，俯瞰四野，凉风习习，雀鸟归林，城墙下有农人唱着上一辈的歌：“青石板，石板青，千年踩来无脚印”，一缕沧桑爬上心头，秦月眼角挂上清泪。
他写南温泉自然景色、风物和地理的特殊性同样很有意思——既有重庆世俗山水的质感，又有“非重庆的感觉”：
天如织锦，大自然自己的歌在自由地飘。路没尽头，水没尽头。要说温泉，日本没法比，日本全是火山。而重庆真正的植物全都在这里，重庆真正的水也在这里。因此，这里的人一个也不像重庆人。
他是说，市场化以后，来这里泡温泉的人大多不是底层民众，平头百姓；非官即款。这些人来这里主要不是泡温泉，而是吃喝嫖赌一条龙，并且大多是公款消费。在莫怀戚的感觉中这些人已经没有了重庆人的“本原”味道和质朴气息。最令人难忘的是《假手神明》中的恋情抒写。这种“地方主义经验”的特异体验和感受，通过对不起眼的“微观景物”的闲适化的描写，竟然是那样的浪漫和令人动心：
石板之间生绿苔，隔冬的竹叶掉在路上好像小船，在不能察觉的风中摇动。杜鹃已经开放，迎春还没凋零，紫红和金黄在夕阳下交相辉映，很是惹眼。两只斑鸠相随着，缓缓飞进竹林，那种从容让安明倍感欣慰。
“两只斑鸠相随着，缓缓飞进竹林”，幽寂而自由的乡土生命，美妙得令人安详而又心生妒忌。同样是在《假手神明》中，人物的心绪、故事的走势与嘉陵江的流水汇聚到一起，情景交融，难分难解：
在重庆那湿漉漉的五月里，在初汛的嘉陵江边，伊人和华总凝重地相聚。一个想结束，一个想开始，一切乱得如江中水流。
“一个想结束，一个想开始”，貌合神离，取舍两难。真可谓有声有色，有触有感，有江水的灵动，有人心的潜流。此时此刻，真的让人莫衷一是。而他小说“场域”中经常出现的长江，其乡土特性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请看如下风物民俗的一幅素描画图：
那是四月下旬，重庆开始了最美丽的季节，所有的山头都披上了鹅黄和翠绿。长江正是一年中最为枯细的时候，但江水也最为清凉；在四月的太阳下待上一阵子，就有些想趴在木排上就着大江喝水。白萝卜身着水红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衣袖和裤腿都挽起的，露出菜市上白萝卜一样的肌肤。她一身的颜色来到这里，使四面八方都活跃起来。
仍然是写重庆的“四月”——“最美丽的季节”，写四月的长江风物。但因人物的心绪和文化气质、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与感触。即使如此，这座城市的乡土品格，以及其所具有的经验意义和精神意义却如底色一般无法更改：“仲春的夜风在阳台上撩过，虽说过早的掺了一点暑热，毕竟也有淡淡的芬芳。夜泊的船火被江流拉成美丽而不明底细的抽象派油画。汽笛消歇之后，芦苇的‘沙沙’声便清涛一般传来。”《陪都就事》有一段写初夏重庆临江一带的乡土风情也具有十分诱人的魅力：
荷叶已长得肥大，有水珠在叶中如珍珠，风吹过，荷叶摇曳，翻起翠绿与银灰的波浪。梯田里的稻秧就像绒毯。茂盛的竹林掩映着农舍。鸭子嘎嘎嘎地一阵叫，牛也“哞——”地来一声，无可无不可似的。偶有蝉鸣“吱——”地一响，又停住，似羞涩，又似试探，很有趣。一切都让人快活。两个年轻人叽里哇喇说得很兴奋。上到高处，四望，自然就看见了长江，原来这里离江边很近。尚未进入汛期，江面较为宁静。有两三只小船在沱内懒懒地动作，渔网撒开，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戴维说：“我并不认为河流看起来像公路有什么好。这里才真正称得上河流。河流就是河流。”河滩宽阔，卵石漫及遥远。
尤其是“卵石漫及遥远”一句特别给人以诗化哲学般的审美憧憬和叙事期待。最叹为观止和激动人心的，是长江上这样一幅野性壮美的民俗图景：
那时候，长江边上总是泊着一长溜一长溜的木筏子。木筏子用粗大的原木编排而成。在初春的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让人直想趴在上面啃。众兄弟将鞋搁在岸上，赤脚在木筏上踩过去踩过来，舒服地呻吟着。大师兄哎了一声，长声悠悠，像船上的汽笛。
莫怀戚小说中经常描述到最具有地域文化气质和精神气象的“俗人俗事”，是船工和纤夫齐声吼唱川江号子。其实，活跃在重庆城乡的石匠和搬运工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的象征与“实体”。《母亲的心思》写心绪惆怅的母亲，突然听到远处江边传来的“抬工号子”时，心情陡然一变：
要说那曲调，也单纯，一点跌宕也没有，但经这些力士们齐唱起来，却烘出来舒展的旋律，蹦出动地的气势，江涛般地阵阵过去，久听不厌，甚至使得母亲脚拍着地板，像踩动一架充气的机械，要助人一臂之力似的……
同样是写长江，写长江风物景色，却因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难测和心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景致和面貌。《花样年月》中，关西的死缠烂打、奋不顾身令栀子笼罩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她扭头看下面，下面是长江在奔流。水退了，河滩上的茅草得见天日，照样生机勃勃，在小阳春胭脂一般的阳光下像美丽的绒毯……女人哪，栀子想，每一个女人都希望有男人能为自己拼出去。”长江执着地奔流如同爱情般的舍生忘死；河滩上茅草得见天日之后“照样生机勃勃”如同经历种种磨难后的爱情有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