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汉民

上个月我回湘潭大学，永春同志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已经顺利结项，一部80万字的同名著作也顺利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评审，很快可以出版了。这使我极为高兴。虽然自己已经退休返乡多年，没有再从事学术研究，但仍为他取得这一重要学术成果而兴奋不已。他还告诉我，这是十多年前我要他研究的课题，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子就涌现出了“十年磨一剑”和“天道酬勤”两个词汇。

永春同志潜心学问，勤于探索，心无旁骛，上天也会酬劳他的。“十年磨一剑”更表明他在治学上扎扎实实，厚积薄发，完全摆脱了时下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所以，当他向我索取书序时，我稍加思索便愉快地答应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襄助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等先生从事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合作主编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19）》，1998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迄今仍是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然而，任何著作都不可能穷尽对于真理的认识，其错误和疏漏均属难免。这部200多万字的著作，具体分析和论述了中国近代史上100多种社会思潮，但对五四时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思潮竟然付之阙如。对这一思潮有所察觉并且试图加以研究，却是在该书出版数年之后。

我在仔细阅读《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五四时期的社团》时，发现风起云涌的报纸杂志和比肩而起的社会团体大都在鼓吹社会改造，五四时期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改造思潮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永春同志是我指导的博士，曾以研究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为研究对象，并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作为学位论文，并且做得相当出色，具有研究社会改造思潮的充分条件。所以我曾建议他，对这一课题予以充分关注。

如前所述，永春同志对这一课题潜心研究，锲而不舍，历时十多年，写出这部创获甚多的学术著作，填补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重要空白，我怎能不由衷地喜悦呢？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重操旧业，认真阅读了他这部80万字的书稿，自感获益匪浅。该书可谓亮点纷呈。

首先，作者对五四时期标举“社会改造”的64个社团作了初步考察。其中能够确定成立时间的49个社团的分布中，1917年2个，1918年6个，1919年16个，1920年15个，1921年1个，1922年2个，1923年6个，1924年1个。同时对宣传社会改造的162种报纸杂志作了具体研究，其中能够确定发刊时间的152种报刊中，1915年1种，1916年2种，1917年5种，1918年8种，1919年和1920年各43种，1921年20种，1922年18种，1923年11种，1924年1种。通过对1915年后十年间社会团体和报纸杂志的全面考察，发现五四时期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改造社会，许多社团和出版物都围绕着社会改造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进步社团表现出改造社会的愿望和要求，不少社团在宗旨中还写明了“改造社会”的信条或规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社团转向直接的社会改造，有的提出对当时社会“根本改造”，有的趋向政治改造，甚至发展为政党组织。当时最流行的最要紧的一件东西，可以说就是“改造”（Reconstruction）了。政治要改造，经济要改造，社会要改造，教育要改造，竟可以说样样东西都要改造。至于改造的形式，或是从根柢上完全改造，或是从枝叶上部分改造，各有各的特殊情形。但总结一句话，这个时代完全可以叫作“改造时代”。不仅如此，社会改造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由学潮而工潮、而商潮、而农潮，都次第发生。社会改造延伸到工农商学诸领域，演变为一种社会运动。

其次，作者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性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揭示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宏大背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大陆的自由秩序陷于崩溃。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为欧洲文化危机的重要思想表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组织，使世界经济秩序紊乱，各国工业恐慌，工人失业，农业破产，金融破产，各种社会问题接连发生。不仅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民阶级和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要求社会革命，而且，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与之呼应。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现实及其后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展开全面反思。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救世思想和主张。“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成为普遍心理，形成了一股社会改造的潮流。诚如时人所说：“改造的声音，好像放了一个地球大似的爆竹，几几乎把人类的耳目都弄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变局，改变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如长沙《大公报》称：“自从欧战终了，社会上面的各项制度，都摆出破绽不安稳的样子，于是一般灵秀的分子，知道非改造不可。近两年来，改造社会的运动，好象风起云涌，有一日千里的样子。这个潮流，一直从欧洲送到中国。中国一般头脑清楚的青年，感受这个潮流，才知道从前的社会，是万恶的社会，是坑陷青年的社会，于是都想摩拳擦掌，去改造一个新的社会。”由此可见欧战后世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深刻影响。世界改造思潮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中国社会改造思潮成了世界改造思潮的一部分。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人觉悟起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社会主义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首选目标。苏俄革命作为世界大战后社会革命和改造的成功范例，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对于社会改造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说得很明白：“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表示要“起而仿效”。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使原本满心期望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中国的先进之士，产生了中国是继续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仿效苏俄的社会主义的疑问，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选择中，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凸显出来。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中西关系的认识，也引起对于中国改造前途和道路的深刻认识。这表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前途绝不是偶然的。

第四，作者把五四后各种政治势力及各种主义之争都纳入社会改造思潮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和论列。此期，孙中山和国民党致力于用三民主义指导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而早期共产主义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与此同时，在“根本改造”“社会革命”的口号下，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等主张得到广泛宣传，并且开展各种社会改造的试验，尤其是工读互助团运动、勤工俭学运动、合作社运动、新村试验等，喧嚣一时，影响很大。这种温和的改造手段，虽经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反映出变革时代的一种平和的群众心理，无疑是中国思想界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写照。以地方自治为理想目标的联省自治运动，也被人视为辛亥革命以来改造中国的最佳方案之一。

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思潮发生分化，在关于社会改造的手段、道路和依靠力量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分歧。而在如何实行政治改造的探索中，这种分化尤为明显，其影响更为深远。陈独秀1919年12月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被誉为“‘五四’后社会改造新思潮的纲领”。陈独秀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以《新青年》杂志为据点，经常集会讨论社会改造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此基础上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他们经常讨论中国改造问题的一个结果，也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转向政治改造的表征。

第五，作者还揭示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的丰富内涵和面貌，指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思想改造、教育改造、个人改造等诸多领域，涉及从中国乡村到都市到各省区乃至世界等不同范围，也关系到改造的方法、手段和理论等不同层面。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或政治立场上提出社会改造的路径有别，在不同场合下社会改造的重心不同，从而构成了社会改造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庞杂面貌。其中地方改造、国际改造、农村改造、联合改造等重要问题，作者将其作为社会改造舆论的热点和重点加以论述。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同时期其他社会思潮的复杂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指出社会改造思潮是一种庞杂的思想潮流，其中既有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思潮，也有违背历史发展趋势、与主流社会思潮相反的思想逆流，还有依违其间的支流思潮。而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社会改造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先后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主流思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的离合与嬗递，又左右或影响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展进程，与社会改造思潮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关系。显然，作者的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

除上述之外，作者还对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共进社”、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并揭示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对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和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永春同志的这部著作就要出版了，这是值得祝贺的。上述几点认识，只是我有缘先睹为快写下来的，相信李著出版之后，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仅以此为序。

2017年5月18日

于河南平顶山白龟湖滨农家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