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空体理论叙事学化及历史叙事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们的研究起点就是申丹教授面对国际学术界的发问，“为什么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需要彼此？”[1]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在国外还有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与文化历史叙事学等说法，其实所指大致一致。我们就是试图在申丹教授发问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在内容指向上，有构建一个认知版本的普通语境叙事学或者说一般语境叙事学的意向，[2]即试图建构一个历史认知叙事学。
从建构的方法上，我们的研究，从取向上看，是比较接近在语言学基础上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传统重溯，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更接近历史语言学及认知科学交叉领域引领的叙事学。在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描绘的从结构主义叙事学（Structuralist Narratology）到文化与历史叙事学（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的研究趋势中，[3]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建构“自然叙事学”》（Towards A“Natural”Narratology）与我们的方向最为契合。因为，从根本上，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本质上是形式与历史之争，所以，我们的构建相关研究述评主要集中在对弗卢德尼克的细致分析，尤其是她的整体理论谱系问题。
确实，也正如作者自己宣称的，她自己是历史叙事学的标志性人物：“弗卢德尼克则是有机论和历史论的代表。”[4]
《建构“自然叙事学”》中，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范式，这个新的范式，是建立在她对英语文学的历时研究上的，从口头语言到中世纪作品、从早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通过一种历时类型的探索，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希望能打开一个新的范式。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理论，按照其诗学来源，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部分，她试图从“自然”（nature）这个相关术语，建构起一种“自然叙事学”（“Natural”Narratology）的理论基础。这里的三个重要诗学来源，主要包括拉波夫传统、语言学的奥地利学派（与Wolfgang Dressler联系在一起）以及乔纳森·卡勒的“自然化”概念。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承认了自己的语言学出发点之一是拉波夫，[5]我们知道拉波夫（W.Labov）是美国语言学家，其相关的变异研究为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他关于黑人英语的语言学研究已经成为经典，而其关于变异问题的系列研究中，[6]我们已经看到一种非常宏伟的历史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气象。这种语言学对于英美语言学主流传统来说，似乎颇为另类——尽管，他依旧是“在共时中研究历时现象”。[7]但是对于德国、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却是一脉非常重要的语言研究传统。从德国来说，历史语言学的重镇就在德国，雅各布·格林、葆朴、洪堡特等学者正是第一批历史语言学学者。在俄罗斯，自《全球语言比较词汇》问世以来，[8]“民族的自觉和语言科学的兴起相偕并进，堪与日耳曼诸民族并驾齐驱”。[9]而在中国，同样的语言传统在李方桂等学者之后，在国内也是影响深远。所以，我们看到历时论的叙事学出现在德国，尤其是德国的英语系，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在上面提到的历史叙事学提出及代表中，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是德国吉森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系主任，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是德国弗莱堡大学英文教授，应该说他们的德国英语系学者的身份同时敞开了两个维度：一方面，英语系的学术身份使其向叙事学靠近；另一方面，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某种历史研究的传统。在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自然”叙事学与拉波夫（W.Labov）的语言学—诗学关联可见一斑。尽管，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是，他们英语系的身份及经典叙事学的残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他们更亲近结构主义历时语言学，这将使其在许多理论问题上，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同样，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自己宣称的与沃尔夫冈·德雷斯勒（Wolfgang Dressler）的关联[10]，也是能回溯到某种语言的历史比较模式，尤其是历史形态学的模式。我们在浏览Wolfgang Dressler的著作[11]以及查看他参与组织编选的一系列和形态学（Morphology）相关的会议论文集中[12]，可以看出其浓厚的历史形态学的研究背景，而这，恰恰是与历史语言学中的历时形态学研究传统，是相互并行的。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宣称的第三来源是来自乔纳森·卡勒的自然化，[13]国内翻译者盛宁先生是将“自然化”翻译成“归化”，这个翻译很巧，一下子将其中注重程式的层面表现出来了。卡勒认为：“如果我们不想面对那不朽的铭文目瞪口呆，我们就必须把奇特的、形式的、虚构的成分转化还原，或归化（naturalized），使它们纳入我们的视野。”[14]卡勒指出了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体裁与程式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恰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传统注重体裁与程式（当然这个学派在此基础上同时也很注重变异，注重变异系统是如何扩展并维护发展整个原初系统论述[15]）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基础上，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发展了自己的形式主义文论。因此，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语言学影响下的历史诗学中去。正如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所说，形式主义者是历史诗学传统下的一种新发展，正是在历史诗学的方法影响下，“整个儿地改变了研究文学的方法，而在这一新方法的浪尖上出现了您提到的那些人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这是那些观点上互有抵牾的人，但抵牾发生在历史诗学的空间内”[16]。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在这里所说的，包括形式主义者、巴赫金、维诺格拉多夫、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等均是诗学传统中的重要一员。只不过，相对而言，形式主义将艺术形式及相关的演变视为一个内部问题（并且完全切断了认知语境方面的塑形与锚定），进而试图从一个共时平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仅仅发展了历史诗学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
正是在上述的影响基础上，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将Naturalization改造为叙事化（narrativization），[17]并且试图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她就在某种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历史叙事学，在这个过程中，这种“自然”叙事学实际上取得了和历史诗学类似的历时的效果，尽管，由于英语系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更接近结构主义历时语言学的叙事学方案。
需要再次补充的是，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自然叙事学，如我们所知，是一种认知叙事学，从其著作中，她也试图建立一系列认知参数来研究各种文学类型，关于这一点，申丹等人已经在其著作中对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认知方案做了比较深入的评论。[18]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
应该说，这种历时论的叙事学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性，但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尤其是历史诗学的视角上，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叙事学理论依旧存在着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下面的论述的视角中会反复谈到它，在这里，笔者先简明扼要地提出来：第一点是其理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力不够，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在这项重要的研究里，弗卢德尼克明确提出一个历史性的且不囿于规范的（和虚构的）叙事形式的新框架。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为探索广义叙事所需要的这种叙事理论类型，并不能毫无疑义地适用于如现代小说这样的研究”[19]，这是因为这个传统在德国仅仅经历了两代，主要是斯坦泽和弗卢德尼克，人数也不多，没有像俄国的历史诗学一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传承——从维谢洛夫斯基到巴赫金、普洛普、形式主义者及汉学家李福清等更近的继承者。第二点，弗卢德尼克在理论建构上考虑得也不是很周到，首先，她更多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的是一个结构主义历时语言学的知识框架，这一点使得其阉割了历史叙事学的重要部分，使其理论从源头上不能很好地面对历史。包括她在内的认知叙事学者，“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和规约性叙事认知者”[20]，这个方向是非常对的，但是，没有能很好地将规约性叙事语境的变化的维度展示出来，另外，在研究过程对文类部分的变化与内在结构的变化没有结合起来，在内在结构部分的共性的讨论多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建构起一个同与异并存的结构。这是因为弗卢德尼克采用了结构主义历时语言学的方法，其相关研究隔绝了作者和社会意识形态，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在这一点上，理论构建比她更好一些。
所以，和弗卢德尼克以结构主义历时语言学色彩更浓的影响为基础进行转化不同，我们试图从同样自历史语言学转化并且实践了更长时间的历史诗学入手——而且是一个认知型的历史诗学——这里是从时空体理论出发[21]，通过对时空体理论的叙事学化，笔者试图构建一个初步的历史认知叙事学，或者说是一个时空体叙事学。我们之所以选取巴赫金时空体作为一个对象，是因为其搭建的理论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比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叙事学具有更大的理论发展潜力及包容性，同时在描述文学现象方向具有更好的适用性，换言之，就是更深刻、更准确、更适用——这里的优点主要归功于巴赫金诗学。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指出的是，时空体理论存在着许多模糊之处，带着很强的未完成性，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空白之处进行推演。由于巴赫金诗学是一个具有很强未完成性的诗学体系，不仅涉及的理论层面比较多，而且跳跃的层面也很多，我们的论证工作可能会非常艰苦。
从上面的论述看，读者可以知道笔者所做的工作是一种转化，也就是说对原本是一种历史诗学的理论，进行叙事学转换，主要的工作对象是时空体理论。“时空体理论”是一个历史诗学（historical poetics）模型，系巴赫金通过历史与形式相结合的办法，提出的一个小说历史类型学，集工具性、阐释性、本体性为一体的历史比较工具，有很强可改造性。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诗学是一种比较诗学或者说历史比较诗学，这是因为其最重要来源，恰是历史语言学，而历史语言学虽然衍生发展了社会语言学，但其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称呼，是一种比较语言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某些章节进行系统的阐述。从述评的要求来看，笔者已经描述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弗卢德尼克的历史认知叙事的相关模型建构，这是我们所去的方向；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的出发点，这就是时空体目前研究现状，尤其是时空体理论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试图从另一种方法入手来研究，那就是通过衍生、扩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叙事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换言之，我们其实将时空体理论叙事学化了，尽管，从我们的去处来看，目标领域中没有相关的模型，但是，从出发点上看，这里转化目前做到什么程度了呢？因此之故，笔者下面对目前时空体与叙事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做进一步梳理。
时空体理论虽然非常有意义，但它却有一定难度，2007年笔者硕士学位论文时就已经做过一次研究梳理，其研究成果并不多，近年来继续收集相关材料，发现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数量依旧不多。从我们涉及与叙事学相关的篇目，就目前所见，就更少了。概述来说，时空体理论与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张德明《〈暴风雨〉：荒岛时空体的文化叙事功能》[22]、庄华萍《〈凶年纪事〉的叙事形式与“作者时空体”》[23]等论文在国内最早提出两者之间的关联，而国外的主要有俄罗斯学者2015年论文《叙事学的巴赫金》（Narratological Bakhtin）[24]相关观点值得关注，另外，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中也试图在叙事学的维度上援引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巴特·凯南（Bart Keunen）的《时间与想象：西方叙事文化中的时空体》（Time and Imagination：Chronotopes in Western Narrative Culture）尽管有不少错误，但依旧是目前时空体理论与认知叙事学交叉领域中最早的成果，根据我们侧重理论论述的工作重心，笔者将着重分析后三篇。
《叙事学的巴赫金》（Narratological Bakhtin）认为巴赫金虽然没有使用特定的叙事学术语，但是巴赫金仍然对叙事问题非常感兴趣，作者认为，1920年，巴赫金对早期叙事学者Friedemann被低估的作品表示了高度评价，同时，1970年，巴赫金对叙事学创始者之一Wolf Schmid的评论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而1973年，巴赫金对自己写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是1937—1938年——笔者注）的《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附加了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大部分具有叙事学的特征。在结语具有叙事学特征的说法上，《叙事学的巴赫金》（Narratological Bakhtin）概括得并不准确，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都具有很强的叙事学特征，最主要的是他在时空体的描绘中关注了整个事件与动作的谱系。在《叙事学的巴赫金》（Narratological Bakhtin）中，作者试图用沃尔夫·施米德（Wolf Schmid）在2008年更新过的《事件性》（eventfulness）来界定巴赫金的叙事学贡献，并认为作为历史诗学的时空体的历时分析对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十分有意义。应该说，这篇文章很详细地梳理了时空体理论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本书的学理性做了初步的论证，而且，其主要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对其历史诗学的认知上的，研究方向是与我们的研究一致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论文仅仅是将时空体与叙事学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论述，这篇论文看到了时空体在叙事学方面的巨大潜力，但是因为其对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解似乎并不深刻，所以对时空体理论中的许多重要的空白也没有追问下去，没有从历史叙事学这个视角深入下去，进行转化，当然，这与时空体理论晦涩复杂的特征有关的。
除此之外，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中也援引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笔者觉得这篇论文有许多地方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认识显得肤浅，还有不少错误理解的地方，我们还是先逐字逐句地援引其相关的论述，首先，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指出了巴赫金将时间和空间同时作为叙事的共同组成部分：“尽管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坚持把空间（topos）和时间（chronos）作为叙事的两个共同组成成分”[25]，但作者认为其他叙事理论家都忽视了空间这个问题。所以，她仅仅是将时空体视为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比较重视的诗学概念。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她更试图突出时空体的空间维度，她认为：“在这些程式中，巴赫金的叙事时空体（chronotope）就很微妙地转变成了时间型（chronotype）；而故事中的时空轴也变成了形象—背景的二元。人物在时间中的遭遇，成了我们注意的‘形象’问题，而在空间中发生的情节则是可以任意忽视的背景。”[26]这种理解与表述所展现的思维模式还是很有问题的。她在谈到巴赫金的时空体时，并没有注意到时空一体论的根本思路，恰是来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这种来源的援引恰是将时空体中的空间置于一种广阔的视野了，她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相反，她援引了巴赫金对时空体中时间和空间相互转化的过程试图将之空间化：“巴赫金关于叙事时空互构互动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中途退出了叙事诗学。本人愿意步索加的后尘，建议对空间加以补偿性的强调，以便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回到巴赫金所持续关注的、关于叙事产生过程中空间作为活跃的行为者的功能。”[27]如果我们曾对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进行认真的细读，我们将会发现，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中，时间本身就是空间的第四维，这是其诗学理论从源头上内在规定了，如此，不是说巴赫金空间或者时间维度不够，恰恰相反，这是巴赫金使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其正确位置的一种体现，另外空间作为活跃行为者的功能的解释似乎也是牵强，时空体中时间和空间是如何限定动作类型，进而与某些行为者联系起来，笔者会在本书第三章进行详细的论证。我们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推演的基础上，而不能简单牵强地对之进行不论证的论述，提出“空间作为活跃的行为者”的说法。客观地说，尽管这篇论文依旧重视了许多传统资源，并指出了空间问题在后经典叙事学视野中蓬勃的生命力，但是作者并没有很准确地将空间为什么会具有这么大的作用的原因论证清楚——这个原因可以在分析哲学的相关衍生命题中得到论证，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要做的。同时，这篇论文不恰当的解读降低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意义，在阅读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上显得十分草率——笔者认可每个人眼中都有其自身的巴赫金的说法，也认为从每个人眼中，也定会有其眼中独特的时空体理论，但是，这种解读，必须建立在对理论的反复而深入的细读中。应该说，上述两篇论文还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时空体与叙事学之间关联的问题。
如果说上述论文的都是在叙事学与时空体理论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话，巴特·凯南的《时间与想象：西方叙事文化中的时空体》则是认知叙事学与时空体理论交叉领域中最早的成果，这部著作是其多年研究成果，作者是根特大学的教授，他的“学位论文是法语与德语城市文学”[28]，相关研究“引导他将文学中的都市视为时空体”[29]。应该说，在研究中，试图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与当代叙事学理论结合在一起”[30]是其主要的想法，虽然他的落脚点在于构建一个文学想象的一般理论。该书共三章，第一章是叙事想象的构建基点，第二章是时间和时空体的概念，第三章是情节空间和西方叙事文化中的道德性。从认知叙事学与时空体理论交叉领域上，他的相关研究有以下贡献：首先，他指出了“行为空间时空体作为（互文性）脚本”[31]，这与笔者试图从历史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交叉引导的整体思路是一致（都是将之落于认知科学交叉领域中），说明其有认知科学方面的系统积累——尽管其论述出现了错认，没有看到动作空间构成的是情境（situation），之后的带着事件序列的时空体才构成了脚本（scripts）。也就是他之后的所提的情节空间才是脚本而且是一个历史脚本。
他将时空体中的空间分为“动作空间（Action-Space）、情节空间（Plot-Space）、世界观（Worldview）”[32]等，虽初步涉及一些时空体认知问题的基本面，但实际上是没有看到时空体是由情境、脚本及社会认知整体框架等层层递进的认知图式构成，而由于其将动作空间视为脚本，他对于情境及其与其他框架之间的投射关系，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在涉及其中的时间问题上，是不清楚的，没有看到时空体作为情境时中隐含着时空场点、人与关系三个因素，而动作是在时空场点与人的相互作用上，也就是在关系层面上才产生，所以，他在时间与动作这个层面上的分类，看似清晰，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其中认知科学内涵。
其次，他有类型学的视角，这一点与笔者自硕士论文起坚持的思路是一致的（在类型学上），尽管他依旧是在共时模式中，没有历史类型学的视角，但是，他确实将问题推到了关键点上。再次，是他进一步扩展了巴赫金与西方叙事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堕落时空体与再生时空体等类型，当然尽管这里完全可以展开其中的历史维度，但是他却再一次将这些问题与悲剧主角（女主角）联系起来，将之共时化，依旧说明了巴赫金的潜在的比较诗学的维度未被其完整理解。
除了他的共时化视角之外，也就是他未能将之比较诗学的视角展现出来，他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在他所说的脚本上——他将之误认为动作时空，而不是事件序列时空中——巴赫金所涉及的社会历史维度对于他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他没有认识到巴赫金所说的是一个历史脚本，没有将问题推到历史层面的、文化上层面的历史脚本，这说明他对于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的视角，也就是历史比较诗学的视野，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相对比较隔阂的。
不过，需要特别肯定的，巴特·凯南的著作对认知维度的初步认识与凸显，还是非常恰当地建立起了时空体在认知层面上与叙事学之间关联，这实际上是比上述几篇论文更进一步论证了笔者研究论文的学理基础，在这个一点上，尽管笔者是从这个认知领域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的，建构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但笔者不得不强调他毕竟是在这个领域的最早认识到了时空体的认知科学维度并尝试进一步思考的学者。
笔者的200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及之后的2012年的关于时空体的专著[33]也是坚持从历史诗学视角出发来研究时空体理论，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的立场与《叙事学的巴赫金》（Narratological Bakhtin）更接近一些。
当然，正如我们所知的，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具有未完成性，这“使时空体理论研究保留着思绪创生的痕迹而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的同时，也使时空体理论因为充满了为数众多的省略、跳跃，成为一个晦涩难懂，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理路难题，甚至成为一个因为在思路上不断变化并且因缺乏论证、有时甚至回避论证而留下了许多有待争议的地方的诗学迷宫”[34]。笔者的研究是坚持从历史诗学（historical poetics）的角度来研究时空体，将之放在一个比较诗学的视角来研究的[35]，在硕士阶段的研究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论述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新康德主义的时空观等理论的影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在揭示其文本论证方面的症候：注意到1937—1938年的论文主体（前十章）与1973年的“结语”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指出其思路有从本体到修辞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时空体理论中存在着多重主题和综合建构思路，着重揭示其历史类型学的主要思路、作者时空体的宗教意义，并在以上传统的反复核查比对推演的过程中，将系列问题的潜在思路初步补完整。
笔者坚持的历史诗学视角，和俄罗斯一些学者（《叙事学的巴赫金》的作者，以及В.Н.扎哈罗夫等[36]）对时空体理论的认知比较接近，但是，在西方尤其是英美研究中，这个时空体的历史诗学维度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事实上，目前英美学界对历史诗学的研究与翻译十分缓慢，历史诗学（historical poetics）在英美一直还是姗姗来迟的幽灵，仅有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相关的论文也非常少，在2010年之后似乎看起来有所进展，如开始组建一些维谢洛夫斯基诗学的讨论小组，进行诗学讨论，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这种讨论仅仅是看起来有所进展，实际上这个讨论小组同时承担着其他问题的研讨，而且目前开始研究视野时有转移，这种研究现状，从诗学视野上阻碍了英美学界对时空体理论的进一步接受。
尽管时空体很早就收录到对叙事学术语界定非常严格的《叙述学词典》，[37]但是，我们看到英美叙事学界对时空体所隶属的历史诗学传统是陌生的，目前的时空体的定义也是简陋，所以，当我们看到目前最权威的叙事学指南中，出现一个关键性错误的时候，这是不难理解的，重要的是，这个判断还是最重视语言学模式和诗学引导模式的戴维·赫尔曼做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美学界，对于这种历史诗学思路是整体陌生的。
我们在提出戴维·赫尔曼的这个关键性错误之前，还是先提一提戴维·赫尔曼对叙事学史的精彩处理——这是因为，在我们接下来不得不变得有些草蛇灰线的叙事学谱系叙事中，戴维·赫尔曼的“谱系”将会成为我们复杂故事的一个“预叙”——戴维·赫尔曼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试图用“谱系学”的方法，对叙事学的早期形态学源头做了较细致的梳理，这种方法非常值得提倡，他的视野也非常值得称道，尤其是他对传统源头追寻工作的重视，正如他所说：“我想表明的是，英美学者在该领域的初始尝试尽管对最近的叙事研究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参见下文“形态学Ⅱ”），但是必须置于他们的欧洲传统和话语的综合体之中来审视，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植根于这一综合体之中。”[38]看清我们来处，永远是向前走的一个最好方法，在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到传统，应该说，将叙事学传统重归欧洲文化传统中，找出其诗学源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正当其时的工作。当然，这种理论资源如何述说，如何确定，终将跟我们所读的书，曾经涉及的理论冒险有关，也就是说，这个重要的工作，最终会变成某种视野的比对和对话。戴维·赫尔曼“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39]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视，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找错了关键的一个点。对于陌生的或者说不常见的“谱系”，如何能重建某种谱系研究呢？首先是需要经过对对象穷追不舍的探索，这就是此处所说的“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背后所隐藏的“影子工作”，很多认识，不仅需要通过某种基于专业知识的长时段的漫长求索才能达到，而且需要某种传统，我们不能说赫尔曼似乎在一个转身中错过了一个关键的入口，没有进到这个传统之中，而是一开始，赫尔曼所秉承的传统之惯性使其对这个入口视而不见。
在这里，笔者还是再强调一遍，我们是将对戴维·赫尔曼的赞同，作为对戴维·赫尔曼慎重批评的开始——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有可能会让我们对部分学者的评价引起一定的误解，但是，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们如此冗长的前奏实际上体现笔者的一种谨慎与不安，戴维·赫尔曼的下面这个失误完全不影响笔者对其诗学建构尤其是叙事认知维度方面的杰出工作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失误是历史诗学在整个英美学界系统性失落的症候。
戴维·赫尔曼的失误在一个影响关系的确认上，他在谱系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个史料性的错误。赫尔曼认为：“形式主义者试图为散文文本建立文体模式的努力也成巴赫金（反形式主义者）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wsky）小说中的多声部现象的起点。半个世纪之后，巴赫金的研究催生出语境主义叙事理论。”[40]戴维·赫尔曼是一个非常好的叙事学家，但是在这个问题的确认上，他与一般的研究者一样，由于对历史诗学的传统比较陌生，所以出现了论断上的错误。
正如我们在上面初步做的“预叙”，形式主义者不是巴赫金的诗学来源，实际上历史诗学才是巴赫金、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及普洛普诗学的共同来源，形式主义者并不是巴赫金诗学上的父亲，而是其谱系上的兄长，而且是一个只继承了部分诗学遗产的兄长。真正称得上这个位置的，是维谢洛夫斯基，恰是他的《历史诗学》等著作，开启了整个历史诗学流派。当然，我们是在比喻意义上来解释，便于研究者来简单地理解这种关系，请各位深谙文化政治批判的专业读者原谅我们在语言及比喻上使用的幼稚，在新的比喻建立之前，有时只能借鉴旧的经验展现某些认知现象。
尽管《历史诗学》在我国，相比较而言，被接受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但是，维谢洛夫斯基依旧也只是在一个更少的领域中为人所知，与巴赫金、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比起来，依旧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里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作为一个先行者，草创时期的许多理论，从目前的视野看，总是显得不如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开拓的新理论更富针对性；二是草创期间的理论带有很多实验性质，不少可能看起来显得有些简陋及不易理解。所以，当大量的创新夹杂着属于20世纪甚至19世纪的话语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常会被人忽略过去。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敞开了影响深远、极富影响力的诗学视野，我们在上面引文中已经看到了，维谢洛夫斯基对20世纪俄罗斯文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式主义者、巴赫金、维诺格拉多夫、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实际上，在这个名单上，还有普洛普，正如有研究者提到普洛普时所说的：“当我们从这一角度开始探索之旅时，首先看到的‘源头’之一，便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41]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与维谢洛夫斯基的情节诗学有渊源关系，这样非常确定的关系。同样，《结构诗学》的作者乌斯宾斯基也指出了：“当然，普洛普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他本人非常感激地承认道：‘……可以指出，我们的观点尽管是全新的，但已被别人直观地事先预见了，而这个人恰恰是维谢洛夫斯基……’”[42]
事实上，在Wolf Schmid的《俄罗斯原叙事学》（Russische Proto-Narratologie）（2009）选集中，就是将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排在第一位的。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给漏了。（但是，这个追溯以往的工作目前我们在上面看到，已经开始有进一步进展的好苗头，尽管我们看到，依旧是在德语统治的领域的。）
笔者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维谢洛夫斯基所引导的“俄罗斯原叙事学”，实际上，在一个简化了普洛普和巴赫金之后，分别开启了形式主义叙事学和语境主义叙事理论，但是，实际上，如申丹所说，这两种叙事学是互相需要对方的，[43]这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两者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实际上，从目前的叙事学史视角看，普洛普和巴赫金在叙事学传统中分开了两条路：一条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也就是形式叙事学）；另一条是语境叙事学的。[44]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故事形态学》化的普洛普和被过分历史化和简化的巴赫金分开了两条路：一条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条是语境叙事学的。这是因为，正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所说——李福清也认为自己的所有研究是“沿着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方向进行的”[45]——普洛普的第二本书其实是《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在这本书，他涉及很多起源的历史问题。而且，“普洛普教授自己每次都强调这两本书是有连贯性的，代表了他的神奇民间故事研究的两个方面”[46]。所以，《故事形态学》加上《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才是完整的普洛普的历史诗学。
同普洛普一样，巴赫金诗学特别是时空体理论与维谢洛夫斯基是有渊源关系的，笔者已经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及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中详细地论证过了。[47]所以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主要从几个方面论述巴赫金的历史诗学，与普洛普的历史诗学影响是怎样有所不同的，为了便于与叙事学影响衔接上，我们把重点放在《故事形态学》上。
如学术史所述，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普洛普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描述，实际上，热奈特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衔接的是普洛普等人的工作，但是，由于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传统并不熟悉，法国理论家普遍接受的，是一个结构主义化的、简化的形式传统。怎么来理解，我们还是从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说起。
应该说，普洛普的这本著作自身对维谢洛夫斯基进行了简化，所以，在这之后他撰写了《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但是，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对其后来者，有着明显导向作用，尽管，他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隐约闪现着历史诗学也可以称为“历史比较诗学”的传统的光芒，但其《故事形态学》中的形态学偏重于形式的研究，这就使得在接受的过程中，某种历史的维度被忽视了。
不过即使如此，普洛普《故事形态学》的诗学方法还是有很多历史诗学的痕迹，比如说，他认为：“打算进行研究的不仅有故事的形态结构，还有其十分特殊的逻辑结构，这将为故事的历史研究打下基础。”[48]所以，他的诗学实际上是历史诗学的形式部分，这种历史诗学，不仅要对故事的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要对故事的历史进行深入的考证，这是一项最接近历史比较文学（也就是历史诗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其论题的限制，实际上涉及相关的历史研究难度较大，当时还没有做好准备——巴赫金当时所做的工作还没有为人所熟悉——所以，形式部分先一步出现了，并因其简化与可操作性，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实际上，普洛普说的这句话，除了突出自己的形式论的方法之外，不乏对其相关传统的一种尊重，并最终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诗学的工作，他的诗学本身确实具有很多历史诗学的痕迹，而且这些东西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他所列出的许多民间故事形态类型中，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类型的研究，恰是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基础上，他才很好地建立其自己的理论：重读热奈特多次的读者定会会心一笑，因为热奈特的叙事学其底层理论恰是类型学。当然，这是因为自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以来，对文学类型的集中聚焦，开拓了一个极大的空间，普洛普恰是站在其历史诗学前辈的肩膀上，完成自己的工作。相对而言，他建构的是一个简化的版本，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最终在这本书中展现的是一条类似形式主义者的道路——俄国形式主义者也是历史诗学的一个特殊的支流，一个形式方面的简化版本——并进而影响了经典叙事学。但是，我们看到，热奈特是将形式作为更重要的层面，而普洛普更侧重历史根源——虽然他也是很注重形式的，这是俄罗斯整个诗学的双面雅努斯特征：注重形式，也注重历史。相比较而言，形式主义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简化更为彻底，但是，正是这种简化，使得其更为简单和明了甚至清晰，有时简单甚至浅薄也是一种力量，可以使某种理念在前期走得更远。
不过，普洛普所做的工作不是重复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工作，相反，其视野十分完整，只不过，他所做的工作，在他看来，是对历史诗学形式部分的推进而已，正如其宣称的：“我们不曾触及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巨大领域。这些历史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会比形态研究有意思，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49]也就是说，形式与历史交互问题，是历史诗学的最终目标，那么这里的形式部分的研究仅仅是初期目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所以普洛普这样说道：“可在个别局部问题方面做得更多。历数著作与姓名并无意义。不过我们敢肯定：没有正确的形态研究，便不会有正确的历史研究。”[50]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历史比较取向的，所以，对于以下的话语，我们有时觉得这种形态研究似乎牵扯得太广了，但是，实际上，这确确实实是其诗学源头所内在要求的，也就是历史语言学的要求，我们还是把这点比较完整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将故事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无法进行正确的比较。而我们若不会比较，那又怎么能够弄清诸如印度和埃及的关系，或者希腊寓言与印度寓言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无法将故事与故事做比较，那怎么研究故事与宗教的关系？怎么比较故事与神话？归根结底，就像百川归海一样，故事研究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应归结为解答一个最重要、迄今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全世界故事类型的问题。[51]
普洛普在这里宣称的历史研究，恰是历史诗学范畴，但在今天，其诗学苦心却已经逐渐无奈淹没在更为汹涌的简化浪潮之中。从具体的论述来看，普洛普是完全不否定历史诗学的意义的，他认为没有正确的形态研究就没有正确的历史研究，肯定了形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甚至，他所提到的比较视野，恰恰是在俄罗斯历史诗学（历史比较诗学）视野中进行的，而他所有的故事类型问题，则完全是一个类型学的视野，是一个比较诗学的问题。应该说，自始至终，普洛普是在一个历史诗学的传统上进行的一个创新，他自身带有历史诗学的视野，有着历史诗学的研究方式，只不过，他通过创新，在《故事形态学》中将历史诗学的形式部分方法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将这个流派中注重结构维度，也就是形式的维度，发展到了新的维度。而这种发展，则影响了后来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并进而最终模仿普洛普从形式问题入手来建构其诗学路径。
应该说，普洛普试图将文学研究置于一个科学领域中，用一个形式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样的话，我们便看得出来：很多东西有赖于形式研究。”[52]他的做法是，用整体与具体成分之间的关系来对故事进行描述，在他的关于用道具将主人公送达目的地的著名描述中，[53]由于这个描述十分著名，我们将不再复述。普洛普主要还是从语法角度切入的，他认为沙皇、老人、巫师、公主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成分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的名称不同而已，当然，我们知道，普洛普著作带有历史诗学的隐含面，普洛普关注的是功能，他试图做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诗学注重意义的特点，正如他所说的：“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54]也就是说，有时候，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和巫师赠给伊万指环，有时候，是不同的，尤其是不同文学类型之中，当然，尽管普洛普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是，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深入这个问题，也没有涉及其他文学类型中，他谈的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有时并不是特别复杂，尽管，普洛普试图说明这个“简单”的领域也并不那么简单，他提到了：“例如，如果伊万娶的是公主，那这完全不同于父亲娶了带着两个女儿的寡妇的婚事。另一个例子是：如果在一个例子中是主人公从父亲手中得到100卢布，后来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能未卜先知的猫，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是主人公因其英雄业绩而获得余钱奖赏，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面对的虽然是同一行动（钱的转手），从形态学上说却是不同的要素。”[55]相同的结构项，在不同的语境中是不同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带有历史诗学色彩的。不过，我们在上面大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普洛普的理论建设方向是与巴赫金不同的，他的《故事形态学》中是强调历史维度，但在具体操作上，将强调形式因素的部分写成了一部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其理论部分，普洛普没有在一个理论层面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虽涉及了形式与历史交互面，但是对交互面没有系统深入地发展。
我们将会在下面论述到，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从叙事学角度上看，是一个集叙事语法与叙事语义、叙事语境为一身的概念，相反，应该说，普洛普在这个著作中没有从叙事语义整体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研究对象的原因及其简化研究的思路，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涉及诸种文学类型不同，普洛普涉及的仅仅是民间文学，而这民间文学比巴赫金所提到的传奇时间类型的文学似乎还要简单一些，这样，普洛普实际上减少了自己讨论的范围，所以，他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简化了，但是，他的这种研究却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实际上，与普洛普的形式研究相比，结构主义叙事学尤其是热奈特更进一步削减其中的语义及社会历史内容，强化了形式功能。尽管，我们同时看到热奈特不得不诉诸具体批评，试图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也就是普鲁斯特的独特性成分，找到其中的意义部分，这就成了他自己说的在方法论和具体批评中的摇摆。
如果我们很简单地将普洛普的方法和巴赫金的方法有一个简单的区分的话，那就是普洛普采用的是一个最早期的叙事语法方案，而巴赫金采用的是一个叙事语义、叙事语法及叙事语境综合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巴赫金的文论（包括时空体理论），作为一种叙事学传统，从一开始，看起来是在经典叙事学之外，[56]但是，却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重新归来，而成为语境叙事学的重要来源的原因，正如上面戴维·赫尔曼提到过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次要做的，是试图在转化学理论证上，借助相关理论模型的搭建，使时空体理论能获得衍生的形态，变成语义和语法、语境的综合为基础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种基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历史叙事学，这种历史叙事学，是西方传统比较陌生的，但是在德国（主要是在德国的英语系学者）和中国——俄国学者对诗学模式情有独钟，对叙事学不免有所忽视——却因为社会历史批评和形式论的双重深入，将会是让国人有一定接受度的模式。
要之，我们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转化工作，这些转化工作中还会涉及其他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牵扯，这里主要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试图对叙事语义和叙事语法、叙事语境的交互进行研究的叙事学，这部分主要涉及一些语境叙事学及个别以语言学模式引导的叙事学理论。语境叙事学大部分还是引用巴赫金的一些思路，没有系统地转化时空体理论，由于绕过了时空体理论这个难关，所以这部分的相关研究显得比较浅与泛，其他个别以语言学模式引导的理论，还是比较多地借鉴了认知诗学、认知语言学、语义学的方法，这部分主要还是戴维·赫尔曼与可能世界叙事学等，但是，戴维·赫尔曼对于历史语言学、历史诗学是完全忽视了，这就意味着他的理论视野显得比较狭隘，其理论未能容纳更为广阔的世界，而可能世界叙事学在基础方法上未能解决专名问题，则使这个方法留下了一个缺陷。当然，我们对戴维·赫尔曼的批评与可能世界叙事学的批评，不是意味着笔者的方法比他更巧妙，而是笔者站在巨人肩上，也就是借助了巴赫金理论对他进行的一种批评，甚至巴赫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也就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之上进行创造——这个历史诗学流派，毕竟是一个国家历经几代非常努力的学者进行的艰难的工作。
第二部分是涉及比较叙事学部分，因为时空体理论是一个比较诗学，而且是历史比较诗学，所以系统转化后将是一个比较叙事学方案。比较叙事学研究目前也处于理论的最初阶段，国内是谭君强教授的富有启发性的比较叙事学，国外除了零星的几篇英美模式的比较叙事学论文之外，也就弗卢德尼克及其老师斯坦泽的历时论的叙事学具有一定比较色彩。因为巴赫金所采用的比较文学路线是在“族系”或者说“谱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试图将影响和平行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并且采用了历史语言学或历史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采用了认知的方法试图对类型学与影响都有所拓展，在比较方法上有所创新，因此也会显示出不一样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弗卢德尼克及其老师斯坦泽的历时论的叙事学，尽管是历史语言学模式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结构主义化的、带有很大的普通语言学的残留，所以造成了其理论的很多思路的受限，虽然有历史与比较维度，但与时空体理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谭君强教授的比较叙事学建构，应该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比较叙事学的模型，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研究方向的指引与标识作用，但谭君强教授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到比较叙事学的路径，也就是从叙事学到与比较文学理论交叉领域的过程，而笔者实际上采用了从比较文学理论到比较叙事学的过程，是另一面的转化，因此两者在路径及出发点上还是不一样的，思路及涉及的内容也有所差异。所以，关于这两部分相关学说的述评，我们暂时在这里采用简述。[57]
我们在上面较详细地“叙述”了某种研究的背景，但是，我们依旧担心，如果不知道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仅仅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我们在上面的述评将会使人觉得不知所云，在很大程度上，笔者最为担心的是，历史诗学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常忽略了它实际上的比较诗学的实质，正如历史语言学有另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名称一样，从而对我们的转化过程难以理解。